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艾伟的小说所想到的

    ——谢有顺

    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像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我认同这种对小说的理解，它告诉我们，好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不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我注意到，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无视这样的劝告，他们更愿意把写作变成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肤浅和粗糙，正在成为新的文学敌人；千人一面的欲望场景，日益统治着年青一代的写作。写作这种有难度的精神活动，在另一些人那里，被简化成了单一的个人经验的自我展示，甚至被简化成了获利的手段。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热衷于摹写个人庸常的生活细节，我们也许有必要继续追问：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重新掌握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像和虚构之间复杂关系的写作技艺？

    我并不否认，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强化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但我想说的是，经验并不是当代生活的全部，也非写作唯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的面前，经验其实常常失效。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远离存在，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经验如果无法被存在所照亮，经验在写作中的价值就相当可疑。

    必须看到，在一个传播和信息疯狂增长的时代，古老的叙事艺术正被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所代替。一方面，新闻事件、文化符号、欲望细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价值领域却在萎缩、甚至消失。任何的事件和行为，一进入现代传播中，被纳入的往往是公共价值的领域，以致无法再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凯戈儿语）。任何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当下文学界，会有那么多的无谓争执和耸人听闻的炒作，正源于此。它看起来是在伸张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因为这个所谓的“个人经验”，带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尽管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个性模糊、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时代。

    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材料，但在这个任何事件和感受都能被符号化（也就是公共化）、被消费的传播时代，作家的责任该体现在如何对经验进行辨析、如何使经验获得“个人的深度”上。这种对经验的辨析，正如克尔凯戈儿辨析“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一样。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耿占春先生在《回忆和话语之乡》中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在新闻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记得的一件事，谁也不会对它拥有回忆或真实的经验。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这也表明了人与经验的脱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看来不太可能的状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新闻报道式的话语方式中，因而偏偏认为：不能为这种话语方式所叙述的个人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或意指作用不足的。”确实，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在这种主导价值的支配下，一切的个人性都被抹煞，写作似乎只是为了投合“多数人”的趣味，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传播价值。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追问能力是必要的。惟有责任，惟有对存在的不懈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体关怀，而不会仅停留在那些具有新闻聚焦点的有限的场景和事件上。

    当众多作家集体转向千人一面的欲望化场景的书写，个人写作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新的公共写作，它的背后，是对更大的生活经验领域和人类存在境况的忽略。——这样的危机值得作家们警惕。

    这或许正是叙事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本雅明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他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作了这种预言式的宣告。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本雅明把这种叙事能力的衰退，归结为现代社会人们交流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他认为，新闻报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种叙事和交流方式，它不仅同小说一道促成了讲故事艺术的死亡，而且也对小说本身的存在带来了危机。这样的时刻，作家的意义在哪里？我想，他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在个人经验遭受侵蚀和淹没的时候，为经验寻找一条回到个人内心、使之获得意义的通道，他能够使我们重新生活在构成我们自身经验的生活中。也就是说，写作必须获得广阔的视野，同时又要逃离那些日益成为主流、成为新的公共标准的价值体系。

    我愿意在这个背景里指出艾伟的写作价值。从《爱人同志》甚至《越野赛跑》开始，艾伟便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写作视野和话语方式。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迷于欲望场景和都市传奇，更无意为一种早已泛滥的所谓的前卫生活作证，他的写作的个人性，并不黏附于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共经验上，他力图以不同的视角，揭示那些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内心事件。他的写作同样是个人的，但这样的个人连接上的是更为广阔的存在视野。他敞开的是一种隐秘的、具有“个人深度”的经验，或者说，他书写了一种经验的新的可能性。

    艾伟自己曾说：“我的小说一般有一个指向，就是考查意识形态下人性的状况和人的复杂处境。”的确如此，他的新作《俘虏》和《忠诚》，也是把个人放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状况下拷问。他发现，人性的挣扎，内心的斗争，最终往往让步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力。《俘虏》中写的那个中国战士，他作为一个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美国俘虏，首先要捍卫的是一种“国家荣誉”和“阶级立场”——想到这，他觉得惟有自杀才能洗脱自己被俘的耻辱。他也的确自杀过，但被那个把他从南韩人的枪口下救下来的美国兵托马斯再度救起。为了重新恢复这个中国俘虏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爱，托马斯甚至让他看一些色情照片，于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的强力所格式化和异化了的战士，内心那个纯属个人的隐秘角落似乎就这样被唤醒，他发现自己即便是在敌人面前，也同渴望友谊、信任和爱，包括那些并不高尚的欲望，也是那么的真实——这种坚韧的人之常情，在一个以仇恨和杀戮为主要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战场上，尽管温暖，但显然违背一个战士固有的“阶级立场”，最后，为了扑灭自己内心那个抗议，为了回应意识形态强力的要求，中国俘虏在逃跑过程中还是枪杀了那个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美国士兵托马斯。

    悖论就出现在这里：这个在俘虏营里坚持了“阶级立场”、九死一生才逃回来的特种兵（“我”），在自己的部队里却不仅不被信任，反而被反复审查。这个时候，侥幸没被他打死的托马斯，却成了中国部队的俘虏，看守他的，恰恰是那个不久前枪杀他而逃跑的“我”——两人的境遇在这两个短篇中刚好掉换。于是，关于生命和友谊，关于信任和忠诚，关于人性中那些挣扎的冲突，被放在了不同的语境中来审视。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要求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之间必须仇恨，必须你死我活，但他们内心那种被唤醒的个人情感却不愿意这样做。这样，一次战争，就被艾伟巧妙地化解成了个人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困境下受磨碾、个人如何对抗一个时代的意志、个人如何在人性的漩涡中坚持基本的情感和信念等命题。

    艾伟的这两个短篇主旨是清晰的，他书写的那种强力的意识形态和软弱的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极为独特而意味深长。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艾伟的这种写作方式，以及他切入世界的角度。他的写作，可以视为是对我开头所说的那种写作困境的有效反抗，因为他没有停留于经验的表层，而是真正将经验置于存在的视野、个人的深度中来重新叙述。当多数作家都在不约而同地书写自我的那点私秘经验时，艾伟已经转身离去，他回到了虚构和想像的道路上，并通过虚构和想像重新梳理有意义的个人经验，使经验走向存在，走向独立的个人，进而从那种千人一面的公共价值的丛林中逃遁出来。

    艾伟这种处理经验的艺术，以及他试图重新获得对宏大命题的发言能力的追求，我认为，这正是当代写作中所匮乏的一种品质。格非先生前一段对我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我深表赞同。同样，当书写经验被推崇成了新的、不容置疑的写作标准之后，作家们应该学会辨析经验，并关注经验底下的的个人通道接上的究竟是哪一条精神血管，哪一种存在视野，否则，一旦经验丧失了个人深度、丧失了精神核心，所谓的经验写作，也不过是在同新闻写作争宠而已，并无多少价值可言。

    2004年7月15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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