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棉花胡同22号的日子

    人的命运，既是自主的，又是被动的。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已经任教二十年了，但是，似乎是鬼使神差，命运竟然将我带进中国第一高等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

    我不能忘记祝肇年教授的慷慨和热忱，谭霈生教授改革的锐气；他们是在一种锐意改革的决心下，把我调去的，并且任命我为中国话剧教研室的主任。那时，中国的确处于处处改革的风气之下，到处在“咸与维新”。我就是在广院“咸与维新”的声浪中，落荒而逃的；而在这里我又是在革新浪潮中被迎接进来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做梦，飘飘摇摇，哭笑不得。

    我把自己调到戏剧学院，可以说是一次自我放逐，也可以说是一次逃亡。我的确厌烦了那种纠集着“文革”情结的人事关系，以及党内那些为了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加之，我几乎每写完一部书之后，就由于过度劳累，带来令人烦恼的精神紊乱的疾病。有名的王绵之大夫，说我的身体就像一件破的衣裳。与其在这里消耗，还不如去找一个避风港。

    在中戏，我真是过着神仙的日子。在东棉花胡同22号分给我一间宿舍，这在中戏已经是最佳待遇了。每当我有课和开会，我总是清晨5点就由东郊定福庄出发。北京的清晨，是最美好的。公共汽车，只有几个人乘坐。先坐342路，再换12路无轨，终点站距中戏很近。每次，我下车后都是到白魁老号吃早点。一碗豆浆，一个油饼，或者一根油条，就是我最中意的早餐了。

    到达我在22号五楼宿舍，大约是早晨7点左右。我将窗子打开，楼下的棉花胡同是老北京最典型的住宅区，如果是冬天，则是尘烟袅袅，而更多的时候是看到成群的鸽子掠过你面前的天空。此刻，心中是一片幽静，从来没有的难得的生命的享受。于是，我烧上一壶开水，把茶沏上，也不过8点。我就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晨读。10点去上课，或到系办公室看看。我在这里活得格外地安逸。

    我体会到在一个没有人事瓜葛的单位工作，尤其是大学文科院系，那就是天堂了。我的母校的中文系，平时也纠集的种种文人相轻、争权夺利的矛盾，在“文革”中，酿成激烈的“肉搏战”，你死我活；而在《围城》里，我们看到大学里那些人事纠缠和争斗，我称之为“围城情结”，就懂得是中国的大学，尤其是文科，其内斗是有传统的。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可以说，迎来我主观感觉上的非“围城”的时代。

    但是，我也听到一些说法，说我不懂戏。对此，我既承认我对戏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诸如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可以说不懂；我研究戏剧是作为文学来研究的。但是，我也不完全赞成这样的批评，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都能懂的，我是观众，也不能说不懂戏。就学术角度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文学角度研究戏剧不也是一个路子？

    我第一次开课，是给行将毕业的戏文系学生讲授“中国话剧史专题”。我还没有在这里教学的经验，只能靠我的感觉设计了。我带着助教到图书馆，按照该班人数查出二十余位剧作家的馆藏剧作清单。我在上课时，列出一位剧作家，请一位同学回答，问对这位剧作家是否了解，有何评论。我发现，有大半学生对我开列的剧作家，毫无了解。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连戏文系著名教授孙家琇居然也有剧本创作都不知道。这样，也让这些戏文系大三的学生感到，中国的话剧史还是丰富多彩的。我对同学说，我不考试，你们领一位剧作家去研究，课程结束时交我一篇读书报告即可。都说这个班很调皮，但是期末大多数同学的小论文都做得比较认真，大概这是给我面子了。

    而余秋雨被邀请来讲课，就受到这个班学生的不大友好的挑战。

    一个从事话剧的戏剧院校的毕业生，对话剧史缺乏知识，是不应该的。这点，我感触很深。

    在我讲课中，我分阶段，对每个时期的话剧的特点和问题，都提出我的看法同大家交换意见。如今，我还保留这份讲稿。这份讲稿，是我研究话剧史的开端：

    第一讲 应该重视中国话剧史的研究；

    第二讲 中国话剧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讲 中国话剧史的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第四讲 中国话剧史——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的一个典型；

    第五讲 戏剧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第六讲 关于文明戏研究的争论和评估；

    第七讲 五四新剧的特点；

    第八讲 走向成熟的30年代的话剧；

    第九讲 40年代——中国话剧的繁荣期；

    第十讲 解放区话剧的成就和模式。

    这个讲稿，基本上体现了我对中国话剧史的思考，其中表达了对一些具有争论的问题的看法。而对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那时已经形成，中国话剧史的大纲，也有了设想。

    开设话剧史专题课，得到廖可兑教授的支持，他认为中国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必须具有中外戏剧史的知识。

    当我在中戏得到这份清静，我就全力来写《曹禺传》了。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曹禺传》的写作，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为了写它，我几乎谢绝了我可能谢绝的其他一切的事情。

    记得，当时正是戏剧观大讨论热火朝天的时候，争论最激烈的就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也可以说在中戏和上戏，在谭霈生同陈恭敏为代表的两种观点之间。

    当时，也有人让我参加讨论，我虽然也有所关注，但我婉言谢绝了。

    再有，就是全国第一届电视小品大赛，中央电视台聘我为评委。戏剧学院几乎全院动员，誓在夺奖。学校领导知道我是评委，就让我观看学校的参赛的小品。其实，我连一次评委会都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但是，学校给的任务不能拒绝。我记得几乎一个礼拜住在22号，每天晚上看参选的作品，最后选出参赛的作品。我记得，我根据演出的作品，提出一个参赛的方案，选取具有不同类型特色的作品参赛，我大力推荐的《芙蓉树下》获得一等奖。这项工作完成后，我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也没有去中央电视台做评委。据说，学校领导因此对我颇为不满，我是要谢罪的。那时，我的确已经沉迷在《曹禺传》的写作之中了。

    还有，就是祝肇年先生一再希望我将一部没有编写完成的《中国话剧史》，继续主持完成。

    我看过已经发给同学的部分，它是由田野、王永德和胡宁蓉同志承担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较之1958年的《中国话剧史》，无论在资料上还是观点上，都更前进了一步，是很有基础的。但是，我仍然谢绝了。为什么？这是他们几位的功劳，我不能贪天之功。

    我都拜访了他们，交换了意见，还主持召开会议，希望他们坚持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

    在这里，我也许说一些令人不高兴的话。后来话剧所编著的《中国话剧通史》，应当说是部分借鉴了中戏这个稿本完成的。

    戏文系有一个资料室，珍藏着许多有关中国话剧史的资料，据说，已经有所遗失。祝肇年先生非要把钥匙交给我，由我管理，我也谢绝了。

    在资料问题上，我受鲁迅的影响很大，他研究小说史，就没有什么孤本秘籍，完全是大路货。另外，我也看到在一些文科系里，由于资料，而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所以，不愿意介入。

    这样，我就赢得前所没有的清静。让我的心沉浸在《曹禺传》写作之中。

    我很感谢中央戏剧学院给了我一段清静的时光，让我完成了《曹禺传》的写作。如今想来，虽然在中戏只有短暂不到三年的时间，确实是生命中焕发了创作热情的最佳的岁月。

    我之所以能够调进中央戏剧学院，我首先得感谢我的老同学姚莽，很可能是他倾力的介绍，使当时的系主任祝肇年先生和谭霈生同志下决心将我调进戏剧学院的。

    说到姚莽，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他是我看到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知道，他的爱人是怎样离开他的，但是，他对她的真诚和爱恋，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一丝责怪，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硬是把他培养成就为一个小诗人。可是，他却有着十分严重的肾病。有时，我就住到他家里，我们海阔天空地谈文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他因为有病写得不多，但是，以我看到的他的论文，都有着精辟的、独到的见解。有时，他就跑到22号我的宿舍里来，我们一起泡方便面，一起喝点小酒。他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几个谈得开心的朋友之一。

    十分遗憾的是，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直到他去世的那年，我和一军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虽然已经做了肾移植，仍然不能痊愈，到了不得不天天做透析的程度。我看他的精神还好，依然那么乐观从容。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他过世的。连他的追悼会都未能参加。真的，这点我是十分悔恨的。

    他活得悄悄地，走得悄悄地。在他疾病缠身的默默的一生中，我知道，从他本心来说，他是谁都不想打扰和麻烦的。我有时就想，他真的像大象那样，当它们死去时，默默地走得很远很远，默默地死去。

    再有让我怀念的就是祝肇年先生，尽管一生遭际曲折，但是，却精神矍铄，正义昂然；他总是那么慷慨激昂，直言不讳。他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更加坚强和无畏。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学者。他赠给我的《戏曲编剧概论》，才气横溢，文笔流畅。他是一位才子型的学者，还有他的画，成为他激荡澎湃的情感的港湾。

    他的病，全然是忧国忧民的郁结，可以说，他是忧愤而死。有时，我好像听到他像狼一样的吼声，在冬天的夜晚，在茫茫的草原上。他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魏连殳。

    还有，在中戏的两年多时间，我和孙家琇先生，没有过一次谈话；但是，她却让我敬重。记得，是我在北广带的研究生，因为广院还没有硕士点，就到中戏来答辩。刘珏的论文是《论曹禺和奥尼尔》，胡志毅的题目是《论五四新浪漫主义戏剧》，1985年，这些题目应当说都是独到的。我十分担心，这样的题目是否成为一种挑战，而遭到批判。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以孙家琇教授为首的答辩委员会，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听别人告诉我，孙家琇教授说，这样的选题应当由我们戏剧学院来做。

    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我亲眼看到她对一位教授，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她是那么坚持原则，她的严肃的作风，让我从心中敬佩不已。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在评教授时，家琇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外来户”，不但没有任何歧视，反而给予热情的支持。

    我这个人，始终不会“做人”，我把深深的感谢埋在心中。当家琇先生逝世时，我接到恳谈会的邀请，据说是家琇的家属提出邀请我的。由此，我也感到先生对我的关心。而我，却从内心感到惭愧，我责骂自己怎么没有一次去看望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