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梦的幻灭

    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多年向往的大学梦和文学梦，好像都实现了。其实，没有一劳永逸的梦。但是如果没有梦，那么，人生就失去依傍。

    1956年金秋时节，我到南开大学报到，大中路一直向校园的深处延伸，迎接我的是美好的一天。

    南开园的清晨是迷人的，马蹄湖上朝雾朦胧，满湖碧荷红莲摇漾，岸边的垂柳舞动于风，此刻，校园里播放着周璇的《四季歌》。似乎我听惯了军歌的耳朵，还不适应，觉得它与时代不协调。

    我报考中文系，是想当作家。一场新梦又开始了。

    第二天，在迎新的大会上，系主任李何林先生讲话，就给我当头一棒。他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请同学们断绝这个念想。

    老实说，我没有把先生的这些话放到心里。就在我这个班里，像冉淮舟都发表小说了，孟伟哉更发表了长诗，他也是从朝鲜回来的。他们文学才能都在展现着。还有张圣节，发表了不少诗。他们比我年轻，成为鞭策我的榜样。我想，我也要试一试。

    我对大学的一些课程，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现代汉语》是宋玉珂老师教的，他只拿着几张卡片上课，就讲得兴趣盎然，令人佩服。但是，我不喜欢这门课。先秦文学是陈介白先生在讲，他很古板，也不能吸引我的兴趣。还有《文艺学引论》，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理论课程，可是听起来却很枯燥。张怀瑾先生是一位很严肃很认真的老师，但却引不起丝毫的兴趣。就是必须购买的教材，皮达科夫的《文艺学概论》，读起来也让人头痛。只有马汉麟先生的《古汉语》，深深吸引了我。虽然我认为这门课不是我的所需，但是马老师的讲课却有着一种令人向往的魅力。他的严谨的学风，在教学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精神，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那时，我有一个误解，以为文艺理论的书籍是有助于创作的，虽然文艺理论课不喜欢听，却热衷购买文艺理论的书籍，像季莫费耶夫的《文学原理》三本，还有文艺理论小丛书，我都买了，但是看过，味同嚼蜡。我本来喜欢苏联的文学读物，入学后，我一头扎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屠格涅夫的小说，我几乎都读了。果戈理的《死魂灵》，是鲁迅的译本，怎样读都读不下去，倒是果戈理的散文写得那样让人入迷。

    中文系的学术空气很好，李何林先生经常邀请作家、学者来校讲演，如天津的小说作家方纪、当时风靡全国的相声《买猴儿》的作者何迟，校外的如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杨晦等。还有，李希凡、蓝翎这样的红学家。这些，都让人感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

    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分子的政策宽容自由多了。我记得我的大姐，那时已经是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讲师，按照天津市的规定，商店都服务到家了。每天都到家登记需要什么菜蔬，第二天清晨就送到家里。那时，物价也很便宜，大概猪肉只有5毛钱一斤，即使大对虾，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买到，也不贵。我们的大食堂，每月12元5毛，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三荤一素），主食随意。每到考试前，学校还特意安排加餐。后来想起，都是神仙过的日子。

    一军也转业到天津来了，分配到天津机器制造学校工作。她觉得工作不适合她。我就鼓动她考大学，我把我的考试笔记交给她，她开始了艰苦的紧张备考的日日夜夜。她的基础是初中文化程度，参加工作，语文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同大学的入学考试，还是有距离的。每天下班后，她就伏案苦读了。我周六才能回到她的住处，本来正是婚后的蜜月，此刻她却过着比在朝鲜还要紧张的日子。奋斗，让人的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957年的春天，确如费孝通的文章所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匈牙利事件之后，一场大规模整风运动开始了，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大字报也传到南开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北大的谭天荣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讲演。开始，我还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我给大哥写信，描述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听到谭天荣的讲演，就觉得匪夷所思了。而且有人贴出“阶级斗争过时了”的大字报，我就有所警惕，也并不赞同这些意见。尤其是我在朝鲜的一个战友桑健，他在46军机要科工作，我下去检查工作，曾经有一面之识。他与我同年考入南开，读的是历史系。他一连贴出六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质疑，也让我感到惊异。

    在校园一片喧嚣中，暑假到了。

    1957年暑假很长很长，有两个月。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既没有引起我的更多的注视和思考，也没有减却我的文学梦想。我是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之中，接连写了《房子问题》、《在掩蔽部发生的故事》，寄给哪家杂志，我已经忘记了，尽管自己写得不满意，也还抱着希望。

    我们是1956级三班，一入学，这个班集体就很温暖。我是团支部委员。假期，一些年轻的同学时常写信给我。我抽空就将同学们的来信编成《暑期通讯》，用蜡板刻印出来，寄给每个同学，大概出过三期。

    小说写作失败了。稿子都退回来了。在学业上，我处于一个苦闷期，究竟向哪里发展，我已经陷于困境里。对于年轻的同学，可能没有这样的紧迫感，而对于我，套用鲁迅的话，真是“荷戟独彷徨”了。

    这个暑假，让我们兴高采烈的是一军终于考上大学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很后悔，在填写志愿时，我怕她分数达不到南开大学的分数线，就要她填写了天津师范大学。其实，她考得很好，分数达到了南大的录取线。毕竟，她考取了，我们经过奋斗，终于一步一步在实现着我们生活的理想。

    理想的动摇

    暑假回校后，形势就变了，一场大抓右派的运动开始了。显然，是有准备的。每个年级的党支部，都有了他们确定的右派了，到了每一个班，似乎还因为“当政者”的不同，有所区别。我们年级的二班，反击右派是最猛烈的，采用大字报的形式，一连抓出六七个，昨天还是同学，一下子就变成右派了。我们班，自然也是党支部在谋划，只抓出一个朱永仁来，其实他并没有多少言论，只是情绪更激动些。好像总得有一个右派，才说得过去。这里，我们都得感谢班长任家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愿意多整人。他又是党小组组长，把握得稳妥，没有二班那些党员那么激进；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激进是在掩盖他们的真实面目，而结果他们自己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

    我说，感谢任家智，是他让我少了些心灵的负债。在那场运动中，我虽然不过是个团员，可能我来自部队，我对党是没有怀疑的。我在追求入党，党支部也把我作为积极分子。反击右派，我也自然是听党的话，譬如对朱永仁的批判，对贺恒桢的批判。朱永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追随者，也没有更多的言论，把他打成右派，今天看来，我们这个班里无人可抓，就把他作为代表了。而贺恒桢，他原是安徽出版社的编辑，他是给同事写信，说了南开鸣放的情况，被人检举，是中文系的党总支把他定为右派的。我参加了对他们的批判。这些，不过是想表现自己的积极罢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贺恒桢的信件，也联想到我写给大哥的信。想不到信件也可以成为“罪状”，这是让我担心的。那么，我对贺的批判，也是在掩护我自己了。应当说，这都是令我感到愧疚的。

    打倒“四人帮”后，朱永仁历经风波来到北京，到家里来看我。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全是皱纹的脸，听他述说着十多年历经的苦难，我禁不住落泪，从心里谴责自己，真的对不起他，我曾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撒过盐。对贺恒桢我也是这样的心情。

    围绕着反右派，让我多少有一些思考，也让我的政治热情减却了热度，实际也不能不减却的。先是，我的弟弟田本陆，他在中央政法大学学习，被打成右派。他原本是一个积极分子，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在河北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农业厅工作，经常将自己微薄的收入，捐献给需要接济的人。在鸣放中，他只是给学校的医务所贴了大字报，批评他们的医疗作风，就遭到批评。据说本来不准备把他打成右派的，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而且一气之下逃跑，这样就成为右派了。我的大哥田本良，也成为右派。他在苏联援建的吉林石墨厂担任中心实验室主任、工程师。是领导一再动员他参加鸣放的，他说他很慎重，没有提出任何过火的意见，也被打成右派。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档案里，早就被人塞进“特务嫌疑分子”的材料，不把他打成右派，那就奇怪了。

    两个右派的兄弟，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本来，我是“首席”的入党发展对象，这时突然发生了变故。党支部的负责人找我谈话，点出我给大哥写信的事情，显然这就是硬伤了。还有，批评我仍然不是党的驯服工具。我对这样的批评，是不服气的。我毕竟参加革命多年，又在朝鲜战场上历练过。而个别的党员，在我看来，他们那种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我从心里看不起他们。可能他们有所察觉吧，所谓不驯服，可能就是对他们的不驯服吧。老实说，有时我从心中厌恶他们。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更没有平等相待的心态。反右之后，就更是不可一世了。我特别对他们那种总是教育人的姿态，以教育者自居相当反感。这使我与班里个别党员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厚障壁，自然是说不出的，也不必说的。

    而有一些党员的遭遇，也引起我的思考。鸣放初期，我们年级有的党员，抱着满腔热忱到上级单位陈述意见，那是他们单纯的真实感受和真诚的思想表达。而当号召反右时，他们很快迎合。无论他们是真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也好，还是掩盖自己前端的行为也罢，都是那个环境造成的。而最后，他们上访的真诚的行为，却成为“反党”的证据。我暗地里是同情他们的。他们的落难，让我初步认识到政治运动中的危险因素。我在中央机要处，在朝鲜，虽然挨过整，但是，我没有产生过政治上的戒备之心，现在这种心机逐渐生成。

    在剧烈的运动中

    现在，再说到我的文学梦。显然，我的创作梦是破灭了。1957年，从鸣放到反右，以及后期处理右派，除第一个学期是完整的，从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到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度过了。本来盼着有一个安静的学期到来，但从1958年开始，更为剧烈的运动到来了。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校园里又掀起大字报的高潮，在教学改革的名义下，大批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大批师生中只专不红的倾向。而主要的目标是“拔白旗”，批判老师和学生中的所谓“白专”。

    中文系首当其冲的是所谓李何林主义，有人开始贴他的大字报，在图书馆的大厅里，都挂满了。而在中文系发生的批判马汉麟和许政扬教授的事件，更引起同学们的不满。因为这两位教学优秀、科研有成的教授，的确是同学们所仰慕、所爱戴的。记得在行政楼上的大会议室，召开全系大会，一位老师居然在大会上揭发许政扬先生的所谓“隐私”，当时许政杨先生就气得晕倒了。尽管，从表面看来批判会气势汹汹，而实际上却在同学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那时，连老师的讲稿都批判，写出大字报。记得康生来南大作报告，大批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倾向”，大批资产阶级的学风，说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说他玩着就可以做考证。在这样的号召下，动员学生揭批老师的著作和讲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厚古薄今的倾向，写成大字报，当时整个南开园都是大字报，连大中路两边都贴满了。同时，提倡学生编教材，学生自己上讲台。

    批判老师，也批判学生中的所谓“白专”典型。我们年级的一班，就批判了陈慧和孙昌武。据说陈慧的外文很好，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翻译作品，孙昌武也出版了文艺理论的译作，说他吹捧《约翰·克里斯朵夫》，以克里斯朵夫为榜样。其实这不过是人性中技不如人的嫉妒。他们班里有一位老同志，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在轻工部一个处长的岗位上报考南开的，因此颇受同学尊敬。当时，他是共产主义已经来到的鼓吹者，于是全年级掀起共产主义风。我记得住在一个宿舍的人的书籍，都混合起来，分类编排，大家共同使用。批判这两位同学，我估计也是党支部决定的，恐怕同这位支部书记也不无关系。

    那时，整个的社会都在疯狂，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敞开肚皮吃饭”等等。还有就是动员全市人民“除四害”，其中一项是扑打麻雀，将全市的人民动员起来，敲锣打鼓，喊声震天，弄得麻雀无处停留，最后被扑打而死，或活活累死。打苍蝇，也要把打死的苍蝇收集起来，计数上报。

    再有就是大炼钢铁，南开园里也四处点火炼钢。我是负责宣传鼓动的，他们一边炼钢，我在一边拿着话筒鼓动。居然有一位同学一根筋，痴痴迷迷地守在小土炉旁，炼钢把人炼傻了，他还火线入了党。但炼出的不是钢，而是愚昧。

    说起1958年，我几乎做了平生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居然被派往化学系，参加硝酸钍的制作。我担任的是最后一道工序，硝酸钍在我精心的守护中，在烧瓶中蒸馏出来。据说，这是南开大学一项重要的发明。硝酸钍很贵。可见，把我一个外系人派来，对我是何等的信任，又是何等的荒唐。还好，硝酸钍的放射性，还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危害，也算谢天谢地了。

    1958年暑假没有放，搞起“共产主义暑假”。中文系组成各种分队，如古典文学分队，现代文学分队，当代文学分队，写批判文章，编写教科书，大干共产主义暑假，要出成果向党献礼。我被分配到《人民南开》（校报）做记者，专门负责采访。那时，我写了一系列的采访小分队的文章。

    当记者，使我有更多活动空间。当时，正在批评孙昌武鼓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就抽空一口气将它读完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批判的，看过小说之后，反倒深深激动着，受到浪漫精神的感染，觉得它同俄罗斯的小说是不一样的。由此，导致我对法国小说的阅读兴趣，稍后，我挤出时间读了《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雨果的小说，让我读得入迷，《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我都偷偷地读了。那时是无法与同学交流这些阅读的兴趣的。

    而我对于肖洛霍夫的兴趣更高，是由于《静静的顿河》，让我迷上了肖洛霍夫。我对《被开垦的处女地》反倒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后来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们基本上都是《处女地》的中国翻版。那时，规定做学年论文，可以自选题目，我就自拟了《谈〈静静的顿河〉的细节描写》。说到这样的题目，也是同我的兴趣有关。那时，我喜欢读王朝闻的文章，譬如他对一幅画的欣赏，对一出戏的解读，分析得相当的细致和深入，让你体会到这幅画、这出戏的奥妙之处。我也很喜欢读《文艺学习》上一些关于名著名篇的文章，觉得这比一些大而无当、味同嚼蜡的文章要好得多。例如对于艺术细节的分析，让你看到作家写这样细节的奥妙之所在。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也读得爱不释手。

    那时，我还有些转业时部队发给的费用，大约有400元，每月津贴费25元，除去生活必需的开支，这些钱几乎都买了书。那时出版的古典诗词的选集我几乎都买了。虽然我还没有什么“经典”的概念，但是对名著还是向往的。

    由于对肖洛霍夫感兴趣，所以他的书我都买，如《顿河的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后来的《一个人的遭遇》。为了写好这篇学年论文，我花了很多工夫。尽管有指导老师，也没有给我具体的指导。我的办法，就是看别人是怎样分析细节的，从中悟出一点道理，一点写法，我再照猫画虎地去写。

    想不到，当要求学生讲课时，不知怎样的一个机遇，让我在上外国文学课时讲肖洛霍夫，我居然大胆地应承下来，认真写了讲稿。也许就是“大跃进”给我的胆，让我无所顾忌地登台献丑了。这些，让我逐渐地接近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

    “大跃进”中，也让我接受了初步科研的训练。在大学生编书的氛围中，我们年级负责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稍后，我又被分到这个编写组中，负责文艺思想斗争的部分撰稿任务，又不时分配我参加一些小说、戏剧和诗歌章节的编写。

    当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导上很重视。大学生出版自己的著作，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一大景观。北京大学1955级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已经扬名全国。天津岂能落后，南开岂能落后。于是将罗宗强、朱枫，还有我等几位同学调出来，集中对该书进行修改。

    为了写好这部书，1960年，还派我们到北京旁听第三次文代会，听周扬、茅盾的报告，以及收集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开放和放手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成长也是有所帮助的。在文代会、作代会，听到周扬和茅盾那么高水平的报告，尤其是茅盾的文采斐然的文学报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点评，真是精彩极了。直到现在，再没有看到一位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能做出那么精彩的报告了。不客气地说，后来的领导们，写的都是流水账，既无文采，又无创意。

    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党中央政策的调整，事实证明“大跃进”是错误的。那么，作为“大跃进”的产儿《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就不能出版了。出版社为了给我们一个交代，印出一部分，如今我还保留着这个没有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本）。记得打倒“四人帮”后，看到一些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罗宗强曾对我说，如果我们及时地整理一下是会出版的，学术水准也不会逊于它们。的确这部书稿在当时是下了功夫的。

    也许是因为编写当代文学史，1960年初，便提前调我到中文系工作，准备担任当代文学的教学工作。但是，很快就宣布取消，一个困难时期来到了。

    1960年秋天，中文系的大部分师生到农村去了。最困难的时期，口粮减到最低的程度，每月只有24斤，每天还不到1斤。问题是，连蔬菜也没有。南开的党委书记高仰云，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不要外出，要求大家躺在床上，他的讲话的主旨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下子，大家都觉得身体虚弱得很，连到食堂吃饭，都觉得太远了。每天都处于饥饿感中，最大的盼头就是去食堂了。去了，又是空希望，天天吃的是“增量饭”，还是那点粮食，但是通过加工，显得量很多，窝头也蒸得很大很大，但是吃到肚里不禁饿，很快就饥肠辘辘了。得浮肿病的不少，我是轻度浮肿，得以多配给一点粮食和黄豆，还有一点鱼。

    三年苦读

    1961年，我们大学毕业了。我被留下做研究生。那时我已经30岁。因为国家已经多年停止招考研究生了，这一年南大中文系就留下了七个人做研究生。我当时不是很愿意再学习的，一来是年岁大了，眼看就要有孩子了，得负担家庭；二来看着有的留校做助教的同学，我内心并不服气，就因为他们是党员，并非因为他们具有当教师的资质。事实证明，留下的一些人后来在专业上并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来。我并非责难这些同学，而是批评我们的大学的人才政策。南开中文系的“左”的人才政策，导致它今天都没有翻过身来。

    在我的导师李何林举行的座谈会上，我就坦率地说，我都30岁了，而且马上就要有孩子了，家庭负担也大了，我是不合适留下的。这多少也透露出我的不满情绪。何林先生鼓励我说：“我看你合适，有这样好的机会学习，也是很难得的，珍惜吧！”

    在那个困难时期，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我还是应当庆幸的，许多同学都分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去。我后来想，我们留在大城市，就是建筑在他人的下放到基层去的基础上的。我心中，面对那些同学是有所感愧的。应当承认，那时大学生的分配是缺乏公正性和透明性的。

    留校学习，让我有了一次深入的反思机会。大学五年我作为学生干部，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积极要求入党。但是，由于我的哥哥、弟弟沦为右派，而我又被看成是不驯服的。此刻，我已经多少明白一些世事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不信了。自然，我的入党愿望也逐渐地冷却了；而我反省的重点是在学业上，在接连的运动中把大好时光全浪费了。而立之年，却毫无作为，可见我内心的焦急和自责了。

    那时，我心中的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评论家。总得要露出头脚来。如果，把我的反思用一句话表述，那就是在学业的道路上，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还是《国际歌》中一段歌词启发了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似乎觉悟到，在人生道路上，在求学的道路上，要做出成绩，“全靠我们自己”。正是在这样痛切的检讨中，我下定决心，一定沉下心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很感激王达津教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楼梯上碰到他，知道我留下当研究生了，他说：“当研究生好啊，多好的读书机会。研究生就两个字，一个是‘读’，一个是‘写’。”我记住他的话了。那时，我想了一个具体计划，首先，将天津的几个阵地攻下来，具体说就是《天津日报》副刊、《河北日报》副刊，还有《新港》、《前哨》等。我决心从写千字文开始，写文艺随笔，写剧评和影评，而后，再写中等篇幅的论评，扎扎实实去做。开始，经过一段退稿期，我终于冒出来。可能有人看不起这些小文章，但它从选题、立意、谋篇，论点、用典、举例、开头、结尾，以及文笔，都要用心去做，这是一个极好的训练。再有，迫使我写随笔的原因，就是能够赚点稿费，补贴家用。

    我的儿子是在困难时期不足月就诞生了。生下来就多病，生下五十天就住进儿童医院，押金就要50元。当时真是拿不出来，是姐姐帮我渡过难关的。此刻，才知道那种缺钱的滋味。那时一篇随笔，稿费大约有20元，而我的津贴不到50元。20元就是我的工资的近二分之一，还是顶点事的。

    在这期间，我和《河北日报》副刊的编辑韦野结识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他主动约稿了。《天津日报》副刊也发表我的随笔。写这些随笔，我还得感谢王达津教授为我们开设的《中国古典文艺批评文选》，他在文艺理论上给我打开了一个视界。我很得力于古典文学批评课的引导，那时就觉得苏联那一套文学理论不大管用了。我常在文艺随笔中，直接引用古典诗论来评析当今的作品。譬如我用杜甫的名句“转益多师是汝师”写过的随笔，至今还留在网上。这些，也说明我当时的艺术趣味和艺术趋向。

    有一次，何林老师找我谈话：“听说你写了不少随笔，以后不要把时间耗费在这里。要把眼界放大些，目标放远些。”老师这样的教导也是中肯的。从研究生二年级起，我就基本上不再写随笔了。

    其实，在我心中并没有放弃，如果有了机会，还是要写的。阮国华比我低一个年级，他毕业后留校，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友情甚笃。有一天，他拿着一张《文汇报》，上边有一篇署名李云初的文章，他建议我看看。在我们讨论中，我们不赞成他的观点，于是决定与他讨论，由国华写出初稿，我稍加润色，寄给《文汇报》，很快就刊登出来。这次，让我发现，上海的报刊很开放。

    不久，黄佐临先生用布莱希特的导演方法排演的新戏《第二个春天》到天津演出。演出的单位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主演是李默然。也许我曾经是个军人，对这个戏十分喜欢。觉得李默然扮演的人物，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英雄人物。不久，看到上海的《上海戏剧》刊登了李时钊的文章，对李默然扮演的人物提出异议。我不赞成，当晚草拟一篇四千余字的反驳文章，也很快地刊登出来。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话剧的评论。

    这样，对于上海就产生亲近感。我对梁斌的《红旗谱》有着很好的印象，他的《播火记》发表后，虽然觉得没有《红旗谱》那么好，但仍然具有它的特色。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起先交给《新港》，但是未能通过；然后寄给《文汇报》，不久，就寄来小样，希望快点改好寄给他们。我将改好的小样寄回，大概过了一个月，《文汇报》将我改好的小样打印出来，寄给我，也就没有任何回音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篇文章泡汤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有一个规定，报刊发表文章，必须给作者所在单位写信，征得单位的同意，才能发表。后来，我才得知是中文系党总支的一个秘书，他居然掌握着这样的权力，写了不赞成发表的回信。

    不久，城市要开展“四清”运动。在南开，教职工进行交心运动，要求把阴暗的思想交代出来，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就在这场运动中，在全校召开的大会上，批判一个生物系的学生，说他“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亲爹娘”。而我们同年级的一个研究生张广钧，也被打成反动学生。

    张广钧被打成反动学生，不但造成冤案，后来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又死在唐山大地震中，让我悲痛异常。这件事，不只是让我看到政治运动极为肮脏的一面，让我对政治运动产生畏惧和不安，也因此感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我在中央机要处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革命热情更为减却了，甚至感到人生的险恶。由此，也让我看到一些世人的真面目。

    我很庆幸我毕竟赢得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在接受了种种的教训后，知道把宝贵人生岁月用到什么地方了，也就是说有了真的人生觉醒。这三年，我真的把我的生命都投入研究的生涯之中。尽管是饥肠辘辘，仍然端坐书房之中，用心地读，潜心地读。我很感谢我的妻子一军，尽管她在南开中学任教，有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是，她把繁重的家务事，尤其是带孩子的重担都挑起来了。没有她全力的支持，我会一事无成的。

    在转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习时，我采取了一种笨办法，我按照文学发展的时序来读选集以及长篇的代表作。就是这样，我读了一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就这样挑着读，也是读不完的。这样，按照时代顺序读的好处，是有时代的观照，是有前后比邻的比较，是有发展脉络的理清，更有总体的把握，从而对一些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有所思考。譬如，我在这样比较阅读中产生一种感想，鲁迅在现代作家之林中，他的著作是耸入云端的高峰。就是这样的感觉，在20世纪80年代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时，我写下了《〈呐喊〉、〈彷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较研究》。

    在进入了研究生论文写作时，按照何林老师的意见，让我和同届的同学张菊香编注一部鲁迅杂文选，合写一篇论文。这样一个意见，在当时的高教部却未能通过。因此需要我自选题目，我选择了鲁迅小说，而且是关于鲁迅小说风格的研究。

    在这里，我应当提到高教部一位处长，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来南开检查研究生的工作，与中文系的研究生有一次座谈。他介绍了苏联副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的情况。他说，苏联在论文的答辩上是极为严格的。一是查对你的论题前人是否做过，如果做过，你有什么新的论说，否则，是不能通过的。因为你连前人的成果都不知道，说明你的研究是不扎实的；二是要求论题是新的，观念论说是独创的，材料也必须有新的东西；三是你必须掌握前人在这个研究领域里所有的成果。

    而最严格的是有一位委员专门检查你的论文是否有硬伤，有抄袭，有漏洞等等。一旦查出，是不会通过的。总之，他要求论文的独创性。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一次关于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成为我写论文的目标。

    在选题时，我查阅了所有鲁迅小说研究的论著，发现关于鲁迅小说风格，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过，往往是在行文中提一下，给予一个感性的概括。

    这样一个选题方法，我基本上按照高教部这位处长谈话进行的，注重了选题的独创性：选的是前人未曾研究过的课题，是前人虽然有所谈及但却没有深入或者有需要突破的题目。据我的体会，我这个题目还具有未来的生长性，有艺术理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自然也具有学术上突破的可能。

    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也深受古典文论的影响，风格论是逗起我研究的兴趣点。看起来题目没有所谓的思想性，也没有紧跟当时的阶级斗争论的时潮，但是，我却觉得这样的题目有探讨的价值。

    我在做这篇论文中，有计划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选题阶段，我不但对鲁迅小说研究作了周密的调查；当确定鲁迅小说风格的题目之后，我对有关风格论的理论和中外文学研究某些作家作品风格的论文，也有所阅读。看看他们是怎样切入这样的论述的，是怎样提出他们的独到见解的。

    譬如，当时几乎必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不但系统地读过，而且做过笔记。尤其是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及有关诗的理论，我反复地加以琢磨和领会。在苏联学者的论著中，我十分欣赏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而郭绍虞编选的《历代文论选》，也是我反复阅读的。

    我的重点，是系统地将《鲁迅全集》精心地阅读一遍，对有关研究鲁迅小说的论述，我都作了摘记；同时，也做读书笔记，一个想法，一个论点，等等，随手就记下来。

    整整读了三个月。我觉得这次阅读，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不但构成我论文写作的基础，也奠定了我今后研究的基石。这样的阅读，既有做论文的目的性，也有纯粹是汲取养分的非目的性。

    论文的写作，是在大量阅读中，一个不断地积累，不断地酝酿发酵，不断地升华的过程。我有一个经验，叫做“引而不发”，不急于写，不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就绝不动笔。

    关于鲁迅的小说风格，是有一些概括的提法。我怎样给鲁迅小说的风格一个概括，或者说提出一个我不同于众人的独到的概括，按照目前的说法，就是提炼一个“关键词”。我还要对我的概括给出具有见地的论证。鲁迅说到《狂人日记》时，曾用“忧愤深广”来说它的特点，我经过反复的比较，决定用这四个字来概括鲁迅小说的风格。我又从三个层面来论证：一是沉郁浓重的悲剧气氛；二是强烈而严肃的讽刺色彩；三是深厚的抒情音调。最后，揭示这个风格形成的原因。

    这篇论文答辩的老师，有唐弢、王士菁等。他们都给予很好的评价，可惜，在“文革”中，我将这些评语丢失了。

    对于一篇研究生的论文来说，最重要的倒不在于他能有多大的创新，而在于透过它，能够走进科研的大门，初步掌握科研的能力。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训练，思维的训练，架构的训练，查找资料的训练，学术作风的训练，养成学术规范的训练，文笔的训练。我以为在治学上也要讲究训练，最好是自觉的训练。但是导师也必须具有在学术上进行训练的指导意识。

    在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几乎忘乎所以了，有时忘记了回家。有一次，一连两个礼拜忘记回家，一军就跑到学校来看我。

    那三年，真是过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日子，虽然过的是苦日子，但确是我的生命真正在燃烧的日子。犹如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过的是有意义的生活一样。这三年，如保尔说的是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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