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家》1999年第05期

    栏目：凸凹文本

    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我不停地这样提醒着自己。我在1988年就拥有了这本书。这本书是1988那样的时代的产物。文学在制造着圈套和迷宫。很多人被迫穿起皇帝的新衣，始才知道童话具有多么形而上的经典意味。所以相信，读童话的小孩，今后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丑小鸭迟早会变成白天鹅，这是古往今来的真理。而趋之若鹜的人们也必然会说他们看见了皇帝的新装。而新装在哪儿？那所谓的先锋的新潮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从1988年我就提醒自己读当时非常时髦的罗兰·巴特的书和评价他的文章。老实说，那些理论很艰涩，读起来真是味同嚼蜡。但我还是要求自己把它们读下来，我也坚信读巴特的书一定会使我变得深刻和博学起来。但真实的情形是，巴特的话语我过目便忘。读了很多却无论怎样也弄不懂巴特说的是什么。我想不是我太愚笨，就是巴特的解构主义太深奥，以至于我的努力总是付诸东流，我就是那么冥顽地不可造就。后来一位批评界的朋友对我说，既然你不喜欢读，又为什么偏要强迫自己去读呢？有时候，要到达一个理论的目标，有很多途径。所谓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只需找到你自己的也是你喜欢的方式。我一直记住这个朋友的话。是这些话使我彻底卸下了包袱，轻松起来，我也再不必为我的无法深奥起来而懊悔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恋人絮语》出现了。副题上标着：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封底上又写着：本书于1977年在法国问世后便立即风靡西方文坛，成了罕见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搬上舞台。多么美妙诱人的广告语。我当然即刻被吸引了。既然畅销便一定不会过于深奥，西方读者不会哪一位都是符号学或者释义学亦或解构主义的大家吧。于是我猜想《恋人絮语》一定是一本较为大众化的理论文本，否则怎么会“风靡”并且“畅销”呢？当时我一定在拥有了这本书后就认真地读了它，也一定像今天重读它时，被其中的一些语言的感觉所迷惑，甚至所折服。但是，终于地未能读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本书像我所觉得重要的很多书那样，因时间的所限而不能通读。特别当这本书成为了自己的，也就更没有阅读的紧迫性了；而另一个原因是，也许这本书本来就有着让人读不下去的因素。

    总之《恋人絮语》被束之高阁。直到这一次，我觉得我要写作的这部作品需要我读一读这本书了。并且我随手做着笔记，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罗兰·巴特。但是，依然地不能卒读。后来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这个可怜的解构主义大师。我依然把过错拉到自己一边，我认为我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是，同时，我却通读了很多篇尼采的、叔本华的、弗洛姆的以及关于凯鲁亚克、金斯博格的理论和书籍。那些文章也很深奥很艰涩，但我却读进去了，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充满了欢乐。我还读了伍尔芙，读了杜拉，读了萨特和波伏娃。不是读他们的小说，而是读他们的那些思考。

    我发现我和罗兰·巴特实在是没有缘分，甚或势不两立了，因为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证明了这一点。

    开始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一些语言的感觉不错，我喜欢。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是一本过时的书。为什么会过时？就是因为作者太想花样翻新了。这本书所尝试的是一些最时髦的结构上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无非是在整体布局上玩儿一些花样。什么“解构主义的文本”？也无非是去解释一些关于恋人的词语和感觉，当然，还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理解和分析。而已。然后便弄得玄玄乎乎，煞有介事，令人头疼。

    这个人的思想没有趣，他的文字和文章又怎么会有趣呢？

    据说这个人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英雄迟暮。这是巴特晚年的代表作。一个身处晚境的人又怎么会散射出那些堪称经典的“恋人絮语”呢？

    追求时髦真可悲。结果越是时髦的就越是容易过时。巴特先生就是可怜的追求时髦或者说创造时髦的牺牲品。那些自以为新潮自以为追上了巴特先生的西方人也很可悲。他们竟会使这本他们也未必真正读懂并且也未必真正喜欢读的玄奥枯燥的书十分可笑地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当然，这或许是出于人类追逐时髦的天性。是对于“解构主义文本”的又一件“皇帝的新衣”。

    接下来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又抄录了书的封底上一段对此书的大加吹捧。但是我边抄边用括号记录下了我对那些过誉之辞的愤怒：

    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很多段落不过是一些关于爱情的可以慰藉那些恋爱者心灵的小儿科式的语录。于真的爱情无补。不是真知灼见。没有切肤的体会。不是经验，也谈不上深刻。更不是什么精妙高深的爱情理论）。糅思辨（矫情）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多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新鲜的写作概念）。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的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依然只是他的个体的体验）在他哲人思辨的（想一想，他的突发奇想、标新立异的语言排列又带给了我们这个世界什么？关于爱的语言不依然还是我们今天的语言吗？他的出现使语言有了什么新的变化？使文体有了什么至今能延续发展下来的新的突破吗？这不是创造。也不曾产生新的知识。这只是他自己的那些故弄玄虚的臆想。甚至不如一代一代飞快更新的计算机语言那么对人类的生活有着实际的意义。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如果你半年不在计算机的行当中穿行，就完全会成为一个该领域中的陌生人。更新太快了。新的马上就成了旧的。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样比起来，巴特先生的时髦又算什么呢？何况，他所涉足的无非是文字的领域，若明若暗地游离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外，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作者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了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作家用更形象生动的方式作了比巴特先生费尽力气作的这些好得多的阐释和表述）。相形之下，以往的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反思”八股就显得迂腐浅陋（巴特先生真在巅峰之上吗？），而这正是解构主义要构实的（又不懂了）。

    这就是巴特先生关于爱情的经典之作吗？尽管他尽量采用了一种通俗一点散文化一点的方式去演示，但无法改变在整体行文中的枯燥乏味。

    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很浅薄。尽管我已对罗兰·巴特先生的《恋人絮语》多有不敬，但我还是把它放在了我的案头，作出一种随时准备读它的姿态来，以备能够由此而把自己武装得“解构”起来。

    后来，下决心与这本书分手，是因为我又重读了杜拉的《物质生活》。在拥有这本书之前，我只是在《外国文艺》上读到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些部分我曾经反复阅读，有些词语和段落，我几乎能够背诵。如今我手头拥有的这本书终于是一个完整的译本了。这很重要。重新读。读完整的译本。依然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我是在通读全书的时候，才突然听到杜拉说的。是关于巴特先生的。我非常惊讶。那时候巴特先生的《恋人絮语》就在桌前。

    听听杜拉怎么说：罗兰·巴特，我同他本人有过友谊，但我始终不能欣赏他。我觉得他永远属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教授思想方式。非常严谨，又有强烈的偏见。他的《神话学》系列我看过以后，就无法再读了。在他死后，我曾设法读他那本关于摄影学的书，这一次我仍然读不下去，除去其中关于他母亲的一章，写得很美。这位可敬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同伴，是他沙漠一样的一生中唯一一个英雄人物。随后我又试着去读《论爱情的话语片段》（即《恋人絮语》）也未能如愿。书写得极有才智。不错，那是有关爱情的札记，是这么一回事，爱情，出于无所爱，也就什么也不是。我觉得那是什么也没有的。可爱的人，无论怎么说，的确可爱。也不论怎么说，他是一位作家。某种已经僵化，写作循规蹈矩的作家。如此而已。

    怎么会这样？杜拉竟也是这样看待罗兰·巴特的。她的看法应当是更直接更深刻的。他们是同时代人。同时代的法国人。他们甚至“有过友谊”。但是，即使是怀了友情的杜拉还是屡屡不能卒读巴特的书。是罗兰·巴特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偏见？

    我不是想说我同杜拉的那种超越了国度的精神的契合，我只是想知道我们两个女人对巴特先生作品的感觉和结论的不谋而合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女人的一种感觉。我是先对《恋人絮语》无奈之后才读到杜拉的关于巴特的话语。我们的想法、看法和做法的惊人相似使我对自己又多了一份自信。因为，这世间谈论巴特的女人并不多。

    我读不下去《恋人絮语》。

    我没有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我一直对这个教授式思维的作家期望很高。

    所以我曾一直坚持着把他的书留在桌上。希望也许还能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我不愿承认这样做最终是徒劳无益的。

    是杜拉帮助了我。

    她确定了我的想法。

    是她的那段不煞有介事却又入木三分的话语让我下决心把巴特先生的书拿走。放回书架。重新束之高阁。

    反正是读不下去的。

    巴特先生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追求那件时髦的爱情服装呢？那么古板僵化的。

    总之是杜拉验证了我。是她让我知道了我们从巴特先生那里确乎是得不到什么帮助了。

    所以，巴特的书，拥有就足够了。

    《恋人絮语》，拥有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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