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清华园

    1985年是曹禺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中国剧协、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中国话剧文学会，都在筹备纪念活动。首先是《中国戏剧》编辑部，举行一次座谈会，唐弢先生、晏学同志，还有我参加了这次座谈。我当时提出一个看法，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戏剧家。《中国戏剧》在发表这次座谈会的消息时，以此作为标题。

    就在这一年，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拟对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校友，拍摄电视影像资料。曹禺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找到我，请我同曹禺先生联系，他欣然接受了。

    1985年7月22日，我陪同南开大学的焦尚志教授、夏家善同志来到曹禺家里。那天，是一个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曹禺听说要去清华大学和《文学季刊》旧址——三座门，想不到他的兴致很高。

    先在家里拍摄，客厅、书房都拍了。其中有一个请他题字的镜头，出乎意料，他竟然为我题写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条幅，我自然格外欣喜。曹禺先生的书法，笔力遒劲厚重，结构沉实，颇有“福态”之相。这是我和他交往多年，唯一赠给我的题字。

    在车子开往清华大学的路上，他就很兴奋。他说，太难得了，能够回到清华，重新看看当年那些居住和学习的地方，是太好了。

    他首先要看的是清华图书馆。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就说：“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着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置上。”

    他对我说：“本相，那时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出去！滚出去！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和大家一样地吼叫。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王香毓。”

    他激动地对我说：“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戏剧创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地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三座门大街14号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三座门大街14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五十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相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也就在这里，我第一次同曹禺先生合影。这也是我同先生唯一的一次合影。

    在南开举办“曹禺学术研讨会”

    我同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有天津戏剧家协会做过沟通，拟在母校举办纪念曹禺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曹禺学术研讨会”，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

    10月4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曹禺六十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五十五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陈廋竹、刘厚生、于是之、夏淳等以及各个高校的学者百余人。

    人生七十古来稀！

    曹禺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七十五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对我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75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探望曹禺故居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然很快地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28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23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泻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23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侍桁的家。”在23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23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1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1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有时就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级一级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压抑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止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孙漂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15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说：“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15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友，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哪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的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压抑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哪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创作《日出》的地方——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一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这么坚持一下就渡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来完成的。而七十五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的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18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70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10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是在我对他经过多次访问后，一次更亲密的接触，使我更贴近了他的心灵。我的这些感受，都写进《曹禺传》中了。

    话剧学会的诞生

    1984年4月，朱栋霖参加在哈尔滨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路过北京，特地来看望我。他提出建立中国话剧研究学会，希望我和黄会林出面在北京找有关部门联系此事。

    我那时由于劳累，得了植物神经紊乱症，晕眩，心悸，供血不足，有时，发作起来，必须吸氧，甚至到医院急救。有一次参加文学所举办的关于中国现代流派研讨会，第一天就发作起来，送到医院吸氧。这个病搅得我工作、生活都不得安宁，我哪里还有心事去办学会的事情。老实说，我对这类事情，没有更多的兴趣。我经过一些事情，趋向于保守自重，少出风头，少介入一些学界人事的纠葛。

    但是，出于朋友的催促，也可以说天助我也，恰好，电视剧委员会委托我办一个学习班，特意临时给我一台小车，用于联系老师，接送老师。我记得同黄会林一起，去拜访剧协的领导，拜访曹禺、夏衍、吴祖光等前辈，还有就是联系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等机构，作为共同发起单位。

    主管其事的是中国剧协，我记得第一次拜访的是张颖同志、刘厚生同志。现在想来，这就是幸运，如果晚几年，就会遇到剧协的“左爷”，那就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了。张颖同志，的确是个和善的、真正的戏剧界前辈。她说，你们大学、研究机关办学会，太好了。我们还求之不得呢！一再说剧协很穷，但还是尽了点微薄的心意。厚生说，话剧应当好好研究，我们多年来，就吃了不重视戏剧理论的亏，颇多鼓励。

    我调到中央戏剧学院，就在戏剧学院召开了筹备会，并且决定1985年10月在中央戏剧学院举办成立大会。

    想不到与会的代表竟然有五六十人。这个成立大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曹禺、夏衍、吴祖光这些戏剧界老前辈都在大会上讲话。同时，我也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王瑶先生，他的讲演对中国话剧给予很好的论述。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推选陈瘦竹教授为会长，我和董健、黄会林被选为总干事。

    连我也没有估计到，这个学会以后为中国话剧的研究做了许多事情。其主要成就，是在学会的摇篮里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目前都成为话剧学科的带头人，如：朱栋霖、丁罗男、周安华、胡志毅、张健、吴卫民、汤逸佩、邹红、宋宝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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