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没多久，有天晚上与几位同事一起吃夜宵，某大领导和我开玩笑说：
“你读的专业没什么用啊！历史被改写，法律也不被尊重。”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至今未忘那一场随之而来的哄堂大笑。
我没有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也不完全以历史研究为业。不过，我自觉通过这两个“没什么用的专业”的学习，我还是很有收获的。如果说历史学给了我超越现实的时间感，那么法学则让我看见了人类社会中除死亡以外的一视同仁。尽管这种一视同仁在更多时候只是一种理想。
前几天与叶嘉莹先生共进午餐，我最想与叶先生探讨的是她对汪精卫之“精卫情结”的分析。在叶先生写的那篇有关汪精卫的长文里，我不仅看到历史的慈悲与公正，也看到了叶先生内心的诚实与自由。而这种诚实与自由，在这个时代应当说依旧是稀缺的。
常常听人批评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上学时却常听到“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这虽然夸大了历史的作用，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旧中国并不缺少对历史的赤诚。除了“肠一日而九回”的司马迁，最有名的当属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提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里说的都是太史令秉笔直书的故事，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齐国的太史令如何前赴后继、杀身成仁。
故事背景是，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夫人通奸，崔杼借机把齐庄公给杀了。
此后，齐国太史令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坚持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紧接着，第三个弟弟还是坚持那样写，最后崔杼屈服，放下了屠刀。而此时南史氏正执简而来。若不是上述史实已经如实记录，他也会慷慨赴死。
相关内容在《史记》与《左传》中都有记载：
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史记》）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
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乃是因为世所罕见。
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
话说有一天，赵匡胤在皇宫里打麻雀。有个叫张霭的臣子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便停下打麻雀的事情，接见了张霭。让赵匡胤生气的是，接下来张霭所说的都是一些寻常小事，远谈不上有何紧急。赵匡胤便责问他，而张霭也不甘示弱，说所禀之事怎么着也比打麻雀紧急。
赵匡胤一听不高兴了，于是抡起一把斧头，用斧柄敲了张霭两颗门牙。忽遭此难，张霭自然懊恼，但仍不失其骨气。他没有打碎牙往肚里咽，而是将两颗门牙捡了起来。
赵匡胤依旧怒气冲冲，问张霭是不是要收集证物告他的状。
张霭不紧不慢地回答道，“臣何敢讼陛下？但有史官在耳。”
至此，赵匡胤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向张霭赔礼道歉。
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以开明著称于世。有关他的这段历史先后记录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及张岱的《夜航船》等著作里。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历史光明的一面。而史官与文人之所以乐于传播这样的故事，也是因为他们深信一个道理——就算你是权倾天下的帝王，对历史也该心存敬畏。
无论是探寻还是遮蔽历史的真相，这一历史维度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这世上有人无惧于臭名远扬，但在更多人的内心，如果有条件他们总还是希望“万古流芳”——哪怕是通过造假的方式。
没有哪个朝代不同时注重现实利益与历史评价。所有表面上禁止评论或者重新评价历史的法律，实质上是禁止评论现实。
我曾感叹历史是幸存者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包括成王败寇者的“正义必胜”。更多的历史事实因为时势以及当事人的死亡或失声而淹没无闻。
所以，针对任何人物的历史评价，注定都是丰富甚至不断变动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赋予历史意义的自由，即使面对同一史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历史真相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当历史事实的呈现发生变化，相关的历史评价也会发生变化。
在此意义上，一个国家出台法律禁止对某些“正面的历史人物”进行“负面的历史评价”，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所有在这片土地上逝去的生命，也尊重所有活着的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这也是无数人的心声。
中国人常说，“千秋功罪，留与后世评说”。这里就有我在前面提到的“以历史为宗教”的情怀。如果后世不能自由地评说历史，那么千秋也就死了。
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
时间的大河不会为一道堤坝停留。时间终究会流向千秋万代去。那些被禁止自由评论的现实，都将成为被自由评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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