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推行“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新概念、新理念，还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新举措，其核心理念都是“合作共赢”，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86]这是中国实施周边外交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5年3月23日，王毅外长发表题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演讲，集中论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他指出：“每一段国际关系的形成，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完善。”“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王毅论述“合作共赢”理念的基本内涵是：“政治上，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经济上，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安全上，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更有效发挥好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提升预防冲突能力，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文化上，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
王毅特别强调，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为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中国外交将继续立足国情与世情，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通畅，让合作共赢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87]
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奉行“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努力经略周边外交，使其成为中国塑造全球外交战略格局的重要内容。“做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做常来常往的好朋友，是和平发展的中国对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期许。实施‘合作共赢’，履行大格局细落子，导致‘中国对邻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邻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重要性，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88]
二 实现中美两大安全体系“兼容共存”
在中国周边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安全合作体系，中国、俄罗斯等国主张多边安全合作，认为参与合作每一方都应该是平等友好的伙伴关系，不赞成并认为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等双边同盟体系为冷战残留的产物，但鉴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也“兼容”美国的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存在，不挑战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美国则坚持双边同盟合作体系，主张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新同盟、美泰同盟等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但同样鉴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兼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主张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容忍中国的发展和在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力和作用。
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基础和侧重点是不同的。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美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将是中国周边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格局，也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
美国依靠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实施与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同盟体系不同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亚洲一直占有包括驻军在内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美国在日、韩、菲、新、泰都有军事基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到处游弋，美国不会轻易退出这个地区；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日、韩、新、菲、泰等美国的盟国在经济贸易上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此外，美国又在亚洲一些与美非结盟国家积极开展活动，利用越南、印尼、印度、缅甸等国对于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与恐惧心理，或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问题，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给亚洲区域安全造成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是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现实。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紧密关系，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中国虽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但是美国也不能不视中国为重要合作国家。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让美国退出东北亚，既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亚洲政治安定的。
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战略成功实现“兼容”美国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更多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与美国和平共存，避免中美对抗。习近平主席率先提出“太平洋之宽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发展”，较为成功地实现中美在亚洲“兼容共存”的局面。[89]如朝核问题，中美两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避免了朝核问题产生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基本确保了该地区的和平局面。然而，美国以武力威慑、经济制裁和期盼朝鲜“突变”为特点的压制朝鲜屈服的路线始终不为中国所赞成，中国倡导六方会议，主张和平对话、平衡朝鲜安全需求的立场，也不能为美国所接受，导致半岛局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如台湾问题，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双方对于稳定台海局势达成了共识，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台独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反对台湾与大陆走得过近，导致台湾局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中美之间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及其可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和深度，将对亚洲区域安全的发展形态和实际进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否取得和平建设的安定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还是将强未强，中国在与美国共建亚洲安全的进程中，基本上处于弱势，或是在逐步增强中的弱势，从而在中美共建亚洲安全上能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强盛程度逐步赶上或接近美国，中国所能起的作用将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需要控制好自己行为的节奏，维持战略进取与战略克制之间的平衡，一些地方进取，其他地方就需要克制，一些地方克制，其他地方就可以进取，不激化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从长远看，中美共建亚洲安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中国将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 构建与俄、日、印地区大国新型关系
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最重要的大国，其他地区大国的对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或受制于中美在亚洲的双边互动关系。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地区大国除美国外，主要是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构建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重视和加大了构建与俄罗斯、日本、印度地区大国新型关系的建设力度。中国与地区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三个层次目标，最低层次目标是“不对抗，不冲突”，中级层次目标是“互相尊重”，最高层次目标是“合作共赢”。就目前中国与三国的合作水平来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最高层次目标阶段，中日关系目前处于最低层次目标和中级层次目标阶段之间；中印关系则处于中级层次目标与最高层次目标阶段之间。
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邻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一些俄罗斯人士曾对中国发展存在种种疑忌。一是中国“人口扩张论”。由于俄远东地区人口稀少（截至2010年1月仅650万），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口众多（达到1亿）。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目的是要实现中国对俄罗斯领土“事实上的占领”。[90]二是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本是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俄罗斯国内有一小部分人苟同某些西方大国的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宣扬中国军力强大后会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或是进行军事威慑。[91]三是“掠夺原材料论”。俄罗斯国内少数人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有所疑虑，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俄罗斯，将挤垮俄罗斯的民族工业。[92]然而，中俄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厚实基础。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指出：“中俄关系是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发展迅速、机制完备、覆盖面广、合作水平高的一对大国关系。双方有元首、总理和议会等高级定期会晤机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都是去俄罗斯，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显示了中俄友好的特殊性。两国互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彼此成为维护核心利益、促进发展振兴的可靠战略支撑和主要外部积极因素，这是双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选择。”[93]俄罗斯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地区之一。奥巴马总统将俄罗斯、“埃博拉”病毒、“伊斯兰国”并列为世界的三大新威胁，普京则在国情咨文中指责西方想用“新铁幕”围堵解体俄罗斯，俄总理也称美俄处于“新冷战”的边缘。双方尽管并未认可已处于“新冷战”的说法，[94]但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欧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已扩大至金融、能源和军事合作领域，不仅影响欧亚政治格局，而且牵动全球秩序重构。面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威胁，中国将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中美关系之前，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俄关系取得了高水平、跨越式的重大发展，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以后多次与普京会面，达成了中俄在一系列重大事务上的共识和协调。签署或实现了4000亿美元天然气合作项目、1500亿人民币中俄货币互换协定、2015年两国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双方在和平利用核能、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载人飞行等高科技领域合作，以及高水准军事演习、尖端武器买卖等方面全方位合作。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再访俄罗斯，中国仪仗队高规格参加红场阅兵，格外惹世人关注。两国元首商定：“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俄方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从战略高度，以更广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扩大相互开放，深化利益交融，更好促进两国发展振兴，拓展欧亚共同经济空间，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和稳定。”[95]同时，中俄联合举行黑海和地中海军演，此次军演尽管规模很小，却是中国海军参与距离本土最远的演习，展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提升，表明中国打造一支走出近海、穿行世界的远洋海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和帮助。[96]两国领导人经常在各种场合使用“高水平和特殊性”表述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十八大以来，中日关系面临重大困境和难题，日本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三：其一是把中国作为战略和现实对手，获取主动先发制人的权利；其二是拉拢美国，挑动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战略举措；其三是拉拢周边国家“近日疏华”，渲染“中国威胁”，构建所谓“制约中国的弧圈”。日本对中国的上述战略基于中日之间综合实力翻转的大背景，日本企图通过这些措施压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阻止中国影响力提升的势头，借此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扭转日本在中日战略竞争中的颓势。张蕴岭指出：“日本已经不具备主动犯华的实力，但日本对华采取的‘组合拳’战略会增加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如果危机管控失败，引发军事风险极高。”[97]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大国，是中国能否实现战略机遇期延长的关键国家之一。推动中日关系实现从功能互利到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的突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目标。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违反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默契，推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错误政策，我方在东海被迫反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一，我国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点，并向联合国报告、备案，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对于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法律文件；第二，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单边控制，实现了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存在；第三，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迫使美、日在事实上默认其存在，扩大了我国的安全预警范围，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目前，中日钓鱼岛及东海争端仍未见底，依然时有起伏，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但双方均感疲劳，冲突一线已趋和缓，有实现阶段性休战的可能。应在继续严密监视日本动向、积极应对的前提下，采取缓和策略，争取中日钓鱼岛争端实现转圜，在新的现状基础上实现“搁置”，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一系列复杂和具体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中日钓鱼岛争端存在长期性、反复性的特点，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制衡中国也将成为长期趋势，但并不排除中日关系出现局部缓和，甚至出现逆转的可能。在APEC北京峰会前夕，中日达成“四点共识”，[98]随后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两次会晤，表明中日关系存在着适度转暖的可能性。中国邀请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中国“九三”纪念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以及安倍寻求仿照德国总理默克尔事后出席莫斯科阅兵的方式访问中国，表明双方谨慎而积极为改善中日关系所进行的努力。
印度是亚洲和世界人口排名第二的国家，也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大国。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其一，综合实力都处于快速提升的过程中，对于对方崛起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印度视中国为其发展的合作对象国，中国视印度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大国，发展互相关系具有一定的战略基础；其二，两国都希望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对于建立国际秩序基本看法相似，印度希望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希望印度不参加美、日制衡、遏制中国的行动；其三，两国都反对武力干涉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行为准则的认识具有共同性，中印在国际多边舞台共同话语较多，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G20、金砖国际机制等重大问题上态度接近，步调比较一致；其四，两国边界虽有严重分歧，但没有外部势力介入，通过双边解决争端的外部干扰较小，双方经过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以协商解决分歧的默契和共识，形成分歧管控的“制度性保障”。
然而，两国关系也面临许多挑战：其一，“印度是一个综合实力上升较快的大国，与中国有着战略竞争的情结，与中国抗衡和竞争是印度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设计”；其二，领土争端问题和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分歧，印度对中国“有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失败记忆，加上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特殊战略关系，印度的军力提升和军事部署有着很强的针对中国的因素，特别是印巴的任何对抗特别是战争都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直接威胁”，印度对华防范和猜疑并未消除，视中国为对手的心态未变；其三，印度对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中国对美印、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相互具有重大疑忌，形成战略互信缺失；其四，中印经贸关系也存在重大分歧，2014年中印贸易额接近700亿美元，增长潜力巨大，印度贸易逆差400亿美元，成为两国经济交流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总之，“虽然中印之间再次因领土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印度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设计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产生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99]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印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充分认识中印战略关系具备的区域和全球意义，尊重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充分尊重印度对于印度以东阵营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尤其是在推动建立与发展“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容的过程中，两国互相支持，把中印关系转化为对中国周边外交有利的因素。
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实现高调互访，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莫迪在访华前开设中文微博为其访问热身，中国网民好评如潮。习近平在他的家乡西安盛情迎接莫迪访华，也获世界舆论高度重视。两国再次确认共同管控边界分歧，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有印度学者称，印、中两位首脑都是强势领导人，目前可能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时间。[100]中国外交部积极回应：“双方对于早日解决边界问题都有积极意愿，也都付出了积极努力。早日解决边界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期待，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印方继续坚持不懈推进边界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最终方案达成之前，双方将继续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101]中印在处理争议边界问题方面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范例，即可以用“两轨思路”处理两国争端问题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推动两国在经贸合作和战略互信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印度不再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负能量。2015年7月，中国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启动印、巴加入的进程，世界媒体称，随即中国也有可能从南亚联盟观察员国家转变为正式成员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妥善应对美、日、俄、印四大国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并努力与美、日、俄、印共同探索构建一条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四“友邻外交”创建周边外交新特色[102]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重视周边外交，加大了与周边友好国家开展“友邻外交”的力度。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遍访周边友好国家，“大气从容，待人以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自信坦诚的风采、灵活务实的姿态、朴实亲民的气质，熔铸为中国魅力，折射一个底气深厚、朝气蓬勃、锐气昂扬的中国”。受到周边国家和世界的欢迎。
“好邻居，金不换”，中国大力推行元首外交，“走亲戚”、“交朋友”，与周边国家领导人建立私人友谊，为中国周边外交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习近平秉持和平发展理念，身体力行，以更加开放从容的姿态同各国开展友好往来，展现出睿智、坦诚、务实、亲和的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赢得各方普遍尊重。
“意气相投”、“很谈得来”，习近平与普京频频见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当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遭遇西方国家抵制之时，习近平开创了中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体育盛事的先河，并对普京说“按照中国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分享喜悦”。中俄关系由此进一步得到大幅提升。
习近平访问中国的全天候“铁哥们”巴基斯坦，在议会演讲中称呼巴基斯坦人民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地位”。30多分钟的演讲，议员们不时用他们传统的手掌击桌方式表示赞同，达50多次。[103]
2014年盛夏之际，习近平对韩国进行“点穴”式国事访问，以示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倡导两国互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期许“双方应该像走亲戚一样加强高层和各领域交往，重视相互核心利益和关切，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次访问取得了极大成功。
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期间，分别与4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长时间“一对一”坦诚深入的交流。与中亚各国领导人敞开心扉，就双边关系、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看法。中哈元首同乘一架专机共进早餐，促膝长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举行家宴招待客人，习近平穿上当地的传统服饰表达尊重。
蒙古国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七个邻国，亦是一次走亲戚式的“点穴”访问，习近平热情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邻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这不仅推动中蒙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也在周边国家中引发热烈反应。
2014年以来，习近平每到一国访问，必发表署名文章，如在俄罗斯发表《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在巴基斯坦发表《中巴人民友谊万岁》，在韩国发表《风好正扬帆》，在蒙古国发表《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在塔吉克斯坦发表《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在马尔代夫发表《真诚的朋友，发展的伙伴》，在斯里兰卡发表《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在印度发表《携手共创繁荣振兴的亚洲世纪》，在澳大利亚发表《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在新西兰发表《共同描绘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斐济发表《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等，[104]“既讲‘中国故事’，又播‘中国智慧’；既凝聚共识，又解惑释疑；既讲故事讲理，又用数字说话；既搞‘配套顶层设计’，又兼‘具体施工’；既主题突出，又各具特色；既为出访定调，又展个人魅力”，[105]热情、坦诚展现中国人民对周边国家人民“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友好心情，并在各种场合就地取材，引用当地谚语，如“朋友要老，好酒要陈”、“通往和平的方式只有和平”、“金钱易得，朋友难求”、“河有源泉水才深”、“诚信比财富更有用”等，拉近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中国的“友邻外交”创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和新特点。
五“底线思维”保障中国和平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周边外交在重视顶层设计的同时，十分强调“底线思维”。中国逐步改变了周边外交的“反应”模式，哪里出问题，就将精力投哪里，被动应对，而是强调主动出牌，设置议题，不断提出新倡议和新理念，引导国际政治按照中国的章法起舞，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千秋大业得到保障和实现。
中国的“底线思维”首先用于国家领土和海洋维权。中国官方亮出的底线是“主权在我”，中国在领土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2014年3月8日，王毅部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中国秉持以和为贵，以诚待人，人敬一尺，我还一丈”的基本立场，明确表示：“对于我们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我们愿意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闹大。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底线思维”立场。[106]
针对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反对，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争端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行径，中国外交部发布立场文件，从法律上反驳菲律宾无理主张，申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场”。强调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敦促菲律宾尽快回到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中国愿与有关各国一道，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合作追求共赢，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107]
“底线思维”兼具“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还击”、“弹性回防”等多重含义，具有“维稳不损害权益，维权不引发冲突”的特点。关于“主权在我”，如前所述，为中方原则立场，始终不动摇。关于“后发制人”，即中国不主动挑衅，而是在声索国挑起事端后，“后发制人”做出还击。如钓鱼岛问题，是日本政府推行“国有化购岛”挑起事端，中国再做出连锁反应。关于“适时还击”，即对于声索国的挑衅行动，断然做出反应。对于钓鱼岛冲突，中国在坚持和平的前提下，宣布钓鱼岛中国海基线，实现中国维权巡航常态化，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军地联合海上维权军演等，保护中国的主权和权益，赢得东海战略方向的战略主动权。出于同样的原因，2014年，中国企业所属“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开展钻探活动，以应对越南颁布“海洋立法”，将中国南沙和西沙均列为其管辖海域的举措，“981钻井平台”遭遇到越南船只的围攻和干扰，中国派遣公务船到现场保护作业安全，有效维护了海上作业秩序和航行安全，也宣示了中国维护主权、权益和管辖权的决心。同年，中国出于菲律宾、越南等国早已在南海扩建岛礁，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决定进行南海岛礁建设工程，其规模之宏大，速度之快捷，态度之坚决，前所未有。一方面是中国南海主权显示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显现中国领导人的维权气魄，不动则已，动起来一气扩建七个岛礁，势不可挡，引起域外大国美国和声索国的强烈反响。关于“弹性回防”，表明中国对于争端的应对有了新的特点，张弛有道，一张一弛，进退自如，掌握反击的适当节奏。如“981钻井平台”在完成钻探任务后，借台风来临之机，主动宣布撤离，使世界性的围攻舆论不攻自破。对于南沙岛礁建设，则着重解释中国进行岛礁建设的目的，强调除提供军事防卫功能外，更具民用和履行国际责任的功能，并公布填海造岛礁的进度，以较透明的方式回应外界的质疑。近期也适时宣布造岛工程结束，转入基础设施建设，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抗议风潮，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然而，“弹性回防”具有阶段性和间歇性，一旦条件成熟，或维权事业需要，中国将继续推进必要的维权行为。2015年6月24日，中国“981钻井平台”重返南海，在海南三亚东南方向海域进行油气勘探，说明中国在自己领海进行的能源开发工程仍将继续稳步推进。
中国的“底线思维”还用于维护周边区域安全建设。王毅外长在上述同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表示：“朝鲜半岛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在半岛问题上，我们始终有一条‘红线’就是绝不允许生乱生战。”并确信“这也完全符合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108]中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在中国的家门口“闹事”，撬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底线。这个话既是说给朝鲜听的，也是说给美韩听的。[109]如果朝鲜坚持核武器政策，进行新的远程导弹和核试验，或者韩美坚持美韩军演大规模升级，或采取其他可能激怒朝鲜的举措，半岛局势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利益关切，中方绝不允许半岛生乱生战，希望有关各方着眼大局，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的事，采取实际步骤为推动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应“将朝核问题重新纳入可持续、不可逆、有实效的对话解决轨道”。中国态度坚定，指明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没有国家可以取代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对于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搁置争议，表现出富有弹性的立场。但是日本一意拒绝，并对中国在钓鱼岛展开的维权屡屡加以阻挠干扰。如果日本想动武的话，中国就一定会坚持捍卫，用武力还击。[110]
中国形成和实施中国周边外交的“底线思维”，表明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将给对手划出底线，实施威慑，并且在内部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决不允许个别国家勾结域外大国蚕食中国的主权利益。[111]
六 统筹“六大板块”和“印太两洋”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向外延伸和海外利益的增加，中国逐步树立了“大周边”的外交理念。本文所指“大周边”概念是相对于“小周边”概念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诸国。而“大周边”概念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线，涉及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112]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六大板块”应该作为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与传统的观点相比较，将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纳入中国“大周边”范畴。西亚地区是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该地区局势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和西部发展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东南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确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地区领军国家的对华友好是中国海上安全的关键所在。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可或缺的“六大板块”。中国应根据不同“板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中国的周边政策。如中国的东北亚外交，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重心应由近20年来所奉行的以经济外交为主，以战略保证和谨慎被动的“搁置外交”为辅，逐步调整为经济外交与积极主动的安全战略并重；中国的南亚外交应高度重视印度崛起的战略意义，坚持中巴传统友谊，加强与美国的南亚政策协调；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促进中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的西亚外交，应采取“积极参与、有所作为”的“西进战略”，将以中亚、西亚、北非为核心的大中东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中国的南太平洋外交既要重视发展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领军国家的关系，也要努力化解美、日、欧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南太平洋外交政策的干扰。[113]
中国将“六大板块”看作一个利益高度相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洋“六大板块”，打破不同“板块”之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分割，形成陆地与海洋事务、中国边疆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机制。中国需要统筹“东线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与“西线板块”（西亚、中亚、南亚），实现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比如，当“东线板块”出现岛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和矛盾时，中国的“西线板块”地区形势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缓转，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统筹周边“六大板块”，实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114]
同时，中国周边外交还开始兼顾“印太两洋”，加速从传统的太平洋“一洋战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战略”转变，逐步建立一个包括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在内的“印太两洋战略”，特别是印度洋战略和南太平洋战略。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贯通亚非欧与大洋洲，紧靠中国南海，并通过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通向广阔的太平洋，北靠南亚次大陆并深入“世界心脏地带”中亚，西北角有波斯湾和中东，通过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通往西欧，西临非洲大陆，直至好望角，与大西洋相通，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为此，美、俄、法、英纷纷进入印度洋，印度更是将印度洋视作印度的印度洋。加速经略印度洋的进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
在南太平洋地区，中澳、中新关系的升级，在提升中国南太平洋影响力方面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中国强化对于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则能“向全世界诠释中国‘大块头’和南太‘小不点’亲诚惠容的和谐关系——国家分大小，平等无障碍。在中国战略力量提升引发一些小国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充满猜忌的现实下，中国和南太岛国的融洽关系具有新示范效应”。[115]加大经略南太平洋的力度也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印度洋外交战略和南太平洋外交战略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中国设计的“一带一路”蓝图包括了这两个地区在内。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设计的五条发展路径中有两条以印度洋为终极目标，一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另一条则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中国正积极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同建设通向印度洋的海陆安全高效运输大通道，是实现中国印度洋战略的关键性举措。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了“亚投行”，又分别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签署 FTA 协定。2008年10月1日，“中新自贸协定”正式生效。2015年6月1日，中澳正式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对于中国进入南太平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4年11月，习近平在赴斐济出席G20领导人会议时，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升与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首次对南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引起轰动。习近平与8个南太平洋建交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共同决定建立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宣布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将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今后5年为岛国提供2000个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等，还就加强农林渔业、矿产、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拉近了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的距离，使中国大周边外交的布局日臻全面完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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