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战俘》简评

    ——汪政

    从文本特点上看，艾伟的《战俘》（发表时名为《中篇1或短篇2》）是未完成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开放性的作品，它让我想到史铁生在1991年创作的《中篇1或短篇4》。不过史铁生的作品从中篇角度讲应该是自满自足的，四个短篇似乎也相对独立，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是想象性的，似有若无，它们在内在的语义结构上处于一种相互说明相互生发的互文性或循环阐释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次性整体构思的产物。而艾伟的《战俘》则似乎是另一种写作方式。它的结构却是线型的，人物与情节具有连续性，就小说的上部《俘虏》而言，它作为一个短篇是完整的，自足的，但是，这个短篇的题材、情节与人物强烈地提示读者它所具有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它有一种内在的冲动，要求突破虚构的故事框架向现实延续。对读者来说，这它一种内在的极具诱惑力的召唤结构，要求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出应答，因为对这个志愿军俘虏而言，绝处逢生的成功出逃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结束。

    这就涉及到写作上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语境对作品的根本性制衡。因为上述现象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价值体系、特定的历史传统以及特定的生命观念中才可能发生。也许，对托马斯那一类读者而言，这样的故事、人物及构思都不可能存在。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特别是那场战争过去之后五十年中发生的事件，使得人们对这个战俘以后的遭遇充满了疑虑，即使作者就此打住，读者也会按照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去为人物设计未来的结局。因此，一个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应当包括一定文化背景下的阅读心理，惟有充分利用，才能写出真正的“中国故事”。

    所以，下部《忠诚》的接力而上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对于人物来讲，这并不亚于他的被俘，是另一种“生处逢绝”，我们的主人公已经发现，他“闯入了一个危险密布的地方，随时有可能身败名裂”。而对艾伟的写作而言，则是绝处逢生。对两个短篇的关联的处理在技术上并非难事，在作品中，通过对一个偶然细节（枪杀托马斯）的重新激活（托马斯死而复生）就解决了。有读者的心理期待在，怎样处理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人物如何面对组织，如何面对带出其战俘经历的美国战俘托马斯，如何与自己早已失去信任且处在潜在对抗的紧张关系中的战友相处。故事继续书写显然具有必然性。

    按照这样的思路，艾伟的这部作品还远远没有完结。下部《忠诚》的结局相比起上部《俘虏》而言隐藏着更多的戏剧性，任何一个细节的芽苞都可能抽出漫天飞舞的枝条。即使文本就此而止，它也会与中国读者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接通，就像“我”在故事中联想起那位被日本人抓去筑路的工程师的命运一样，这样的联想与生发会因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差异而呈现出开放的多样化的状态。当艾伟的《俘虏》与《忠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时，它就成了某个被给予了初速度的事物一样，在审美想像的可能性与历史经验的现实性中滑行下去。说《战俘》是开放的，就是说它在阅读世界里消弭了文本内外的界线，它与它由阅读生成的未来一起成为“作品”。

    这样来探索这部作品题材与语境上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艾伟的创作意图是针对题材本身的，甚至是要尝试着去触及一些“敏感”的区域。艾伟这次看上去标准的写实其实是在“写意”，是为了他对人的探究的形而上的思考。这是艾伟已被证明了的看家路数，比如他的长篇《爱人同志》。那是一部写英雄的作品，英雄诞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无论是对越之战，抑或是英雄，都是重大的敏感的题材，但是如果认为《爱人同志》就是写英雄的，那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读了它。英雄不过是为人物的生成、角色的定位和性格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情境”，这种非常情境中人物内心演变的历史，或者说这种情境中人性的秘密才是作品的重要旨趣。在《英雄》中，艾伟完成了一个英雄消失的过程，一个英雄自我消解，自我堕落的过程，一个人既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英雄），又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不被看作英雄），这里面会催生出怎样的人性之“恶之花”呢？

    将人置于非常情境之中，去看取人性的变化，这也是一种“绝处逢生”的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艾伟对叙事艺术经典传统游刃有余的发挥。在《战俘》中，这种非常情境就是抗美援朝，就是战俘的角色，以及关于这一切的明确而泛化的道德体系与意识形态，当人物被置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时，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是一位勇敢善战的侦察兵，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失败”。但“我”成了一名战俘，这对一位志愿军（而不是对所有的军人，比如托马斯之类）来说，是沮丧的和异常屈辱的。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死，去创造被杀的机会（“我要激怒他们，让他们毙了我”）和自杀（自沉冰河），用死来保全自己的荣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想象冰下的水，想象水中的鱼，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条鱼，一条自由自在的鱼。我将从这里出发，游入大海，然后游回自己的祖国。”但也就在这生与死的绝境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出现了。艾伟将笔探向了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层面，看出了它与人物原先所认同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这种语义模式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与超我的结构，只不过艾伟并不是从本能、潜意识的层面来设计的。当“我”面临死亡时，“我是有点恐惧的”，而当“我”被救下时，“我的胸口充满了喜悦”，“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生的留念”。虽然，“喜悦迅即消失，沮丧马上占据了我的心头”，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类似的冲突还在另一种生命内容上展开。在作品里，美国人托马斯对“我”千方百计的赴死行为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死？你这么年轻。”托马斯随后拿出一叠韩国女人的裸照。他这么解释这些照片，并将其与生命观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死呢？你瞧瞧这些美人儿，生活是如此美好。”当“我”以其太太的名义责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她只会更加爱我。”而这一些理所当然地被“我”斥为“下流”、“流氓”。如果这两者的冲突凸现的是理性层次上不同的文化传统、象征资源的差异的话，那么，更让“我”难以忍受与解释的是它在自己心中引起的无法抗拒的生的诱惑和欲望的升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活的具体认识，对原先生活中美好与温情的发现（女护士）。“我”意识到“中毒”了，但却无法抗拒。正是这些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悄悄地改变了他的生命观。正如托马斯意味深长地所说的：“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你不会自杀了。”

    但是，“超我”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这种力量既来自对“俘虏”这个符号的畏惧，也来自对原先角色的渴望。接下来作品将情节推向更紧张的戏剧化，同时也让人物陷入了又一个的“绝处”。为了找回原先的荣誉，他必须逃出俘虏营，而要逃了俘虏营，他又必须除掉曾经两次救过他生命的托马斯，在对自己反复的质疑批判之后，“我”终于选择了后者。这时，作品意味深长地写道：“当我知道自己杀了托马斯后，令人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不安，相反，我很快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然而，如前所述，事情并没有完，于是有了《忠诚》。“我”自以为找到了“角色与身份”，其实，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我”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系统中，一个人是很难承认自己的“战俘”身份的，这恰恰与托马斯等另一类文化与价值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军人相反，后者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关注的是前者所不齿的生命与享乐。作品在展示这种价值冲突的同时，主要的着力点是将“我”置于许多两难或无法选择的选择之中，什么是战友，什么是信任，特别是，什么是“忠诚”，向组织如实地叙述自己的被俘历史，这应该是忠诚的表现，但这样的忠诚恰恰会换来组织对自己不忠诚的惩罚，俘虏是一个咒符，“忠诚”也成了一种怪异的力量，推动着人物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残忍、惊惧、猜忌、设防、变态，特别是托马斯死而复生戏剧性地成为“我”所管理的战俘之后，那种虐杀掩盖下的巨大的恐惧以及由此造成的性格的扭曲令人触目惊心，正如人物自己所言，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个变化无常的魔鬼。”

    作品的魅力也正是在展示这种“变化无常”，并探讨导致这变化无常的背后的力量。经过了“战俘”的变故，“我”是不可能彻底地回到原来的我了。“我”居然庆幸没有杀死托马斯，并在最后放了他，这本来是不可想象的。在《俘虏》里萌生的东西到了《忠诚》里犹如一点微亮的光，也许，这缕微亮的光还会不时在“我”今后的人生旅程处闪烁。

    《忠诚》的最后又将人物置于生死的“绝处”，在拟想中，我们的主人公将“拉响身上的炸药和爆破筒，把自己和敌人送进天堂”，但谁又会保证这一次不会再一次地“逢生”呢？于是，这个开放的故事依然可能会有下文。熟悉艾伟的读者会建议作家继《爱人同志》的英雄故事之后不妨写一部“战俘”的故事，至于线索，作家本人早已写下了：“俘虏这个名号会跟我一辈子。以后人们就会叫我俘虏。我的屈辱将是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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