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约稿

    我与戏剧的缘分大概出于偶然。

    1977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一方面要给75级的学生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一方面要准备给即将入学的第一批高考新生编写讲义；同时，还要准备科研项目。那时，我一心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我已经在收集资料，准备写一部论《阿Q正传》的专著，想利用寒假开始写作。其时，我的母校南开大学学报的编辑，也是我的老同学罗宗强给我来信，他说，《曹禺选集》出版了，能否给学报写一篇关于曹禺的论文。他的约稿，我是很难拒绝的，无论从情感上，还是学术的尊重上，都不能推托。

    真的是在“百忙”中，我应答下来。

    曹禺的主要剧作，无论是在大学本科，还是读研究生的时候，都不止一次读过了，像《雷雨》、《日出》、《家》都不止一次看过演出。但是，当我在经历十年“文革”之后，重新阅读起来，可真叫做激动万分，震撼灵魂了。

    一个十分奇妙的感觉是，曹禺的剧作同鲁迅的著作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之处，而且是那么深刻，那么令人回味。虽然一时还说不出来，但是却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个发现，有着异常的惊喜。

    而对于以往的研究和评论，就觉得不够味、不过瘾、不恰当。

    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版的由山东师院编选的《曹禺研究资料》，它已经跟随我十几年了，本来又黑又糙的纸张，如今几乎都糟透了。我认真读了，其中也有很好的文章，但是，我总的感觉是对曹禺的评价较低，还隐隐感到一种“左”的阴魂缠绕在对曹禺的批评之中。

    当时，我写了《论〈雷雨〉、〈日出〉的风格》。为什么写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一直对风格研究有兴趣，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论鲁迅小说的风格》。不久，就在《南开学报》上刊出。随着，就得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称许。有的人就鼓励我把鲁迅研究放下来，先行研究曹禺。我很犹豫，多年来，就向往着在鲁迅研究上作出些成绩来，无论在资料的积累和思想的孕育上，都难以割舍。

    骨鲠在喉

    但是，我读过曹禺之后的内在冲动，是难以抑制的。我有话要说，不仅仅是对曹禺及其剧作有话要说，而且对于“文革”的思考，也有着非说不可的话，似乎我找到一个喷发的机会，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也许正是当时那股解放思想的浪潮在激荡着我，让我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曹禺的研究。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驱动着我呢？

    曹禺的剧作，让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积淀的历史负担是太深重了，《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所展开的世界，真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世界，是一个难以逃脱的世界。我觉得，它和中国人民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从周朴园、曾浩等人身上，可以看到当代一些人的面影，他们就是周朴园和曾浩的子孙。古老的幽灵仍然在祖国的大地上游荡着、作孽着。

    在一些对曹禺及其剧作的评论中，我看到文艺界的一些大人物，他们的一些言论，无论他们当时是怎样想的，但在客观上确是在压抑着曹禺，贬低着曹禺，如田汉对《雷雨》的批评，周扬对《雷雨》、《日出》的批评，还有杨晦对曹禺的批评，以及何其芳对《家》的批评等，都未能给予更为恰当的评估；而且直到解放后，还在左右着对曹禺的评价。

    譬如田汉对《雷雨》就这样批评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有些戏越是演的技术好，越是获得观众，越是增加它的反作用，我们必须根据客观需要加以更慎重的选择和修正。整个地搬用也许对于原作者负了责任，对于观众就近于不负责任了。拿中旅最近最卖钱的《雷雨》说吧，这是一个bien faite（引者按：佳构剧）的剧本，情节紧张，组织巧妙，舞台效果不坏。假使经过相当斟酌，去掉其中具有所含有决定意义的缺点，自是一个可以演的剧本。但我们能给以过当的估价么？不能。”（《田汉文集》第14集，第507页）

    周扬曾针对黄芝冈对《雷雨》、《日出》的批评，给予批驳，并且充分肯定《雷雨》和《日出》的成就。但是，他仍然认为对鲁大海的塑造是“完全失败了，他把他写成那么粗暴、横蛮，那么不近人情，使他成了一个非真实的、僵冷的想象”。认为《日出》“对于隐在幕后的这两种社会势力，作者的理解和表现它们的能力，还没有达到使人相信的程度。金八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我们看不出他的作为操纵市场的金融资本家的特色，而且他的后面似乎还缺少一件东西——帝国主义”。“《日出》的结尾，虽是乐观的，但却是一个廉价的乐观。”（《论〈雷雨〉和〈日出〉》，《光明》1937年第2卷第8号）解放后，曹禺就是根据周扬的这些意见，对《雷雨》、《日出》进行了修改，这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这些修改本，只具有反证时代烙印的意义，却不具备艺术鉴赏的价值。

    另外，最让我惊讶的是海外学者对曹禺的研究，他们在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把曹禺说成是一个因袭外国剧作的作家，全然无视曹禺的个性化的原创性的艺术创造。刘绍铭先生的博士论文《曹禺论》，其中不乏一些好的见解，但是，在整体上却对曹禺剧作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贬抑过度，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这点也引发我的研究兴趣。

    虽然，我有写作的冲动，也有所发现，也想有所独创，也下定了决心，转向曹禺研究；但是，真的进入工作状态，一系列的困难摆在面前。

    最突出的困难是研究资料。我所在的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除去几本曹禺的剧本，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而我手头所掌握的只有一本山东师范学院编选的《曹禺研究资料》，自然，更没有任何研究经费。而且没有时间，繁忙的教学任务压在头上。

    我记得跑图书馆，清晨从东郊出发，到达北京图书馆，或者首都图书馆，都在9点左右。当把书单递上，等到拿到一本书时，有时就将近中午了。令人懊丧的是，有时接连两三次递进书单，都借不到书，徒劳而返。我记得为了找到奥尼尔的《琼斯皇》，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最后，在近代史所的图书馆才找到它。那种喜出望外的情景，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这样找资料，恐怕用上一年的工夫，也不一定达到预期的目的。

    人在窘急中，往往能够想到好的主意。我早就知道山东师范大学在田仲济先生领导下，收集了大量的现代文学期刊资料。恰好我的老同学韩之友在那里任教，我想能不能到那里集中时间查阅资料。之友得知后，不但为我联系好到山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查阅图书，而且连住处都安排妥当，着实让我感动。

    那时，人们还是极为朴实的。我在山东师大中文系的资料室，可以随意查找，任意将架上的书刊取下来。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也十分友好。当时还没有一个完备的曹禺著作年表和详细的研究资料索引，为了查找，就要大海捞针，采取“地毯式”全面翻检的办法，每种杂志都要一本一本地去翻。找到可用的资料，还要摘记，没有复印机，手抄很费工夫。连日奋战，累得感冒发烧。应当说，我在这里看到不少资料，特别是对30年代的戏剧状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将曹禺戏剧诞生的背景，以及对他的剧作的评论和论争的状况，大体弄清楚了。

    资料搜寻过程，也是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过程。譬如，当看到燕京大学的谢迪克评价《日出》的意见时，就格外引起我的重视。他说：曹禺的《日出》同易卜生、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并肩而立毫无愧色。高尔斯华绥，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迪克作为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美国来的教授，他这样说，不该是廉价的吹捧吧。据我后来调查，他们没有任何私人的交往。这样的评价同一些身居国外的曹禺研究者的意见是这样地抵牾，而像这样的评价，为何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而被历史所淹没？我正是从这里得到启示打开缺口，深入曹禺剧作的堂奥的。

    在济南我得以结识查国华教授。我早就知道他是《曹禺研究资料》的编者，他也是曹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我们的聚会中，他竟然将他收藏的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和剧本《黑字二十八》送给我，让我深为感动，他的憨厚和热忱让我永远难以忘怀。我真的感到，研究工作看起来是个人行为，但是它的背后却是有许多的谋面和未曾谋面的朋友在相助，没有这些，是很难成功的。

    引起我探索兴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曹禺会在23岁就写出《雷雨》这样经典性的剧作？他是怎样走向《雷雨》的？那时，给人们的感觉，曹禺的《雷雨》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在山东师大，虽然有不少收获，但是，仍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曹禺创作《雷雨》之前的生活经历，是我最需要得到的资料。曹禺也是南开人，他是我的学长；我的爱人曾在南开中学任教。这让我抱着满腔希望到天津查找有关资料，寻访曹禺的足迹。

    我首先找到的是天津著名的作家周骥良先生。原来有一种传说，《雷雨》是根据周家的故事写的。骥良先生很健谈，他坦言说，《雷雨》的原型就是他家里的事。周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周学熙，他曾在袁世凯政府任财政总长，而且是天津乃至华北诸多厂矿的大财团的首领。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天津做寓公，据周骥良说，对周氏财团也小有投资；同时，与周学熙的兄弟“周七猴”、周九爷交往较深。因此，曹禺对周家的家事多有观察和了解。

    我到南开中学访问，只找到一份曹禺毕业于1928年的同学名单。而所有的资料几乎都毁于日本攻占天津前夕的大轰炸中。

    在天津我跑过几个图书馆，最让我惊喜的是天津图书馆，在这里发现了曹禺中学时代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我记得当时在这里查阅杂志的只有我一个人，那位图书管理员，似乎好久都没有接待来访者了，对我的到来格外热情。恕我没有记下他的姓名，我后来几乎再没有遇到像他这样热爱工作的管理员了。他是那样熟悉业务，我问他这里是否收藏着南开的校刊，他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的南开的刊物都一一取来，《南中周刊》、《南开双周》、《南开校友》等。在这些杂志中，我不但发现了曹禺早期创作的诗歌《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及杂感数篇，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刊物中对当时的时局、南开中学的教学和戏剧活动，以及对他的导师张彭春先生，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些，就让我知道曹禺的《雷雨》的问世，不是偶然的了。当我发现这些资料，如同发现一片新大陆那样地惊喜。

    回顾我写作《曹禺剧作论》的动因，看来似乎是偶然的，但是，真实的冲动却是从那个时代潮流中涌出的。

    我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写作冲动，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冲动，真是不能自已。我有话要说，可谓不吐不快。不仅仅是评说曹禺，而是多年来，特别是“文革”中所积累下的困惑、思考、愤懑、怨火，找到了一个喷射口。

    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从不少前辈那里，看到他们的学术道路，尤其是在他们的著作里所展示的宝贵经验，都让我钦佩。在大学期间，我就对文学的欣赏发生兴趣，我喜欢阅读那些具有兴味的文字，譬如王朝闻的鉴赏绘画和戏曲的艺术随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等。我愿意把我的精力投向我所喜欢的、有兴趣的对象。在做研究生论文时，尽管我对鲁迅的杂文也十分赞佩，但是，我的研究兴趣却在鲁迅的小说，而对鲁迅的小说的兴趣又在他的艺术。所以，我的研究生论文的课题确定为《鲁迅小说风格初探》。这个课题研究，在当时的鲁迅小说研究中也是薄弱的。

    兴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我的兴趣也不仅仅是一种褊狭的喜好，而同样来自现实的触动。

    在重读曹禺剧作时不可遏制的是让我同“文革”的灾难联系起来。譬如在《雷雨》、《北京人》、《家》中所游荡的封建幽灵，“文革”中依然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在一些神圣的革命者身上演绎着封建暴君的角色。这些，对我是一种灵魂的震撼。我感到我的天真和幼稚，以为伴随着解放的锣鼓，我们已经搬走压在头上的封建大山；殊不知，它却深刻地活在貌似革命的灵魂中，附着在神圣的躯体里。周朴园依然在行走，曾浩的幽灵依然在游荡，冯乐山的淫威依然在发散。

    在我的研究中，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曹禺的剧作演出风靡全国，从来没有剧作演出像曹禺的戏这样受到欢迎；但是，对曹禺戏剧的评价，却总是有人在挑剔，尤其是来自左翼的批评。从30年代的田汉，到40年代的何其芳，再到海外的美籍华人。曹禺的剧作究竟应当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来自左翼的批评，总是挑剔曹禺剧作的毛病。

    当我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它们在我脑海中蒸腾着，想象着，概括着，凝练着，回头看去，关键在于谋篇。从表层看来，一是我对以往左翼对曹禺的否定性的批评要有所回答，这点，也似乎是对于长久以来的“左”倾的文艺思潮，尤其是“文革”中的极“左”的文艺思潮的一种历史的反思，要有所梳理，有所批评；二是对于海外那种贬抑曹禺剧作的批评要有所回答，这似乎也是不能避免的。在写作中是有这样的针对的。但是，从深层来说，中心的立意，也是我要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重新给曹禺及其剧作以历史的定位和评价，鲜明地肯定曹禺在中国话剧文学创作中的首席地位。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任何历史，无论是哲学史、思想史、艺术史，还是戏剧史、电影史，关键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成就的主要标志。

    一切在于探寻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怎样完成这样一个目标？我曾经想写曹禺的评传，反复考虑，放弃了这样一种形式。后来采取以剧作论为主体，也兼顾曹禺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结构，是考虑到曹禺主要是以其剧作而屹立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之林的，他在中国话剧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由于他的经典剧作而奠定的。因此，我决定写《曹禺剧作论》。

    而在构思中，让我颇为思索的是通过怎样的剧目的评论才能达到我的美学目标，才能回答我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对每一部剧作的论述，是一个横的坐标；而我经过反复考量又在纵的方面确立了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曹禺的创作个性，第二个命题是现实主义，第三个命题是民族化和群众化。从对《雷雨》的评论开始，到《王昭君》，看看曹禺的创作个性的内涵和特点是怎样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看看它的现实主义又是从怎样的一个起点，发展到它的峰巅的；看看话剧这样一个舶来品在他手中是怎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中国观众所欢迎、所喜爱的艺术品种的。

    而最为艰苦的是，我希望对每一个剧作都能在思想上有所开掘，艺术上有所发现，探寻出它未被发现的美质和魅力。

    当所有的剧论写完，开始写“结束语”。就是这个“结束语”，把我折磨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没有写成。记得，写“结束语”时，赶上在包头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几乎能躲过的会都躲了，关在屋里冥思苦想，不知废了多少稿纸；不能躲的会，也是心不在焉。那时的苦恼是，认识到的却不能写出；而感到的又缺少必要的依据；总的来说，是对曹禺的认识，尤其是对他晚年的认识，还想不清楚，看不透彻。经过后来同曹禺先生的深入接触，经过写《曹禺传》，整理《曹禺访谈录》之后，才写出《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知》，在曹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重新出版《曹禺剧作论》时，将其作为代“结束语”收入了。

    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是需要不断地认识和研究的；曹禺是说不完的，其实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说不完的。

    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回到北京的列车上，我才知道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推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的编委。王瑶先生担任主编。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学术精神的编委会，编委轮流编辑，向委员会做出报告，遇到一些问题，则当场进行讨论，最后由王瑶先生做出总结。这个杂志，可以说是几代中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摇篮。如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杨义、王富仁等一批青年学者都在这里被发现、被重视。那时，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言，一切以论文为准，好的论文，即使作者名不见经传，也得以发表。我记得在我值班的一期，特为年轻的学人设立了一个专栏。像许子东、王晓明、陈平原、李旦初等都是作为年轻的学人而发表他们的论文的。想到如今，青年人要想发表一篇论文，必须得对所谓核心期刊的掌控者礼敬有加，更有甚者，拉关系，买版面，玩暧昧，送礼物，丑态百出。我不知道板子应该打在沽名钓誉者身上，还是应当打在失德的刊物主编身上，抑或所谓科研考评制度上。当学者的尊严丧失的时候，何来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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