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承担起文学能承担的那部分”，这种提法本身也许没有错，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一句顺口溜，成为一句空话。什么叫承担文学应承担的那部分？这部分是什么？是永恒的人性？还是对文本的拓展？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种说法下面，文学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弱小。“个人化”成为一尊新的文学之神，任何写作都可以在个人化的神祗之下合法化。
当然个人化或边缘化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源的，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的思想启蒙的受挫或失败有关，也同九十年代欲望化社会的到来有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实际上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关系，到后来才慢慢分道扬镳。知识分子的受挫感导致了一个个人化或边缘化时代的到来。本来，个人化也好，边缘化也好，表明了一种自觉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至少是对八十年代的一种逃离或反动。但在实际的写作实践中，个人化或边缘化迅速地画地为牢，成为一种看上去像是自得其乐的潮流。边缘化成为一种对边缘人物的过度描述，在新生代的代表文本中，最多出现的是落泊的诗人、艺术家或流浪汉，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现实被摒弃在文本之外，边缘化成为“边缘世界”。在很多作品中，我们只看到一个自我放逐的“个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但我一向对这样一种消极自由持怀疑态度。也许你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我们当今语境下最为自由的方式，但我想质疑的是，这已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复制千篇一律的人。况且，在中国语境中，轻带来的不是生命之重，而是轻快的逃逸，是自得其乐，是一场全民想象中的自我消费和自我狂欢。
我曾经撰文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所谓的“个人化写作”，有值得反思的东西。在某种艺术至上的趣味下，我们的写作已失去了同现实的广泛联系，变得自说自话。加上“后现代”和相对主义风潮的兴起，我们似乎满足于发现意义的碎片。许多写作者的心中已没有“国家”、“民族”这些宏大的词语。这导致现在我们的写作充满了“小事崇拜”，没有对时代对现实作整体性发言的气度。九十年代文学在艺术上说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在整体气象上，可能过分小气了。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缺少一种承担，一种面对基本价值和道义的勇气。”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判断。我们的文学正在目前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现实面前失语，无所作为。写现实的作品不是没有，我们有很多写工厂，写下岗，写商战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除了经验的堆积，它所构成的现实依旧是可疑的。有人说，我们目前这个现实，有着无比复杂的经验。关于这个判断我基本同意，但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验都是无比复杂的，都是无比丰盛的。我认为写作不应停留在经验层面。经验是需要处理的，并通过经验去洞穿这经验背后的存在真相和价值。我们经常认为自己的经验有多独特，其实，作为历史中人，我们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控制我们，我们的经验更像是被时代拷贝出来的，很多经验其实是相互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我觉得从经验出发去洞穿时代意志，看破时代的重重机关，并由此体恤人的真实处境，才是写作的根本。写作不应该停留在经验的层面。
我这里并不是想否定“个人化”，“个人化”当然很好，任何写作都是个人的，从个人出发肯定是写作的起点，这似乎也用不着过分强调，但如果“个人化”走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极度抽象的写作，那就会有问题。人不是孤立的，人处在各种力学关系中，这种力学的相互作用才决定他具体的表演。人是易变的，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相对地确定。说起关系，其实小说中最大的关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不知被多少人写过了，都写烂了。小说写作者其实一直存在着困境，我们经常说这个时代的经验无比丰盛，但是说到情感，人的纯粹的情感就这么几种，即使有同性恋，但人的情感反应也大致差不多。小说如果写人性越纯粹，最后只留下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没法写。所以，小说必须走相反的道路，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出发，成为一个独特的男人和一个独特的女人，这样，人必须和所处的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越紧密，人就会越具体越复杂。
每一个时代，人都会面对特别具体的问题和困境。这些问题决不是那种“一个人的房间”的写作可以洞穿的。人是被时代劫持的。比如说到欲望，这欲望就有时代性，有着全民共同想象的成份。个人的欲望是被时代的共同想象带动的。
我们谈文学是离不开中国问题的。比如谈到自由，这自由就有大小，比如一条鱼，它在个小鱼缸里是一种自由，在大海里也是自由。我们恐怕还是要探讨小鱼缸里那条鱼的处境。这就是我说的中国问题。再举个例子，鲁迅先生，他其实一辈子就在讨探那小鱼缸里的鱼，而冰心却在写大海里的鱼，她提出的比如和平、博爱等，确实是普世价值，但中国有着自身无比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资格在这些问题上同国际接轨。这样一比，大家都明白，鲁迅的伟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谈中国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小，但却是作为中国作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概念，叫时代意志。我们都是历史中人，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意志的左右。我所说的时代意志非常复杂，它可能来自于权力，来自于意识形态，来自于全民的共同想象，来自于发展这样的历史逻辑。而一个时代的人性状况处决于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以我的小说《俘虏》为例。这部小说写了一个俘虏的故事。俘虏所处的社会，它的时代意识形态就是仇恨，这种仇恨已深入血液，他支配了他全部的行为，这些行为肯定是反人性的。但这样的人，其基本人性、凡人应具有的情感反应他依旧存在，当他和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比如和美国人托马斯的关系，他对托马斯不是没有情感，但他内心本能的情感会使他非常困惑，他会在陷入人性和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处境，一种激烈的处境。是一种仇恨时代的人的可悲的处境。
这个故事的人性挣扎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它和中国语境紧密相联。我基本上不相信所谓的永恒的人性。但我相信人的内心结构千百年来是一样的，即所谓人性中有善与恶，有罪与罚等等。变化的是时代面貌，是加在人性身上的“力”，正是由于这个“力”，人性就会变形成另外一种极端的状态，如果说你能触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那一定也触及到了这个“力”，有时候，这个“力”就叫做荒谬或荒诞。这就是我所说的同现实广泛联系的意思所在。
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永远站在“人”这一边。比如，就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发展肯定是好的，是正确的。但从作家这个角度看，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人的焦虑，人在历史中的惊惶失措，欲望的蓬勃等等。所以我们要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它的时代意志是什么？我们在历史中的真实处境怎样？在目前这种轻快的市场意识形态下，我们的人性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想，作家的立场应该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作家也许不追求“历史正确”，也可能不是“政治正确”，但作家要对这个时代保持警觉，承担起他作为“人”的守护者的职责。
2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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