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设中国特色的周边大国外交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强调我国的外交工作应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出发，努力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对外工作更好服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大局”；“必须坚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综合实力，为实现对外工作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互利共赢，推进经济外交，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诸多挑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不断开创我国对外工作新局面”。[117]三个“坚持”为新时期中国周边大国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准则。

    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首先需要构建健康的大国心态。一方面，中国不缺大国情怀元素，数千年的朝贡体系曾使中国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而视周边国家和民族为“蛮夷戎狄”，万邦来朝是中国人心中期盼的“盛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百年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经历了太多的冤屈和欺辱，又存在着浓烈的受压迫心理阴影。这两种心态都不符合新时期大国心态的要求，中国不可能再次掉入封建式的帝国自大，重返朝贡体系的旧思想范式，也必须从受辱阴影中走出，以健全的心态应对新时代和新世界的挑战和使命。走向时代前列和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不断在精神上走向强大，“这种强大决非仅仅来自领导层的意志，民间的心理成熟构成了它决定性的底蕴”。中国人的胸中应装下一盘中国与外部世界共赢的大局，勇于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让公众的主流思想方式和集体视野与大国使命相匹配，这是中国社会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也是中国周边外交首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118]

    在周边外交工作中体现大国外交特色，更多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周边治理和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中国虽然已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主持六方会谈，推动“10+1”、“10+3”、东亚峰会，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主导的作用，并开始倡议“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核安全观”、“中国版新文明观”等创造性国际新议程，对中国周边国际治理发挥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往往是美国和西方设置规则的“被治理者”，缺少议题设置、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中国的周边外交应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出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建议，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中国的“合作共赢”的新主张，彰显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风范。

    二 谋划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需要整体谋划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

    一是在远洋和深海底层等中国周边的全球公域[119]拓展“战略新边疆”。在全球公域新战略之下，美国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军事资源，审慎却有选择地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部署在海洋、外层空间、极地、网络世界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却维系着全人类安全与繁荣的区域之地。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也把对全球公域的治理与控制视为自身安全的命脉。面对世界大国对全球公域的争夺，中国如何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如何构建中国的公域战略，以谋求在未来新一轮的竞争中取得先机？中国又应如何与美、欧、俄、日、印等大国密切合作，携手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这些已成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已经明确将海洋、太空、极地和网络列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这是对中国公域防卫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历史性任务。[120]中国应在东海、南海海洋领土争端中突破域外大国和某些海上邻国对中国的联合“封锁”，在确保加强和发展中国在西太平洋“自由航行”和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南太平洋、东印度洋国家不断发展关系，建立前进基础，逐步在“太印”两洋的公域建立中国的“战略新边疆”。

    二是实现中国周边合作全覆盖。在继续大力发展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合作、建设“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西进”亚欧大陆，实现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共赢”，将该地区塑造成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开辟广阔的战略空间。王缉思认为，“西进”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所驱动的，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121]

    三是构建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机制和新规则。中国已在中央层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取代先前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下处理外交与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将有效整合内部外交（安全）资源，解决跨部门协调的难题和外交决策面临的复杂问题，从而确保在面对外部紧急事态时反应迅速，决策有力。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国家安全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进而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整合为一体，将中国安全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22]今后，中国将全面落实这些新理念、新机制和新规则，进一步提升中国周边外交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是在更为广阔的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联系。中国周边外交与全球外交紧密相连，互为促进，体现全方位的特点。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全球外交的基础和拓展资本，而中国在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的活跃外交也将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深入和成效。

    中国“大周边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在整合上述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整体进行谋划，形成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架构。

    三 明确对中国周边争端国和争端问题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分歧和争端，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将难以避免。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分歧和岛屿争端有所升级，加上域外大国的积极挑动和教唆，使我国周边海域安全出现某种紧张的态势。“中日必有一战”和“南海必有一战”的说法，广见舆论界，是不符合实况和违背中国现行战略方针的。

    未来的周边外交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对这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周边国家的战略定位。日本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大国，菲律宾、越南也是中国周边的合作伙伴国，需要明确它们不是中国的敌国，而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国、合作国，有的国家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菲关系等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双方化解争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所在和基本出发点。

    同时，需要界定中日钓鱼岛争端及东海划界争端、中越、中菲南海争端等争端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明确这些争端只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历史时段的问题，而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并非国家核心利益。2014年8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越南总书记特使黎鸿英时说：“近几年，两国关系总体良好，但近期受到极大冲击，引起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又说“邻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这表明中央领导是将中越友好关系与中越海上冲突分开看待和处理的。中越冲突并非中越关系的全部，双方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处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争议”，留待历史条件成熟时再去解决。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亲自访问中国，中国认真接待，说清说透利害关系，将有助于中越冲突的缓解。鉴于越南执行在对美对华间平衡的政策，其高层存在分歧，我国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进行工作，广交朋友，有助于越南的“近华派”在越共十二大后继续执政，这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有益于我国的长远利益。习近平承诺访问越南，有可能将使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推手。中国应大力宣传“海上丝绸之路”，将是一条和平、安全、合作、共赢之路，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走向全面合作。应着意宣传日本、菲律宾、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以实际行动使它们相信可以从共同经营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而不是从与中国的争执中，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东海、南海、黄海都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习近平主席曾就中美关系，提出“太平洋之广阔足够中美两国发展”的观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是否也可提出“东海、南海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各国可以找到和谐共处的良策”使我国处于舆论高地，推动争端走向稳定，和平共处，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四 注重陆海统筹、海海统筹的布局和方略

    中国地大海广，中国周边陆海维权，需要注重陆海统筹和海海统筹，才能确保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稳定。

    首先，是陆海统筹。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塞防与海防之争，说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陆海防兼顾。目前，除中国与印度、不丹边界未划定外，中国陆地边界相对稳定，有利于更多注重于海防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西进”战略，无疑将减轻东部海疆的压力。

    其次，是海海统筹，中国除渤海为中国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均与他国有所分歧和争端，再加上台海的特殊领域，可称为“四海”。同时，还应该打通图们江入日本海的通道，建设珲春深水港，从而加大中国在日本海的存在和发展，形成“五海联动”。一处紧张，可在他处动作，减轻矛盾点的压力，平衡各方势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战略布局。

    目前，黄海局势稳定，中韩海域划界谈判已有所接触，尚未正式开始，基本保持友好状态。日本海基本风平浪静。台海之间由于台湾国民党执政，也无大的动静。中外海域和岛屿冲突矛盾主要集中在东海与南海。南海是现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海域冲突的关键地区。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为巩固其在同盟国中的地位，挽回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分，同时也是为了牵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越等国鼓动、打气。日本为转移在东海的压力和围困中国，也大肆鼓动和以实力支持菲律宾及越南加紧向中国挑衅，使得南海局势不断紧张。菲律宾抓捕我国渔民迄今未释放，越南曾发生严重骚扰我西沙“981钻井平台”事件，目前又在中国填海扩岛问题上兴风作浪，人为制造紧张氛围。

    应把南沙问题和西沙问题分开处理。在西沙问题上，应坚持西沙不属于争议领土的主张不动摇（西沙“981钻井平台”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严防西沙问题南沙化，充分利用海洋执法力量优势，在西沙海域构筑军警民船共同防御的体系，将越南入侵的船只拦截在传统海域之外。

    在南沙问题上，则要牢牢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国行为准则》的诠释权，充分利用这些法律和文件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其次要加强外交公关，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积极争取各国政府理解和支持；再次要深刻认识到争取舆论和各国民意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国际广播和网络争取各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当前，中国还宜在日本海有所动作，加大批判日本侵略军1938年破坏图们江出海口罪行的力度，将此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对待。努力尽早启动打通图们江入海通道，在那里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威慑和压力，将大大减轻东海和南海的压力。尽管中国在日本海并无领海，但可以利用目前难得的国际机遇，尽快启动并实施打通图们江出海通道，不仅解开阻碍长吉图战略实施和大图们江开发建设的“地理死穴”，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时，可在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域之外增加我在日本海的存在与活动，就像美国在南海没有领海，却可以要求自由航行权，干预南海事务一样。中国启动打通图们江通道的活动，将大大便于中国海军进入日本海，起到牵制美国和日本的作用。一是可以增强通过日本海进入西太平洋的强度和力度，二是可以使日本首尾难顾，不能顺利实现其东北战略向西南战略的转移，三是可以干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减轻南海和东海对我之压力。

    五 推行“双轨思路”，和平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

    2014年8月9日，王毅外长在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时表示，中方赞成并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找和平解决，南海的稳定和和平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双边+多边”的模式来处理南海问题。

    除此以外，“双轨思路”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可以广泛使用于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分歧和争端。60年代初，毛泽东在谈到中印边界冲突时曾经讲过，对于中印友好关系与中印边界争端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123]高屋建瓴，显现了大国领袖的气度和智慧，不仅为今天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留下重要的空间，而且也为处理周边海洋争端及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个基本分析依然适用于处理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有那么多周边国家，互相间发生分歧与争端在所难免。除中外海域和岛屿争端外，中国与印度有陆地边界分歧与日本有历史问题的分歧、与韩国有萨德导弹在韩部署的分歧、与朝鲜有朝核问题的分歧、与缅甸有建设水电站和铜矿的分歧、与斯里兰卡有港口建设的分歧等，而且旧的分歧和争端得以解决或缓解后，新的矛盾和分歧还会不断发生，这是邻居相处的常态，难以避免。从战略上说，这些分歧和争端一般均由国家利益争端而起，但比起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双边友好关系来说，应该都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中国完全可以实施“双轨思路”，将化解这些分歧争端与建设全面双边友好关系适当分开处理，超越争端，绕道争端，务实推进双边合作，并在务实合作中淡化、化解这些争端，共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如果双方在这些分歧和争端问题上死扣不放，必将导致双边关系走入迷途，甚至死胡同。

    六 大力建设周边外交人脉工程[124]

    最近，新加坡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李光耀仙逝，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悼念。习近平主席致电悼念李光耀，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政界故友的最高评价。[125]李光耀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长期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形成的知华派、亲华派，已经实现了世代替换。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周边国家老一辈领导人都陆续谢世，或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大部分为战后出生的新人，他们没有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亲身经历，对于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也与前人有所不同，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交谊和联络渠道出现了断层，这对于中国与周边争端问题的解决和周边外交的开展将造成一定程度的难度和负面影响，对于周边海洋争端的解决也将造成极大困难。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建设周边外交人脉工程，尤其是加强知识阶层和青少年的交流，建立民间友好的深厚基础，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在第一渠道和第二渠道的不断交往中，着意培养新的知华派和亲华派，这将是未来处理好各种可能发生的周边海洋争端及其他争端的重要缓冲力量。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原则，要实现这些新理念和新原则首先需要建设中国周边人脉工程。不管是“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洲新安全观”的实施，还是“亚投行”、“上合行”、“金砖行”、“丝路基金”的建设，关键都在于人。中国急需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才有希望将中国的宏大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的良好关系，不论该国哪个党派上台，都能持续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习近平主席重视周边国家人脉工程的建设，已经与普京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朴槿惠总统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些私谊对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国际事务合作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周边外交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周边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一经变动，就会影响两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一些已经签约的协议便会遭遇挑战，出现反复，使中国无端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中国领导人与周边国家政治领导人要建立起类似老一辈领导人之间那样的“老朋友”关系，还有待努力。结交和培育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建设中国周边外交人脉工程，将成为当今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任务之一，需要予以高度的关注和刻意的努力。

    首先在政府层面，中国政治领导人应与周边国家政治领导人，包括执政党、在野党等在内的各界著名人士建立起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形成一大批能够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铁杆”朋友。真心实意地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交友”的战略目标，实行“亲诚惠容”的重要理念，着力进行感情投资，应是中国“交友”的主要方法。

    其次，应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尤其是加强知识阶层和青少年的交流，建立民间友好的深厚基础，越是与中国有分歧和争端的国家，越是有政府层面冲突和纠葛的国家，越要积极深入开展民间外交，以民间外交来推动和助力政府外交的实施。中国需要在与周边国家第一渠道和第二渠道的不断交往中，着意培养新的知华派和亲华派，也就是民间的“老朋友”，这将是未来处理好各种可能发生的争端和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重要缓冲力量和推进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精彩描述中国应有的周边交友之道，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可以相信，我们只要坚定地遵循此道而行，“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裨益和助力”，[126]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必定能赢得更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好朋友，使中国的朋友和伙伴遍周边、遍世界！

    2015年7月1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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