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胜选感言中，特朗普提到这样一句话：

    Every single American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his or her fullest potential.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 of our country will be forgotten no longer.◣注：每一个美国人都将有机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那些在我们国家被遗忘的人们，再也不会被忘记。◢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在美国的文化史上有其特殊的内涵。第一次提到它的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萨姆纳是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有人甚至这样称赞他的成就，是他将社会学的种子从欧洲带到了美国。通常，人们会认为社会学家较经济学家更注重效率而轻视公正，不过萨姆纳并非如此，毕竟他是经济社会学教授，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在1883年（英文维基百科上有说是在1876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萨姆纳非常简练地指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

    大多数博爱或人道主义的方案有样式和公式如下：A和B共同决定应该让C为D做什么。从社会学观点看，所有这些方案根本的恶是，C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的地位、性格和利益以及通过该利益对社会产生的最终结果，都完全被忽略了。

    萨姆纳的这个观点，后来还有一个版本，只是D被改成了X：

    当A看到一件对他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并发现X正在受其煎熬时，A就与B谈论这件事，接着A和B提议通过一项法律来纠正这种错误，以帮助X。他们的法律总是提议决定A、B和C能为X做什么。但是C是谁呢？A和B帮助X没有错。有错的是法律，错误的是用契约的形式将C约束在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遗忘的人，就是花了钱的人，就是“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X是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受害者。

    无论D，还是X，这里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权利都没有得到体现。在重新分配财富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政治的手段，他们只是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无权者或局外人，却又不得不为此支付成本。

    不能简单说萨姆纳没有同情心，或冠之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走了之。这注定是一种“不完整的慈悲”，它涉及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在两难选择中何者优先。萨姆纳反对的是将道德目的和实际后果混淆起来。如果只有心灵的激情，而无理性的头脑，无论是革命者、改革者还是人道主义者，都可能由于迷失而难以抵达彼岸。

    在《被遗忘的人》一文中，萨姆纳倾向于认为勤劳者更富有，而懒惰者更贫穷。所以他相信救济懒惰者是一种肤浅的仁慈，会伤害勤劳者。如此断言当说不无偏见，毕竟在社会生活中还有一种“结构性的贫困”。比如中国农民虽然勤劳，但曾经是中国最赤贫的阶层。

    此外，萨姆纳也谈到另一种几乎不可克服的社会偏见：给予乞丐一美元的人是大方、好心的，而拒绝乞丐并把钱投进含蓄银行的人是吝啬、自私的。萨姆纳接着说，当百万富翁给乞丐一美元，乞丐获得的功用是巨大的，而百万富翁丧失的功用是微不足道的。一般来说，讨论被允许停留在这儿。但是，如果百万富翁利用这一美元用于生产，它将有利于提供生产服务的人。

    而这背后，同样也是观念的博弈。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野蛮”之相，许多人认为贫穷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果，与此相反，萨姆纳认为贫穷主要是基于“自然的匮乏”。这种想法与农学家董时进非常类似。二十世纪初，当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民的头脑，甚至鼓动对地主进行斗争时，董时进却看到了另一面，比改造农民的头脑更重要的，是改良地里的种子。尽管那时候的中国也有贫富分化，但并不能掩盖整体贫困的事实。而这也正是几十年后袁隆平及其献上的杂交水稻的意义。最理想的革命不是赌博或零和游戏，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对于董时进而言，他所努力保卫的地主，也即是萨姆纳笔下的D或X。为了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些小心翼翼积累了一些土地与财富的人，被动地卷入了革命的浪潮，毫无征兆地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而事实上，一部人先富起来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里根政府执行的也是这一政策。该政策认为单纯的救济穷人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而是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财富总量增加，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可以通过消费或就业惠及落后地区与贫穷的人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物质上的成长，同样受益于这一涓滴经济学。至于后来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我只能说是过对了河，却上错了岸。

    回到萨姆纳所处的美国，它同样面临许多艰难的问题。内战的创伤、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工会的压力等等。爱德华•贝拉米在其乌托邦小说《回顾》里甚至断言美国正处在大灾难的边缘。贝拉米的建议是以基于兄弟情意的经济体系取代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对此，萨姆纳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是那些聪明而勤劳的个人。要想让这个国家度过难关，最紧要做的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经济纳入到充分的竞争当中。萨姆纳不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的祸害，同时看到政府经济干预的后果。这种经济干预要么是政府追求一种特殊的经济利益，要么可能只是基于某种腐败。

    如前面所说，萨姆纳并非不同情底层，而是思考那一美元的效用。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并不局限于一个阶层，萨姆纳“被遗忘的人”这个概念后来被泛化为各种权利被忽视的人。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几十年前的这个词开始出现在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的竞选演讲中。1932年4月7日的广播讲话中谈到他将不顾一切帮助“经济金字塔最底层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 at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pyramid）。在萨姆纳那里，被遗忘的人是C，而此时被遗忘的人变成了前面的D或X，也就是那些原本被萨姆纳所拒绝的需要接受政府救济的人。

    无论是罗斯福，还是特朗普，他们都属于萨姆纳意义上的A+B，即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如果考虑到权利必须被监督，他就是另一种意义上最不该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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