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曾国藩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非常小心谨慎，而且他做到了“推功于上，让利于下”。把事情做好了，功劳推给皇帝；利益不自己独贪独占，分给属下。这样一来，无论是上是下，都希望他有成就。
在《易经》里，古圣先贤观察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总结了这样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
有日就有月，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而我们把这个道理用来观察人事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人心的一忧一喜、人事的一治一乱等，都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
这种变化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能留心观察出来。所以，古人用太极图来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就意味着阴阳失去了均衡。阴阳失去了均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此消彼长。
对于这个规律，体会最深刻的人，就是曾文正公曾国藩。我们知道，曾国藩是清政府汉人中地位最高、权位最重的一个人。但是他在朝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在省里为自己建造过一所房屋，买过一分田地。他曾经对军中的僚属宣誓说：“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而且说到做到，数十年如一日。
他在家书中曾写道：“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一个家庭、家族、企业、政党、国家的破败，都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过上了过分奢侈、过分浪费的生活，以至于入不敷出。
一个人一直都在走上坡路，突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转折点何在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奋斗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享受一下人生了，过上了过分安逸、不思进取、玩物丧志的生活。
一个人不讨人喜欢，都是他过分骄傲、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造成的。《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是我们现在走到哪里，都体会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现在的孩子也没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和人相处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出现了矛盾和纷争。原因是许多孩子在家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有的家人都要为他服务、看他的眼色、满足他的需要，当诸多小公主、小皇帝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出现矛盾和纷争才怪呢！
《易经》一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爻，卦辞与六爻的爻辞有凶有吉。古人就是看卦爻辞的吉凶，来观察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判断一个人的发展趋势。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的，那就是谦卦。谦卦的卦象是艮下坤上，即山在地下。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是宁愿居于平地之下的。
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才华横溢，又有权势，就像曾国藩这样，连皇帝都可能会对他有戒心，同事会对他有嫉妒之心就不奇怪了。那他就应该向曾国藩学习，曾国藩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非常小心谨慎，而且他做到了“推功于上，让利于下”。把事情做好了，功劳推给皇帝；利益不自己独贪独占，分给属下。这样一来，无论是上是下，都希望他有成就。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宽恕的这个“恕”字，是终身可以奉行的。《尚书》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靠什么去赢得朋友呢？靠的就是自己的真诚恭敬。
《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过分的人自招灾祸。这个“淫”，在古代是过分、放纵的意思，也就是任何事做到了极致、太过分了，都会物极必反，给自己招致灾害。
《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左传》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拿了很多的钱去供斋、去布施，但是回来之后仍然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这不就是多行不义吗？必然会给自己招致灾祸。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要从根本上学，要从经典中学，不要被迷信的做法所蒙蔽。
袁了凡是明朝的一个读书人，他的前半生仕途不是很顺利，也没有儿子。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要他反省自己的缺点，让他看一看自己究竟有什么过失，导致了自己仕途不顺，又没有儿子。听了提示，袁了凡就马上反省自己。在细细思考之后，他坦诚地说：“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积厚福，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
在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儿子的时候，他反省了六点：“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育万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除了这些过失以外，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过失，不能一一加以列举了。
袁了凡先生的认识反映了古人的伦理观，对我们也有积极的启发。他的仕途在日后也变得比较顺利，还生了两个儿子。到了晚年，他就把自己一生改过的经历写给了自己的儿子，称为《袁了凡家庭四训》，简称《了凡四训》。
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第一代创业的人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了事业。到了第二代条件好了，但是还能够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知道克勤克俭，使事业发展壮大。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体会到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甚至学会了骄奢淫逸、铺张浪费，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苦创下的基业败光了。
古人特别有智慧，不会等人已经锒铛入狱了才去议论，而是事前就对你有所提醒、有所警戒。看到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以后的结果。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对外沉迷于打猎、游玩，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这些情况只要有一种出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这六种情况都做了，那还有不灭亡的道理吗？这些都值得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警觉。
二、圣人以天下为度
身为领导者，不能因为私人之间的仇怨产生的怒气，损害了国家的公义，要保持理智，顾全大局。
中国的文字确实是智慧的符号，除了表音、表意，每个字还有各自深刻的含义。我们看“怒”字，上面是个奴隶的“奴”，下面是一个“心”，这个字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发怒。
“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汉书（五）》。这里的“度”是打算、度量的意思；“功”通“公”，是公义的意思。这句话是在汉武帝时期，匈奴请求和亲，朝臣来商讨和亲大计时提出来的。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避免意气用事、任性而为。身为领导者，不能因为私人之间的仇怨产生的怒气，损害了国家的公义，要保持理智，顾全大局。试想当时汉武帝如果忍不住怒气，发动战争攻打匈奴，双方的百姓都会因此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必将因此不得安宁，浪费大量财力物力，疲惫不堪。
《黄帝内经》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一个人经常发怒、脾气不好，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肝不好，因为怒伤肝；二是发质稀疏，人生气时血气会往头顶涌，头顶经常发热，不利于头发生长。
有人专门研究人的情绪、情感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结论：人身体不好，特别是五脏六腑出现各种问题，都和恨、怨、恼、怒、烦这五种不良的情绪有关。要避免这些情绪，“恕”就很重要了。
孔子的弟子来请教他：“有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说：“有，这一个字就是‘恕’。”
这个“恕”字，上面是一个“如”，下面是一个“心”。这个字告诉我们，“恕”就是要做到如其心，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样，就能够做到转怒为恕了。
《弟子规》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任何事情我们要加给别人之前，应首先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态度来对我？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那我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中也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讲的就是恕道。
《孔子家语》中写道：“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
我们不想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如果我们从早到晚，每一言、每一行之前都能够想到这点，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什么叫“如心”呢？我们真如自性的心就叫“如心”。我不仅仅和自己是一体的，和他人是一体的，而且和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这个心才叫“真如之心”。看到别人很悲伤，你也会感觉到很悲伤；看到别人很快乐，你也能够从心底感受到那种快乐。“同体大悲”，就是说你和万事万物是一体的。
现代人的这种和人感同身受的心，越来越为物欲所蒙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们感受不到身边人的痛苦，看到别人的苦痛，经常麻木不仁，不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只有“同体”的感受有了，才能生起对别人无私无求的帮助之心。
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间人每天“朝九晚五”地忙碌，工作很辛苦，都是名和利的力量在推动。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很多人不为名、不为利，也在辛辛苦苦地努力工作，那背后推动的力量又是什么？就是“如心”。“同体”的感受能够让他们把别人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这种“同体大悲”之心促使他们为了大众的利益付出，无私无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克制怒气，除了恕，还有忍。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忍有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力忍。用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不去打击报复别人。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终有一天会忍无可忍。所以，这个功夫要提升。
第二个层次是忘忍。心胸开阔，对别人的不好转头即忘，宰相肚子能撑船，不和别人计较。
第三个层次叫反忍。中国古人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别人事情做得不圆满、不够好，那一定是我给他的指导不够，给他的教导不足。如果一个人和别人相处都是彬彬有礼，唯独对我很傲慢、不尊敬，那一定是我有傲慢，才使得他对我也很傲慢。如果事事不去责怪别人、不去生气，反而能反省自己，心情就能变得很平静了。
第四个层次是观忍。过去的事都如梦幻泡影，过去了就不要再斤斤计较。如果记在心上，每想起一遍就把自己气个半死，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第五个层次叫喜忍。当别人毁谤我们、批评我们、讽刺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要生气，还要高兴。你可以这样想：看这个人又来提升我的境界了，又来锻炼我的忍辱功夫了。如果没有那些斥责自己的人，怎能知道自己的功夫不够，还以为自己的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正是因为有人来批评、诽谤、讽刺我们，我们才知道，原来自己还不能做到如如不动，还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第六个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最高的忍辱功夫，叫慈忍。不仅不去对别人打击报复，反而想着帮助他、提升他、成就他。我们中国人非常有仁慈之心，说“一切可恨之人都有可怜之处”。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的良心被唤醒，都可以被称作一个善人。从而促使我们的每一个领导者、每一个人都想方设法地把这种良好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送给更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这种责任感、使命感。
中国有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比如，你以前对朋友特别讲义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他做了很多事。但是有一次，你因为不高兴，发了一通火，说了几句伤害他的话，结果他就记住了那几句伤害他的话，把你以前对他的好都忘记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
经常发脾气的人，人际关系都不会很好，没有哪个人能够与他保持长时间的友谊。想医治爱生气的毛病的人，可以学学心理暗示的方式，即晚上站在镜子面前，对着镜子说：“我从今以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生气了。”早上对着镜子说：“我已经不生气了。”
当然，“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你坚持了几天，遇到了那些令你不顺心的人和事，可能仍然会火冒三丈，但是请不要因此就丧失了信心。经过不断重复、不断练习，一定可以成功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即使在你面前发生了最令你愤怒的事，你都不会轻易发火了。
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是因发怒把事情处理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变得聪明一点，换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三、我无欲而民自朴
要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之风、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我们知道现在搞市场经济，有很多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学礼，不知道用钱去救济百姓，而是把钱用于奢侈浪费。买各种名牌，不知道钱该用在哪里，结果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过当代。
《群书治要·墨子》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欲无乱不可得。”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墨子说：“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管子》中也论述到，奢靡之害确实非常严重。以前圣君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今天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不同了，车船的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女子去学习刺绣施彩，男子去学习雕刻，没有人再去从事纺织和耕种，百姓受冻、挨饿就屡见不鲜了。
君主制造的车船如此华美，左右亲近的臣子也都纷纷效仿。百姓饥寒交迫，才去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多了，刑罚就愈来愈苛刻；刑罚愈来愈苛刻，国家就会动乱。管仲进一步分析说，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花费就会非常多，“用费则民贫”。就像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方式，借债已经借到第二代、第三代。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连子孙后代的利益都不考虑。
“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可见，“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要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之风、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那么，如何才能杜绝奢靡之害？《后汉书》说：“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弊。”政府忙着去盖办公大楼，愈盖愈奢华。老百姓外出打工回到家里，把自己家的房屋也盖得愈来愈高，而且还互相攀比，你们家盖了两层，我们家要盖三层，不能比别人低。在城市，房子的装修也愈来愈奢侈浪费，这都是没文化的表现。《史记》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说明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的房屋非常简陋，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也没有砍削，没有过多的装饰，非常质朴、简陋。
《群书治要·汉书》记载：“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就是因为我们废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这个法度是古人所讲的礼法，而且是恒常不变的礼法，就是我们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再讲仁义礼智信了；不再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了，也不再讲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了。把这些都舍弃了，而凭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奢侈行而仁义废”，这就是国家不能够再恢复到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我们观察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出现，都是因为皇帝能够带头力行节俭，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欲而民自朴”。
在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向汉文帝进贡了一匹千里马，汉文帝颁诏，说得还挺幽默，他说：“鸾旗车在前先行，随班的车在后紧跟着，吉日出行一天行五十里，军队行军一天行三十里，朕骑千里马，独自先到哪去？”于是他就将千里马归还，并且还付给献马的人行程的费用。又下诏书说：“朕不接受进贡，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请求进献了。”皇帝躬身示范，珍奇美丽之物的赠送杜绝了，闲游、娱乐之风也禁绝了。后来汉文帝被谥号为“孝文”，因为他懂得怎么样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孔子谓：“礼，与其奢也，宁俭。”
这告诉我们，节俭是礼的根本。改革开放后人民越来越富裕，奢侈之风盛行，竞相穿名牌、坐高档轿车、住豪华别墅、吃山珍海味。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就是示之以俭的表率，而且还从自己开始身体力行为社会大众做出节俭的榜样。
古人说：“暴殄天物，则必招天谴。好蠹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度，殃祸立至。”
明代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张牧之，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张牧之生活之豪华骄纵，连王侯都比不上。他的婢女都穿着锦衣绣服，奴仆也穿着绮罗，妻妾穿着用度就更加奢华了：拿绫罗绸缎来缠脚，拿帛来做抹布，丝毫都不觉得可惜。他们家有一个聚景园，春天牡丹花一开，用各种奇异的景观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棚子，用彩丝做绳，聚集了姬妾一百余人来歌舞饮酒，还取名为“百花同春会”，每唱一曲就赠绢两匹。
有一个客人看了之后就劝告他说：“过去寇莱公身为宰相，让歌姬陪酒，给绫一匹，有识之士就讥讽他奢侈，为他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哪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投梭始得成。’寇莱公听了这首诗之后就很后悔。而明公您爵位还不及寇公，用度不应该太过分了。”张牧之听后大笑，傲慢地说：“莱公是个穷酸汉，他哪里能和我比呀！”没过几年，张牧之死了，家里被清算，妻妾都穿着破鞋，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儿都没人给她们。
这种暴殄天物最后得到灾殃的例子，历史上还有很多。
蔡京在执掌国政的时候，饮食用度非常奢侈，用人乳喂猪，用芝麻喂鹅鸭，用绿豆喂牛羊。还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煮沸过几次之后就扔掉换新的。每次宴请客人的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之产，蔡京不满足，觉得没什么可吃的。
上行而下效，蔡京的一个家人叫翟谦，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峰先生，也是浪费无度，与蔡京差不多。有一次他在年底宴请朝臣，客人有五百多人，厨师进上汤来，有一个客人就随便说了一句：“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翟谦看了看左右，微微示意了一下，他的下人马上就心领神会，没多久就为每人端上来一碗鸭舌汤，每个碗里都有三只鸭舌。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止，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戏言说：“这还不够，能再添一些吗？”翟谦回答说：“既然有心请客，还怕大肚汉吗？”于是就派人快快添上，每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估计翟谦这一次请客，因为客人随便一句话，杀伤了3000多只生灵。
后来蔡京被贬斥流放，金人骚扰汴京之后，翟谦也贫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沿街乞讨，最终饿死在街头。
虽然奢靡之风很严重，但是只要圣明的领导者带头力行节俭，这个风气仍然是可以改过来的。
四、德本财末
腐败账本：第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第七是健康账，身心憔悴；第八是历史账，遗臭万年。
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本来可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半途而废，锒铛入狱。追溯原因，其实都是在修身上出了问题，都是一个“贪”字没有放下。不是贪财就是贪色，不是贪名就是贪利。
《大学》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货，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曾国藩就是学了这些教诲，才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
古人认为，财并不是赚到你手、贪到你手，就是你的了，它实际上为“五家所共有”。
第一是官府。比如，我们这个钱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坑蒙拐骗得来的，结果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不义之财被没收充公，虽然你赚到手、贪到手了，但是还没等你享受呢，又如昙花一现给收了回去。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还让自己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第二和第三就是水灾和火灾。水灾和火灾也会把不义之财给冲走、夺走、焚烧掉。
第四是盗贼。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盗亦有道”。盗贼也有道义，其中之一就是劫富。你的钱财来路不明，都是不义之财，又不做慈善，救济穷苦，反而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盗贼看了也会愤愤不平，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
第五是防不胜防的不肖子孙。不贤德的败家子，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败散掉。
在中国古代，即使没有读过圣贤书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财分两种。一种财叫吉财，就是我们通过勤劳致富，通过自己的聪明智慧，奉公守法获得的钱财，能给人带来吉祥如意、幸福美满。另一种财叫凶财，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贪污受贿、坑蒙拐骗等获得的不义之财。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幸福如意，而是不尽的凶灾。
在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中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漏脯，就是屋檐漏的雨水滴在干肉上，时间久了这个肉就有毒，吃了对人体有害。我们为什么要去取不义之财呢？很多人说我需要。当然是很需要，但是，取不义之财，就如同吃有毒的肉、喝有毒的酒来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国民政府时期，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先生出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外孙，又是商会的会长，所以他和清朝末年的那些权贵的后代子孙交往很多。亲眼目睹了他们败落的情形后，他非常感慨，就把这些故事案例都记录下来，写了一本书叫《保富法》。
这本书特别值得领导干部好好读一读。这本书提醒我们，赚钱容易，发财致富也不难，贪财也不难，但是要保持富贵达到三代以上，那可就难上加难了。他用历史和身边的案例给我们证明了“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规律。
现在，有人为那些腐败分子做了一个核算，证明腐败确实很不划算。腐败账本：第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第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第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第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第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第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第七是健康账，身心憔悴；第八是历史账，遗臭万年。在若干年之后，人们说到这个腐败分子仍然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他的后代子孙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你看，人生要懂得核算，不要去做那些得不偿失的事。
古人提醒我们，“立名于一世，失之仅顷刻。”很多领导干部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工作岗位，这一路走来，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今天的位置，何尝容易啊？终于有一个好的位置，可以让父母安心，让家人为我们骄傲，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了。但是在诱惑面前，如果把持不住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付诸东流。所以，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样才不至于利令智昏、欲令智迷。
古人告诉我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利益面前，我们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人家送给你，你也不能要。对财色名利有一点过分贪恋，都会让自己步入危险的境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为什么要读一点历史呢？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学习和汲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立。历史上有很多故事，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仍然是非常有启发的。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宰相公仪休，廉洁奉公，不与民争利，对下属要求也很严格。但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给他一些上好的鱼，但是他看了看，就派人送了回去。
这个送鱼的人感到奇怪，说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为什么您不接受，又给送回来了呢？公仪休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他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爱吃鱼，我是宰相，我也买得起，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养成了爱贪爱占的毛病，结果越贪越多，有一天因为贪污受贿被关进了监狱，请问，那时我还能吃得到鱼吗？还有人再送给我鱼吗？”
《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一个人好的财富、名声、地位，那都是枝叶花果，根本在哪儿呢？根本在一个人内在的德行。所以古人说“厚德载物”。没有深厚的德行，给你再高的位子、再多的财富，必然给你招来灾祸，因为你承载不动。
《大学》还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钱赚到手了，把它散出去，换得的是民心，人心都会向着你。如果把钱赚来了，都聚集在自己的手中，民心就会背离。
范蠡三聚财三散财的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范蠡本来是越王勾践手下的一名谋士，他曾经协助勾践打败吴国，收复失地。但是，在庆功的时候范蠡发现，勾践是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的人。于是，范蠡带着西施趁着月色逃离了越国，到了当时的齐国。从此之后，他隐姓埋名，开始做生意，很快就赚了一笔钱。钱赚来之后，他没有用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反而把这些钱都散了出去，帮助穷亲戚、旧邻居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又开始从小本生意做起，又赚了一笔钱。他又像上次一样把钱又都散了出去，之后又开始赚钱，如此往复做了三次。所以历史上有“三聚财三散财”之说。
范蠡这个故事说明了“舍得”的道理。舍得舍得，不舍就不得，小舍就小得，大舍就大得。所以古人告诉我们，要学范蠡，懂得散财，把赚得的钱，不用来竞奢斗富、骄奢淫逸，而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是40年到50年，中国大企业的寿命是7年至8年，小企业的寿命就更短，是2年至9年。所以，在企业界有一句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年”。
为什么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企业，都不能够持续发展呢？原因之一是没有按照经典来做事。《大学》告诉我们：“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要做事业，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很多人说是钱。钱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钱而无德的话，百万亿万的家产也会被他很快败散掉。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具备深厚的德行。自己有德行，所感召的人才是好的人才，才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才，不是争名夺利、为了名利而来的。这样他才是和你一样有德的人，没有德的人在你这儿也待不了，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有人此有土”，自己有德行，感召来的人也是一样有德行的人。这些人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就会有土。土，在农业社会就是增长财富的资源。
在现代社会，包括我们的市场营销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各种技术等。人多了，人才多了，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和能力。那么大家众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都发挥出来了，各种资源也得到充分的利用，自然会创造财富。这叫“有土此有财”。
财富创造完之后，用在“德日进，过日少”上至关重要。所以，回馈员工，让员工的付出得到肯定，让他觉得在这样一个企业工作，非常荣耀，非常有发展前途。还要回馈消费者，让消费者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好的服务、最有质量的产品，他才会做你的回头客。还要回馈社会，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要向国家纳税，要搞慈善事业，等等。这样的话，这个企业的社会荣誉感，社会地位就会越来越高。每一个员工在这样的企业工作，都感觉到与有荣焉。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就会逐渐发展壮大，并立于不败之地。这叫“有财此有用”。
五、以德报怨
要感激伤害你的人，如果没有人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就像温室里的花，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正是有人伤害了我们，当我们恢复时，我们的心智就得到了磨炼。
很多人说，我修养很好，对谁都满面笑容。其实可能是因为身边都是恭维我们、赞叹我们，甚至谄媚巴结我们的人。如果有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不知道你是领导，走到你的面前指着你鼻子骂，对你无理取闹，你还能对他微笑，耐心地了解情况，这才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的真正修养。
《群书治要·贾子》记载，梁国有个大夫名叫宋就，在与楚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做县令。梁、楚两国边亭都种着瓜。梁国边亭勤劳，多次灌溉瓜田，瓜长势很好；楚国边亭偷懒，很少浇灌瓜田，瓜长得很差。楚国边防县令对自家瓜长势太差感到恼火，楚国边亭也嫉恨梁国边亭比自己出色，因而夜间偷盗、破坏梁国边亭的瓜，致使很多瓜枯死了。
宋就却派人偷偷地到楚国边亭，夜间仔细灌溉楚国的瓜田，所以楚国的瓜长势逐渐变好。楚国边亭对此感到奇怪并秘密观察，发现原来是梁国边亭帮他浇灌瓜田。楚王听说这件事情后，对梁国私下让步表示高兴，于是用重金表示感谢，并请求与梁国彼此交好。
所以梁楚两国友好往来，是从宋就开始的。老话说：“将败而为功，因祸而得福。”老子说：“以德报怨。”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啊！
有一位大德，在《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一文中写道：“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
“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炼了你的心智。”很多人会说，怎么会感激伤害你的人呢？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恨不得他有灾祸发生我才高兴。但是这位大德却教导我们，要感激伤害你的人，如果没有人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就像温室里的花，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正是有人伤害了我们，当我们恢复时，我们的心智就得到了磨炼。
“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长了你的见识。”正是因为有人欺骗了我们，才使我们知道，天下有好人，还有骗术高超的人，他增长了我们的见识。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别人欺骗了我们，我们转而也去欺骗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能因为别人欺骗了我们，我们就丧失了对别人的信任。别人做得对不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做对。
“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你学会了自立。”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遗弃了，我们从小便学会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天下。所以有很多成功人士，在他们童年的时候，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磨砺，他们对这一段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我们看到很多生活在优裕环境中的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体会到生活的不容易，结果怎么样呢？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骄奢淫逸，最后成为纨绔子弟，成为啃老族、败家子。所以，很难说究竟哪一个环境好，就看我们如何运用这个环境，来成就自己和孩子的人生。
“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绊倒了，当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就得到了强化、得到了提升。
有人也说，虽然我们不能掌控风的方向，但是我们能够调整风帆。在生活中，我们无法预料会遇到自然界和社会中什么样的不良刺激、不良遭遇，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不良遭遇的时候，可以对外部的不良刺激，做出良好的积极的反应，调整自己的心态。
比如，北京经常有交通堵塞的情况，有的人遇到堵车，就会不停地抱怨，嘴里还骂着：“真倒霉，我今天一出门就遇上了堵车。”这种抱怨的情绪，不仅改变不了交通拥堵的事实，反而会使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越来越烦躁。有的人恰恰相反，他想反正交通已经拥堵了，自己又忙碌了一天，正好趁着堵车机会，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播放一首舒缓的古典音乐，再跟乘客聊聊天，这样就调节了气氛，时间也过得很快。面对同样交通拥堵的不良刺激，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态度，情绪受到的影响也就不同。
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选择快乐，还是愿意选择痛苦与烦恼呢？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愿意快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心理催眠师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潜意识是十分强大的，而且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只要你输入正确的指令和程序，它就会听从和工作。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国王喜欢打猎，以及与宰相微服私访。宰相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天，国王到森林打猎，一箭射倒一只花豹。国王下马检视花豹。谁想到，花豹使出最后的力气，扑向国王，将国王的小指咬掉了一截。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愁，谁知宰相却微笑着说：“大王啊，想开一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听了很愤怒，“如果寡人把你关进监狱，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宰相微笑说：“如果是这样，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大怒，派人将宰相押入监狱。
一个月后，国王养好伤，独自出游。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忽然从山上冲下一队土著人，把他五花大绑，带回部落！山上的原始部落每逢月圆之日就会下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土著人准备将国王烧死。正当国王绝望之时，祭司忽然大惊失色，他发现国王的小指头少了小半截，并不是个完美的祭品，收到这样的祭品满月女神会发怒，于是土著人将国王放了。
国王欣喜若狂，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摆酒宴请，国王向宰相敬酒说：“你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今天连命都没了。”国王忽然想到什么，问宰相：“可是你无缘无故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多月，这又怎么说呢？”宰相慢条斯理地喝下一口酒，才说：“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那么陪伴您微服私巡的人一定是我，当土著人发现国王您不适合祭祀，那岂不是就轮到我了？”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果然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这一切也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懊恼，不要沮丧，更不要只看一时。把眼光放远，把人生视野加大，不要自怨自艾，更不要怨天尤人，永远乐观、奋斗，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回想生活中的每件事，也都可以对自己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身边有人发出求救信号，如情绪低落、大发脾气，或行为异常，那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心理疏导远比一些预防举措更加有效。
法兰克是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在二战的时候，被关进了纳粹死亡集中营。他的遭遇非常悲惨，父母、兄弟，还有妻子，全被关进了纳粹死亡集中营，而且都被折磨至死，唯一剩下的亲人，只有自己的妹妹。他每天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接受严刑拷打，朝不保夕。
有一天，法兰克独自在囚室里，突然顿悟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环境下，人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从外部环境上看，他被关进了纳粹死亡集中营，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心理意识，也就是他怎么想，却是德国纳粹无法干涉的。于是他就凭着想象和记忆，不断地磨炼自己的意志，直到心灵自由，终于超越了纳粹的禁锢。而他的这一种超越，也感召了其他狱友，甚至狱卒。他协助狱友们在苦难中寻找到生命的价值，寻回生命的自尊。
法兰克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反应和外部刺激是一种刺激、意识和反应的关系。正是在意识这个中间环节，人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人的独立意识、良知可以对外界的不良刺激做出积极回应，这就是积极思维。
圣雄甘地说，若非拱手让人，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我们的自尊。所以，在生活中让人受害最深的，并不是那些不良遭遇，而是我们允许这些不良遭遇影响我们的思维、干扰我们的情绪。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也说：“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但是对于弱者，却是万丈深渊。”
六、心存仁恕
凡是古代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么我们从政，一定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过于苛刻。
凡是古代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么我们从政，一定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过于苛刻。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所谓“民之父母”，本应爱民如子，如果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把能够逮捕多少人、杀戮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毫无怜悯之心，这是与天道不相符的，结果一定不好。相反，一个人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他有仁爱之心，也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当司法的狱官，他亲自判处一个人刑罚，给犯人实施了断足之刑，也就是砍掉犯人的双足。后来卫国有了动乱，季羔逃跑。被他砍掉双足的这个人恰好正在守护城门，他就对季羔说：“这墙上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跳墙。”他又对季羔说：“里边有一个洞。”季羔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又说：“这里边有一间房屋可以藏身。”季羔就进去了。当那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离开的时候，就对这个被实施了断足之刑的人说：“我不能够亏损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把你的双足给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这正是你报怨的时候，但是你却帮助我逃跑，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人就说：“砍断我的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是无可奈何的事。以前我看到您要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时候，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这个我看出来了。在我被判刑，将要被行刑的时候，您面带忧愁，有一种伤痛之心见于颜色，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袒，而是像您这样的君子，自然就有这种表现，看到人民犯罪有一种哀怜之心——你看，这个人因为没有受教育，被处以刖足之刑，这多可怜、多值得同情！这就是我爱戴您、帮助您的原因。”
孔子听了这件事后就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意思是说，子羔做官吏真是不错！虽然都是在依法办事，但是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厉苛暴树立的就是怨气。既能够公正，又有德行，有这种关爱百姓的心，子羔做到了！
同样是做司法工作的人，存心却不一样。有的是虐民，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威严，且以此为荣耀；有的却是心存怜悯之心，而百姓对他们的回报也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是看到别人做坏事就非常痛恨，与他对立。事实上，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是更好的方式。
有一个《母亲的借据》故事，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她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怵她。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后回家，为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时，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工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出来。母亲还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姐俩称半斤。”
事情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说：“不怕，有妈妈！”
那是两个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母亲很有定力，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冷静。
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轻松，我捕捉到他话音里的颤抖。母亲没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地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
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刚刚借来的二百元钱。我记得那是四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五十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
母亲说：“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会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
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抢别人的钱。”
说完话，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
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向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一千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
曾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母亲写下的那张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也引起了他们的忏悔心，最后有钱的时候还加倍地偿还了。
中国有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句话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这位母亲用的就是“愧之”的方法，让他们生起了惭愧心，结果小人也变成了君子。作为官员，如果能够有一片仁慈之心，能够爱民如子，相信有很多人会被感化。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来告状，孔子把他们关在了同一间牢狱，三个月也没有进行判决。后来，父亲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释放了，没有再进行追究。
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但是您不把他杀掉，还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孔子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民众没有接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应该给予宽恕的。宽恕了他之后，一定要给他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道做人的本分。
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没有看到有哪一句话是教导百姓的，都是在劝导和教育领导者和君主的。百姓受到教化，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学到的。而作为君主，则要心存仁恕。
七、境缘无好丑
看一个人的前途，从三个方面来看就知道了，即看他是不是知恩图报，是不是有恭敬心，是不是有悲悯同情心。
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但是，很多人学习传统文化走入了迷信，喜欢找人看一看风水、调一调办公室的座位朝向。风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些都是枝节，真正的好风水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我们熟读经典，才不会上当受骗。
《群书治要》记载，鲁国的国君来向孔子请教：“我听说向东扩展房屋是一件不吉祥的事，这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孔子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说：“我听说天下有五种不吉祥的事，但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那到底是哪五种不吉祥的事呢？不妨看看下面的答案。
第一，“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就是我们说的损人利己。其实损害别人的利益根本不能让自己受益，帮助别人才会真正让自己受益。你损害别人，别人会怀恨在心，等机会打击报复，会给自己招至杀身之祸。
第二，“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管老人，不赡养、不照顾，甚至打爹骂娘，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结果把小孩子惯成了小公主、小皇帝，这个家没有了后继的人才，就一定会破败了。
第三，“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疏远贤德的人，任用的都是不贤德的人，这是国家的不吉祥。
第四，“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年老的人不愿意去教，年幼的人没有虚心好学的心，这是社会风气的不吉祥。
第五，“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其实都有报国的志向，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为什么会隐居呢？因为政治很昏暗，官场很腐败，真正有德行、有才学的人不被认可，都被排挤走了，有才华也施展不出，那圣人就只好隐居了。
这就告诉我们：“福田靠心耕，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方寸就是指人的一颗心。古人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这个地方即使风水很好，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去住上一段时间，好的风水也被他破坏了。所以，看风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应该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
古人告诉我们耕田种田是回报最丰厚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的前途，从三个方面来看就知道了，即看他是不是知恩图报，是不是有恭敬心，是不是有悲悯同情心。人生的“福田”有三种。
首先，我们看看恩田。如果一个人知恩图报、饮水思源，他就是在给自己培福，他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中国人特别强调要孝敬父母，原因何在呢？因为父母养育儿女的恩德是无人可以相比的，父母对儿女的付出是无私无求，而且是无微不至的。这么大的养育之恩，当然首先应该记在心上去报答。所以《孝经》里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如逢年过节我们都想着送礼，但是我们给谁的礼物想得最周全呢？我们对谁的礼物特别用心去准备，生怕别人不高兴、不满意，不符合别人的需要呢？是给领导、生意合作伙伴的礼物，是给跟我们有利益关系的人的礼物。
那我们从恩义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父母，我们应该对给父母的礼物最用心。我们大学放假回家的时候，首先想到给父母买礼物，然后给兄弟姐妹买礼物。那时我们很单纯，没有受社会上的功利思想的污染，做这些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受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深，逢年过节，我们想着去送礼，用心周到地给领导、生意合作伙伴准备礼物，但是却忽略了父母，这就是悖德悖礼的现象。
第二，我们看一看敬田，就是对别人有恭敬心。《论语》里有句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和人相处一个月，不是自己不喜欢别人了，就是别人不喜欢自己了，产生了很多矛盾。原因就在于，在家的时候，都是小公主、小皇帝，所有的家人都要看到他的需要、在意他的感受。所以当诸多的小公主、小皇帝走到一起的时候，如果不出现矛盾纷争，那就不正常了。
现在有些孩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没有责任感，也不能够承担责任。自己还好高骛远、妄自尊大，其实什么都干不了。总是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不会为对方着想。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
孔子一生所奉行的是“温良恭俭让”，他做到了温和、善良、恭敬、俭朴、礼让。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也提出了“处柔守慈”的处事原则。一个人有恭敬心，有仁爱之心，那就会“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事事如意。
第三，看一看悲田。悲田就是对人要有恻隐之心，要有同情心。这个悲就是拔人于苦的意思，看到别人处于痛苦之中，他发自内心地同情，而且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别人摆脱痛苦。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从被新加坡人视为“国宝”的许哲女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过着一种多么幸福快乐的生活。许哲女士小时候，看到母亲所做的一件事，奠定了她一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那就是要去帮助别人。有一天，母亲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当全家人正要吃饭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母亲放下碗筷，把门打开一看，是一群衣衫褴褛、面有饥色的人。这些人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苦苦地哀求，要讨一点饭菜吃。看到这样的情景，母亲二话不说，转过身把桌子上所有的饭菜都端出来给这些人吃了。
当母亲看到这些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能够吃一顿饱饭的那种满足感，内心极为欣慰。这给许哲女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她就下定决心，自己一生要去做帮助别人的事。后来，她到了美洲的巴拉圭，无私无求地照顾那里的人，使他们获得健康；帮助那里的人，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教育。
她的母亲九十多岁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要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在哪儿都可以。现在我年纪也大了，也需要你的照顾了。”她接到母亲给她打的这个电话之后，就回到了新加坡，一直照顾她的母亲直到她母亲过世，而她的母亲活了一百多岁。所以，确实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她回到新加坡之后，在很多人的支持下，办起了几十所养老院。每所养老院办好以后，她就默默地退了出来，把这些养老院交给别人去打理。她在私底下还默默地照顾了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生活贫苦，也没有人照顾。
她身体健康，还经常去给他们送食物和其他物品，照顾他们的生活。她自己的衣服很多年来没有买过新的，都是从垃圾箱里捡回来洗干净就穿。她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节俭；另一方面，她也是从照顾对象的心理出发，为他们着想。因为她所照顾的这些人都是很贫苦的人，如果她自己穿得很好，比如，穿了一件旗袍，又戴了一条金项链，然后说，我给你们送食物来了，这些接受的人都会觉得心理上有距离，像是被人施舍一样，感情就会疏远。她即使是去帮助别人，也是从被帮助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考虑到他们的需要。
有记者问她：“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活到一百多岁还能够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呢？”她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我所关心、帮助的人，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为这种笑容所感染，所以整天很开心，没有烦恼。”许哲女士的这种感受说明了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帮助自己。我们往往是通过帮助别人，释放了自己的压力，而且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快乐和成长。
有两个词语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助人为乐。助人不是为了快乐，而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第二是知足常乐。如果一个人不知足，他永远都快乐不起来。所以俗话说：“人生解知足，烦恼一时除。”这两点做好了，人生就会幸福美满。
八、君子忧道不忧贫
当我们从“我能得到什么”的观念转向“我能给予什么”的思维方式时，不仅会减轻烦恼、焦虑和压力，而且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一个人，总是想到自己，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去工作、去竞争、去努力，久而久之，就会有压力。因为无论如何努力，并非总是能够得到使自己满意的结果。经常关注自己的利益，还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焦躁、恐惧、忧郁、患得患失等。为了避免这样的压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移开，转而去关心、帮助别人。这个方法，我亲自体验过，非常有效。
1997年我硕士毕业，被分到中央党校工作。那时候我才20多岁，但是要面对的学员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素质、高水平的领导干部。我要给他们讲课，还要讲出效果，这对于从来没有上过讲台的我来说，压力相当大。果然，上讲台之前，我就已经惴惴不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
幸运的是，我当时讲的第一堂课就是领导心理调适。受到讲课内容的启示，我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不去考虑讲课效果，也不考虑自己的面子。想着这一堂课能够给学员带来什么，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怎样的启发，甚至是转变。想到这些，我备课非常充分，而且注意力不在自己的身上，压力也自然减少了。所以，我们往往是通过帮助别人，而化解了自己的压力，并且获得个人成长。
一个人如果过分关注自己的利益，就会有烦恼和压力。当我们从“我能得到什么”的观念转向“我能给予什么”的思维方式时，不仅会减轻烦恼、焦虑和压力，而且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因此，我们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放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
简而言之，只有放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的观念，才能真正摆脱这些无形的束缚，得到心灵的解脱和自由，做到“心纯净，行纯善”。
禅语说：不争，元气不伤；不畏，慧灼闪光；不怒，百神和畅；不忧，心地清凉；不求，不卑不亢；不执，可圆可方；不愁，快乐健康！的确，只有那些真正放下自我的人，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关于助人为乐，中国传统哲学早就给出了解释。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性本善，人性中有一种先天向善好德的潜能。为了说明这种人性本善的道理，孟子给我们讲了一个“孺子入井”的例子。
当一个不懂事、牙牙学语的小孩子，慢慢地朝着井边爬过去，眼看着就要掉进井里。大家看到了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之心，也就是恐惧心、同情心、怜悯心，都想着赶快跑过去把小孩从危险的井边抱回来。孟子问：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这个孩子的父母吗？是为了在同乡中博得好的名声吗？是因为我们厌恶这个孩子发出的哭声吗？
显然都不是。这种不由自主的恻隐之心，表明了人性中有一种先天向善的能力，而人只要充分发挥这种能力，就可以达到高尚的境界了。《中庸》中说：“率性之谓道。”这个“率”，就是让我们顺循着而不是违逆自己的本性去做，这样就可以与道相通了。
孟子说，虽然人性本善，但是人也会去作恶。然而人之所以去作恶，并不是因为本性不善，而是因为人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有的良心，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和熏染，久而久之就把自己本有的良心丢失了。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孟子举了一个牛山的例子。牛山是一座山的名字，它本来是一个风景优美、草木茂盛的地方，但是因为地处大国的郊外，经常有人到那里滥砍滥伐、放牧牛羊，久而久之就使牛山变成了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后来人就以为牛山本来就不生草木，可这哪里又是牛山的本性呢？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先天向善好德的潜能，我们只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良心，并且把放逸的心找回来，就可以达到高尚道德的境界了。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感叹：一个人把小鸡小狗弄丢了，尚且着急地把它找回来，可是把自己的良心这么重要的东西给弄丢了，却不着急把它找回来，这是多么让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人正如那些低劣的园艺师，放着贵重的梧桐树不管，反而费心照顾矮小的荆棘，这难道不是分不清孰轻孰重吗？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如果做了坏事就会感到惴惴不安，说明他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才是一个真正心理健康的人。
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王阳明，他继承了孟子的人都有“良知良能”的学说，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有一次，王阳明和朋友外出，不幸遇到了一群盗贼，当盗贼知道他就是王阳明时，就问：“你说人都有良知良能，那你看一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良知良能吗？”王阳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有。”这群盗贼说：“你光说有也不行啊，你得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才相信。”王阳明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于是他就让这群盗贼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层一层地脱了下来。直到脱得还剩最后一条裤子的时候，王阳明说：“继续脱啊。”结果这群盗贼说：“不行，这个不能再脱了。”王阳明说：“知耻就是你们的良心啊。”
有一些全球著名的推销员、顶尖的企业家，当别人问他们事业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回答了两个字：“利他。”
如果我们总是想着怎么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挪到自己的口袋里，别人一定会把口袋捂得紧紧的，处处提防着你。如果我们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帮人解决困难，给别人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那谁不会喜欢你的产品和服务呢？所以，事业成功的秘籍正是“利他”思想，而不是“自利”思想。
现在人压力很大，都过着一种“忙、盲、茫”的生活。这三个字很有味道。“忙”是忙碌的忙，它是一个竖心旁加一个亡。这个字告诉我们，忙就是我们的心灵都不觉悟、不敏锐了，以至于看不到周围人真正的需要。因此演变成了“盲”。虽然事业很成功，甚至赚了很多钱，结果换来的却是家人的埋怨和不理解，最后自己就“茫”了。心想我这么忙碌，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呢？最后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忙碌都是自私自利的，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在奔忙，而忽视了家人真正的需要和感受。虽然赚了很多钱，还是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
中国古人把钱这个字写得特别有味道。“钱”左边是一个金，右边是两个戈。金和两个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盲目追求金钱，不择手段地追求，没有智慧，可能就为了金钱不惜拿着两把刀、两把枪去互相残杀，这就是没有智慧的选择。
为了避免这种“忙、盲、茫”的生活，需要我们把心沉静下来，观察一下周围人的需要。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人生越走越空虚，压力越来越大。
有些人认为知足常乐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不可取。实际上恰恰相反，知足常乐里面蕴藏着真正的人生智慧。
“人生解知足，烦恼一时除。”如果理解了“知足”这两个字，人生所有的烦恼，就一下子都没有了，都解除了。古人说：“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等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这告诉我们，人生幸福与否，和物质财富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读《论语》就能够明白，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什么颜回能够做到不改其乐呢？原因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他的内心充满法喜，对于物质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
“孔颜之乐”一般人体会不到。就像站在二楼的人去批评站在二十层楼的人，他们体会不到圣贤人的境界，还希望把圣贤都拉回二楼，说你们所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境界。
“小人长戚戚”，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想方设法谋害别人。这样的人患得患失，往往处于郁郁寡欢的忧凄状态。
我们看孔子的一生，他周游列国，想把自己的学说推广于天下，让天下百姓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但是这些国君，或者认识不到他思想的深刻，或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嫉妒之心。结果孔子提倡的道很少被国君所用。但是，孔子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在《论语》的开篇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对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做到俯仰无愧，一生欢欣喜悦，心理坦然。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为什么古人一开口就是喜悦和欢乐？而我们现在的人，一开口就怨天尤人，就是是非人我，这是因为我们所读的书不一样，所接受的教育不同。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学习传统文化，都是教导我们要顺着“道”去做，这样才能够身心安乐，事业成功，处于一种欢欣喜悦的状态。这个“道”，就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相。
九、官人无私
做君王的人，授予官职应该摒除私心，只将贤德与否作为考察官员、提拔官员的标准；勤于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劳的人；只对有功劳的人赏赐，对那些有罪恶的人一定惩罚。这样才能政治平稳、人民安定，大家各得其所。
若想得到人才，必须公平地对待下属。因为只有为政者公正地对待贤人，贤人才会近者来归、远者来附。
《昌言》上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做君王的人，授予官职应该摒除私心，只将贤德与否作为考察官员、提拔官员的标准；勤于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劳的人；只对有功劳的人赏赐，对那些有罪恶的人一定惩罚。这样才能政治平稳、人民安定，大家各得其所。天地就会因我而自然地正常了，吉瑞的事情也会因我而汇集了，恶的事情也会舍我而去了。这些都是因为“官人无私，唯贤是亲”所得到的成果。
《新序》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晋平公路过九原的时候感叹说：“这个地方埋藏了我多少忠臣呢？如果这些人能够起死复生的话，我应该带谁回去呢？”叔向就说：“那一定是赵武吧。”晋平公说：“你是偏向你的老师吧。”叔向说：“让我谈一谈赵武的为人吧。赵武站立起来，好像都撑不起自己的衣服；说话的时候，好像不善言谈，都说不出口。但是他亲自举荐的贫寒之士，竟有四十六人，这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因此我以为他贤德。”这说明，为官者一定要公正地对待贤人，公平地进行选拔，这样才可称得上贤臣。
《韩子》中记载着一则故事，来说明举荐贤才要以才德而不是以关系亲疏为标准。解狐和邢伯柳有怨仇，一天，赵简子问解狐：“谁可以做上党的地方官呢？”解狐就回答说：“邢伯柳可以。”赵简子就问：“这个人不是你的仇敌吗？”解狐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举荐贤才不回避自己的仇人，废黜不肖之人也不偏袒自己的亲近。”赵简子一听，就很称赞，然后就任命邢伯柳为上党的地方官。邢伯柳知道解狐推荐了他，就去见解狐表示感谢。解狐说：“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异日。”举荐你是出于公心，你能胜任这一个官职，我怨恨你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私仇，你回去吧，我还像从前一样地怨恨你。解狐虽然没有做到“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但是他有公心，这一点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现代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子路来请教孔子的一段话。子路问：“贤明的君主治国首先应该重视什么呢？”孔子就说：“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子路又问：“那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他也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肖之人，为什么他还灭亡了呢？”孔子说：“中行氏尊敬贤德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轻贱不肖的人，却不能够罢免他们。所以贤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肖之人知道他一定轻视自己，就对他有仇恨之心。怨仇这两种情绪并存于国家，而邻国的敌兵又在郊外作战，中行氏还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所以，有贤德的人一定要重用，不贤德的人一定要罢免。如果像中行氏这样，有了贤德的人不能够重用，不肖之人不能够罢免，那么事业就很难兴盛，甚至容易导致灭亡。
《典语》中记载：“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尊敬一个贤德的人，很多贤德的人都高兴了。诛杀一个恶人，那么所有的恶人也就畏惧了。这个道理说明，赏罚要分明，不能够是非不清、黑白不分。
此外，《六韬》上也描述了七种贤者不被重用的情况。
第一种，“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很弱小，反而他的亲属都很强势，那么权力就无法集中在君主手中，即使出现贤德的人，也不能够被任用。
第二种，“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很多，那么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
第三种，“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被重用。
第四种，“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的话，贤者就得不到重用。
第五种，“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
第六种，“忠谏者死，贤者不用。”贤臣发现你有错误，犯颜直谏，但是君主喜欢巴结谄媚，厌恶忠言逆耳，不仅不会奖赏贤臣，反而会置其于危险的境地，贤者也得不到重用。
《傅子》中记载了夏桀王和商纣王两人的例子。夏桀王整天荒淫无度，喝酒取乐，不务朝政。臣子关龙逢（也叫关龙逄）进谏，站在他的身边不走。夏桀很生气，把关龙逢关了起来，很快就处死了他。因为夏桀任用的都是奸佞之臣，而不用这种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结果夏朝很快就灭亡了。
商纣王也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整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还喜欢和女子饮酒取乐。他任用的“三公”，一个是鄂侯，一个是九侯，还有一个是西伯昌。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九侯就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的淫欲，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杀死了，还把九侯也杀了，并且做成了肉酱。鄂侯看到这一点，就去劝谏他，言语非常激烈，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来指正他。结果商纣王很生气，把鄂侯也杀死了，还把他做成了肉干。周文王，就是当时的西伯昌，听到了这件事，不免叹气。商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就给商纣王进献了一些美女、宝马，还有金银珠宝，商纣王才将西伯昌放了出来。
商纣王身边有三个贤臣——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三番五次地去进谏，商纣王不听，最后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颜直谏，商纣王很生气，就说，听说圣人的心和别人的心不一样，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别人的心不一样。就将比干杀了，而且剖视其心。箕子看到商纣王这样荒淫无道，非常害怕，就装作癫狂，沦为了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他，把他关了起来。没有人再敢劝谏，商朝很快也就灭亡了。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最后穿着宝玉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而亡。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但凡荒淫无道、不愿意听臣子、部下进谏的君主、领导者，下场都不好。
第七种，“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到上面去了，即表明君主贪财好利，那么贤者也不能得到重用。
上述七条告诉我们，贤德的人世世代代都不缺乏，只是领导者没有加以重用。所以我们要待人公平，“尊贤去不肖”，同时也必须有智慧，分得清哪些是贤德的人，哪些是不肖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待人。
《桓子新论》中记载了淳于髡的故事。淳于髡到了邻居家，看到灶台的烟囱非常直，而柴火就堆在灶台旁边，他就提醒邻居家的人说，这样恐怕会发生火灾。他建议邻居，把烟囱做得弯曲一些，将柴火远离灶台。但是邻居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发生了火灾，烧到了旁边堆放的柴火，把邻居家的房屋烧着了。火灾发生后，邻里都赶来救火。火被扑灭之后，邻居家便开始杀羊摆酒，犒劳这些救火的人。之后，邻居便把烟囱变得弯曲了，把柴火也搬离了灶台。但是，他仍然不肯请淳于髡来饮酒吃饭。
所以有智慧的人就讥讽他：“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这就说明，人若没有智慧，便分不清孰轻孰重，便会舍近求远、本末倒置。
《贾子》记载，君王给人授官分为六个等级。第一叫“师”，第二叫“友”，第三叫“大臣”，第四叫“左右”，第五叫“侍御”，第六叫“厮役”。
“师”的智慧是源源不断的，他的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对世人的要求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到一个封地，就可以让这个封地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封地的分量；他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样的人叫作“师”。
“友”的智慧足以磨砺人，行为足以辅助人，明于进贤之道，敢于退黜不肖之徒，对内能够匡正君主的过失，对外能够称扬君主的美名，这样的人是第二等人。
“大臣”的智慧足以帮为政者谋划国事，他的行为足以作为人民的表率，他的仁德足以使上下相处愉悦，国家的法律他谨然遵守，君主有难他会为君主效死，他忠于职守，不徇私枉法，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够托他办一些私事。这是第三等人。
“左右”可以修养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行为，在乡里不会做对不起乡里的事，他的所言所行不会让朝廷有惭愧之心，他不怕冒死去劝谏君主。这是第四等人。
“侍御”可以既不贪财也不淫色，侍君没有二心，君主有过失，虽然不敢犯颜直谏，但是忧愁的颜色表露在脸上。这是第五等人。
“厮役”是专指谄媚、巴结、奉承君主的人，这是最末一等人。
“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霸；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而待。”意思是说，若能够与师一起来治理国家，可以称帝；和友一起来治理国家，可以称王；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能够称霸；和左右一起治国，能够很强盛；与侍御一起治理国家，存亡就难说了；但是和厮役一起治理国家，灭亡是顷刻间的事情。所以圣明的领导者都是和老师相处，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定。
《尸子》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范献子在河里游玩，大夫都在左右侍奉。范献子问：“谁知道栾氏的后人？”大夫们没有人能回答。这时清涓就放下了楫，问范献子：“您为什么要问栾氏的后代呢？”范献子就说：“自从我灭了栾氏以后，留下的年老的人还没有死，年少的人已经成壮年了，我怕他们复仇，所以才问这件事。”清涓说：“君主您如果修明晋国的政治，内得大夫之心，外不失去百姓，那么即使是栾氏之子，又能够对您怎样呢？如果您不修明晋国的政治，内不得大夫之心，外又失去了百姓，那么这个船中所坐的人都是栾氏的后人。”范献子听了，说：“你说得太好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就命令赏赐清涓良田万亩，但是清涓推辞不受。范献子说：“我是用这万亩的良田，来换你的这一番善言。即便如此，这些也远比不上你的一番话。这样看来，我还是占了便宜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于贤德的人是何等尊重。
《尸子》记载：作为臣子，如果举荐贤才给君主，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冷落的危险之中。君主如果不赏赐他，他就不会再这样做。所以，进荐贤臣的人应该受上赏，得到最高的地位。古时的宰相并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但都是能够进荐贤才的人。只有这样，贤才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国家才会日益昌盛。
关于进贤，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管仲的典故。齐桓公从莒国返回到齐国之后，就想让鲍叔牙做宰相。但是鲍叔牙推辞说：“君主您对我有特别的恩惠，使我不受冻馁，这已经是您的赏赐了，但是要谈到治理国家，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及，这一件事必须用管夷吾（管仲）才能做好。”
接着他分析了自己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管仲对待百姓很宽容，这是我不如他的地方；治国不失根本，这也是我不如他的地方；他的忠信可结交于诸侯，这也是我不如他的地方；他制定的礼仪，可以让四方的诸侯都效法，这也是我所不如的；他能够披盔戴甲、手执鼓槌、立于军门来鼓舞将士的士气，这还是我所不如的。所以您一定要重用管仲。”
鲍叔牙的一番言论将齐桓公劝说得心悦诚服。但齐桓公说：“管夷吾曾经亲自射过寡人，射中了我的衣带钩，几乎把我给射死，现在我任用他，岂不是引狼入室？”鲍叔牙说：“当时管仲是为了他的君主。如果您能够宽恕他，让他返回齐国，他对待您也会非常忠心，也会像对待他以前的君主那样。”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力荐，亲自迎接管仲，和他一起在庙堂上行礼，并且向他请教治国之方，所以齐国才能在众多的诸侯国中称霸。
《尸子》说：“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臣子若有大的功绩，就要追问是谁推荐他的，一同给予赏赐；而臣子有了大的过失，也一定要追问是谁举荐了此人，并且对举荐人进行连带的处罚。
所以，对于为政者而言，一定要秉承“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的原则，这样才会使得国家野无遗贤，昌盛发达。
十、君臣有义
领导者要尽领导的责任，被领导者要有被领导者应尽的本分，他们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以“义”来相处。这个“义”和适宜的“宜”在古代是相通的。
说到最先进的管理，有的人想到美国，有的人想到日本，有的人想到欧洲。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最先进的管理在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企业家盲目向西方学习，万里迢迢坐飞机到美国，要向通用公司学管理。通用公司的人很谦虚，他说我们这一套管理都是从日本丰田公司那里学来的，你们不如到日本去学，学得更加直接。结果这一群企业家又万里迢迢飞到了日本。可是他们来到了丰田公司的大门口，还没有进门，就看到在门口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他们还都认得，写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战之后，在日本凡是稍有成就的企业家，可以说无不熟读《论语》。
看到“君臣有义”，大家不要以为是封建专制社会才有的，在我们现代社会，依然有“君臣”关系，那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领导者要尽领导的责任，被领导者要有被领导者应尽的本分，他们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以“义”来相处。这个“义”和适宜的“宜”在古代是相通的。“义者，宜也。”
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古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这个仁字，从人从二，告诉我们的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想到我们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领导者，不能因为自己身处领导的位置，就对属下呼来唤去，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这样做就错了。
被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他需要对领导交代的工作任务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这就是“忠”。“尽己之谓忠”，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竭尽全力地完成，这就尽到了忠心。所以，领导者仁慈关爱下属，下属竭尽全力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大家各尽本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就是互相感恩、互助合作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将曹彬之所以百战百胜，是因为他爱士兵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能够体会到士兵的需要。有一次他的一个手下犯了过失，按军规要重打二十大板，结果曹彬就对属下说：“二十大板先不要打，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再打他。”属下们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开春才打呢？”曹彬就说：“因为他刚刚结婚，如果这时候我就打他二十军棍，他的母亲就会认为这个媳妇是扫把星，因为刚刚娶她过门，我的儿子就挨了二十军棍。那么她可能一生都不会幸福，所以先不要打他，等明年再打。”曹彬有仁爱之心，即使处罚部下都考虑得很全面，连部下妻子一生的幸福都要顾及，所以这个手下即使挨了惩罚，对将军仍然感恩戴德。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经营之神”，也是因为他把儒家文化中的这一句话落实到企业管理之中。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呢？
松下幸之助的一位厂长，有一天没来上班，恰恰在这个时候企业发生了火灾，烧毁了大片厂房，企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松下幸之助没有马上找厂长兴师问罪，而是先去调查厂长没来上班的原因。结果一调查才知道，厂长的母亲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厂长是一个孝子，去照顾母亲了，所以没来上班。知道这件事之后，松下幸之助马上就带着礼物去医院探望这位厂长的母亲，并且安慰厂长说：“你的母亲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可是这一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你就全心全意把母亲照顾好，不必担心火灾的事情，等你的母亲出院之后再说。”后来，厂长的母亲康复了，他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只是给他调换了一个岗位，仍然委以重任。
松下幸之助知道厂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竭忠尽智的员工，这一次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母亲住进了医院，去照顾母亲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松下幸之助对属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属下会怎么回馈他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领导，对我们这样的期望、信任、关怀，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竭尽全力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让他放心。
“君仁臣忠”的理念，用《孟子》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视为手足一样加以呵护，那么被领导者会加倍回馈，把领导者当成自己的心腹一样加以关爱和珍惜。
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人雇佣来了，就把他当牛做马地使唤，下了班之后，被雇佣来的人遇到领导者，都是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过去了，就像看到了陌生人一样，没有什么亲近感。
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的生命看得像泥土和小草一样不值钱，随意践踏，就像很多煤老板，把矿工雇佣来了，连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给予保证，只想着榨干他的最后一滴血汗，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员工说起老板，就像敌人一样痛恨，说我们那个老板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
一个好的领导者，对于员工的态度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不仅仅要领导他、管理他，还要像亲人、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关爱属下。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不管为儿女付出了多少，儿女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毫无感恩之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做父母的没有起到师的作用，没有教导子女正确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
人的感恩之心还是要从培养孝心着手。如果一个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念念想着去报答，那么他对于老板的关爱，对于陌生人的资助，又怎么可能会感恩戴德呢？所以君、亲、师这三个角色都扮演好了，才是一个合格的受人爱戴的领导者。
“君仁臣忠”的理念，让松下幸之助成为“经营之神”。而且，他把儒家的孝敬观念渗透到管理之中，把中国古人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渗透到管理之中。
松下电器商学院是为松下集团培养销售经理的一年制商业大学，自1970年创办以来，为松下公司培养了三千多名专业人才。有一篇文章，叫《松下电器商学院的一天》，可以从中看出学员在松下电器商学院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6:10，全员集合，点名之后各个学员面向故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夫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7:10，早饭，每顿饭前，全体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一偈：此膳耗费多少劳力。二偈：自己是否具有享受此膳之功德。三偈：以清心寡欲为宗。四偈：作为健全身心之良药，享用此膳。五偈：为走人之正道享用此膳。饭后还要双手合十，诵念：愿此功德，广播天下，吾与众生，共成道业。
我们现代人看了这样的仪式，可能会觉得是形式主义，甚至还有一些宗教色彩。但是，松下公司却把它加以吸收，运用在企业的管理培训之中。
7:50，商业道德课，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和《孝经》，树立经商之道在于德的思想。
晚上10:17点名，全体学员面对着父母的照片、挂相，干吗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晚上10:20，全体学员正襟冥想，总结一天的收获。
这是松下电器商学院一天的培训内容，大部分都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就是把“孝”的教育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日本的另一位企业家稻盛和夫，被称为“经营之圣”，他的管理被誉为“21世纪的管理”，他的书非常畅销，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他却说：“我不过是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了，这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学习了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人的著作，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稻盛和夫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航，而且在一年之后使日本航空公司成为所有航空公司之中效益最好的一个。他创下了三个世界500强企业，靠的就是儒家经典、孔孟智慧。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企业老板拿不出钱来支付工资，许多地方的企业发生了员工罢工、游行示威的事件，大量企业纷纷破产。而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罢工，反而把平时的积蓄、存款都拿了出来交给他们的老板说：“老板呀，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都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困难，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这些钱您先拿去用，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您不必担心。”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是不是觉得既感到熟悉，又十分陌生？熟悉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我们看国民政府时期所拍的电影，主人家道衰落了，仆人不仅没有毅然离去，反而是坚定地跟着这个主人，不离不弃，始终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这种忠义，这种情义，这种恩义，让我们深深地感动和熟悉。
陌生的是假设国内的企业遇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员工会不会做出像韩国员工这样感人的举动？我们都没有把握、没有信心。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也达到了顶端。所以，一谈到传统文化，就扣之以封建、落后、糟粕、愚昧的帽子，还说这是统治者愚昧人民的精神鸦片。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长达五千年而不衰，绵延至今。但是当我们说起自己的文化，有些人却是不屑一顾，甚至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才过瘾。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导致我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我们很多人都是做企业的，我们不妨拿管理企业来做个比喻。一个企业有两百年的历史，另一个企业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当然选择向五千年的老字号去学管理。因为一个企业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仍然经久不衰，肯定有它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批判之后，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要向一个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去学管理。当然，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也一定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毕竟没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更经得起风吹雨打。
在美国金融危机过后，很多企业家就茫然了。我们以前做企业，都是向美国的雷曼兄弟学习。现在他们都倒闭了，我们还应该向谁去学习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开明的企业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运用中华文化创下了很多中国式管理的成功案例。
譬如，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念博先生，从2009年把传统文化教育引入到企业文化中，经过了这四五年时间，把企业建设成为一个幸福、和谐的企业。员工每谈起吴念博的时候，都热泪盈眶，感动得直掉泪。
这说明吴念博确实把员工的利益、员工的幸福放在心上，不仅仅注重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而且还教他们孝敬父母、教育孩子、夫妻恩爱，让每一个人都在企业中得到成长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对企业感恩还来不及，还需要拿着“人权”去讨价还价吗？
当这些成功案例出现在大江南北的时候，才让我们稍稍恢复了一些对中华文化的信心。
十一、同志相从
观察一个领导者的朋友和所使用的人，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德行，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有同样品德、志趣的人，自然会结交到一起。
古人非常重视观人，其主要目的是知人善任，只有对这个人认识透彻，才能够委以重任，用之不疑。对人委以重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对这些人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才能够委以重任。观人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我们概括为八个方面。
第一，观言，即观察一个人的言语。
《周易》上有这样一段话，对我们通过观察人的言语来看这个人的性情很有帮助。“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就显示出惭愧不安；心中有疑虑的人，他的言辞表现出来就是散漫枝节；吉祥善良的人，他的言辞很少，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吉人寡言语”。一个人心浮气躁，内心很烦躁，表现在外面就是爱说话，言辞很多。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语表现出来会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就会屈曲不直，因为他做了坏事，失去了品格，所以他就有理屈词穷的那种感觉。
《了凡四训》上有句话，说一个人有很多的过恶时，“见君子而赧然消沮”，就是看到有德行的人、德行很高的人，他就感到非常惭愧和扭捏。因为他做了很多错事，内心惭愧，表现在外面，就是言辞屈曲不直。这是在告诉我们，应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了解一个人的品性。
第二，观事，就是要看他所做的具体的事情。
《新序》记载着一个“观事”的故事。子路治理蒲县三年了，孔子路过这个地方，刚进入蒲县县境，他就说子路治理得不错，做到了恭敬、诚信。到了这个城镇里，他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说他尽忠职守，与民讲信用，而且宽容对待百姓。到了县衙时，就是办公的场所，孔子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说他能够明察秋毫以审断案件。子贡听后，手执马缰就问：“夫子还没看见子路，就三次称他治理得不错，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
孔子说，我进到蒲县县境时，看到荒地都得以开垦，田野都修治得很整齐，沟渠都挖得很深，这是因子路他恭敬而诚实，所以民众才愿意尽力地耕种田地。到了城镇时，看到房屋的墙都很高大，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子路对待民众忠信而宽厚，所以人民做事就不敢苟且。到了县衙，发现衙门里非常清闲，这是因为子路平时判案的时候能够明察善断，所以人民就不会轻易来申诉打扰。
这就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恭敬心。《弟子规》上说：“字不敬，心先病。”当自己心不恭敬时，你看看自己所写的字，非常潦草，别人都认不清楚。有个朋友送给我一份清代状元的考卷的复制品，我打开这个考卷看了一下，非常感叹。因为这个状元所写的考卷一笔一画，全是小楷字，没有丝毫潦草。乍看起来，就像现在的字帖一样，像印刷字体一样，大小匀称，笔画都非常清楚。看了这个考卷，我们突然意识到现代人心浮气躁，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第三，观行，观事不如观行。
《说苑》给我们指出“六正”“六邪”，以帮助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
“六邪”，即观察臣子六种邪曲不正的行为。
“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一个人安享官位，贪图俸禄，但是不致力于公事，心思根本不在公事之上，随波逐流，做事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位充数之臣，即“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对君主说的话都说好，对君主所作所为都认可，暗地里还去探求君主的喜好，并把他喜好的东西进奉给他，以愉悦君主的耳目，一味苟且地迎合君主的意思以求荣身，与君主整天寻欢作乐，不顾及他的后患，这样的人是“谀臣”，即阿谀奉承的臣子。
《新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恭王生了大病，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令尹召过来，对他说：“常侍管苏和我相处时常常用道义来劝导我，我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不安心，不见他也不会思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很有帮助，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重用他，给他很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相处，他常放纵我的欲望，我的行为肆无忌惮都不劝谏。我喜欢的，他就让我去做，甚至劝我去做；我喜好的，他就先我去尝试。我和他在一起非常欢乐，看不到他就会有点忧戚，很想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却没有帮助，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听后说“好”。第二天，楚恭王过世了。令尹就拜管苏为上卿，委以重任，而把这个申侯伯逐出了楚国。这就告诉我们，阿谀奉承的臣子可能一时讨我们喜欢，但对我们的德行没有帮助。因此，要和那些能够劝我们以道义的人、能够规劝我们走正道的人相处。
“三曰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他的心中实际上是险诈邪僻，但外表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致饰于伪善，其实内心嫉贤妒能。对于他要举荐的人，就宣扬其美德，隐藏其过恶；对于他要罢退的人，就宣扬其过恶，隐匿其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够施行。这样的人被称为“奸臣”。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他的智慧足以文过饰非，他的口才足以到处游说，在宫内可以离间君主的骨肉亲情，在宫外因为他的妒忌使得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被称为“谗臣”。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他独揽大权，自己说了算；巴结权贵，结党营私，为的是使自家富裕；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为的是使自己显达、富贵，这样的人是“贼臣”。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被称为“亡国之臣”。如果一个国家任用的是亡国之臣，像赵高、易牙等这样的臣子，就会使国家陷于危亡。
因此，看一个臣子的行为，可以通过这六种邪曲不正的方面来观察。第四，观友，就是观察他结交的朋友。
《韩诗外传》说：“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有同样敏锐眼光的人，能够互相发现；有同样敏锐听力的人，能够互相倾听；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相互跟从。
所以说，“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不是贤德的人，他就不能够用贤，因为他发现不了贤德的人，即使有贤德的人在他身边，他也认识不到。因此，君主任用的辅佐之臣，关系到君主存亡的征兆、得失的关键，怎么能够不谨慎呢？观察一个领导者的朋友和所使用的人，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德行，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有同样品德、志趣的人，自然会结交到一起。
第五，观德，就是观一个人的德行。
《说苑》告诉我们，观一个人的德行，首先看他是不是谦虚。如果一个人，有了功名，有了成就，有了事业、地位，但还很谦虚，能够自卑而尊人，这个人是有发展的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一个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没有谦虚的德行，结果导致失去天下，丧失性命，这就是桀纣的所作所为，怎么能不谨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其中的“道”是什么呢？“谦之谓也。”
《易经》上有个道理，大可以守护天下，中足以守护国家，小可以守护自身，这个“道”就是谦虚。
古语说：“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忍”字意味深长，它的内容也很全面。要忍什么呢？比如说，利益出现的时候，你能够忍住不去贪，见利思义，如果不符合道义，你能够忍住不去获取，这就是有德行的表现。当看到美色出现，你能忍住不去贪爱，不去放纵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
有人毁谤你，对你不理解，批评你，怨恨你，你能忍住不去和他争辩，不去打击报复他，不和他一样去搞对立，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贫穷时，你能够忍住贫寒的生活，奋发图强，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天下。
到事事如意时，处处受人恭维时，你能忍住不起欢喜心，不去贪恋。这也是一个人有德行的表现。所以顺境淘汰人和逆境淘汰人，都非常严厉。并不是说你事事如意时，就没什么可提升的了。顺境可以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放纵自己的情欲，寻欢作乐，享受人生。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些享乐，不去贪恋，这也是有德行的表现。因此，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在难忍时能不能忍。
“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以后有没有发展，就看他是不是心量很大、心胸宽广，中国人说“量大福大”。《了凡四训》上讲，袁了凡先生年轻时仕途不顺利，他后来反省到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容人，认为别人做了很多对不起自己的事，不能宽容别人、宽恕别人，这是量不够大。
所以古人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就看你在难忍处能不能忍。
第六，观佞，识别奸佞之人。
《韩子》中说：“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臣，都愿意顺着君主的心思去做，为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君主认为好的事，他就会跟着去赞叹；君主所憎恶的事，他就跟着去诋毁。
《新序》中有个故事，反映出奸佞之臣的一个显著特点。齐国有个田巴先生，他内在修行得很好，名声也远扬在外。齐王听说田巴先生很贤明，就召他进朝，问怎么样治理政治。田巴先生穿了件新制的衣服，把须发都修饰得很好，然后戴上帽子，束好腰带，回过头来问他的宠妾怎么样。他的宠妾说“佼”，意思是美极了，很好。他要出门的时候，就问他的侍从怎么样。这个侍从也说“佼”。他路过淄水时，面对着淄水看自己的影子，发现自己其实长得非常丑陋。这件事启发了他。
去见齐王时，齐王问他怎么治理政治，他说：“治理政治，最重要的在于正身，正身的根本在于左右的群臣。今天大王召见臣的时候，我穿了件新衣服，把头发、胡须都修整一新。将要出门的时候，就问我的宠妾，宠妾因为爱臣的缘故，就阿谀奉承地说很漂亮。将出门了，又问我的侍从，侍从因为畏惧我的原因，也说很漂亮。后来，我路过淄河的时候，观察水中的倒影，才知道自己实际上很丑陋。因此，现在齐王身边的臣子、宠妾，阿谀奉承大王的人可不止两个吧？如果齐王您能够面临淄水，查看自己的过恶，有过失就能马上改正，这样齐国就能够得到治理了。”
田巴先生非常有智慧，他早晨要去见齐王的时候遇到了这件事，就借题发挥，以此来劝谏齐王任用能够犯颜直谏的人，指正自己的过失，而不要任用那些阿谀奉承的人。
第七，观心，即观察一个人有无仁爱、同情之心。
现在有很多的观心术，那这个“心”怎么能够观察到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还有一句话，叫“言为心声”。
观察人心时，重要的是观察这个人是不是有仁爱、同情之心。《韩诗外传》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田子方外出时，看到道旁有一匹老马，他长叹了一声，就问车夫这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说，这是公家养的畜生，现在老迈了不能再使用，所以把它放出来了。田子方说，年轻的时候用尽了它的力气，到年老力衰了就把它给抛弃，仁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他就花钱把这匹马赎了回来。穷困的士人听了这件事之后，就知道谁是他们可以归附的人了，显然应该归附的是像田子方这样有仁心的人。他对有功劳的畜生都不会到老的时候把它抛弃，更何况是对人呢！
《韩子》上也记载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乐羊在魏国做将领，他去攻打中山国，这是一个小诸侯国。而乐羊的儿子恰恰在中山国，结果这个中山国的国君就把他的儿子烹杀了，还送给他吃掉。乐羊居然就吃了。魏文侯听了，就对堵师赞说：“乐羊为了我，居然把他儿子的肉都吃了。”堵师赞就说：“他都能够吃他儿子的肉，那谁的肉他不能吃呢？”后来，乐羊攻下了中山国，魏文侯对他的功劳进行赏赐，但却怀疑他的用心，怀疑他没有仁爱之心。
还有一个故事。孟孙出去打猎，捕获了一只幼鹿，让秦西巴把它带回去。但这只幼鹿的母亲跟在后边呼号着，久久不肯离去。秦西巴看了之后不忍心，就把幼鹿送还给了这只母鹿。孟孙听说秦西巴居然把他捕到的猎物给送回去了，就非常生气，把他逐出了。但是没过三个月，孟孙又把他召了回来，让他当自己儿子的师傅。孟孙的车夫就说：“您以前怪罪秦西巴，把他给驱逐了，现在又让他当您儿子的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孟孙说：“秦西巴都不忍心伤害一只幼鹿，他又怎么忍心伤害我的儿子？”
所以《韩子》一书得出结论说，“巧诈不如拙诚”。与其巧于欺诈，不如守拙存诚。乐羊因为有功，虽然受了赏，却被魏文侯怀疑他的存心。秦西巴虽然获罪，但却愈加被孟孙信任。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观察一个人，就要观察他有没有仁爱之心。
第八，观诚，即全面考察。
这里“诚”并不是“诚恳”的“诚”，而是说要全面省察、综合考虑，才能够得出结论。
《晏子》上讲，齐景公向晏子请教求贤之道，晏子说：“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这个人通达、得志时，看看他举荐的是贤德之人、结党营私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属。穷困潦倒时，就看看他不去做的事，人穷志不短。虽然一个人很穷困，但是不符合道义的利益也不应该去获取。
“富则视其所分”，他富裕时，就看他是不是会与人分享，惠施财富。孔子也说，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华，但他又骄傲，又吝啬，那其余的方面都不值一提。一个人富裕了，不仅不吝啬，而且还能惠施财富，这个人才有可取之处。
“贫则视其所不取”，这个人很贫困，但是他不苟取，也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道义。范仲淹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在一个寺院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寺院中发现了一坛金子。那时，他的生活非常贫困，但他知道这金子不属于自己，于是又把金子埋到树底下。后来，他考中科举，做了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命里该有的，你丢都丢不掉。范仲淹当了宰相后，这个寺院的方丈想重修寺院，就来向他化缘，因为他以前在这个寺院读过书，现在又当了宰相。范仲淹说，其实你们寺院里就有财宝，就告诉方丈埋在树底下的金子。像范仲淹这样在贫穷的时候还能够不苟取、不苟得，才是可取之人。
在《六韬》上，对于观人也做了一段论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你要对他提出问题，看他的回答是不是有理有据。“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你还要对他追根寻底地提问，看他有没有应变的能力。“与之间谍，以观其诚”，你还要暗地里考察，他是不是够忠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这件事明明知道结果如何，但是你明知故问，看看他的德行如何，是不是有隐瞒。“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有得财或者支配财物的机会，看看他有没有贪心、够不够廉洁。
“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还要用女色来考验他，看看他面对女色的诱惑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这件事很困难，看看他有没有勇气去承担。
最后，“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还要把他灌醉，看看他酒后是否失言、是否失态。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平时都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说话慢声细语的，但是喝醉酒之后就丑态百出，让人一看就失去了恭敬心。
经过这层层的考察之后，这个人都没有问题，才可以把他用到重要的领导位置上。
若要正确地观人，首先要自己修身有成，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中庸》也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
十二、和谐共荣好战必亡
竞争向上发展就是斗争，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不惜想方设法去谋算别人。而斗争向前发展就是战争，战争再向前发展就是世界末日。
《盐铁论》说：“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土地广阔，但不实行德政，国家就有危险；倚仗兵力强大欺凌别的国家，自己也会灭亡。《群书治要·司马法》有一句话，我们的习主席也引用过：“国虽大，好战必亡。”
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就隐藏着“好战”的基因，我们可以从五个层面逐一深入，透视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之弊。
第一个弊端：以言取人。民主制主要是通过候选人的演讲来选举领导人的，这样的程序会导致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的倾向。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经典之谈。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辞的好听，而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群书治要·中论》上也有一段关于言语和德行的论述，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巧妙、很会修饰，他的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之人断除疑惑。但是他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
然而在世间，那些可以按类归纳推理、明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谁知道他说得正不正确？虽然他的口才很好，甚至还有很高的学历，讲话头头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很容易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所说的可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
“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成就，但是言语却很容易粉饰。譬如，我们嫉妒心很强，很容易看人不满意，很容易傲慢，要想克服这一习气都得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但是我们只要学一学演讲术，很容易就可以上台去演讲。
古人看到了这些问题，就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言语讲得很动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不过西方的民主选举，确实是通过演说来了解一个人。
“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成就，但是言语却很容易粉饰。譬如，我们嫉妒心很强，很容易看人不满意，很容易傲慢，要想克服这一习气都得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但是我们只要学一学演讲术，很容易就可以上台去演讲。
古人看到了这些问题，就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言语讲得很动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不过西方的民主选举，确实是通过演说来了解一个人。
第二个弊端是结党营私。民主制依靠的是多数人的意愿来选举的。
《论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他被人厌恶，不能够轻易相信众人的意思。也有人被众人所喜好，大家对他全是赞叹之词，也不要轻易相信，也要考察一下，他为什么被人赞叹？
子贡曾经向孔子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刚即位的时候，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就叫来即墨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都丰衣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他封了一万户的食邑给即墨大夫。
接着，他又召来了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去视察，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卫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你善于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所以当天他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阿地大夫的人也一起烹杀了。这样一来，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这件事，再也不敢轻易和齐国打仗了。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也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毁谤，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一个人廉洁自守，不愿意同流合污。
《六韬》上讲：“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有智慧的人，将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肖之徒，会导致党徒多的人、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担任了领导；而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罢退。这些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真正贤德的人被蒙蔽、埋没了。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民主制依靠众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往往可能把那些喜欢结党营私的人选举出来。特别是候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须依赖于大的财团进行宣传。一旦当选之后，就必须考虑回报他们，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基本上是被大的财团所掌控，而财团的性质就是唯利是图。
西方民主选举的第三个弊端是遗漏人才。民主制鼓励的是竞选，这种选举方式往往会导致最上等的人才被遗漏。
《晏子春秋》上记载，齐景公向晏子问求贤之道，晏子把人才分为三个等级：“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难举荐的，而且他轻易就会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贤才，他很容易出来当官，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最下等的人才，是最容易被举荐出来，但是也最难以被罢退。
真正有德行的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没有私心，没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说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是进是退完全看缘分，有缘分、有条件，有德行的人就出来用自己的所学为人民作贡献。条件不成熟，就退而独善其身，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古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
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要三顾茅庐。诸葛亮看到刘备很有诚意，才愿意出来辅助他。像诸葛亮这样的人出来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想帮助刘备这样的君主治理天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现在提倡竞选，那就不能避免竞聘者急功近利、为利而来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竞选、竞争上岗往往选不出像诸葛亮、颜回这样最上等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不愿意出来竞争的。愿意出来竞争的，大体都是有一些私心的。古人任用贤才有一个办法，就是任用那个最谦虚、最礼让的人，重在让而不在于争。
第四个弊端是引发对立。民主制的选举带动的是竞争的风气。
竞争向上发展就是斗争，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不惜想方设法去谋算别人。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赞毁他，称叹自己，抨击别人。而斗争向前发展就是战争，战争再向前发展就是世界末日。
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大家不是互相欣赏、互相激励，而是互相竞争、尽拆别人的台、说别人的不是，上行下效，上边的人怎么做，下边的人就怎么效仿。结果整个社会都是竞争的风气，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好呢？
第五个弊端是对国家大事谋划不当。
民主选举要尊重广大选民的意愿，但是如果广大选民的理性或道德水平不够，或者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者考虑不够长远、急功近利、自私自利，就会导致对国家大事谋划不当。
例如，美国由于采取高福利、高保障的政策，造成财务透支，直接导致了高消费、高浪费现象快速蔓延。为了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借债过日子。结果到了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债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触及国会所允许的上限了。为什么借了这么多的国债，而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
那是因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选举。为了争取选民、获得选票，任何政党都不愿意采取增加税收、降低福利的改革办法，害怕影响到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不投他们的票了。正是因为美国采取了错误的治国理念，为了满足人过分的欲望，不得不借债过日子，所以美国人一出生就背着债。那么有人就建议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债问题，也得到很多人的附和响应，但这更是死路一条。
我们的先人早就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21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途各国人民均受益匪浅。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
十三、正身一听
教人要先正己，只有去除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才能够把人带好、把人教好。
当今社会，高薪养才蔚然成风。现在招聘人才，都是用高薪聘请。但是高薪真的可以聘请到贤才吗？据统计，1980年，全美国收入最多的CEO，每年的年薪是数百万美元。到了2000年，全美国收入最多的CEO，年薪高达七千六百万美元。前后比较，可以说是增长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从企业的稳定发展来看，当今的企业反而没有以前的企业更具优势。这个事例说明，企业发展的好坏与员工福利待遇的高低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实质上是企业员工的德行修养。假如员工没有德行，无论怎样的企业，最后还是会像安然公司一样破产，负债累累。因此，给高薪并不一定能够聘请到人才。
那么，如何才能顺利地得到人才呢？
第一，以善感人。
《新语》说：“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著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所言所行都是按着善道来做的，那么即使很远地方的人，也都会被你感召而来；如果你恶行昭著，即使是身边很亲近的人，也会离你而去。
“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周公亲身实践礼义，以郊祀之礼隆重地祭祀他的先祖后稷，所以感动得远在南海边的越裳国的使者都带着贡品来朝拜，麒麟、凤凰、白雉这些祥瑞之物都在草泽中应现。相反，“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商纣王荒淫无道，不听大臣的劝谏，整天不务正业、荒于朝政，结果他的庶兄微子就弃他而逃亡了。所以，“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以失近。”如果行善，百姓就对他爱戴；行恶，子孙就对他怨恨。所以明智的人可以招致远方的贤才，而以身行恶的人连身边的人都会失去。
当今社会，很多经济基础雄厚的人一顿饭就一掷千金，桌子上琳琅满目，山珍海味一应俱全，这其实是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越是有钱的人越需要有智慧，有智慧才知道应该将钱用在哪里。钱要用在“德日进，过日少”上，就是使自己的德行不断地提升，过失一天一天减少。这样企业才能赢得好的社会声誉，才会有良性的发展。所以聘请人才关键在于考察人才的德行修养，一味地进行金钱诱惑，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上述表明，高薪所聘请到的人才，不一定是有德行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是因为钱财而来，那么终有一天也会因为钱财而走。例如，我们现在的企业，跳槽的现象很严重，只要别的企业提出更高的薪酬条件，那么人才便会义无反顾地跳槽。所以用什么方法求取贤才，就是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略》中有这样的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如果这个人很清高，他的志向很纯洁，那你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获得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很有志向，那么便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因为有节操的人宁愿一死，也不接受威刑胁迫。“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因此，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之后才会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自己的礼义，要有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想招致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就要修明自己的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的话，贤士才能够被招来，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
《傅子》记载：“举贤之本，莫大乎正身而壹其听。”若想得到贤才，就要修正自身，按照圣贤人的教诲去做。“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听的不是圣贤教诲，反而是世俗的言论，那么贤德的人就不会来了，即使来了也不会被你所重用，因为志不同、道不合，便会错失贤才。像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贪财牟利、残暴不仁的嗜好，两人在一起，沆瀣一气，排除异己，最后导致了国破家亡。所以举贤的根本，还是在于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听从圣贤的教诲。
《中论》也明确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如果君主、领导者修明自己的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行、威仪，慎重地颁布他的教化和政令，刑法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他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属一样，快乐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埙”是陶制的乐器，“篪”是竹制的乐器，两种乐器配合，能够奏出美妙的音乐），愉悦得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所以贤德的人归附，就像是除去了水流的壅塞那样通畅。如果这样做了，有贤德的人哪会不来归附呢？
《孔子家语》记载：“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取贤才，获取贤才靠修养自身，修身要依道而行，而行道要以仁爱为根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从“亲亲”发端，也就是首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那么爱祖国、爱人民、爱他人都无从谈起。“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的“义”，就是做适宜的事。要想做事适宜，关键就在于尊重贤才、依靠贤才，这样才能垂拱而治、毫无差错。
这其实与《易经》中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个道理。所以，若我们身边没有德才兼备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德行有哪些欠缺，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若自己德行没有缺失，优秀的人才就会蜂拥而至。
这个道理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我们现在做慈善事业，困难的原因并非世人吝啬，而是担心自己的捐助会落入奸诈小人之手，因此大家做慈善事业就有顾虑了。
归根结底，还是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从事者个人修养还不达标，没有起到感召他人的效果。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善良的德行去感召，“以善感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
第二，以富安人。
《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王公贵族治理国家，都想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政都能够得民心，但是却达不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贤良之士越多，国家的风气就越淳厚。
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而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越来越多，就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并且尊敬他们，使他们得到良好的声誉。这样国家善于射箭的、善于驾车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对于国家的贤人更要使他们富裕起来，使人们尊敬他们，让他们得到很高的位置、得到好的声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越来越多。
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政事、治理国家，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要让不义的人尊贵，不要亲爱不义之人，也不要接近不义之人。
这就告诉我们，虽然高薪不能够聘请到人才，但是对于真正的人才，首要任务就是让他们富裕，并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尊敬他们，给他们好的声誉。
《韩诗外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了。回来之后，他便召集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说：“诸位大夫，有哪些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其他诸侯国呢？”陈饶等人都伏在地上，没有人回答。宋燕就说：“唉，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说：“你这话怎么说？”
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是三斗的黍稷，他们都不能够养家糊口，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的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的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没有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大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够用它们做自己衣服的绲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不能付出您所轻视的东西，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做的是铅刀（用铅纸做的刀，刀质非常软，不锋利），却希望它有干将（古代的名剑）的用途，这不也是很难吗？”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做错了。
所以，尊敬贤才，“富之”是基本要求。
第三，以诚动人。
《体论》记载：“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君臣之间应该以道义相处，没有真诚之心，就不能互相面对，君主也不能去统治这些臣子。
对此，《尸子》中列举了周文王和齐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见太公的时候，一天五次往返；“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齐桓公对待管仲极为慷慨，赐予他数座城池作为封赏。周文王之所以能够得人心，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就是因为他们任用贤才，利用贤才弥补他们的不足，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认可。
《中论》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对待下属，关键要做到用真诚心来感动。
古时的君主对臣子以诚相待。《体论》中记载了古代的圣君对臣子关心爱护的状况：当臣子生病的时候，他会多次去探望；当臣子过世的时候，他会亲临大敛、小敛这样的丧礼，并且在丧葬期间，他都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这种表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形式主义，他的忧戚悲伤之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
所以，“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世间没有不是出自本心而得人的。“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若是表面对人仁慈，内心实际上有所违背，这就叫虚伪。“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不能够以真诚心去对待自己的臣子，还希望你的臣子能够以真诚心来侍奉自己，这是愚蠢的君主。所以要得到贤臣，只有以仁爱之心、真诚之心，才能够以诚换诚、以心交心，而不是靠什么计谋、权术、钻营等。
《傅子》记载：“使用人如用己，恶有不得其性者乎？”如果你使用别人像使用自己一样，怎么会得不到人心呢？怎么会不让人真诚地回馈呢？《吕氏春秋》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君主能够有德行，真心实意地爱人，那么人民就会亲附其上。人民亲附其上，就都愿意为他的君主去效死。
古时候，赵简子有两匹白色的骡子，他非常喜欢。阳城胥渠是广门的一个小官，夜晚来求见他，说：“我是您的臣子胥渠，现在得了病，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能够得到白骡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要等死。”禀告的人就去通告赵简子。赵简子说：“杀死一个畜生，可以活人命，这不是仁义之事吗？”于是就召来了厨师，杀了白骡，取得肝脏，送给了阳城胥渠。结果没多久，赵国兴兵攻打翟族，而这位广门的官吏带着左部七百人、右部七百人，奋勇争先登上城池，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君主只有以诚心、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属下，属下才会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第四，以德教人。
《管子》记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得人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获得利益。而真正使人们获得利益的，就是要教育他。一个团体的领导者、一个国家的国君，应该同时具备三种职能，那就是君、亲、师。这意味着领导者不仅仅要管理下属，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关爱下属。除此之外，还要教导下属做人的道理，不要让下属不懂得做人的本分。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汉书》记载：“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我听说尧受命为天子之后，是以天下为忧，没有听说他是以天子之位来享乐的。因此他诛杀、驱逐了那些乱臣贼子，一定要求得贤圣的人来治理国家。所以教化才能够流行，天下才能够和睦融洽。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如果他真心地关爱百姓，想使百姓得到治理，那么他任命的官员也必须是圣贤之人。
那么如何教化百姓呢？在《政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只有正己才能化人，而教导人们，以及制定惩罚和禁止的规定都是其次的，领导者首先要做出表率。
《傅子》中对于这方面的解释更为具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立德的根本就在于端正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后，行为自然就端正了。自己的行为端正了，左右的人也会跟着端正。左右亲近之人都端正了，整个朝廷也就端正了。整个朝廷端正了，整个国家就能端正，最后天下也都能够端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以为政者若想治国平天下，必须从修养自己的身心做起。
《傅子》还指出：“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乱之也。”正道不能够得以推行，是由于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桀信任佞臣，把敢犯颜直谏的诤臣关龙逢诛杀了，结果夏朝就灭亡了。商纣王信任佞臣恶来，把犯颜直谏的臣子比干剖视其心，结果殷朝也灭亡了。
然而从古到今，奸佞之人却大多受到重用。针对此种现象，《傅子》回答说：奸佞之人善于养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多的领导者便喜欢奸佞之人。“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圣人是没有私欲的，贤者能够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了，用正道来矫正、劝告，这就是正直的人。“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若违背了正道，而顺从了人的私利和欲望，这便是奸佞之人。领导者以此标准进行考察，就能了解佞正的区别了。
所以教人要先正己，只有去除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才能够把人带好、把人教好。
第五，以道成人。
《论语》明确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所以人生于世，就要思考人生的价值，不能够像禽兽一样，只满足生理需求。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学》上也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使自己的明德开显出来，是使自己觉悟。而“亲民”就是觉他，让他人也觉悟，开发他人的明德。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开启自己的明德，同时也帮助他人觉悟。“止于至善”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就是止于道。因此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他、提升他、成就他，这样他才会真正地依赖你，而且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
综上所述，《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已经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真正按照这几个方面去做，相信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缺少贤德之士。招来贤德之士，政治自然会清明，人民自然会富足，国家自然会长治久安。
十四、罪在朕躬
贤明的君主有了过错就归之于自身，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于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功于百姓而让百姓喜悦，归过于自己而让自己警惕，这是明君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群书治要·论语》）。这是汤伐桀时的告天之辞。《尔雅·释诂》解释：“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意思是在古时候，无论是贵是贱都可以自称为朕，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这个“朕”才成为天子的尊称。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本身有罪，请上天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他的罪责由我一人来承担。这是汤王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榜样。可以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法，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事情要“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挑剔、抱怨、责怪别人？因为“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可以说这句话为我们指出了小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冲突，大到国与国之间、国际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及解决方法。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中国古人实际上很有智慧。这一句话你真正做到了、落实了，所有的矛盾冲突就迎刃而解了。这句话不仅指出了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易经》有两个卦，一个叫泰卦，一个叫否卦。我们经常说否极泰来，如何做才能否极泰来？这个泰卦的卦象是地天泰。天本来是在上的，地应该是在下的，但是在泰卦之中，乾和坤的位置，也就是天和地的位置互换了。天和地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结果就是吉祥安泰。而否卦恰恰相反，乾在乾的位置，坤在坤的位置，它们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说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都没有做到。这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
《中庸》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的修身和弓箭手的射箭有相似之处。
当弓箭手把箭发了出去，结果却“失诸正鹄”，就是没有射中靶心，那么他是不是去埋怨说今天的天气不好，风把我的箭吹歪了？或者说我今天状态不佳，要是平时我就能够发挥得更好？甚至说，不知道这个箭是哪个厂子生产的，原来是假冒伪劣产品，害得我把箭给射歪了？一个真正好的弓箭手，他不是去寻求这些客观的原因，而是反省自己在技艺上有哪些不够精湛的地方，有哪些可待提高的地方。君子的修身也是如此。
《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
尧帝有一次去视察，在路上碰到了被押往监狱的两个犯罪的人，他看了之后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很惶恐，就问：“你们两个为什么犯了罪，为什么被押往监狱呢？”
这两个人就说了：“因为很久没有下雨了，我们没有东西吃，不得已偷了别人家的东西，最后被发现了，就被抓了起来。”尧听了这样的回答，对押解犯人的狱卒说：“你们把他们两个给放了，把我给抓起来。”周围的人听了都很惊讶，就问：“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
尧很诚恳地说：“因为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我作为一国之君，负责教导全国的百姓，应该负起‘君亲师’的责任，但是我却没有把这份责任承担好。这是我的第一个过失。第二，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德行，所以不能感召上天，才发生久旱不雨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结果，尧刚说完话，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就飘过云彩下起了雨。
《说苑》记载，唐尧心怀天下，用心去周济贫民，痛心于百姓的苦难，忧心于众生不能顺利生长。有一人挨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挨饿的。”有一人寒冷，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都是我造成的。”他仁爱昭著而正义树立，施恩众多而教化深广。所以即使不加奖赏，百姓也会努力；不施刑罚，民众也会安定。先行宽恕之道，然后施以教导，这是唐尧治理天下的方法！
《群书治要·尸子》记载，舜任用了禹、稷、皋陶等五个人后，结果实现了无为而治，但是天下的民众都以舜为父母。尧于是就向舜问治理天下的方法。
舜仅仅回答了两个字：“事天。”就是按自然之道去治理天下。比如说，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就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给柴禾点火，这个火便自然会把那些干燥的柴禾先点着。这叫“召之类也”。就像“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
正因如此，尧凭借自己的美德，感召来的人才，也都是贤良的臣子。而桀品行败坏，所以感召的都是德行缺失的，甚至奸诈狡猾的人。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犯罪的人，便下车询问并为他哭泣。左右的人说：“那罪犯因为不走正路，所以会这样。君王你为什么要为他伤痛成这个样子呢？”大禹说：“尧、舜时候的人民，都以尧、舜仁爱之心为己心。现在我作为君王，百姓却各以自己的私心为己心，因此，我感到痛心。”
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在遇到天气大旱的时候，成汤就拿着六件事来自责：“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奢华了呢？是受宠的女人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的贿赂太多了吗？是得以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
成汤遇到天气大旱的情况，马上就反省自己政事做得如何。正是因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都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得好。
同样，我们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乃至于一个政党，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领导者是不是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识。作为领导者，遇到问题，看到下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哪一个地方不够尽心尽力，给下属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
实际上，下属没有过失，过失在领导者的身上，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这个集体的昌盛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喜欢开会，但是开会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越开越误会。原因就是我们忘了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开会的内容可能都是要求别人怎么做，很少有人反省自己，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可以更好地提高效率，更加富有效果。如果都去指责别人，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影响同事间的关系，叫越开越误会。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德未修，感未至。其实我们每个人，假如面对自己身边的一切亲朋好友，我们都期许自己，要做好榜样。我们学《弟子规》，我们要做圣贤的好弟子，让身边的亲朋好友，对圣贤的教诲有信心，这样来期许自己。
不见世间过，他们有过失了，有做得不对的，我们期许、提醒自己，“是我做得不够好，还没有能够感动他。”我们有这种心境，那就不会去对立、指责任何人。只要把“罪在朕躬”这段教诲记在心上，别人没有错，是我错了，能够“不可须臾离也”地奉行，德行会不断提升，最终德行一定能感动身边的人。
舜王反省自己。父母对他这么不好，他说父母一点错都没有，他自己“负罪引慝”，还是觉得罪过在他自己，他的至诚最后感动了父母。
唐太宗时期，出现了蝗祸，蝗虫把很多农作物都吃掉了。唐太宗说：“老百姓没有罪过，是我的罪过。你们不要再伤害老百姓了，不要让老百姓没饭吃。”他自己要把那个蝗虫吞下去。大臣说：“那个会伤害身体。”唐太宗讲：“我就是要让上天把祸移到我的身上，不要移到老百姓身上，我还怕生什么病呢？”结果各地加大治蝗力度，蝗祸很快就消失了。
唐太宗由这份真心发出的言行，感天动地，真正感化身边的人，正如《周易》所说：“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群书治要·管子》）。这个“反”就是还归、回的意思，“惧”就是警戒恐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贤明的君主有了过错就归之于自身，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功于百姓而让百姓喜悦，归过于自己而让自己警惕，这是明君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然有时候一不读经，正念就提不起来了，就很容易又看到对方的过失，又开始指责了。
从汤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一句话中，我们体会到办政治的过程，也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的过程，而且唯有圣贤才能够真正地把政事办好。一个团队、一个单位之所以会出现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其领导者还不是圣贤人。如果他是圣贤人，一定能够把这个团队、这个单位带好。所以，古代的政治称为圣贤政治，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圣贤君子，以及如何把圣贤君子选拔在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
圣贤就是以仁义存心，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义者循理。唯有以仁义存心的人，才能够想出一种办法，既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伤害对方的利益。中国古人之所以能够协和万邦，古代的那些圣明的领导被尊称为天可汗，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仁爱存心。所以他们才不会采取对立的方式，认为我要发展，一定要打败你，采取竞争、对立还有发动战争的方式，这样只能使矛盾愈演愈烈，解决不了问题。
十五、人心正则国治
社会乱象的出现是表象，它的根源在于人的心性。要纠正人心，仅仅靠法律监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让人有羞耻心，不愿意去作恶，也耻于作恶。
社会治理在于道德的教化，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即使法制不是很健全，只要人们重视道德教化，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和美的风俗。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法制不健全，也没有注重道德教化，没有把那些能人、贤德之人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也没有从小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
《群书治要·列子》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很多盗贼，晋侯对这件事十分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郄雍的人，可以通过观察人的神情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强盗。晋侯听了很高兴，就把他请来让他指认盗贼。郄雍指认了千百个盗贼，没有错过一次。晋侯非常高兴，说：“有了郄雍，还用那些侦探干什么呢？用这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就很担忧地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而且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
没过多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郄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郄雍的财物，把郄雍杀死了。晋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恐惧，赶紧把赵文子找来商量，说：“果不其然，郄雍被盗贼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叫‘能够看得清深渊里的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想要去除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会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很难得，于是就兴办教育，结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
“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所以古代的圣王都是把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宣扬伦理道德教育。教化明确了，道德的风俗形成了，就会达到很好的治理效果。如历史上的“成康盛世”，在周成王时期，四十年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
《史记》也阐述了类似的道理：汉朝兴起之后，“破觚而为圆”，“觚”就是棱角的意思，去除了秦朝的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斫雕而为朴”，把那些繁文缛节都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很疏忽，能够把那些吞舟之鱼都给漏掉。这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制不是很健全，法网是很粗疏的。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道德教化，以致“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们的吏治、官员的道德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过着和美的生活。
《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事先没有给予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知道做人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廉洁奉公，一旦他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进行刑罚，这叫作“虐政”。
为什么古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因为如果忽视道德教育，只专注于制度建设，会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难以防患于未然。《汉书·贾谊传》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伦理道德教育，礼义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而法律的制裁则是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都是教人养生之道，防病于未然。
扁鹊有两个哥哥也是医生，有一次魏文侯把他请来，问道：“你们三兄弟都是医生，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明，因为他给人讲养生之道，按自然节律饮食起居，这样是最健康的，结果这个人基本上不生病。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一个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时就对症治疗，结果这个人也得不了什么大病。但是我大哥的名声出不了病人的家庭，二哥的名声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
“我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之中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却最高，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钳开他的血脉，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再给他针灸等。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佩服得不得了，说这个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所以虽然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最高。”
中国式管理也类似于中医，它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让人根本就不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第二，如果我们仅仅重视健全法律监督机制，而忽视道德教育，就会导致“民免而无耻”的结果。
《论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法律制度，用政令来指导人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结果人们因为惧怕处罚而不敢去做坏事，而不是不想做坏事。因为没有“道之以德”，人们没有羞耻心，一旦有制度和法律的漏洞，就会不择手段地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反社会行为，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英文为Anti-socialbehaviour，就是让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以强凌弱等。这些青少年的年龄还很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到他们电视台报道，英国议会多次开会，就是想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但是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他们忽视了宗教教育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西方的文化是宗教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宗教是迷信，青年也不再相信宗教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群书治要·盐铁论》有这样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确实能够制裁他人，给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法律也可以把人处死，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
《群书治要·淮南子》说得更加具体：“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对偷盗的人给予处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
第三，如果我们只重视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而忽视道德教育，还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更严密、更具体，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有一位外国女士用非常认真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地向外国学习，不要向我们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西方国家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那样美好，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
很难得，一个外国人，她引用了老子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只要这个人一犯罪，我们就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问题因此就得到解决了吗？完全没有解决，犯人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学到了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社会，对社会危害就更大了。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监狱犯人人满为患、政府警察短缺的现状。
道德教育和法制到底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是“末”？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有这样一句话：“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我们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而仅仅是以刑罚禁止人外在的行为，那即使每一天都在外面处决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因为人作恶的心并没有改变，行为是心性的反映，有错误的思想才会导致错误的行为，没有改变人的心性，只是禁止人的行为，那是从枝末上解决问题。
《汉书》说，我们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就会导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新的法律条文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产生；这个命令一下达，欺诈的行为就产生。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真正遏止住，因为人们作奸犯科的心并没有改变。
这些道理都告诉我们：“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社会乱象的出现是表象，它的根源在于人的心性。要纠正人心，仅仅靠法律监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让人有羞耻心，不愿意去作恶，也耻于作恶。
《论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我们用道德去引导人们，用礼义去教化人们，人们有了羞耻心，从心底不愿意去作恶，有人格、有气节，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的婚礼来印证。
古代很重视婚姻之礼。娶亲之前，男方三天不奏乐，女方三日不熄灯，就是在结婚之前抓紧时间教育儿女怎样去为人夫、为人妇，怎样承担起家庭职责。当然，这并不是所谓的“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其实，在平时父母的言谈举止之中，都已经给他们展示了应该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了，到了结婚之前的三天，还要抓紧时间集中地进行教导，耳提面命。
在迎娶之日，丈夫要去迎娶妻子之前，首先要祭拜天地。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婚姻大事不仅仅关系到两个人、两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所以礼节非常慎重，也表达了人们要把家庭维持好、把儿女教导好、使社会和谐这样的存心。
结婚当天不一样的是，儿子要接受父亲的敬酒，而且儿子不用回礼。父亲是代祖宗给儿子敬酒，意思是说，从今以后，祭祀祖先的责任、家庭的德风建设就要由你来承担了。
到了女方的家庭，女方的父母对新郎官非常尊敬，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交到新郎手上，意思是说，从此我们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新郎和新娘要跪拜父母，新郎要感恩岳父岳母给自己培养了一个这样贤良的妻子。从岳父岳母的手中接过新娘，新郎心里这种责任感也就提起来了。
新娘上了花轿，要把她的香扇从轿子里扔出去。意思是说，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千金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父母的关爱，天气热了可以拿着扇子扇一扇。但是，今天你为人妻，要成家立业了，就不能再有小姐的习气了，随着这个花扇一扔，千金小姐的作风也随之给扔出去了。
到了夫家，礼节也很有意义，公公婆婆是站在客人的位置上，把新媳妇迎接到主人的位置上。意思是说，从此之后，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了，家道的兴衰就靠你们来承担了。
新婚夫妇要喝交杯酒，喝交杯酒的时候，是把葫芦瓜切成两半。葫芦瓜的丝是苦的，里面装的酒是甜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夫妻两个人就要同甘共苦。而且葫芦瓜是一个整体切成了两半，意思是说，夫妻两个人本是一体，不分彼此，不要互相计较，“夫妇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礼成之后，葫芦可能还会挂在那儿留作纪念，提醒成家的初心，就是“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这就是古代的婚姻之礼，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新人的责任感，引导新人的正念。它会使丈夫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使妻子有德行。可惜的是，这么好的礼节到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看到了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们后人却没有理解、没有传承。我们不仅不愧疚，甚至还妄加批判祖宗。这就等于坐在大树底下乘凉，我们不但不感恩戴德，还拿着斧子拼命地要把大树给砍倒，没有比这更折福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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