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广播学院

    1964年7月，三年研究生的生活，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这一届的分配，却是一拖再拖。暑假过去了，也没有音讯。这种等待，是很令人心烦意乱的。

    当时研究生的分配，由高教部派遣。后来听说，天津作家协会曾经找我的导师何林先生，提出调我到天津作家协会理论工作室工作。就是因为我们是高教部统一分配，而未能调成。

    到1965月1月，才得到高教部的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我的研究生同学黄克诚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罗宗强被分配到赣南师范专科学校。大概，只有黄克诚是满意的。在宣布分配时，领导说，这次分配都是遵照你们填的志愿分配的。我填的是服从分配，所以无话可说。宗强希望回老家广东工作，上面说广东没有名额，赣州距离广东很近，这就是尽可能满足要求了。这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

    我不知道广播学院是怎样的学校，何林先生以为我去的学校，就是通过广播进行教学的大学了，天津也有这样的广播大学，他说，他还在这样的学校讲过课。老实说，我是颇为失望的。一是到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前景未卜；更重要的将一军和孩子留在天津，两地分居，不知给她带来多少困难。那时，似乎分配了，自然就要服从，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一年之所以迟迟分配不下来，是因为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势下，压缩文科，所以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没有进人的指标。而北京广播学院十分特殊，当年引进七个研究生，是因为陈毅提出一个培养小语种的十三年规划，而广播学院就是培养小语种人才的基地，所以就有了引进人才的指标。

    我是硬着头皮到北广报到的。想不到，下火车按照地址找这个学校，很爽快，对三轮车夫一讲，“好啰，您哪！”看样子他十分熟悉。顺着长安街几乎没有拐弯，就拉到了。

    学院坐落在复兴门外，紧挨着广播大楼，据说是原来的北京市委机关，是一座凹型的六层大灰楼。一个小小的院子，大约有一个篮球场这么大。难道这是座大学吗？

    这确是一个大学，并非各个大城市都有的广播大学，它有住校的学生。所有的学生、教师、教室、食堂、办公室、图书馆、理发室、实验室，都装在这所大楼里。共有三个系：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我被分配到新闻系文学教研室里。给我的教学任务是教《文学理论》，开课时间是1965年9月，给1964年级、1965年级的新闻系同学开课。

    当时文学教研室的一些老师到农村“四清”，教研室主任彭燕飞也去了，我暂时接受语言教研室的主任施济博领导。也许觉着我刚来好使唤吧，又分配我给几十个转业来校工作的军人讲语文课。

    在部队养成了不计较、不讲价钱的习惯，这些任务我都接受了。按理说，我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是适合的。不过也好，正好给我一个系统学习文艺理论的机会。

    因为刚分配到北京，星期天也无处走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备课。领导没有规定要有讲义，但我还是准备写一份讲义发给同学。

    就在备课中，自然复习了在南开学习时有关的书籍、笔记，对当时美学论争的论文集，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的文章，也都认真拜读。我对李泽厚的论文尤其感兴趣，也可以说，他成为我心目中一个学术的榜样。还有李希凡，也是我所喜欢的。姚文元，虽然名气不小，但是，他的文章，总给我不大舒服的感觉，如他批评《布谷鸟又叫了》的文章，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上纲上线。再者，他父亲姚蓬子是个共产党的叛徒，所以对他并不感兴趣，而且他的文章毫无文采。我也很喜欢何其芳的文章，如《论〈红楼梦〉》、《论阿Q》等。

    在这次备课中，我将一本《别林斯基论文学》读烂了。文学总是应当给人以美的东西。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赞成契诃夫说的，总要写出目标感来。

    当我编写讲义时，我不得不考虑，每周只有三个课时，必须抓住重点，而且给新闻系学生上课，又不能讲得太深。我尽量透过一些作品和文学现象的事例，来阐明一些原理性的内容。可惜，我写的这个讲义已经在“文革”中遗失了。就是因为这本讲义，受到系主任康荫的注意。因为我认真备课，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新闻系的领导硬是把我推举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我没想到的。在南开，认真备课、写讲义都是司空见惯的，而在这里却成为“积极分子”了。而且，我还于1966年3月参加了在西苑饭店召开的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当时教研室主任彭燕飞，一再许愿，说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工资太低了，已经报告院领导，把我的工资从21级，提到19级。我已经有了一些人生经验，不愿意做这样的“英雄”了。总觉得它的后面必定是危机。事实证明，我果然在“文革”中成为“走资派”的“红人”，而被打入另册，甚至挨斗。

    不过，我得承认，我开始到这个学校是不开心的。曾给家里写信说，站在校园里，放一个屁，全学院都能听得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和观察，我觉得北京比天津要宽松多了。我想起南开那种逼促的政治空气，人与人的钩心斗角，以及一些党员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这里就很少看到了。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报告可听，有戏可看。那时，新闻记者协会经常举办报告会，听有关最新形势的报告，以及名人的讲话。而当时上演的《东方红》，我记得就看过两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也是很容易的。

    其时，上演的一些新戏如李少春的《红灯记》，赵燕霞的《沙家浜》，都曾经看过。因此，我觉得生活在北京，比较轻松自如。我也写过一点小文章，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学上。我想，一旦我的教学工作进入正常状态，我就可以开始整理我的论文，进入研究状态了。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领导上也很关怀，答应很快将我的爱人调来。

    在广播学院的生活也很好，食堂的饭菜又好又便宜。记得1角2分钱一个丸子汤，就吃得美美的，而2毛钱的鱼香肉丝，做得比饭馆还要好。星期天，只有我们几个住校的老师，食堂的师傅就专门问我们，喜欢吃什么就给我们做什么。于是，我的同学来看我，我就在食堂招待他们。

    我每周给转业军人教中学语文，与这些部队来的同志，很快就熟悉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说起我的军旅生活。

    我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过得也很开心。1965年暑假，我还将一军和孩子接来北京度假。教研室的吴桂森，是个很热情的年轻老师，他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毛主席诗词，他一定约我一家住到他家里，他说他们回老家了。我觉得在集体宿舍里也很好的，但是，他说住在家里更方便，诚意约我住到他的家里，我是很感动的。

    多年来，我很少到饭馆吃饭，到北京后，克诚就带我到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庄吃饭，我们点了四个菜，才用了2元钱。后来，一军来了，我也带他们去王府井东安市场里去吃西餐，逛故宫，到克诚家里做客，玩得很开心。

    但是，也遇到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吴桂森被同学揭发，说他在讲毛主席诗词时，讲了对毛主席不恭敬的故事。其实，他讲的都是流传于民间的传奇，并非对毛主席有什么不恭敬。这件事情，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在不谙世事的同学中生效了。教研室主任彭燕飞主持了对吴桂森的批评。我们都说吴桂森不过是自由主义，谈不上对毛主席有何不敬，教研室的同志都这样看，说以后讲课注意就是了。而这件事，后来几乎要了吴桂森的命。

    当我刚刚进入新的梦乡，“文革”就来临了，“文革”摧毁了我人生再次起步的美梦。好端端的一段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最初，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对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这个电影给我的印象很好。我看到一些文章，那种上纲的批判，并不能说服我。我真的不知道，这是风雨欲来的前兆。

    克诚在剧协，他向我透露，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是那么严厉，让我感到格外震惊。而最令我吃惊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了。譬如海瑞，1959年，就知道毛主席很推崇，也看到吴晗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在我的印象里，吴晗是一位十分有才并且是受到我党器重的学者，当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姚文元的文章，历来我不大喜欢。如今，这样一个人的文章，全国都要转载，就很不理解了。其后，对邓拓的《三家村》的批判，真的让我懵懂了。

    但是，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和爱戴，尽管不理解，总觉得不会错的，尽力地“紧跟”吧。记得新闻系一位年轻的老师约我和他写一篇批《海瑞罢官》的小文章，用化名投给《光明日报》发表了。

    人间“炼狱”

    这些，还仅仅是文艺思想的震动。但是，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震撼是1966年6月3日发生在校园的一件突发事件。那天，我们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院里一阵阵的高喊口号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见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一群学生将党委宣传部部长袁方剃成阴阳头，反剪着双臂，带到台子上。她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革命老干部冯定的爱人。据说，学生在北京大学看到揭发冯定的大字报后，就回校“革”袁方的“命”了。台子周围是振臂高喊口号的学生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

    前一天，这些学生还在课堂上向我敬礼，在楼道里遇到时还很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可是，从这一天开始，似乎老师也成为他们的对立面。就在这样的时刻，我和学生们之间突然竖起一道高墙。这一切都来得不可思议，都太突然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就把全中国动员起来。

    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新闻系首当其冲，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位老师赵某某，平时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一夜之间突然变脸，接连张贴出三份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把温济泽揪出来。温济泽原是广播事业局的副局长，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落到广播学院任老师。这张大字报，把他说成是一个老右派和叛徒。第二张大字报，是把高而公揪出来。高而公，是中央广播电台著名的记者，《刘胡兰小传》的作者。他在朝鲜战场的报道，更使他名闻全国。赵某某把他说成是一个赫鲁晓夫的应声虫。第三张大字报，是把新闻系的主任康荫揪出来。康荫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从上海到延安投身革命。赵某某把他说成是一个投机革命的走资派。赵某某的这三张大字报，一下子把整个新闻系搅乱了，立即形成肃杀的空气。

    天真的学生没想到在新闻系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反革命”，这些大字报一下子就把天真的学生的“仇恨”煽动起来。

    有些人生怕被赵某某揪出来，工作组一进来，就把他任命为新闻系“文革小组”组长。

    于是赵某某更来劲了。几天前，我们还经常开开玩笑。现在，他跑到我们的办公室，勒令我们写大字报。我们说，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刚调来的，不了解情况。他说，你们对“彭狗子”（指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彭燕飞）还不了解吗？揭发他。

    一天下午，突然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由赵某某主持会议选举革命领导小组。此刻，一些年轻的党员发难了，他们起来质问：几乎被打成右派又受到留团察看处分的人，能否成为领导小组成员？其实，他们指的就是赵某某。于是在这个会议上他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对象，就这样灰溜溜地被赶下了台。

    另外，还有一位“勇敢”的马女士，她抛出的人物，更是骇人听闻了：播音教研室主任徐恒。徐恒原来是中央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曾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读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但是，这位“勇敢”的马女士，说徐恒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漏网老右派，并且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这些材料显然是档案里的，按照纪律，是不能公开的，也被抖搂出来。于是，一些不谙世事的播音班的学生，竟然揪住徐恒的头发，一顿乱打，几乎丧命。

    不要轻看像赵某某和马女士这样的人物，“文革”，在底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够乱起来的。学生能知道多少事情？一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一些伺机报复者，还有一些投机分子，都汇集在“文革”大旗下纷纷出笼了。

    我并非在这里指斥一些人，而是说明“文革”之乱，不但有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原因，还有一些看来渺小的日常的个人的原因，“文革”把一些人隐蔽很深的欲望和人性的卑劣诱发出来。这些，是大道理说不清的。

    我坦白承认，自己对“文革”，一开始就陷入恐惧和根本不理解的状态中，而且，恐惧的心理是越来越强了。我没有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但是，我在共青团中央，看到将胡耀邦揪出来示众的场面。尤其是在文联的小礼堂看到揪斗田汉的场面，真的是感到了那种在电影上看到的法西斯式的恐怖。一声“带田汉！”的吼叫，两个不算年轻的红卫兵，将田汉双臂反剪着，连拉带推，让他跪在台上，接着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倒田汉”的口号声。眼看着田汉这位老人，竭力地低下头去，在那里经受着非人的侮辱。一位对中国戏剧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如今真是猪狗不如了。老实说，我一边看着，一边心在颤抖。

    由广播事业局派来的工作组，显然想要平息校内的混乱局面。但是，学生中的造反派却不断提出挑战。此时在学生中已经产生不同的意见。广院的造反派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而所谓“保守派”的学生反对这样一个口号，形成对峙。工作组则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也就在这样的当口，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突然来到广播学院。

    这是1966年7月26日，一个星期天。

    我正在游泳池游泳，大喇叭突然传来“全体师生员工立即到大食堂（大礼堂）集合”的紧急通知。全游泳池的人，不敢怠慢，急忙赶往食堂。

    我走进食堂时，人还不多。星期天，大多数老师回家了，学生也多半进城了。此刻，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舞台上落座。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第一次来到一个高等院校，而且是小小的广播学院。后来，正式传达文件，才得知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才来的。我们这个小小的学院，不知道是什么人将广播学院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

    据说，毛主席听到广播学院一百多人被打，而且是左派挨右派打，所以派“中央文革小组”来看看。

    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先请江青讲话。江青讲话开始比较温和，她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说你们之间有分歧应相互谅解，但不许围攻。紧接着，她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了。“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严，比进中南海还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然后就是康生讲话，他一开讲，就把矛头指向工作组，他说工作组是右派工作组，而且毫不客气地点了工作组组长李哲夫的名，号召同学们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批判工作组。最后，他恶狠狠地说，把工作组赶出广播学院。陈伯达讲话，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此刻，有人递条子攻击江青，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更紧张了。陈伯达站出来大讲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会议中间，他们听取各方势力在台上发表不同意见，好一番唇枪舌剑。造反派就说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而所谓“保守派”据理力争，他们说完全是根据“十六条”展开辩论，没有人身的攻击，更没有打骂围攻的事情发生。显然，“中央文革小组”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我当时感觉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在中央机要处工作过，那时的首长，给我的印象是与此相反的。尤其是康生那种讲话的声调和派头，给人以阴森狞厉的印象。

    第二天，在学院讨论“中央文革小组”讲话的会议上，有人鼓动我们这些与会的人介绍会议情况，我真是哑口无言，不敢言说了。当时我心中就升腾起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我真的不理解、不明白了。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夺权了，占领了广播站。我所在的新闻系，原来是没有造反派的，其他系似乎也是这样。但是一夜间，他们也“咸与维新”了，一位姓毕的教师出来组织了名为“新村”的战斗队，并夺了新闻系的大权，自己做起“皇帝”来了。但是没过几天，“保守派”夺回了广播站。两派的阵势基本形成了。“文革”中，基本上是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的两派的博弈，直到大打出手，甚至出现喋血横尸的惨剧。

    尽管，我心中有着不少疑问和恐惧，但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信赖，我还是不断地学习，让自己跟上形势。但是，从始到终我都没有跟上。

    说得好听点，我是一个观潮派。但是，观潮派也不好当。就说毕氏“新政权”，一上来就把我当成批判对象，把我和新闻系的“文革小组”成员，六七个年轻的党员放到一起，站在台上，批斗了七八个小时。我真的想不通了。我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是党员，他们怎么把我也当成批判的对象。这一夜，我彻夜未眠。开始我还流下伤感的泪，从参加革命起我自觉对党是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怎么我也沦落为被批斗的对象呢？就在这个夜晚，我产生了从来没有的仇恨心理，我恨那个整我的毕某某，也自然地站在“文革”的对立面。我不了解毕某某的历史，据说他曾到苏联做过华语广播员，后来被调回国，同时，也调离广播岗位，这意味着不再受到信任，自然心怀不满。显然，“文革”将他的潜藏的欲望和不满，以及人性的恶召唤出来了。

    再一次批斗我，是因为我曾写过一张大字报——《“一切权力归左派”是一个错误的口号》。那时清华的蒯大富提出“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我以为这个口号不妥。我遍查领袖的语录，都未曾找到这样的口号，而批评这样极“左”的口号的地方不少。我于是引经据典，论述这个口号的错误。几位赞成我的文章的同志，则将我的文章打印成传单到街上散发。这在“新村”一些极“左”分子看来，就是我的罪行了。那次，他们正在有气无力地批判我，突然宣布休会了。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他们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总理说这个口号不好，他们只好收兵了。

    可惜这个传单没有保存下来。我还写过一个传单《“自来红”论可以休矣》，这个传单还保留着。

    夺权者，将人们集合起来派到工厂劳动。我是没有资格的，就把我和几位被批斗的人软禁起来，不准外出，不准回家。而且派人“抄家”，将我的一些笔记本抄走。抄家者是一位女将，一个并没有多少学识的人，后来也居然成为博士生导师和什么院长。更有甚者，当春节来临，我向掌权者毕某某请假回家看看，他叼着一支香烟，跷着二郎腿，对我不屑一顾地说：“不准！”我二话没说，心中想：“你等着吧，有你倒霉的一天，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竟然也像阿Q一样地腹诽了。我不相信这些人会得到共产党和正直人们的赞成的。我对他的仇恨于此增加了！“文革”也把我的人性恶诱发出来。

    后来，他们中有的人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就又通知我可以回家了。但是，这一走，直到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对待干部的文章，气氛有些缓和，我才又回到学校。此刻，毕某某的“新村”仍然掌握大权。我看反击的时间到了，连夜写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致新村》。我写得洋洋洒洒，把这个“新村”造反派的丑陋面目，揭发得淋漓尽致，一吐“文革”以来所积郁的愤懑之气。当晚，新闻系的年轻的党员们，就把他们的办公室砸了，把他们手里的“黑材料”烧得干干净净，以至于他们再不敢来到楼里，等于把他们“驱逐”出境了。于此，我算“翻身”了，也算报仇了，似乎也像一个气球泄了气。

    还在他们软禁我的时期。我们所居住的宿舍，原来是一个专家招待所，这时就我一个人。这间宿舍里，放着造反派抄来的高而公先生的一些资料。他写的一本专著，专门论述鲁迅有关鬼的内容，他独特的视角和锐利的言说，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又重新阅读《鲁迅全集》，一边阅读，一边选辑语录。又在春节逍遥期间，在天津家中，编辑了一部《鲁迅语录》。此刻，重读鲁迅，深感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解析太深刻了。似乎，越是中国社会混乱的时刻，读鲁迅越是令人清醒。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旗手，他同提倡个人崇拜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也是对立的。只剩下一个鲁迅可读了，他们是在利用鲁迅，把鲁迅抬高到吓人的程度；可是一般的读者，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却是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的真知。如果说神化鲁迅，那与鲁迅无关，与大多数鲁迅的研究者无关，与一般读者更无关。记得我的这本《鲁迅语录》后来被人印刷了。

    在逍遥中，我又读了《红楼梦》，我不是研究者，我是在无所事事中，自由地欣赏。没有那些反映论的笼罩，我倒觉得，读来另有一番趣味，深深感到它确确实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此刻，我倒为王国维的评论所折服。他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这一评价，在这次阅读中得到深刻的印证和领悟。不单是《红楼梦》，一切伟大的作品，均有这样的特质。

    1967年秋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了。这个军宣队，来自空军，进校不久，就采取“红海洋”的宣传攻势，所有的院墙都贴满了“文革”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大跳忠字舞，大唱红歌，厉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一个星期天早晨，在新闻系的一个小军官，突然到宿舍检查，我们还在晨睡着，竟然被叫起来，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做早请示。我的同屋老华说，星期天毛主席早晨也要休息，早请示，不是打扰他老人家吗。说得这个军宣队员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军宣队进来，又把原来的干部有选择地请出来做领导。我们原来的教研室主任彭某某，又成为领导。按照统一的部署，第一步是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后，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

    我也不能幸免。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贴我大字报的人，头一天还和我愉快交谈，第二天清晨便贴出《还田本相以本相》，暗示我是反“中央文革”的后台。

    在感到突然之后，倒冷静下来。一是我坚信自己没有反“中央文革”；二是我觉得有人给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出谋划策，以便摆脱困境。我打定主意，不反击，也不解释，让事情水落石出。他们毕竟年轻，我绝不埋怨他们。但是，躲在他们背后的人，我已经有所认识了，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官迷心窍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而且人格上是有毛病的。

    说来也巧，新闻系军宣队的负责人老徐就住在我的隔壁。一个星期天，他在楼道里遇到我，很和气地招呼我到他屋里坐坐。大概他知道我也是个转业军人，就同我聊天。他知道我曾在19兵团机要处做过机要秘书，说起来就很亲切。我同他谈了所谓反“中央文革”的事实。我说给我贴大字报的人，也是个好人，他的大字报不过是支持一个学生给“中央文革”提意见罢了。回来他给我们几个人说起此事，我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也是可以的，没有人反“中央文革”，完全是派性斗争将此事严重化，上纲上线。老徐让我沉住气，表示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果然，这件事后来就没有人再追问下去。

    还有一张大字报是我上省立师范时同班的一位同学贴出的。他说我当年穿着军装如何如何，显然，说我那时就反动了。解放前，国民党在高中实行军训制度，每人都要穿军装，类似现在大学生军训统一着装。我这位同学也不例外。此时，让我感到，“文革”这种运动，是会让人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说谎，甚至不惜诬陷他人，真的把人性的恶煽动起来。

    而紧接着在新闻系就接连发生了一些事件。

    我们教研室的吴桂森，被揭发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理由：一是他过去讲毛主席诗词，曾在课堂上讲过有关诗词的逸闻，有反对毛主席之嫌；二是他引用他人的说法：“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样的提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这样就触犯了这个军宣队的最大的条规。很快，吴桂森就被监视起来，不准回家。其实，我们很清楚，给他十个胆他也不敢反对毛主席。在“文革”的大字报的众声喧哗中，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贴大字报，有时似乎是一个游戏。吴桂森似乎是不经意地贴了一张大字报而已，没想到却给自己招来一张几乎致命的大字报。这些，究竟又怪谁呢？

    军宣队把文学教研室的人集合起来，说得很好听，是听听大家对吴桂森的意见。彭某某在会上毫不客气地说吴桂森是反毛主席的。老实说，做人最根本的是要有良心，我的良心让我忍耐不住，我在会议上说，吴桂森不是反对毛主席，他最多不过就是自由主义，以前教研室开会大家也是这样看的。我的意见得到唐永德同志的支持。想不到，军宣队的这位年轻的军官说，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我不客气地说，你不是要听大家的意见吗？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又不能说呢。这次会议，再一次把彭某某那种落井下石的嘴脸暴露出来。似乎，从这个会议后，我的“文革”恐惧症有所消退，还多少恢复了一点我当兵时的本色。

    更为吓人的是，在全校的一个大会上，事先没有任何预告，就把播音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张颂（张永昌）揪到台上，宣称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一是他编辑的练声的教材，是一些三个字或四个字的词组，横排的，从左到右读的。但是，一些好事者采取另外的排列，就出现听来不顺耳的，他们认定是反动标语的连接了。另外，就是从他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话语，揭示它的潜台词和阴暗心理，甚至说他在日记里有借机报复的内容。这个“设计”是一位“勇敢”的女士发明的。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文字狱”了。

    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就是整党。如果说第一次是人人过关，这一次就是请所有的党员过关了。一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党员，也感到不妙了。有的党员，不知如何地低三下四，期盼着顺利过关。就是这位彭某某，也再三找我征求意见。记得有一天夜晚，在大操场上，我推心置腹地说：本来我们很信任你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们是好人，你却一个个设法整人家，你良心何在？

    就在又是“严酷”，又是“玩笑”的混乱中，整党草率收场了。从此，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

    密云—望都—淮阳

    整党之后，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既不能开始教学，毕业的学生，在混乱中也难以分配出去，1967年的秋天，就以劳动锻炼的名义，将全校师生拉到密云县锻炼。

    长城脚下，连绵的山岭，巍峨险峻。据说，这里就是当年中国的大刀队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地方。

    也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帮助老乡将白薯从田里搬到他们的家里。到处都是白薯，天天吃的是白薯，天天劳动的对象也是白薯。开始，吃着很新鲜，三五天过去，即使伴着咸菜吃白薯，也泛酸水。看看十分淳朴的老乡家里，人家几乎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那过的又是怎样的日子。

    对我来说，在这里终于有了一段灵魂稍微安定的时间。面对着山峦上飘出的枫叶般的红云，还曾写过几首小诗。

    本来很安闲的，突然接到克诚的来信，他的母亲去世了。我看着信，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几乎哭出声来。

    伯母对我太好了。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伯母时，她已经因为中风，说话不利落，一只手瘫了。但她格外地慈祥，总是微笑着。“文革”中，星期天我就到克诚家里，伯母总是格外地呵护我，招待我这个“流浪儿”。克诚家，是我在京城的唯一的避风港。在冷酷的政治环境里，这里有着温暖和体贴。慧云姐总是设法改善生活，招待我。我已经融入这个家庭。当时，我不能请假回城，只能写信致哀了。

    在密云劳动不到两个月，林彪的一号作战命令下达，我们又很快转移到河北省的望都县张庄。全校师生住在这个有东、西、南、北张庄组成的大张庄里。

    军宣队是新派来的，他们是另外一套领导方法，水平很差，没有章法，有时胡来一气。开始他们还把我作为监管对象，似乎造反派学生也不大吃香了。一位“保守派”的学生，冒出来成为勇敢分子，经常对我发出威胁。我得感谢与我同住一室的邢业范、乔瑞来、刘宗相。他们设法保护我，怕我到食堂打饭被军宣队看见，就帮我把饭打回来。

    与这些同学能够同炕共眠，也是一大幸事。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他们对“文革”的灰心和怨言，渴望着早些分配，早些回家。他们憎恶那些在“文革”中跳出来争权夺利的“左派”同学，尤其是对那些高干子弟颇多微词。在学生中，我看到这一代年轻人的懊丧和分化。

    突然，又兴起抓“五一六”的运动。据说，“五一六”分子十分危险，搞阴谋，搞刺杀，作恶多端，他们是秘密的组织。新闻系的一位名叫王淮胜的同学突然作为“五一六”分子被关押起来，紧接着一批同学被看管起来。我这个被监管的对象，也突然转换了角色，成为监管“五一六”分子的人。在这次监管中，让我亲自体验到，那些开始被“文革”鼓动起来的“革命小将”，如今是悲观丧气，叫苦连天了。

    我看管的第一人是李春荣，他是来自河北冀东的一个烈士子弟。每天同他一起，听他讲他从学院开始造反，然后到保定支持一派，而终于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上当受骗的经历。那种受骗的愤激和懊丧，使得他大骂不已，甚至要大哭一场。我说，你们年轻，来日方长，不要因为一时的错失而丧气。我深感这一代青年在“文革”中所受的精神创伤，可能比我们还要严重。

    此刻，在逼供信的运动中，咬人之风在师生之间盛行，在老师之间，在同学之间弥漫着一种互不信任的空气。当时，政治理论教研室的一位老师，缺乏骨气，到处咬人，把他教研室的一个人也胡乱交代出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振国。这位海军中校，面对威逼，自有“英雄”本色，在威逼面前，严词相对，绝不低头。后来，刘振国成为我敬爱的好朋友。如今，他已经过世。就是这样一些人，顶住歪风邪气，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而那位出卖人的人，后来却成为广播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岂不是咄咄怪事！

    稍后，又让我看管王淮胜。似乎，他被抓出来后，一个人关在那里，没有人理他，显然把他作为“五一六”分子的“要犯”。他问我外间的情况。我暗示他外间乱咬之风甚盛，我一再叮嘱他千万不要胡说，实事求是，相信自己，相信组织。

    在这个河北大平原上，张庄曾是抗日根据地。老村长焦得道，尽管此时已经不是村长了，但依然是这个庄子的“统治者”，大喇叭里，经常传出焦得道的指示，和他亲自发出的声音。

    这个村子的猪窝就建在厕所下面，大便便是猪们的美食了，吓得一些女同胞不敢上厕所。的确，一边方便，一边听着猪们的哼哼声，看到猪们探上来的脑袋，那感觉是怪异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同学们终于被分配了，而等着我们的是更远的“流放”。

    我们由河北的望都到了河南的淮阳，即当年包公陈州放粮的地方。

    这里是更为广漠的平原——黄泛区。广播事业局的“五七”干校就设在这里。它占领的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以划分四个小区，最前方是校部，汽车班、马车班以及广播文工团住在这里。紧挨着的是宿舍区，按照连队排列起来的连队营房，营房后面是鱼塘，在最里边是工厂区。在校部、营房区、工厂区的西边，是干校的一望无际的耕地，每年种一季小麦，完全是机耕和收割机来收获。

    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军代表，到这里视察说，这里就是你们安家落户的地方，工厂盖起来，做工的做工，务农的务农。似乎我们就要老死在这个地方了。我从到密云劳动，就有流放的感觉，这种想法随着到望都加强着，而到淮阳，我几乎死心塌地作了长期“流放”的打算。这里，也许比苏俄的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好一些，但是，你是看不到出路的。

    我们到达干校时，正是秋雨连绵的日子，到处是泥泞。一个烧砖的连队，还在紧张地劳动。他们的口号是“高温高速炼红心”，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口号，以后，我们就不断地生活在似乎是自己编出来、自愿提出来的口号中，如“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等等。外边的口号也传进来，插秧的口号是“五十米不抬头，百米不直腰”。在美丽的口号中，被强制劳动着。

    就我的当兵的经历来说，这点苦还是吃得消的。可是对于那些年老体弱者以及女同志来说，是相当的沉重了。

    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已经把大家赶到人间底层了，还不饶恕，在这里仍然驱使人角斗，还要运动，还要揭发，还要批判。人们并不觉得这是自残。就在这荒郊野外，我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位熟谙攻击的老手，偷偷地拿出一个很小的本子，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他人的材料。就凭这些，写成大字报，把“敌人”置于死地。我是不经意发现这些的，我觉得这就是“文革”，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创造的“技术”。但是，这又是怎样地折射出人们的阴暗的心理和卑鄙。

    在这里，还有更为残酷的场面。

    一天上午，在连队的场子上，大家剥玉米的时候，场子上很热闹，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就在这个时刻，一个粗壮的汉子，手持一把木锨，在追赶着一个赤裸着上体的女人，一边追，一边笑，一种快意的笑。

    这个女孩子就是电教科的放映员于伶，她是从钓鱼台调来的放映员。她本来并非“文革”的对象。因为她的母亲好像是有点问题自杀的，她就成为有问题的了。居然，她的日记被人抄出来示众，其中有她的隐私，就被认为是黄色的。最终导致她变得神经兮兮。记得在从密云回来时，看到她，已经披头散发，疯疯癫癫了。不知是何方领导，把这样一个病人弄到干校来。这里，没有人同情她。此刻，她的疯态，却成为一些人的笑料。那些取笑她的人，大都是来自广播事业局的转业军人，如今的国家干部，竟然如此地没有人味，令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凉。

    春节是可以探亲的，但每一班都要有人留守，不能全部回去。第一年的春节，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到淮阳来看我。我们住在一个冷窖一样的大屋子里，在角落里围起一块小天地，真是让他们母子遭罪了。她带来一些过年的食品，也不敢拿出来吃。就在夜晚，约几个知己，偷偷地、悄悄地用餐，度过一个“做贼”似的春节。那是十分苦涩的一个春节。

    我先后参加的劳动项目不少。先是看鱼塘，这里养殖的胖头鱼，每天的食料中，就有人的粪便。每天的任务就是给鱼喂食和看守鱼塘。这个活不累，但却是整天的工作，甚至不分昼夜。夏天，光着膀子干活，晒得黑黑的。一军和孩子暑假来看我，儿子看到我浑身黝黑的样子，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我也学会了用荆条编织箩筐和大车笆，这是技术活，在编制到熟练程度时，看到一个一个的成品在你手中编织出来，那时从内心也会产生一种美感。

    三夏麦收季节，在夜间随着收割机作业，把成堆的麦秆，放到拖车上，正像是在战斗，一边出着大汗搂起麦秆，一边追着拖车将麦秆放上去，越堆越高，最后爬到高高的麦秆堆上，在行进中，将下边同志送上来的秸秆码好。那个紧张的热烈的劳动，几乎让你忘记了人间的一切烦恼。当回到驻地，洗涮干净，泡上一碗清茶，那种劳动后的休息，也是令人享受的。

    自然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麦收之后，在大田地锄苗，毫无遮拦，大太阳在上边烤着，地上蒸发着热气，那真叫汗流浃背了。一次，我因为严重缺水，烤得抽筋，终于晕倒在大田里。

    还有将打好的粮食，装进麻袋里。每袋都有上百斤，我也同年轻人一样扛起来，可想对于腰肌的损伤；插秧同样在损伤着腰肌。果然，我后来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椎管狭窄症。

    每到节日，干校都组织晚会，要求各个连队出节目。每次，任务都派给我，或者写点歌词，或者编点诗歌快板之类的节目。谁知，我编的有关劳动的节目，竟然被人说成是“写中间人物”。如果处在“文革”初期，我是绝不敢反驳的。我觉得我在“文革”中逐渐恢复了我战士的勇气。我毫不客气地质问对方：“你懂得什么叫写中间人物吗？你知道这个主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吗？”我说它没有什么错误。一首歌词，更谈不上写中间人物。这样就把“左”的气焰打下去了。

    还有，一个转业军人，当了副连长。每到晚点名，他就喋喋不休地训斥人，大家都对他有意见。那时我已经成为班长，有一次他把我激怒了，我第一次对他摆起老资格。点名后，我对着他说：“你以后少训人，大家都是来劳动的，你也是。你不要因为自己是个军人就臭摆货，我问你，你是哪年当兵的？我在朝鲜的时候，恐怕你还叫过我志愿军叔叔呢！”不打不相识，这样一通教训，他收敛了，我们反而更接近了。

    在干校，对一些没有落实政策的人，也在陆续落实政策。当时那位著名的播音员徐恒还在背着沉重的包袱。在连部召开的落实政策的会议上，对徐恒的意见对立得相当尖锐，一方坚持她就是三青团的骨干，是反毛主席的罪人，是1957年漏网的右派；一方认为，她是在抗战期间加入三青团的，是那个时候成为骨干的，那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党的政策，不能把那个时期的三青团骨干说成是反动的。她在广播中读串了歌词，影响很坏，但当时已经做过调查并作出结论，后来还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读过宪法，此事就不再成为论罪的材料。所谓漏网右派，1957年都没有定为右派，显然，是不够右派的，右派也是不能后补的。

    在激烈的争论中，组织派我和连长孟庆荣借春节回天津探亲的假期，顺便外调。我们按照以上三个问题，先后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到南开大学访问，将有关事实都找出证明人。在南开，更了解到，她是在南开加入地下党的，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勇敢，善于团结同学。

    就在南开翻阅有关的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南开的一个地下党总支书记，成为右派后，写出一系列的特务嫌疑分子名单，其中竟然出现“田本良”的名字，也就是我大哥的名字。我顿时十分紧张。在我的记忆中大哥是不问政治的，他还一再让我不要过问政治，他不可能是“特嫌”。

    打倒“四人帮”后，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我大哥，就是这个“特嫌”的包袱让他背了多半辈子。他当右派，他不能成为钱学森的研究生，不能去苏联考察，这个包袱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这里，应当提到李哲夫同志。他原是广播事业局政治部的主任，“文革”后受到冲击。在“五七”干校，他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多方为干校的干部们着想，竭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次打报告列举种种事例，说明需要落实政策，希望将干校的干部调回到工作岗位上。在此期间，他对我们十分爱护。据说，在报告中还以我作为例证。在他的努力下，广播学院的一批教职员先行回到北京，分配到广播事业局的各单位工作。

    在干校期间，遇到的最大事件，也是触动思想最大的就是林彪的叛逃。当我们听到传达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也就是这一事件，让我从几乎整天劳动、浑浑噩噩中开始对“文革”已有的怀疑变成一个否定的回答了。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叛逃？再回顾到“文革”开始后，一个又一个开国元勋被打倒，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如果说，干校的繁重劳动，使人无暇思考那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那么现在，开始怀疑，开始在心中偷偷地回答了。

    似乎，由于林彪事件，干校的管制也松懈起来，并且布置大家学习六本马列的经典著作。也许领导以为这样可以平息人们的思想混乱，或者用这些经典可以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林彪事件。从大家的反映来看，不但没有效用，反倒让人们更看清楚“文革”的荒谬了。无论从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视角，都看清楚“文革”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讨论会上，同志们态度很严肃地提出问题，甚至装糊涂，卖关子，来表达对“文革”的疑虑和思考。有的同志，就在发言中，已经开始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语录来批判“文化大革命”了。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是，不知谁在讨论会上，引用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段话：“实际上赤裸裸的正是马赫，因为他既然不承认离开我们而存在客观实在是‘感性内容’，那么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号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念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那时，中央电视台干部也分到我们五连来，副台长戴临风是排长，听到这个发言后，会后悄悄地说，学得好，有心得，还带点诡异的笑容。如今大名鼎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也分到我们班里。连队领导嘱咐我，说他是属于需要观察的人物。我心想，我观察人家作甚？

    政策逐渐地有所缓和，广院的所有在干校的职工，于1972年秋天全部回到北京，回到广院。

    似乎我们又成为一个“人”了。

    短暂的电视结缘

    1972年10月，我们终于回到北京。

    荒芜的校园，显得格外的冷清。新闻系的教师，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我被安排在四号楼三层，一层是高而公先生。整个一座楼，只有我们两个人。大家上班的日子，也无事可做。记得我被委派给大家讲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在五七干校时，就啃过这部著作，列宁那段语录至今还能记住。在我准备讲稿时，闲得无聊，就用毛笔写，颇下了一番功夫。讲课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的那篇讲稿，被外文系的金荣景教授借走，就再没有还给我。不是他不肯还，也不是我不肯要，是因为后来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把它置之脑后了。只是后来我有时想起来，那篇讲稿还刻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上小学时，就深深地种下的毛笔字情结，也许有一天，会再度萌发，让我再恭恭敬敬地练习书法，享受那个运笔的时刻。

    校图书馆买来一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书刊，其中有一批名人传记，把我吸引住了。这一段空闲的时间，我读了大量的传记，这些新出版的传记，还有图书馆原有的传记，只要我感兴趣的，我都找来读。我每天都生活在这些名人的传记里。

    丘吉尔这个过去在我心目中的反动人物，在我看过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后，引起我对他的尊重。他那种对法西斯的富于预见的坚定性，他那始终不渝地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胜信念，以及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组织反法西斯战线所立下的功勋，是令人尊敬的。尤其是他对于他的政敌张伯伦的态度，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给我印象很深。他是激烈反对张伯伦与德国人签订慕尼黑协定的，为此他遭到张伯伦的打击。但是，当张伯伦故去，他仍然去悼念他。而我们在“文革”中，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那是死命地批判斗争，极尽迫害之能事。“文革”过后，又有几人是真心忏悔，真心补救呢？这些，真的让我感慨万千。

    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传记，被我在图书馆发现，真是一阵欣喜。郭沫若早期就受到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译作的影响。他的传记，也让我感动不已。他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坚持研究，这些都激励我摆脱“文革”的消沉心理，唤起我治学的信念。

    因为我经历了战争，对于伏罗希洛夫、朱可夫、马林诺夫斯基将军的传记，也很热衷阅读。他们指挥战争的雄才大略和高度智慧，让我的心胸为之舒展，视野因之开阔。

    1974年，学校开始准备招生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来的阮华，担任新闻系主任。她很有事业心，很想做出一些成绩来。她请我和王珏等人，到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对已经招生的大学进行访问学习。她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将全体教师分成三个专业连队。一是广播新闻专业；二是电视新闻专业；三是播音专业。语言文学这些基础课的老师都分到专业连队里，结合专业进行教学。我被分配到电视专业连队，为了了解电视，我申请到中央电视台实习。

    我被安排在国际部，因为在干校，大家都很熟悉了。副台长戴临风，在干校时，我们就很谈得来，很要好，大家对我很客气。我跟随台里著名的记者戴维宇一起实习。为了很好地了解电视电影，我几乎在恶补有关电影方面的知识，图书馆收藏的有关电影的书籍，我差不多都找来阅读，如巴拉兹的《电影美学》等，还有《新闻纪录片解说词选辑》第一、第二集。我很欣赏何钟辛为伊文思的纪录片写的解说词，诗意盎然。那时，我就对纪录片产生诗意的感受。

    记得老戴要拍一部介绍中国古筝的纪录片，我们先到故宫采访，既听取专家的介绍，也到故宫收藏乐器的仓库参观，看到各种乐器琳琅满目。那些蒙着尘埃的乐器，看来是很久没有人前来问津了。我们真正找到古筝的地方是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那时，只要是电视台来采访，必然得到认真的接待。如我的记忆不错，当时是著名的中国音乐研究专家黄翔鹏先生接待我们的。他不但向我们系统地介绍了筝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知识，而且带着我们参观了所里收藏的古筝，据说都是珍贵的文物。

    老戴很重视采访，这样一部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从人物采访、资料收集到实物参观，用了一个星期。在挑选古筝的演奏演员上，也颇费思量，反复斟酌，与我讨论多次。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的构思也十分缜密，先是展示在故宫和音乐研究所看到的古筝，有专家介绍，并配以解说，让外国观众对古筝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印象。继之，则是一个女演员演奏古筝的情景。他采用一个长镜头，从她拨弹的特写开始，然后环绕着她的演奏，这样的运动的长镜头，拍出来很美。

    然后他特意安排带我到延边去拍一部延边歌舞团的长纪录片。老戴的工作步骤是，将有关采访的内容周密地计划好。先从宣传和文化部门了解该团的历史和现状、领导状况和演员状况，以及在国内驰名的艺术家和重点的节目。与此同时，尽可能找到书面的资料，然后才到剧团采访。不但要注意老演员，也要注意年轻的演员，更要注意收集演员们的故事。他的基本构思形成之后，与我讨论，让剧团从延吉开始，走到农村和工厂演出，演出地点安排在延边具有特点的地方。老戴让我起一个名字，我起名为《走遍延边唱新歌》。

    开始了预设的拍摄地点的实地考察，一个一个地落实。如有一场，拍一个年轻的演员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歌舞场面，就到这个演员的家里采访，根据采访的事实，还原真实的场景和故事。实际的效果很好，真实、生动、感人。

    我为之写了解说词，并写了一首主题歌词。

    在这样的实习过程中，我对电视专业的学生的文学教学也形成一个初步的方案，即将散文和诗歌作为教学内容。这对于那些工农兵学员来说，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这次实习，不但让我对于解说词的写作有所把握，对于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有所了解，更引起我对于电视研究的兴趣。

    如今，我还保存着一个笔记本，上面有讲课的提纲，也有没有发表的论文初稿：如《电视艺术漫谈》、《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漫谈诗和电影》、《漫谈解说词的写作》、《纪录片的诗学释义》（提纲）等。这些，为我后来撰写《电视文化学》奠定了基础。可惜，我后来再没有将时间放在电视研究上，没有将这些论题完善起来。

    1974级的电视班，是我用功最多的一个班。那时，我还没有恢复我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除了给他们讲课，就是带领他们实习。如到农村拍摄主题系列照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从采访、选题到选人选景，从大标题到小标题，都要悉心地加以指导，因此完成一个作业也很不容易。这样的指导，也很费心思。

    接着又带着一个小组到山东台实习。这次，是安排到长山岛拍摄驻军的海防事迹。我们乘坐海军的指挥舰出海。那一天，风不大，但是，我却晕船了，在舱里坐卧不安。我干脆爬到最高处的指挥舱里，发现只要眼看着远方的地平线，似乎就好多了。就这样一直盯住远方，来到长山岛上。

    这里的渔民显然比陆地上的农民富裕得多。住宿条件也很好。我们被安排在驻军宿舍，部队首长对我们招待得很好，还专门派出小艇，给我们打深海的鱼吃。

    在这里，感受不到“文革”的气息，看不到大字报，看不到“文革”的大标语，部队首长也绝不与我们谈论“文革”。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海防固若金汤，隐藏在山洞里的海防大炮，以及海岸的炮楼和堡垒，给我印象很深。我们还拍摄了战士们的实弹射击训练，以及军营战士生活的场景。

    1974级重点的毕业作业选题是《鲁迅》，我和摄影老师矫广礼、朱羽君带着五个学生（其中有后来成为凤凰台台长的王纪言、沈阳电视台台长姜丽彬等），拍摄一部记录鲁迅一生的教学片。

    由我事先写了拍摄大纲。先在北京拍摄，除鲁迅故居外，那时八道湾故居以及鲁迅曾经避难的德国医院都还在，拍得比较仔细。然后，到上海，因为没有经费，就住在朱羽君老师的先生洪民生的家里，连鲁迅的藏书楼、内山书店旧址都拍到了。到杭州和绍兴拍摄时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九月九日，杭州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不能参加，就到钱塘江观潮去了。澎湃的潮水从眼前过去，那种地动山摇的震撼，不到现场是无法体验到的。原来所记忆的钱塘江的诗篇，似乎也显得苍白了。

    到厦门大学采访时，传来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们也参加到大学庆祝的热潮之中。

    其时，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讨会正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召开，唐弢先生、王瑶先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还有我认识的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因为我们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使我未能参加这次会议，颇感遗憾。

    在这里，鲁迅曾经居住的大教室，如今已经成为展览馆，我真的感觉到鲁迅的那种孤绝的寂寞了。我们也到了南普陀寺，这里香火很旺，拜佛的人如潮涌，而且多系青年男女。在北京由于“文革”，寺庙里早就没有香火了。可见，“文革”的气焰也并非全国皆燃。

    从厦门乘汽车到广州，半路夜宿汕头。外出散步时，街道上不时传来广东音乐的声音。路过路边的街屋，看到里面灯火辉煌，人们在悠然自得地演奏着，显然，是在表达打倒“四人帮”的欢乐心情。

    在广州拍摄，是更为顺利了，黄埔军校、农民讲习所，都拍摄到了。为了这部教学片有一个很好的结尾的镜头，联系到海军指挥机关，到伶仃洋上拍摄快艇在大海上破浪前进的画面。我也上了一个快艇，第一次感受到在大海上航行的那种浪漫的豪迈感。

    回京后，按照我写的解说词，编辑出一部鲁迅的纪录片，名曰《鲁迅的战斗历程》，显然带着“文革”的烙印，但这部纪录片作为教学片，还由电视教研室卖给了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1978年，在黄山召开的鲁迅研讨会，我还拿去放映过。

    本来，就可以安心教学了。这时，电视教研室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任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拍摄一部纪录片。由矫广礼、任远带着王纪言等组成一个摄制组。好像他们拍不下去了，系里决定派我去救急。一时间，我成为“专家”了。

    到达南宁时，他们已经采访拍摄一个月了，但是仍然拿不出一个大纲，面对大量的采访资料，还没有任何思路。此刻，中央新闻制片厂也有记者采访，无形中也有“较量”的气氛，加之时间要求很紧，真的要救急了。我阅读了他们采访的文字资料，也看了一些样片，听了他们的意见。我觉得不可能把他们采访过的单位再采访一遍。从区委领导、宣传部以及各个厅局对这部纪录片的愿望来看，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要求在这部纪录片里得到形象的展现，展现自治区整体的面貌，以及自己部门的成就。如果你被这些要求套住了，拍十部二十部也是反映不过来。

    我提出一个边采访、边构思、边拍摄的方案；因为时间紧迫，不能总停留在采访上。我们初步精选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拍摄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特有的山水风貌，也有革命历史景点等。在这一过程中，我形成一个思路，即透过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例和典型的场景来概括自治区的种种成就，以及历史和现实的风貌。这种以点写面的构思，也许可以满足诸多的要求，这样，在选点上，就要精准、典型、生动、具体。

    从南宁出发，走桂林，到龙胜，再到十万大山，最后采访与云南、贵州交界的一个苗族自治县。在桂林，拍摄了象鼻山、独秀峰。在独秀峰下的山洞里，观赏名人字碑，其中一句诗，让我记忆至今：“如此江山需霸才”。在从桂林到阳朔的水路上，水如镜，山如画，一路风光旖旎，醉人心田。主题歌歌词在此情此景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达到龙胜时，已是深夜。这个居住着多民族的县城，颇有特色。这里中学建设得格外漂亮，在内地都很少见到。这里作为叙说自治区教育成就的场景再合适不过了。第二天晚上，全县的领导都来为我们接风。好客的主人和摄制组的人员都喝醉了。因为我不会喝酒，临时受命，拍摄昙花一现的镜头。

    接着我们向十万大山进发，远远望去，山峦起伏，这就是毛泽东诗词中所说的“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地界。这里有着红军当年走过的遗迹，有的村子还保留着红军在墙上写的标语。我们住在老乡的木楼里，夜里是格外的清静，只有不时传来楼下牛吃草的声音。

    在苗族自治县，我们拍摄苗族的风情和生活，住在我们采访的天津支援边疆的一个医疗队居所里。苗族的生活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古朴习惯，在他们的节日里，青年男女自由地恋爱。从苗族舞蹈的欢腾和奔放，也看出这个民族的乐观的天性。

    为了表现自治区同越南的睦邻友好，特地赶到东兴。这里与越南只隔着一篙之遥的一条河流。每到赶集时，越南人就过来探亲购物，带来海产品出售，在所谓的“国际市场”里，熙熙攘攘，是很热闹的情境。

    在这里，还采访了京族。在海边一个村子里，居住着从越南移民过来的人，他们多年生活在这里，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了，成为中国的公民。

    我必须回去了，根据采访拍摄的资料，我躲在南宁的旅馆里，将配合画面的解说词写出来。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稿本编辑的。我还为之写了一首主题歌，如今还挂在网上。据说这部纪录片播放后，得到各方面的首肯。

    想不到，在广播学院的一段时间里，我成为解说词的写手，先后为《话说长江》、《黄河》、《话说运河》等写了多集解说词。

    我曾经应我的学生、在安徽电视台工作的秦淮青的邀请，为他拍摄的《黄山冬雪》写解说词。我完全用诗来解说，虽然，不能说写得十分成功，但却是新时期第一部用诗来写解说词的风光片。

    与此同时，我为电视系的学生讲课时，将诗学观念贯穿于纪录片的构思、拍摄和解说之中。

    学术生命的再生

    当我从广西回来，已经有朋友提醒我，还是静下心来回到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来。一方面是为工农兵学员补课，恢复文艺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教学；同时为1977年入学的大学生准备有关的教材，因此，极为紧张忙碌。而另一方面，不能不考虑学术研究，我决定恢复鲁迅研究，为写一部《论〈阿Q正传〉》的专著准备资料。

    1977年底，曾到广州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的研讨会。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代表的发言，集中在30年代的思想论争问题上。而那时，我的研究的兴奋点仍然是鲁迅。

    1978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又举办关于30年代文学论争的讨论。我看过一些资料，只是关心，没有探讨的兴趣。而在这一年，安徽劳动大学在黄山举办鲁迅的研讨会，我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就是我的研究生论文《鲁迅小说风格初探》，并将《鲁迅战斗的历程》的纪录片带去。这次会议，李泽厚的发言格外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即兴发言，但他的研究思路给我很大的启发。“文革”前他发表的美学论文，我就曾阅读过，如今就更为关注他的著作了。稍后，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都拜读过，他的一些见解对我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1978年，林非主持编辑刚刚开办的《中国现代研究丛刊》，他向我约稿。我将《鲁迅小说风格初探》交给他，很快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第1期上。稍后，看到香港的一篇评论，其中提到这篇论文，说这篇论文体现着打倒“四人帮”之后鲁迅研究的新气象。对此我倒是有点受宠若惊，自然，这也给我一些鼓舞。

    1981年，迎来鲁迅百年诞辰。为了纪念鲁迅，将召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为了保证会议的学术质量，也为了控制参会人数，官方下达文件，指示有关单位凡要求参加会议的代表，需由所在单位审查论文质量，然后负责上报。

    广播学院领导根据这一指示，确定由学术委员会审阅申请参加会议的代表的论文，再确定上报的人选。此工作正在进行中，广院突然接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指定其他两位同志作为代表参加会议，指定我只能递交论文。

    校方对此决定甚为不满，我虽然感到莫名其妙，但也不以为然，并没有看成是什么大事，只能递交论文就递交论文。

    会议期间，一些我熟悉的朋友，都来电话问候。

    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突然收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通知，我的论文《论〈呐喊〉、〈彷徨〉与五四小说之比较研究》被收入大会论文集中。

    我没有必要掩饰我的好心情。据后来评选论文的人士告诉我，他们是经过认真的评议，从上百篇论文中选出来的。由此我感到学术的公正。它再一次告诉我，治学是老老实实的事情。至今，我仍为当年好的学术风气而感动着。

    说来也很有趣，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教授，在他编辑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将这篇论文定位为“准比较研究”，自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广院值得一提的是，我曾担任电视系电视导演专业班的教学，这个班的学生，有的是戏剧界人士的后代。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两位同学问我是否看过现代派的戏剧？他们说这是最新引进的西方最新的戏剧思潮了。我突然想起，我在当研究生期间在图书馆乱翻图书杂志的印象，在《东方杂志》上就有不少介绍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论文。那时，我还记得宋春舫这个名字，我就告诉他们，五四时期就有介绍了。我说，茅盾先生在《夜读偶记》中也提到，在五四时期，在新浪漫主义的旗帜下，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流派介绍进来。我对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最新的戏剧思潮。我应当感谢这些学生的提问，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在8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艺界的确有一种现象，把现代主义作为最时髦的东西，一些介绍者，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五四时期就进入中国的历史，不甚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于是，我就收集资料准备写一篇论文。恰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研讨会，向我征集论文。我写了《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之影响》，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第一次就这样一个课题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后，被数家杂志摘要发表，记得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

    我很喜欢学生提问，他们的问题，甚至他们的挑战，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引出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是教学相长。我在教学过程中，体会到断然不可以将教师置于独尊的地位。

    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比较文学的知识。但是，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逐渐形成我的“比较研究”思维习惯和方法。我将在后面继续谈到它。

    在广院，我特别感谢一位曾经与我毫无关系的著名播音员齐越同志。在我入党和评副教授的问题上，他都给予我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最亲切的关怀和同志般的温暖。

    先说入党。到1978年，我作为一个1949年建国前夕参加革命的人，也是一个老同志了。在历经挫折和种种考验之后，入党的事情不断地被推延、被搁置，到北京之后，我几乎不再为入党熬煎自己了。我以为我没有必要再那么追求了，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决，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已经让我十分伤心了。在战争环境的考验中，尽管我立过功，对我所在的单位作出我的贡献，但我没有被党组织吸收；而在大学里，仍然没有被党组织接纳。我逐渐地深深感到：“重在表现”谈何容易，入党并非是你的表现所能完全决定的。

    不知怎的，在“文革”那种环境中，我却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入党愿望。有一次，党总支书记张文翥同志找我谈心，我毫不掩饰地说出对“文革”的反感，正式向他表达我的入党要求。但是，打倒“四人帮”后，派性作怪，在我入党的问题上，障碍重重。当时的新闻系党总支委员齐越，亲自出面调查，对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公正的判断，肯定了我参加革命后的表现，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总支委员会才同意发展我入党。

    随着我入党之后，自然对我的“使用”也有了变化，先是任命我为文学教研室的副主任，继之又任命我为语言文学部副主任（相当于系副主任），分管科研和职称评定。

    在党组织生活中，直接接触到一些老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我逐渐感到个别干部，不是很好地带领大家搞好教学和科研，而是热心内斗，在内斗中为自己谋利益，似乎，以权谋私，成为习惯。无论大小事情，他们想到的都是自己，即使经过“文革”的冲击，也没有多少改变。

    像梦魇一般折磨人的是纠缠不休的人事关系：“文革”的积怨，利益的角逐，几乎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在我主持职称评定的工作后，得罪了顶头上司，得罪了我以为还谈得来的朋友。他们合起伙来对我实行报复。我知道，在这样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让人冷静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觉得奇怪，或者不能容忍。但是，我没有料到得罪当权者，会遭到料想不到的打击。

    1984年，广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了。我很感谢新任院长的信任，他一上任，就约我谈话，希望我担任语言文学部的主任，我当场就谢辞了。一是我当时身体欠佳；二是我不想陷入事务工作中，还想把精力放到学术研究上。就建议由另外的同志担任，当时达成共识，确定了语言文学部的领导班子。

    但是，没过几天，却来了一次“咸与维新”的闹剧，原定的语言文学部的领导班子没有任命，却宣布了一个新的班子。从种种迹象判断，是我主持职称评定中得罪了顶头上司，顶头上司的哥们儿又是新任的副院长。我就无话可说了。后来，这位副院长许愿，恩赐给我一个正处级的学报主编职位，以此收买我。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是可以用“官位”收买的，被我拒绝了。老实说，我很厌恶这一套。

    我决心要离开广院了。

    在十分紧张的教学和日夜写作的情况下，我的身体是相当虚弱了。1982年到庐山休假时，只是让人灌了一杯白薯酒，就被送到庐山医院急救了。后来，时常心悸、头晕，好像是得了心脏病，送到医院，吸氧而缓解。西医检查的结果是“植物神经紊乱”，名医王绵之先生诊断时，说我的体质就像一件到处是窟窿的破衣裳，需要很好地调理。大概服用了上百副中药，才有所缓解。我的身体告诉我，不能在这个环境中继续下去了。我十分厌恶那种内耗的斗争。我不愿意再把大好的时光消耗在无聊之中。

    那时，由于看《围城》的启发，感到其中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情节，实在是中国大学里的传统，我称之为“三闾情结”。我要逃出“三闾情结”的“围城”。

    一方面，我在广院二十年所结交的老朋友，劝我不要走；另一方面，我的研究生，都赞成我走。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所不愿意下的一个决心，但是却证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中央戏剧学院调令到来，广电部的郝平南副部长约我谈话，因为他临时有会，约到第二天再谈。可是，如果我第二天不能去中央戏剧学院报到，进人的指标将作废。我不能作出毁约的决定，否则太对不起盛情邀我到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徐晓钟院长、祝肇年主任和谭霈生教授了。1985年2月27日，我坚决到中央戏剧学院报到了。后来，我知道是老院长李哲夫设法挽留我，希望郝平南副部长找我谈谈。我很感激哲夫同志。但是，我很惭愧的是直到他逝世，我都未能去看望过他，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了。

    说来也巧，我到北京广播学院报到的时间是1965年2月27日，还拿了半个月的工资；而离开它是1985年2月27日，恰好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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