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望四周，似乎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话剧所来担起这个责任，但是我也清醒地看到，一无资金，二是否具有这样的号召力。也许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如果全力以赴，不是不可能的。我向李希凡副院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希凡对我的提议历来是支持的，这种信赖是我得以施展的保证。其实，一个领导对于下级的工作，并不一定是给钱给物，只要给予信任那就足够了。
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征得文化部领导的同意。当我们第一次拜会外联局的尹局长和台湾处处长时，想不到他们是那么支持，他们说这样做太好了，而且将会议的名称确定下来，“'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宗旨是“增强中国话剧人的团结，促进中华戏剧的繁荣”。在他们经费也很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拨给我们10万元会议经费。
我们的坚实合作者仍然是余林和沈玲同志，在小剧场戏剧活动中，他们全力负责演出事宜，完成得十分漂亮，为这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研究总体的格局和计划时，明确必须以戏剧界的总体面貌出现，于是我们就商请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
我们计算经费，需要30万元。除文化部提供的10万元外，其他经费就需要找赞助单位了。余林同志仍然靠他的关系，找到香港一家名叫辉煌集团有限公司给予赞助。谈判是很艰难的，对方提出许多的条件。他们也只能提供10万元的资助。由于经费筹集的困难，本来打算在1995年举办的，不得不向后推延。
这次，又是如坐针毡。上天没有绝人之路。机会来了，广东省文化厅组织全省的戏剧评奖，请我做评委。我想这是机会，一方面为会议选择剧目，一方面也许在广东能够找到赞助。剧作家陈中秋，也是文化厅的副厅长，在将近半个月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也很厚道的人。在评奖结束时，我向他谈了这次会议的筹款情况，他慨然答应帮助我们解决部分经费；当然，我也提出邀请这次评奖中的优秀剧目参加演出。
当我们向港、台、澳地区的戏剧界发出邀请后，得到积极的响应。香港有三台剧目报名参加，因为经费困难，我们只能提供场地的经费，以及对演员的很少的补贴，其他均由他们自理。澳门没有戏来。台湾是纸风车剧团，但是他们坚持往来路费以及落地的经费全包，几乎给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他们说田本相有钱，据说他们是从艺术研究院的一位副院长那里听到的。即使这样的蓄意的使坏，我也并不理会；我考虑的是，如果台湾剧团不能来，等于打牌三缺一。我们最后断然决定，无论花多少钱，都要将台湾的剧团请来。这样，文化部的10万元，几乎都花给这个剧团了。
在我为《华文荟萃》写的《后记》中，追忆了这次活动从筹备到结束的全过程：
记得是1994年10月，我们从台湾访问回到香港。在香港剧协主席钟景辉主持下，召开了有内地、台湾和香港戏剧家参加的座谈会，主题是探讨如何促进两岸三地的戏剧交流。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有着强烈的交流愿望，而且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根据我多年的体验，两岸三地的戏剧交流，是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美好的愿望上。它必须靠我们去做，默默地埋头去做。
因此，在回到北京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设法在北京召开一次两岸三地的戏剧交流的会议，来一次中华戏剧的大团结。
真是谈何容易！一是必须使我们的建议得到诸方的认同，这是复杂的协调工作；二是经费的筹集工作，也是最困难的；三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班子。
现在，我回想起来，过去的一个个难题，一件件令人心烦的事，似乎都没有什么了，反倒觉得我们的工作是相当顺利了；但是，在那些准备的日子，真是费尽了口舌，绞尽了脑汁，耗尽了心血。真是比写一部书还要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当我们看到了华文戏剧工作者的欢聚一堂，观赏了各地华文戏剧的精彩演出，交流了各地华文戏剧发展的经验；并且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把这种友谊和交流继续推进下去的方式，那就是经过协商形成了两年一度易地召开的华文戏剧节；而我们在北京举办的“'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也被追认为“第一届华文戏剧节（1996—北京）”。这样一些成果，足以给我们带来慰安。现在，回想起来，一切的辛劳都化为美好的幸福的回忆。
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曹禺先生，当我对他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十分高兴地说：“本相，我很赞成你们的倡议，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我住在医院里，无法相助，但凡我能做的，我一定做。你大胆放手去做，不要听那些闲言碎语，我一定做你们的后盾。”曹禺老师对我的工作历来都给予亲切的关怀，只要我恳求他做的，他都做了。1992年，我们和北京人艺共同举办“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研讨会”，那时，医生不准曹禺先生外出；但是，当我请求他在开幕式上致词时，他欣然而来，他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研讨会”召开时，正是冬天，他不能与会，但也在我的恳请下，写了开幕词，他请他的夫人李玉茹到会宣读。每当想起先生的帮助，心中总是涌动着无限的感念之情。
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慨然答应担任组委会主席，李默然、胡可、徐晓钟副主席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中国话研会的主席吴雪更是竭力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内地戏剧界整体支持的格局。
文化部港澳司的尹志良司长，以及台湾处的张平处长和香港处的米继红处长，对这项工作，同样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们在经费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提供了台湾绿光剧团到达北京后的食宿和演出的全部费用。
在这里，我必须感谢的是广东省文化界的朋友。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剧作家陈中秋，听到我们筹措经费的困难，答应为会议筹集经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笔经费，才最后奠定了使会议得以召开的经济基础。广东佛山市文化局长胡正士，副局长林振勇、徐东涛的热情支持，也是我难以用语言所能表达的。我十分感谢这些朋友。
我不能不提到我亲密的合作伙伴余林同志。他既是一个具有理论敏感和修养的戏剧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组织才能的戏剧管理人才。让我十分感佩的是他那种为了戏剧事业而默默贡献、埋头苦干的精神。他具有一种韧性，因此，在一些十分棘手的谈判和交涉中，他的这种韧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十分繁重的演出组织工作，由他和沈玲同志圆满地完成了。这也是我十分感激的。
我在筹划任何一次学术活动的时候，都把学术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以文会友，是我到话剧所工作的一个原则。我们是主办者，就必须拿出学术成果来。
首先，是《台湾现代戏剧概况》的编写。我在台湾访问时，在告别的会议上，我说我一定负责将台湾戏剧介绍到大陆去。原想写成《台湾戏剧史稿》的，回来就组织所内同志开始编写工作，作为对这次会议的献礼。但是，毕竟资料缺乏，最后还是决定编写一部《台湾现代戏剧概况》。我在《后记》中叙述了准备的经过：这本小书，完全是为了能够献给“'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赶写出来的。它，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心情，或者说是一件礼物，献给与会的戏剧界朋友。从学术角度来说，它只能说是一本介绍台湾戏剧的小册子。这部小书，看来是薄薄的一本，但却有着一段颇不寻常的经历，也凝聚着不少朋友的友谊。
大概是1992年，吴静吉博士来北京，访问了我们话剧研究所。那时，还不知道他正在进行中国话剧的调查研究。后来，我主编《中华艺术大辞典·话剧卷》，便邀请他协助撰写有关台湾戏剧的词条，由此开始了戏剧学术的交往。而1993年的“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邀请了更多的台湾戏剧界的朋友前来，是希望扩大交流的范围。在相互交谈和交换资料中，我们已经感到相互了解的必要。我以为，海峡两岸戏剧界的交往，真正能达到“长相知，不相疑”的境界，必须要有深切的了解和理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了解，而应是对戏剧历史和现状的深入研究。于是，我们便把台湾戏剧的研究正式列入话剧所的计划，第一步，即计划先写一本介绍台湾戏剧的书，让大陆的戏剧界和学界了解台湾戏剧。
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料，到有关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寻找，也少得十分可怜。应当承认，在大陆，较之台湾文学研究来说，台湾戏剧的研究大大地落后了。而尤其激励我们的是1994年，我们看到吴静吉博士主编的《大陆戏剧的介绍及两岸戏剧交流的展望》，越发使我们感到必须急起直追了。
1994年10月，我作为“大陆戏剧家访问团”的成员，到台湾访问。我为自己规定的第一任务，就是为撰写《台湾戏剧史稿》寻求支持和收集资料。记得我在台北第一次答记者问时，便宣布了我的设想。尽管每天访问日程很紧，我仍然邀请吴静吉和钟明德先生聚谈，讨论此项计划。他们贡献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贾亦棣先生听说后，将一套戏剧丛书赠给我们，邱坤良教授将其著作《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赠我，贡敏先生也赠送资料。似乎牛川海教授更善解人意，在日月潭的一座颇为讲究的茶馆里，他综论台湾戏剧的历史和现状，更有侯启平先生一旁助讲，受益匪浅。此行，虽然未能就我们的研究计划收集更多的资料，但由于结识了不少朋友，为我们写作准备了条件。
我们撰写此书，还有一个希望，即探索一条学术合作的途径。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合作的协定，但它确是合作的产儿。除钟明德先生参与策划并不断交换意见、提供资料外，马森教授和黄美序教授，不但把他们的著作寄来，而且对此书的编写提出许多建议。汪其楣、王墨林、焦桐等先生，都将他们的著作寄赠我们。经侯启平先生的协助，我们收到全套的《表演艺术》。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钟景辉先生，将一套《李曼瑰剧存》赠我。还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研究所的研究生林伟渝，得知我们还没有找到吕诉上的《台湾戏剧电影史》时，他们找到作者的儿子，从那里购得寄我。而他们的师姐廖杏娥，得知委托他们撰写的有关章节还没落实时，协助我们物色到合适的作者于善禄先生，并准时完成寄到北京，保证了此书如期出版。
为会议献礼的第二本书，即我和方梓勋教授主编的《香港话剧选》；为会议献礼的第三本书是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为会议献礼的第四本书是康洪兴的《导表演戏剧论集》；为会议献礼的第五本书是陈美英、宋宝珍的《洪深传》。
一切都要落到话剧研究上来，这点，我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所有的活动，我们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已经开始的香港戏剧、台湾戏剧和澳门戏剧的研究上。我们要在《台湾现代戏剧概况》的基础上，编写出《台湾戏剧史稿》——这些，又必须是在同港、台、澳地区的戏剧研究学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而最终的目的，我希望能够写出包括台、港、澳地区戏剧在内的《中国话剧通史》。
这次会议成功的关键，是得到海外华文戏剧工作者的支持。我没有想到香港有那么多戏剧团体希望前来演出。香港话剧团是第一次到北京巡演。他们带来的剧目，也是杨世彭博士经过周密考虑的：他们所选取的是一个获得过美国“东尼奖”的剧目——《次神的女儿》。同时，他们又决定用普通话演出，以期在北京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钟景辉先生所领导的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则推出了一部根据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改编的音乐剧《少女梦》，而戏剧学院的所有教师如著名导演艺术家、表演系主任毛俊辉，剧作家陈敢权先生，导演艺术家李铭森先生等都来京参加了会议。而由蔡锡昌先生领导的沙田话剧团，则根据香港同胞为内地贫困地区捐资助学而进行的一次远行活动——“苗圃行动——广州”创作了一部话剧《苦山行》。此外，还有香港电影剧团、刚剧团也希望来京演出，终因我们的经费和场地的困难而未能成行，这是我格外感到遗憾的。我借此机会向这些朋友表示歉意。香港戏剧界的许多朋友都来了，如香港剧协副主席麦秋先生，香港的剧作家林大庆先生，评论家张秉权、方梓勋、陈丽音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主任谭国根博士，还有年轻的戏剧工作者邓树荣和卢伟力先生等。
台湾的戏剧界对这次聚会，也是高度重视的。“中华戏剧学会”的会长杨万运教授和前会长王士仪教授，还有台湾周凯基金会的董事长牛川海教授和詹惠登先生，对于组团前来与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李行先生也前来与会。李炎先生和侯启平先生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绿光剧团前来演出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牛川海先生、侯启平先生的斡旋、促进，终于使台湾唯一来京的剧团得以成行，起码使我们圆上了一个大团圆的梦。对大多数大陆戏剧工作者来说，也是这样。他们的音乐剧《领带与高跟鞋》演出受到了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
我应当感谢我的同事。在我到话剧所任职期间，我一直采取一种灵活的方法。凡是愿意从事话剧研究的，我们就愉快地合作；凡是有志于其他事业的，只要不干扰话剧研究，也任其发展。这样，我们人手就不多了，但都是有志于斯的人，大家合作起来，倒也是志同道合，齐心协力。许多人都不相信，我们真正参加工作的，真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们平时把许多事务都承担起来。如今，我们的一位副所长，为这次会议效过力的王卫国已经调走了。还有孟繁树、康洪兴、崔文华、张百灵、宋宝珍等，都是我应当感谢的。他们已经成为这个所的骨干。我希望话剧所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为华文戏剧的研究，以及华文戏剧事业多做些努力。
这次会议，是两岸三地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盛大聚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的交流。数十年断绝往来的戏剧界终于聚会在北京。大家都渴望能够将这样的交流持续下去。由我提议，并同港澳台地区的朋友协商，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达成以下的协议：
组成一个两岸三地代表的联络小组，成员为田本相（内地）、吴静吉（台湾）、钟景辉（香港）、周树利（澳门）。确定按照内地、香港、台湾、澳门的顺序，每隔一年举办一次戏剧演展和学术研讨会。
这个协议奠定了华文戏剧节的基础。
在这次活动期间，我终于累病了。感冒发烧到39℃；而此刻一个赞助方提出了刁难的条件，置我于困境之中。一方面请李希凡副院长出来为我招架赞助方；一方面我不得不回家治病。
虽然感冒很快煞住，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会后，我又患急性肺炎而住院。我庆幸的是，在肺炎的治疗中，医生禁止我吸烟，我也乘机开始戒烟，几十年吸烟的恶习终于结束，直到如今。所以我也许应该感谢这次会议，它让我彻底戒除了吸烟的习惯。
这次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大聚会，确实起到交流的作用。台港澳地区的朋友过去对大陆的戏剧并不了解。譬如台湾的贡敏先生，他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宣传系统工作，当他看到总政话剧团演出的《女兵连来了一个男家属》之后，对我说，想不到解放军的表演艺术水准这么高超。而香港戏剧家协会主席钟景辉先生说，过去对大陆戏剧了解得太少了，没想到解放军的话剧团演得这么好，这么有水平。香港1997年回归后要有解放军驻军，港人内心有戒备感，看了解放军的戏剧，他们看到了亲切和自然。台湾的《领带与高跟鞋》的演出，也引起北京观众的热烈反响。事后，一些朋友找我要他们的录像带，著名导演王贵，找我联系绿光剧团，他准备导演《领带与高跟鞋》。内地的戏剧界朋友对香港话剧团演出的《次神的女儿》，也很赞赏，认为杨世彭的导演中规中矩，也很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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