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

    外婆家放《古兰经》的红漆箱子上，很快被小姨带来的一摞摞红皮书、一叠叠画报占领，外婆默念着讨白（忏悔词）请求胡达宽恕，把小姨扔在一旁的《古兰经》收进了箱子里面。

    小姨说，外婆看那些阿拉伯文是瞎子看灯，还不如进扫盲班，识个汉字，背点儿语录，也不至于在检查组来检查时，给她脸上抹黑。

    从来不让挂照片的外婆，挡不住小姨，小姨跟几个戴红袖章、捧红宝书、剪齐耳短发的女学生的合影，被镶在玻璃相框里挂上墙。

    上了色的那张小姨的单人照，放得很大，小姨嘴唇和脸蛋通红，咧着白生生的虎牙笑，你啥时候看她，她都盯着你看。你躲在桌子角上偷眼看她，她的目光也一样追过来，吓得你不敢再去偷她的雪花膏搽脸。

    小姨一身草绿军装，扎一根军用皮带，一副尖下巴扬得老高，两条长辫子在屁股上甩来甩去。你觉得小姨样子很神气。

    外婆跟你说：“可不敢学小姨，咱回族人家，照了相魂就会被吸走，没有魂的人阿赫热提了（人殁了后世里）就要下地狱。小姨整天不着家，看明儿个哪个回族敢娶她。”

    小姨晚上参加民兵训练回来，教外婆背几句“老三篇”，外婆瞪小姨：“教不会咋背？”

    小姨说：“你咋背古兰经的？该背的不背！你该咋背就咋背。”

    小姨教了几句时兴的口号，让外婆记住。外婆一晚上哆哆嗦嗦，那双三寸小脚站也站不稳当，舌头也不利索了，跪在炕上，念讨白念个没完。

    第二天一大早，小姨带工作组检查，挨家挨户让每个人背“老三篇”。到了自己家，轮到叫外婆背，外婆躲到灶间里哆哆嗦嗦不敢出来。

    小姨生拉硬推让外婆出来，帮外婆整好大襟衣服，让本来就驼背的外婆抬起头、站直身子背一段。

    你看见外婆尽力地想并住小脚，黑布缠的绑腿中间，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罗圈，可以钻过一条狗。

    外婆求检查的人：“让我丫头帮我背一下，我老婆子家不识字，咋办。”说完就咕哝着“胡达饶我”。

    小姨不高兴了，背着别人向外婆使眼色：“咦，刚才嘟囔啥，跟谁求饶？”

    外婆瞅瞅旁边几个戴红袖箍的，擦了把汗，无助地看着小姨。

    “干脆你就背那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小姨的声音里有一种装出来的厉害。

    外婆侧着戴了老银耳环的耳朵，用小脚跺了跺说：“听不懂是个啥意思。你再念一遍，我跟着说。”

    小姨又念了一遍，外婆小学生一样，倒背着双手，靠在里屋的门框上，嘬起嘴，学着跟着咕哝着，那样子像是在念古兰经。吃力地咕哝完，外婆憋红了脸，像尿急的人似的，弓着身子，急急地拱进里屋，“咔哒”一声拉上门栓。

    可怜的外婆一定是受了惊，赶着去追随那声咕哝飞出去的魂。

    那天小姨走了以后，外婆觉得她那张平时念古兰经的嘴，念了汉人书上不教门的东西，为了洗干净咕哝了一句话的罪孽，她整整补念了一百遍讨白，念得嘴皮都麻了。

    外婆说，儿女的古纳赫尔（罪），下一世里都得做娘的担着。你就担心挑小半桶水都颤颤巍巍的小脚外婆，怎么担得下小姨那么多古纳赫尔。

    你不敢告诉外婆，小姨领着你，在镇里跟同学吃酒吃菜，酒席上你听见几个人说起要一起报名当兵的事。

    那天从同学家出来，小姨拉着你，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走，小姨的脸和嘴唇，红得跟上了色的照片一样。

    小姨让你不要告诉家里人，在汉人家吃饭；还对着你连连哈气，让你闻她嘴里有没有酒气。

    小姨说，外婆说的古纳赫尔是根本看不见的，就像酒气，喝完了，等走回家就散了，没有人知道。

    小姨报了名当兵，小姨知道，公家的事情，外公和外婆没胆量干涉阻拦。

    小姨说：“很快就能变成真正的女兵了，以后拍照片，不用再跟人家借军装，也不用耍舅舅做的红缨枪和家里的擀面杖，可以使真刀真枪了。”

    那天早上，小姨叫舅舅和你到院子里扫雪，外公和外婆拉住小姨，让她不要扫雪了，梳洗梳洗，家里要有客人来。小姨双手握着扫把，像是握着枪不肯放松。

    你眼睛一直盯着院子外面，替小姨看着。

    外公外婆也在院子外面的雪里立着，听见远远就有人声，从结满霜花的沙枣树林那边过来。一群男女抱着红红绿绿的纸包，把院子里的雪踩得一串乱脚印。

    舅舅说，回族庄子的人来跟小姨提亲，让小姨进屋梳洗。

    小姨不言语，你看见她从门背后，取下外公拴牛的缰绳，急匆匆往里屋闯。

    提亲的人呼啦啦从屋里出来，又呼啦啦从院子门出去，飞一样地消失在结满霜花的沙枣树林那边。

    外公的骂声、外婆的叫声、小姨的哭声、舅舅的喊声，一股脑儿从屋里往外灌，灌满了院子。等你进屋时，屋里已经静悄悄，拴牛的缰绳在房梁上摇晃。

    外婆说，寻短见的人进不了天堂，千万不能跟外人说小姨上吊寻死的事。

    小姨跑了，几天没回家，你想她肯定去了她的同学家。外婆逼问你，你不吭声。邻居问起，外婆说小姨去走亲戚了。

    过了几天，小姨回来了，头发变成了齐耳短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民兵训练再也没人叫她去了，小姨一个人背语录，背着背着就发呆。墙上的相框也被她拿下来，不知道藏到了哪里。

    舅舅说，小姨心里有疙瘩。当兵前几道关都过了，听说最后要脱衣服体检，小姨羞死了，吓得偷偷逃了回来。

    小姨拆了相框以后，留下那枚小钉子，外婆做饭洗衣服时，就挂她的泰斯碧赫（礼拜时用来默记念经遍数的念珠）。

    “安拉眼明，把我娃送回来了。到底是咱回族人家的闺女，还是懂教门的。”外婆对这个结果似乎很满意。

    诵经声里的外婆

    外婆的一生被钉在闹钟里。胡达在每天的五时，召唤她做五番乃玛孜。外婆被闹钟上了发条。胡达在外婆身体里装了一个齿轮，外婆命里的齿轮每天围着胡达转。

    舅舅和你的时间跟外婆的不一样，你们的时间挂在学校的大钟上，你们听钟的命令，那个钟是汉人敲的，它发出声音的时间，和外婆的闹钟不一样。你在学校的时间，捏在赵子虎老师手里的哨子上，赵子虎老师教你念的东西，也跟外婆教你念的不一样。

    外公在闹钟响了以后醒来，闭着眼睛听完，转个身表示听懂了闹钟里的话，似乎有谁在闹钟里每天胁迫他。

    外婆的时间住在闹钟里，闹钟叫的时候，外婆看看它，像是看见她的神，身心完全顺从。

    外婆说时间攥在胡达手里，人的命也攥在胡达手里。你不敢碰那个闹钟。你不想你的命被关在一个闹钟里。

    你看见胡达每天从闹钟里，把外婆的时间递给她，外婆不敢滥用胡达给她的时间，她把一天里的五个时段，用做乃玛孜的方式归还给神，除了侍奉神，她私自留下的那些时间，只够操持凡间一些简单的事情，烧火、择菜、做饭、浆洗、缝补，她做这些，只为了等待闹钟召唤她，再次把它带回到胡达那里去。

    你猜那个闹钟一定是拴在胡达的腰上，就像外婆家橱柜的钥匙挂在外公的裤带上，除非外公开恩，橱柜里糖果、点心和炒豆子才会由外公哆哆嗦嗦的手里分到你们手里。不然，那些吃食，就在你们的念想里慢慢发霉。

    闹钟一响，外婆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端起手壶，去牛圈里小净，然后脱了三寸长的黑丝绒小鞋，爬到炕上，摊开经单子，去领受神的糖果。外婆撅起尖尖的臀，朝西跪拜，感恩胡达的恩赐。

    外婆在炕上，面对天上的神，你在地上，只能面对外婆的屁股。你趴在炕沿上，从外婆屁股后面，看她打了绑腿的罗圈腿的缝隙，你只看到对面墙上的花墙布。外婆的脸每天面对那块花墙布，比她面对任何人的时间都要长，它比你家的花墙布好看，也比你的脸好看。

    那块花墙布一定是胡达赐的，跟外婆家所有的东西一样。外婆家有吃不完的油、米、面、羊肉，都是胡达赐的，胡达赐给外婆家的，要比你家的多，你希望爹爹和妈妈也做乃玛孜。爹爹说，胡达赐给他的孩子，比赐给他的粮食多，胡达的恩赐，对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

    外婆对胡达的虔诚，使她家的仓房变得充实丰盈，以至于不得不腾出一间大房子，放那些神赐的食物。你家的仓房里，冬天只有黑乎乎的煤炭，夏天张着空荡荡的大嘴，麦子从场院直倒进了锅里，进了一家人的肚子。

    外婆家那些神赐的粮食，都是由外公喘着粗气从外面扛进来，神赐给外公的，似乎只有使不完的力气。外公的脸上有铜像一样的色泽。爹爹说过，跟胡达接近的人，都有着太阳烤过的皮肤。

    外婆脸上没有那种颜色，小脚的外婆走路都颤巍巍的，根本没办法到那么远的地里去干庄稼活。她只能在家里看守那个闹钟，为闹钟里的神做乃玛孜。她用敬拜的方式跟胡达亲近，好从那里求得一些剩余时间，操持一些尘间的事情。

    外婆五体投地的时候，神就在洗得发白的经单子上，接住她的脸和身体。经单子是白的，外婆的盖头和脸也是白的，神喜悦皮肤净白、戴着白盖头、跪在经单子上的外婆。

    外婆做完乃玛孜下炕的时候，两条跪得发麻的腿已经支撑不住身子，下床时只能用两只手帮助支撑着，神就从地上轻轻接住她。她是神的侍女，神从来不让她吃力，从来没有因为她是小脚，就让她跌倒。她时刻都念叨着胡达，胡达就把力量加给她，让她在60岁的时候，还能担起大半桶水，抱起一大捆柴禾，做一大锅汤面，等着外公和舅舅从外面忙完各自的活回来。

    外婆活了98岁，念了90年经，嘴上都念起了嘬嘴纹，手指头也被泰斯碧赫磨出了茧子。她摸你的头发的时候，头发会沙拉沙拉响，像磨在砂纸上。外婆不敢摸你的脸，她的手很硬，脸很软，她擦汗带着布巾，怕手上的茧把自己的脸硌伤了。你每次见她，都躲开她的手，喜欢贴住她的脸。

    清早外婆家的闹钟一响，你就从床上惊起来，你熟悉这个闹钟油漆斑驳的外壳，还有那上面显示的是外婆做晨礼的时间。你重新躺下来，那只闹钟，它背靠着墙面安放在暗红色的中间。你看到桌子一侧的花围墙布，闻到大炕上每天早上起来，那种隔夜的烟熏气。外婆晚上给闹钟上好发条，早上在闹铃声里第一个醒来，窸窸窣窣地开始在大炕上做完乃玛孜后，才开始一天的日子。

    外婆家的馕装在布袋子里，每天早上，外婆从袋子里取出一只，闻上一阵，她的动作轻缓，表情郑重，带着些许相遇的惊喜，每次都好像是在领受世上的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馕。她的馕袋子里，一直都有源源不断到来的吃不完的馕。

    外婆对馕怀着对真主所赐食物的敬畏与珍惜，每一餐，都是一次敬拜感恩仪式。

    她跟袋子里的馕微笑着道别，扎好袋子坐下来。她双手捧着馕，跟它面对面，她端详馕，让馕也仔细打量她，仿佛她是那个馕要吃的早餐，或者是让那个馕辨认出她，不要受到惊吓。

    她摸摸馕满脸的芝麻粒，直到馕对她露出笑意，她们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她默念清真言，直到馕不再感觉到疼痛，她开始轻轻地掰那个馕。

    那个馕在她手里，重新回到了麦粉一样的原初。外婆叮嘱我，干馕要掰碎了，用奶茶泡开再吃。她从来不会拿一只馕，直接用牙齿对付它，因为那样，人吃的就是自己上一口的口水沾湿的馕，对于一个穆斯林，这样被污染了的食物，是不清洁的。

    梳头，她把掉在地上的头发收起来，装进一个袋子里，扎住，埋在园子的土里，外婆说等她到了地下，她全身脱落的东西都会重新找到她，完整合一，这样她的灵魂就会安宁了。她剪了的指甲屑，每次都放在户枢的一角，吸引那些虫子不致被门枢碾压而毙命，人若害了虫蠹的命，下一世里也是要抵命的。

    外婆让用过的东西物以类聚。出门前，她把厨房里的菜叶子和扫起来的尘土分开放在两个簸箕里，带出门去，尘土倒在墙后面的土堆上，菜叶子倒在门前的鸡食槽子里。灶火里的草木灰，一般都埋在菜园子的地里。厨房的剩菜叶子跟人脚底的尘土互不认识，它们应该各去各的地方，最好不要碰面。外婆说，把土豆皮和用过的草纸装在一个簸箕里，它们就会闻不惯对方的气味相互憋屈，家里就容易有口角，日子就难以清净。

    你不能完全弄懂外婆内心的这些道理。每天看着外婆做这些，你能从外婆每天的举动里看见神，从细碎的物事中看见凡常日子里种种的好，似乎地上的烟火和天上的神明都能相安于心。

    外婆殁了以后，默诵她教你的《古兰经》，用她熟悉的声音祷告，好让外婆在诵经声里复活。

    麦草褥子

    麦收时节，大梁坡环绕着高高的麦草垛子，它们挺立在村里，像临产的母亲，骄傲地鼓起腹部。你往哪个方向走，都能迎面看见它们，一丘连着一丘，一圈圈团团围坐着，姿态饱满地占领了村里的空地。

    那些麦秆堆积起来的草垛子，刚刚从六月的大地上回来，鼓胀着大肚子，草色中带着些许临产妇疲乏的淡黄。站在这样丰盈的草垛子面前，我就像站在怀胎的母亲面前，有着想亲近和抚摸那充满母性的身体的欲望。

    打场的时节，我和弟弟妹妹头发上、衣服上沾满快乐的麦芒，在草垛子上蹦跳嬉戏。农村的娃娃对丰收这个词没有太清晰的想法，只是对麦垛的气息，有一种天然的喜爱，麦香对孩子们意味着好吃的馍馍和可以尽情玩耍的麦草垛子。

    村里最美好的事情，几乎都跟麦秸垛子有关。漆黑的晚上，麦秸垛子是村里滋生恋爱的温床。我跟那个邻村男孩的第一次约会，就是俩人背靠着麦秸垛子互诉衷肠。无数次我在麦秸垛子后面久久地等他，嘴里衔着一根麦秸品味着初恋的味道。我的第一封情书，就写在那样一张麦秸秆做的粗糙的算术纸上，我初恋的泪水甚至打湿过算术本上一粒一粒凸起的麦壳。

    几乎村子里的每个孩子，都出生在麦秸秆和稻草上。谁家的婆姨要生孩子了，都会准备几捆当年的麦秸、稻草，晒干净装进麻袋里，搁在高处存放，以免被老鼠抢先当了温暖的产床。

    冬天，牧业村的一家哈萨克族人撤了毡房，带着孩子、赶着羊群，来到大梁坡过冬，父亲把家里一大排土坯房的最后那间让给他们住。那个哈萨克族的阿帕，在这间屋子生下了她的第九个儿子。

    那天她家的棉门帘不断被我掀开，父亲让我一次又一次送麦秸秆进去，为了能用上力使出浑身的劲生孩子，高大的阿帕让丈夫用粗粗的麻绳把她吊在房梁上，豆大的汗珠子从阿帕的脖子上、脸上、赤裸的身子上，砸到大炕上铺开的麦秸秆上。我看着孩子从阿帕的胯间，滚落到撒在烧热的大炕上的一堆麦秸秆上。

    在我的记忆里，麦秸秆的气息已经和新的生命牵连在一起，无法剥离。母亲生我们时，身子底下铺垫着厚厚的麦草，能隐约闻到那种麦草的气息。温暖干爽的麦草从我的手上到了母亲的身子下面，被她身子里的血水和羊水淋得湿答答的。

    母亲生下我的几个弟弟妹妹，不管是头先着地，还是屁股先着地，身体最先接触的就是一把麦秸秆。土炕上的苇席和毡子都被抽走，只剩下母亲跪在一堆麦秸秆上。那样的时候，我总是爬上大炕跪守在母亲旁边，捧着干净的麦秸秆等着接生婆使唤。孩子生完了，沾染了血和羊水的麦秸秆，就会和孩子的胎衣一起被收走，埋在庄稼地里。父亲从炕洞里铲出热乎乎的稻草和麦秸秆、玉米秆烧的草灰，铺垫在炕面，吸干那些羊水和血水。

    麦秸秆在农村里就是人们的草纸和孩子的褥子、屎尿垫子，用完了就扔在地里当肥料。在野地里解了手，抓一把麦秸就应急。父母在地里干农活儿，抱一捆麦秸铺在地上，娃娃在地上爬，或者干脆用长长的麻绳，系在一大捆麦秆上，娃娃扶着麦秆捆子学坐学站，拽着麦秆捆子摇摇晃晃学走路。

    父亲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在羊圈里，守候快要生小羊的母羊。那些我从院子里抱来的玉米秆、麦草，在母羊身子底下被淋得黏糊糊的，像是打烂了一篮鸡蛋，鸡蛋清撒在草秆上。初生的小羊羔身上也湿漉漉的，母羊舔舐着小羊羔身上的黏液，小羊羔的口唇不小心碰到那些沾着羊水的麦草，还会本能地伸长颤巍巍的脖子去嗅、去啃食。

    那些麦秆、稻草、玉米秆，是牛羊的草料，也是小牛、小羊出生时的产床，它们落在上面，一定不会陌生，也绝不会受到惊吓，那些柔软的麦草像一个褥子。

    高处的声音

    两根长木橛子一半打进土墙，伸出墙体的另一半担住一块木板，这就是爹爹的木架子，类似于神龛，一个很原始的供奉处。

    木架子上最早供奉的是《古兰经》。母亲炒了羊肉，也会用盆子盛起来，放在木架子上，那是你踩了凳子也够不着的高处。

    爹爹洗净更衣后，捧走《古兰经》，去做乃玛孜（礼拜）、行逊乃提（圣行），他站在高起土坎上诵经，高处的诵经声泼洒下来，长音被风扬得高远，卷舌音慢慢舒展开来，柔软的白羊肚手巾一样擦拭天空，“比思敏俩，热合玛尼热依黑姆（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合着大梁坡上的芦花飘下来，落在一片白头巾和白帽子上，“俩一俩罕，银兰拉乎（除独一无偶的安拉，绝无应受崇拜者）”抹过的天空下，众人的脸洁净、端庄、虔诚、静穆。

    礼拜仪式回来，《古兰经》被端端正正放回木架子上，上面盖上一块白毛巾。你不认识那些阿拉伯字母，你能听到那本《古兰经》里爹爹的声音，从白毛巾下面溢出来，和好闻的羊肉味一起，渗透每天的日子。

    搬了新房子以后，爹爹在墙上打了两个木橛子，另一个声音被爹爹供奉在木架子上。

    你大脑里储存着第一次听收音机的声音，那种被调频和音波美化的音质，听起来不真实，仿佛是非人间的，你怀疑那种带着金属气息的声音效果，是咖啡色格子音箱布面上织着的金线造成的。你奇怪父亲镶着金牙，却无法发出那种金属的声音。

    声音最有助于记忆。随着声音复原的，是一个建设兵团的汉族“老乡”和父亲埋头调试频道的画面。那个老乡的面目已经模糊了，父亲说，收音机就是他从上海老家捎来的。

    妈妈管收音机叫“化学匣子”，笨重的方形暗红木外壳，跟爹爹的缝纫机板一样光滑结实，两个金属旋钮掌管着声音的大小和不同的频道，母亲管两个旋钮叫“铁奶头”。

    每天晚上爹爹都拨弄那两只“铁奶头”，越到夜深越是不肯放手。妈妈埋怨他，恨不得抱着“化学匣子”睡觉。

    弄不懂成分的物品，妈妈都轻蔑地概之以“化学”的，爹爹的假牙是“化学牙”，塑料袋是“化学袋子”，复合肥料是“化学肥料”等等，口气里表现出对化工物品的鄙夷和不屑。

    一家人在饭前念“比思敏俩”，饭后念“安拉乎艾克拜尔（真主最伟大）”，睡前“俩一俩罕”。你听得出父亲诵经的长调子，跟收音机里整齐短促的说话节奏截然不同。

    高处的东西，总是容易受雷电风的影响，听不清楚。爹爹在房顶架了一根天线，其实就是一根细瘦的白杨树杆插在烟囱上。地线是一根铁丝，从屋顶的白杨树杆子上斜拉下来，埋在驴圈的墙根底下。起风了，白杨树杆晃荡不停，收音机发出刺啦刺啦的杂音。爹爹在屋顶上跺脚，大黑驴在圈里急得直跺蹄子。

    爹爹顺驴棚的梯子爬上屋顶，一回又一回去正那根杆子，他想把那个歪了的声音正过来。他说风把杨树杆子刮歪了，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就歪了。

    你不明白“化学匣子”里传来的声音正不正，跟一根白杨树杆子有什么关系。爹爹觉得关系大了，仿佛地上木头的直和弯，都是按天上的声音长的。天上刮东风，地上的树就朝西弯，天上刮西风，地上的树就朝东弯。

    收音机里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风和风打架，那地上的树不是很为难，左摇右摆个不停，都不知道该往哪边弯了。父亲说小孩子操心不着天上的事，天上的事大人操心就行了。小孩子操心不了那么高的事，更多的时候，你只操心木架子上的羊肉。爹爹听收音机的时候，你闻着羊肉味睡觉。

    爹爹准时收听半夜12点的塔什干维吾尔语电台，那种声音跟白天收音机里的不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男声低沉沙哑，女声轻缓飘渺，伴随着刺啦啦的杂音，忽高忽低，声音被风扯来扯去。不时地会有别的声音压过来，盖过去，父亲吃力地辨别，到底哪个是他要听的那个真声音。

    你以为爹爹相信收音机的声音，直到那天，收音机里说有人被打倒了，你第一个听到，跑出去告诉正在喂驴的他，他一把捂住你的嘴，不让你乱说话。你以为家里的收音机坏了，说胡话了，一口气跑到邻居家，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也在说有人被打倒了，你一进去，收音机就被关了。

    你大声喊叫“有人被打倒了”，他们都不理你，说你胡说，恨不得用眼睛里的恐惧把你的嘴塞住。你跑回家爬到房顶上，去正那根天线，爬下来再听，那个声音还在重复刚才的话。你只好站在院子里吹风，好让风把刚才听到的声音刮走。可是那天没有一丝风，院子里的白杨树一片叶子都没有动。

    爹爹的那些经卷不再放在高高的木架子上，木架子上也没有了炒好的羊肉，只有收音机里传出干巴巴的声音。你闹着要吃羊肉，爹爹说都被割了尾巴了，羊圈里连根羊毛都没剩，哪儿来的羊肉吃。你说养几只吧，可以每天拔草喂羊。收音机里一个男人厉声呵斥：“不许放屁！”你吓坏了，赶紧用被子捂住头。爹爹说，收音机里的人听到你说话了，骂你呢。大炕上的弟弟吃惊地说，收音机里的人真厉害，刚放了个出溜屁，他都能听到。

    爹爹还是会在深夜听收音机，刮大风的夜里，还是会爬上房顶去正天线。他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电台，比较“放屁”这个词，哪一种语言翻译出来听着更得体。

    刮大风的夜里，爹爹到屋顶折腾他的天线，从驴棚失脚跌进旁边的驴圈里，大黑驴看到有团东西从天而降，惊得“昂昂”大叫。爹爹一瘸一拐回屋来跟你解释：“毛驴体贴主人家，知道老天刮风咱家收音机没戏唱了，趁机亮一嗓子给我们听。”

    大黑驴好像真的知道天上的事情。每逢大风的天气，天线不好使，它就叫得格外起劲，脖子一扬，声音直直地冲上去，高过房子，高过房顶的杨树杆子，传到天上的大风里去了。

    一堵墙用裂缝说话

    村庄里的墙，被和泥巴打土块、打夯盖房子的人砌进很多秘密，这样的一堵墙，吞进了多少村庄的沙土，就会吐露多少村庄的信息。

    经年的墙慢慢开裂，透光透风，会顺便把一些东西悄悄透露出去，多数秘密都漏到屋后的河坝里，或者被风吹进墙背后的羊圈里。羊圈一般都是土打墙，也没有用泥抹过墙面，风吹雨淋，年辰久了四处漏风，连小羊都能漏出去，根本关不住秘密。

    烟火的气息钻进屋顶芦苇的管子里，一根根芦苇都被熏成了烟鬼，夜里能听见它呼噜呼噜地吸气，芦苇里灌满河坝的秘密，被烟气熏烤成另一种成色，像爹爹被莫合烟熏烤的手指，焦黄灰黑。飞絮带着芦苇的秘密在半空里飞来飞去，飞过棉花地、玉米地，女人和男人秘密的对话，随飞絮被吸入，掩藏在屋顶芦苇的缝隙里。

    房子和羊圈里，都是人和羊的秘密。羊圈里的羊把古丽和大头脱衣服脱裤子的事偷偷说给墙听；他们黑暗里的喘息，被裂缝传出去，隔墙的单身汉子偷听了去，传给村庄里的风，风在墙上开出一个洞，在洞里装了耳朵和眼睛，秘密被呻吟掏空后，又被风言风语灌满。

    爹爹不断地和泥，隔段时间，墙就要重新糊上一次。不多几日，太阳烈一些，裂缝就会重新显现。他用沙土和稻草、麦草和泥巴，想让墙泥变得牢固一些。那些钻进土块的缝隙，被泥密实地糊住透不过气的，都是些经年的隐秘，密不透风，比如古丽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裂缝的危险来自墙里，墙皮上显示的只是一种表象。爹爹只看到墙皮，他似乎否认是墙里面出了问题。沉默的墙，只有靠裂缝说话。墙要说话的时候，就裂出一个口子。裂缝成了墙唯一的表达，把危险和恐惧展示给人。看惯了到处是裂缝的房子，就会觉得，一面太完整的墙，像一个哑巴。

    四处漏风的墙，看着多嘴多舌，却比没有窗户和裂缝的外间屋子安全。外间屋子只有一扇门，黑漆漆的四堵墙，屋顶开了个天窗，露着一线天光。冷天里天窗堵着，热天时天窗是一张朝天的嘴，偶尔燕子看见人没有留门，像黑色的叶子从天飘入，让天窗的白扑棱棱一阵黑。除此以外，天窗从早到晚像个朝天的喇叭，又空又圆又大，仿佛这张嘴说话，不是说给人间的，没一句能着地，风一卷就上了天，谁听没听见，天窗也不在意。

    爹爹说，一面再完整的土墙，早晚都是要开口说话的。墙说话，直接采用了裂缝这个形式。墙的话不从门窗走，它要说它自己的话，自己的话就要从肚子里、胃里、心窝子里掏出来，墙急着挤出几句话，声音一大，嗓子就挤破了，墙面上就裂出一条条缝，先开始细细的，墙的话越说越多，嗓门越来越大，缝就越裂越开，最后裂开的口子都合不拢了。

    这个时候，爹爹又开始和泥巴糊墙。爹爹发现泥稀了不行，抹不住口子，泥稠了也不行，太重粘不住墙，不一会儿就脱落下来。爹爹只好往泥巴里面添水，加稻草和麦秆，泥巴就有了韧劲，稻草和麦秆横竖交错在墙上，把裂缝捆住，它们用经纬交错的细小纤维绑架了整个墙面，让裂缝像一个秘密一样，消失在墙里。

    谁都知道那是暂时的。爹爹在墙的嘴里塞满了泥土、沙子、稻草和麦秆。爹爹每天堵住墙的嘴，就像邻家的古丽睡着了，爹爹开玩笑用棉花堵她的呼噜。

    过了几天后，他几乎忘记了墙从哪里开裂的。爹爹在一面到处是裂缝的墙面前成了一个瞎子，他欺骗了自己，墙用稻草和麦秆的掩盖，让他相信了那些裂缝是不存在的，爹爹逼迫墙隐藏了裂缝和危险。住在稻草和麦秆交织充满裂缝的墙里，假装忘记了恐惧和危险。其实住在四处裂缝的墙里面，比住在结实的监狱里还要危险。

    裂缝盘踞在墙面上，像钉子钉在木板上，仿佛这面墙就是为裂缝而生。有病的墙体承载着这些裂缝，龇牙咧嘴，破裂，抵抗，无法愈合的伤痕，不完整和疼痛，仿佛不是裂缝的，而是整面墙的。爹爹明明知道墙的开裂是从里面开始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用泥巴墁住表皮。

    墙基因为裂缝而变得动摇，墙像老人松动的牙齿，显出老态，墙缝开始漏土，开出窟窿，先是蛇钻进来，接着老鼠窜进来，猫钻进钻出，窟窿越刨越大，鸡和狗干脆在墙角做了窝。

    墙体似乎变得越来越沉，硬生生地撑着压下来的肥胖的墙肚子，墙鼓胀着，变得矮胖、浮肿，混合着稻草和麦秸的泥巴糊得再多也无济于事。爹爹在窟窿里添泥沙和碎土块，修补后的窟窿不是实打实夯出来的，没有劲道，鸡和狗一刨就开了。

    冬天那些窟窿里塞满了冰雪，屋子怎么也烧不热，西伯利亚刮过来的寒风彻骨，裹挟着冰雹打破墙的沉默，从屋子的各个方向袭击，裂缝和窟窿用冷酷的叫嚣威胁，一家人在一个又一个长长的严冬里，感觉住在一条又一条裂缝里打哆嗦。

    那年爹爹离开后，一家人再也忍受不了漫漫寒冬里墙上那些窟窿和裂缝，老房子废弃，檩子和椽子被邻居家抽走，四堵墙坍塌。缝补过墙的裂缝的稻草、麦秸秆，软塌塌地萎弃在地，房顶的芦苇戳在地上，直指着天空说话。自由了的墙，重新回到它的原貌，在雨水和雪水中，化为泥土、沙子、稻草、麦秆……

    村庄里爹爹盖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没有墙，也不存在裂缝，只剩下一片废墟，在镜子一样明亮地阳光下摊开着，寂静无声……

    忌日的白毛巾

    那时候大梁坡还没有清真寺，谁家生了孩子取经名，或是帮新婚的人念尼卡尔，爹爹都是去人家家里诵《古兰经》。小孩子是不允许跟着去的，不过，从爹爹带回来的东西上，就可以判断出村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家里的每条毛巾都记录着大梁坡人的忌日。爹爹带回来一条毛巾，就说明大梁坡又有一个人被真主唤走了。

    有个人无常了，那个人的家人或邻居就会不顾天早夜黑，如期地来找爹爹，让他去为口换的人站乃玛孜、洗礼、送埋。然后，爹爹就带回来一条新毛巾。

    如果家里的毛巾用得发黑还没有换，就说明村里已经很久没有死人了。从毛巾陈旧的程度上，可以推断出上一个死者埋在沙土里的身体是不是快要风干了。

    要等到下一个人死了，家里的毛巾才能换上一条新的。

    从上个无常者的葬礼上带回来的毛巾，在一家人脸上来回摩擦得像干得发硬的牛肚，下一个人的死讯总会如期到来，一般等不到一条毛巾用烂。

    奈比约拉殁了。爹爹一早被唤去给奈比约拉净体、站乃玛孜、送埋。你站在屋顶上，看见奈比约拉家门前，戴白帽子的人排了长长的队。爹爹的诵经声在高处的天光里嗡嗡地响。爹爹从奈比约拉的葬礼上带回一条毛巾。

    那条毛巾用了好几年，用到绒都秃了，就剩横一根、竖一条的一把线了，稍一捏就咧开一个大口子，家里人都很小心的，只蘸了水在脸上擦两下，就挂回墙上的木橛子上。

    每次看看毛巾上的破洞你都想：啧啧，奈比约拉家的毛巾可真禁用。你希望它挡住死神口唤大梁坡的下一个逝者，至少让下一个人的死讯晚来几年。

    爹爹每次从葬礼上带回来一条白毛巾，就有一个死亡的信息牢牢系在家里的木头橛子上。仿佛村里谁死了，就用白毛巾在每一家做个记号。

    亡人是不能随意谈论的，一家人只能每天都闭着眼睛用那些白毛巾擦脸，想用闭上眼睛的办法，好把亡人关在眼睛外面，可那些白毛巾挂在墙上的木橛子上，白天黑夜，那道亮亮的白总在墙上晃来晃去。

    那个土坯匠就猝死在家门口他自己挖土打土坯的大坑里。他的葬礼是爹爹在家里办的，爹爹没有买白毛巾，也不再提起他。

    他临死前发出的哮喘一样粗重的呼吸声，总是在院子里响起。走过每一面墙壁时，似乎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像风箱一样镶嵌在墙的每一块土块里，只是谁都不敢说出来。大人忌讳小孩子说死亡的事情，怕打搅亡人在地下的生活，亡人打搅了活人在地上的日子，活人只有缄默。

    死亡渗透在每一个土块里，恐惧充满土块与土块的间隙，死者的灵魂附着在这些他们碰触过的物体上。目光在黑暗里游走，总能让亡人的样子重现在墙壁上，亡人像影子一样躲藏在每一个墙角，时刻觑着来追赶活着的人。

    你记得那个土坯匠，每次看孩子们跑来跑去地在土坑边玩耍的眼神都是含着埋怨的，你不知道他究竟埋怨什么。

    你很想背着死神跟他说会儿话，还想跟他商量，给他买条白毛巾。

    殁了的姐姐

    挂在邻居家墙壁上芭哈尔殁了的姐姐的相片，让你心生莫名的嫉妒，她让你想到夭折的姐姐。

    姐姐小小的坟在村口，用枣红色的木栅栏围着，爹爹每次赶着毛驴车路过，都要指给你看。那是那片坟地里唯一拥有栅栏的坟。爹爹说只有公主坟才配有这样的木栅栏。从此你喜欢上了暗红褐色的木栅栏。

    一年又一年，姐姐跟你一起成长。你从来不跟妹妹比，你只跟姐姐比。你能看到她，你梳辫子，她的比你长；你跑，她比你快；你对着镜子笑，她笑得比你甜，还有两个小酒窝，那是你一直想有的。

    姐姐什么都比你好，皮肤比你白，眉毛比你弯，眼睛比你大，头发比你黑。丢失了的刀子最锋利，爹爹心里知道维吾尔族人的这句口头禅。出生七天就殁了的姐姐，好过活过了三十年的你。

    每次你都从爹爹手指的地方，看到姐姐站起来，站在你追不上的地方，对着你展开婴儿般的笑容。

    你觉得每次站在芭哈尔她姐姐的相片前，都是在代替芭哈尔嫉妒，你知道芭哈尔的姐姐是天使，假使她在，断然不会嫉妒自己的妹妹比自己漂亮。你霸道地认为所有村里的女孩都不应该比芭哈尔更美，那些肆无忌惮的美，隐含着一种对死者的不敬。

    住在河坝那边的维吾尔族当兵的试图与芭哈尔开始一场恋爱，她却用天真烂漫和不谙风情，来淡化那份对于她来说唾手可得的爱，用对兄长一般的无邪拉开距离。你觉得那个当兵的根本不配她。她纯净如天使，而他是一个满头不洁的卷发，满脸黑胡茬的俗物，对爱情的百思不得让他因为烦恼不断地搔首，导致军装的肩头落满了雪花一样的头皮屑，领章边缘也脏得发黑。善良的芭哈尔用白线为他勾过一个雪白的护领，可是过不了多久，那领子被他油脂分泌过盛的脖子染得变黄继而发黑。

    芭哈尔死后，你曾幻想那个当兵的爱上了你。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呆子痛苦到几乎发痴，胡子不刮，头发不理，衣服不换，只有那条护领洗得雪白。他依然经常来芭哈尔家，忧郁的眼睛里看不见村里别的姑娘。芭哈尔用死亡主宰了他的内心，拥有了他的全部。

    从芭哈尔家门口过河坝时，芭哈尔雪白的脸映在河坝的水里，你出神地看上很久，就能看见她从水里走出来，扎好头帕端着碗走向羊圈去挤奶，湿漉漉的卷发俏皮地从头帕里溜出来，带着水珠晃动在光洁的额头和耳轮旁。

    失去了女儿，芭哈尔的妈妈似乎变得特别怕冷，一年四季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靴，家里人在院子周围堆满了高高的柴垛，好让她不再看见女儿落水的河坝。从她浮肿的脸和红肿的眼睛，可以猜想到她梦里的哭泣。

    芭哈尔的爹爹表现得很冷静，他用豁达的语气安慰家里人：芭哈尔为救落水的同伴而死，真主会唤她去做天使。这种对夭折的生命的隐忍，让你心里替死者产生了一丝不平，但又怕他像他妻子一样，悲伤到冬夏不分的地步，毕竟他家里还有四个幼小的女儿要照顾。

    从芭哈尔的几个妹妹眼里，很难找到那种失去姐姐的哀伤，当你提起她们的姐姐时，她们一副既吃惊又忌讳的表情，竭力掩饰一种对死亡的迷惑和不解。她们的眼睛圆圆的，酷似芭哈尔，显得很无辜。

    从她们隐晦的脸上，你感觉出她们希望所有人都把死亡当作一个秘密，不去向任何人透露。说到死去的姐姐，她们不约而同地看看身后，然后提示你要背对着死神说话，这样可以让死神听不见，死亡就不会来追赶活着的人了。

    妹妹

    爹爹死的时候没有一丝挣扎，他是跟死神约好了，跟死神合谋逃走的。

    爹爹这种让人措手不及的死法，让毫无知觉地躺在他脚边睡着了的妹妹很不甘心，妹妹一生都想盯住死神，看看爹爹到底是怎么被死神领走的。死神每次都让她很尴尬。她定居香港后，先后看护的五六个老人的死，都是在她不在场时发生的，而且事先毫无预兆。每一次死神都在他来临的那一刻，用忙碌或劳累蒙上她的眼睛，让她始终错过那些正面的死亡镜头。

    死神没有到来时，老人跟平常一样，延续着他们病病歪歪的生命。死神到来时毫无声息，悄悄带着老人离开，死亡才被发现。妹妹不是想阻挡，她知道没人能够阻挡。她只是想看见死神的手是怎么把活人带走的。死神在她一不留神的时候领走躺在旁边的活人，一声咳嗽都没有，对一个陪护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嘲弄。

    妹妹喜欢上街看老人。在香港一出门，妹妹眼里看到的全是老人，拄着拐杖停在人行道上歇气的老人，扶着墙站立着吃力地喘息的老人，弓了腰在大街一隅捶胸平息咳嗽的老人……妹妹会长时间盯着那些缓慢地行走在街边颤悠悠的老人。

    妹妹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老人都是保养得很好，家里很有钱的，多数子女在国外挣大钱，这些老人不会去托老所，都是由陪护在家里照看的。只要看见大街上的老人，尤其是脸上少有皱纹、保养得还光鲜的，就让她感到莫名地满足，仿佛那些老人都是她未来的财产，可以让她永无休止地在香港把看护的活儿进行下去。

    妹妹不是特别缺钱才去做看护的，她也没有必要总是选择做夜间陪护。她放着星级宾馆一样的高级住宅区的房子不住，白天教完普通话，夜间就扎进某一处老人的居所，守在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身边，听候那些等待死神的老人有气无力的召唤。

    她常常会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该死的老头，又要撒尿了，整夜整夜地折腾，一会儿都不让我睡着。抱怨过了，又一切如常，然后再抱怨，再折腾，周而复始，她做陪护依旧做得不厌其烦。

    我见过妹妹照顾她丈夫患痴呆症的父亲的镜头，她用各种方法逗老人笑，跟他比划着说姐姐来看她了，老人流着口水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她从菲佣手里抢过碗喂他吃饭。老人洗好澡，她跟佣人争着往他身上涂润肤露，还不无骄傲地摸摸老人白胖的肚子，压低声音对我说，老爹的皮肤软软的，保养得比女人还好。

    我彻底相信了自己的推断，她不只是为了钱才去照顾老人的，照顾老人得来的钱，她一点不剩都给了几个弟弟买房子买车，她说他们是爹爹生前最疼爱的宝贝，疼爱他们就是疼爱死去的爹爹。她确实喜欢做陪护的那种感觉。越是病重弥留的老人，越是能满足她的看护欲望，因为那情形酷似爹爹离开的那个夜晚。

    妹妹15岁那年，爹爹用嫁了我的彩礼钱，开垦了这一生最后一块地，那块地就在家门前，在地里种上了棉花后的那个下午，爹爹从尿滴不断到彻底尿不出来，最后双腿肿得迈不开。他不得不套好毛驴车，带着大弟弟和妹妹赶往144团部的医院。

    到了医院，已经是夜晚，爹爹吩咐大弟弟把毛驴车赶回去看家，喂好鸡狗牛羊驴，留妹妹在医院看护他。晚上没有陪护床位，妹妹钻到爹爹的脚底下睡下。

    妹妹说，后半夜还看见爹爹坐起来，你知道爹爹喜欢光着身子睡，我让他披了衣服坐着。爹爹摸黑卷了一支莫合烟点上，烟头一明一暗。后来我不知怎么就给睡死了，啥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爹爹硬胳膊硬腿躺着，眼睛睁着，不会动了。

    姐姐，那些护士来看他，我忙着给爹穿衣服。你知道，爹爹睡觉是不穿衣服的。妹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尴尬地皱皱眉。

    妹妹一直觉得，爹爹的死，是她闯的大祸。对于那个夜晚，她反复地检讨自己：我咋睡得那么死。妹妹从小就嗜睡。爹爹死后，她突然没了瞌睡，每晚有事没事都要熬到后半夜才上床，躺在床上，也要瞪着眼睛想事情，逼她早睡，她就很不满地瞪着眼睛说，她需要慢慢地过渡到睡眠状态，她的这个过渡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她为不能早睡找了很多理由，诸如忙完白天，还没享受夜晚呢，躺下眼睛一闭天就亮了，觉得一天还没过够就完了，可惜得很等等。抱着这些理由，她把很多事情放到晚上去做，半夜别人睡着了她还在屋里转来转去，或者胡乱捧一点过期的报刊杂志，瞪圆眼睛枯坐着，不肯睡觉。

    她喜欢照顾老人喜欢到上瘾。她活着唯一的愿望就是源源不断地有老人让她照顾。这一个刚去世，她就想方设法找到下一个来接替，她受不了没有老人在身边的日子。白天做普通话教师，晚上住在老人身边护夜，这就是她最安生的日子。

    这个情形像极了父亲去世前妹妹的状态：白天在村里的小学教学生拼音识字，夜里守在爹爹身边端饭递茶。她在离大梁坡几千里开外的香港，找到了和爹爹在世时一样的生活模式，她觉得自己恢复了一些说不清的东西，她希望这样的日子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

    妹妹的陪护极其尽心，被她陪护的老人过不了多久，就认定了她把她当作亲女儿，每个老人都是让她陪护到咽气为止，没有一个中途换人的。

    前不久她看护的老太太死了，老太太远在英国的女儿赶不回来，妹妹不在意任何忌讳，大着肚子跑医院太平间、火葬场，一个人料理老太太的后事，老太太在英国的两个女儿回来，看到一切事宜都已经办妥当，要求妹妹生了孩子继续看护她们的爸爸，老头和女儿给妹妹带薪放假生孩子，生完孩子给她配两个菲佣，让妹妹带着孩子继续做陪护兼管家。妹妹说这样的事情在香港没听说过，她运气好，碰到的都是好人家。

    妹妹的这些作为，让我联想到爹爹，他给大梁坡的野地里抹脖子自杀的尹会计看了三天尸体，等村里做好棺材运过来下葬。这让我多少相信了遗传这个东西的神秘性。

    我感觉妹妹始终想恢复爹爹还活着的那个医院的夜晚的状态，她把跟老人在一起的每个夜晚，都当成了跟爹爹度过的最后那个夜晚。或许她一直在那个夜晚梦游，不曾醒来过。不同的是，她把那个夜晚的自己的睡眠状态修改了。

    她不再是那个嗜睡的自己，她成功地把自己修改成了一个没有睡意的人，她的睡眠变得很浅，老人一有响动她就起来，老人身体状况不好时，她干脆放弃睡眠，整夜不合眼。她一直无法释怀地盯着那个偷偷从她睡梦里带走爹爹的叫做死亡的看不见的东西。

    怀孕的日子，妹妹重又变得嗜睡，她想了种种办法在老人有动静时叫醒自己，比如在老人袖子上拴一串铃铛，在老人衣角绑线绳另一头连住自己。那个老人过去是个银行家，老人被她打动，干脆连财务也让妹妹帮他打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董都拿出来送给她。

    妹妹觉得自己挺幸福，每夜都能沿着她自己设置的时间和场景，回到那个父亲在的夜晚。她用尽心尽力的看护，一次又一次修改着自己睡着后爹爹死了这个事实。每一夜都有一个爹爹不死的可能摆在她面前，至少不再会因为她的疏忽而死。只要看护的夜晚无休止，那个错误就一直不会到来。

    她每夜都能通过成功的看护，把自己变成没有犯那个错误以前的妹妹。她在每一夜的不同时段醒来，等于在爹爹死去的那个夜晚的每一个时刻她都醒着，这一生的夜晚，她一个都不错过，爹爹就没有死，她与每个夜晚活着的老人相守，就是跟活着的爹爹相守，她不再有老人被死亡偷袭的担忧。

    只要经她看护的老人，没有一个是在她睡着不知晓的情况下死去的，她就是一个成功的看护。她很满意地告诉我：那个老太太大白天手里攥着电视遥控器，对着电视屏幕，靠在床边死掉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最不愿意睡了一夜后睁开眼睛，旁边躺着的人死了、硬了。她觉得这是死神对她作为一名看护最大的嘲讽和愚弄。她被爹爹的死刺激得神经一直醒着，这一生恐怕再也无法在夜晚踏实地睡去。

    她嘴上抱怨老人夜尿不断，其实她更怕老人睡得太死，无声无息就那么走了。即便是老人安稳正常的睡眠，她的恐惧也会让她半夜里醒来，走到老人床前，无缘由地拍拍老人的身体有没有僵硬，摸摸老人的手脚有没有冰凉，看看鼻翼是不是在煽动，甚至用听诊器去听心脏有没有正常跳动。爹爹的死亡和许多年的训练，将妹妹变成了一个称职的陪护。

    不知道是刻意，还是上天冥冥中早有安排，妹妹找了一个比她大22岁的丈夫，她和丈夫的年龄差距刚好是爹爹和妈妈的年龄差距。妹妹说生孩子前总是担心，如果自己现在看护的老头死了，带着幼小的孩子，恐怕再也难找到陪护的工作，她又不想离开孩子去陪夜。

    现在她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人她可以从现在起看护到老，那就是她的丈夫。妹妹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看护的日子有一天会中断，她再也不用担心会找不到爹爹还在的那个最后的夜晚。她笑着说，她放心了，她可以一辈子做看护，永远都不会失业了。

    她说这些话时，表情和妈妈一样，我感觉她是在说，她想变成妈妈，去照顾老年的爹爹，她照顾好老年的爹爹，那个令她后悔和恐惧的死亡之夜就一直不会到来，或者不会用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其实妹妹一直睡着，睡在那个恐惧的夜晚，她越是让自己在夜里醒着，她正常的意识就越是沉入那个夜晚无法苏醒。

    跟妹夫说起妹妹小时候，跟爹爹把自己跟丢的事情：小时候我们都像间谍一样，时刻注意着爹爹的动向，只要爹爹套上毛驴车，我们就看见开心的一天拴在毛驴的四蹄上，只要跟着爹爹和毛驴出发，就少不了好吃好玩的。

    那个早上，我和弟弟一早就去上学了，刚满3岁的妹妹观察到爹爹套好了毛驴车出了院子，妹妹怕一个人留在家里，偷偷跟出去沿着渠沟在暗处跟着车辙跑。妹妹以为会像以往的每一次那样，我们几个跟到一半，就会被爹爹拉上车，爹爹这一次根本没有回头。

    毛驴车一溜烟出了村子，妹妹被甩得老远，越跟越远，最后毛驴车没影了。妹妹被一座桥挡住了去路，她不敢过桥，怕被湍急的水流拉到桥下面去。她在桥下面哭到天黑，一个管水闸的人把她带回家，妹妹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送回来。

    妹妹回到家小胖脸晒得黑黑的，嘴唇都冻紫了，谁问她话她都不答，张嘴就哭。后来缓过劲来，她说那个叔叔晚上给她煮面吃，还吹笛子哄她睡觉，所以妹妹直到现在都认为，会吹笛子的人都是好人。

    妹夫听完这个故事叹了口气说，到头来她还是把爹爹给跟丢了。放心，面我是会煮的，只是笛子还不会吹，看来要学学吹笛子了。

    妹妹不希望等来的，只是丈夫的衰老和死亡，于是她用孩子的诞生，修改了这个规则。她做了一件大事情。她现在等待的是孩子一天天的生长。她认为一切发生了质的改变。孩子的出生，让衰老和死亡变得遥远。

    妹妹生了孩子以后我去香港看她，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半死不活的老人换成了一个新鲜的小生命，感觉真是太棒了。有时候她是跟我说，有时候这句话她是跟自己说。那个小生命刚刚开始，离死亡这样的东西还很远，这让妹妹觉得很有安全感。她知道在这个生命旁边，自己可以放心地睡觉，即使睡过去了，小生命也会在饿了的时候，用本能的哭喊叫醒她，她可以安心地睡着，只等那一声动听的哭叫。

    度过那些守护死亡的夜晚，妹妹终于来到一个新鲜的早晨。感谢上苍用这种办法来救赎可怜的妹妹，以此来去除她对亲人在睡梦中离开的愧疚和恐惧。她的脸上依然带有梦痕，那些梦痕里依然留有死亡的阴影。新生命会用喊叫声唤醒她多年的梦游。她长久不眨眼地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凝神屏气地观察孩子每个细小的表情变化，脸上显现出从未有过的满足。

    失散的弟弟

    弟弟的腰上拴了根麻绳，麻绳的另一端牢牢地绑在打进墙里的木橛子上。他从炕的那头扶着墙站起来，拽着绳子摇摇晃晃地朝炕沿扑过来，然后停在离炕沿一步远的地方摔倒了。我蹲在灶前往灶里添柴禾，每次看他扑到炕沿时，心一惊，直起身子，怕他跌下炕来。每一次他都跌倒在相同的位置，慢慢地他似乎习惯了这个游戏，小小的身子被绳子拴着，从炕那头猛地跑过来，又重重地跌在炕沿上，好像他认定了跑过来就是为了跌倒。于是从早上到晚上，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那个游戏，兴冲冲地跑过来，再兴冲冲地跌倒，跌倒变成他唯一的乐趣。

    一

    弟弟一直试图逃离小时候拴着他的那根绳索，他在用这种方式来扯断跟自己熟悉的世界的所有联系，他是以这种方式挣脱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时间。长大了以后，他一次次地离家出走。在他长久地离家后想回来的那个冬天，他从广州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在火车站他打盹的时候，他的密码箱被人提走了。一无所有的他在火车站大哭了一场，又转回头，扒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多年后，弟弟在带我去他的租屋的路上讲起了那个丢失的密码箱。我觉得，那里面锁着的不仅是他打工几年的积蓄，还有他密封在里面的经历的时间。一个人丢失或废弃了一些东西，也就废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那次，我把弟弟从那个衰败的租屋里领出来的时候，弟弟因为屋里的那几件旧家具、一堆早已弃他而去的“女友”破损生锈的饰品，围着那个屋子打转迟迟不肯离开。我看着他把那些假钻的项链和皇冠装进一个圆形的铁盒子，抱着铁盒子晃荡晃荡地走出租屋。在他半道上去一个同行家里取他存放在他家的几件金饰时，我把那个铁盒子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筒。我知道保存了那些东西，并不能够使过去的一切回转。

    那天我在雨里等了很久，远远地看见弟弟从梧桐树下走过来，从他失落的脸上我就读出，他并没能如愿地拿到他寄存的那些金饰。他恐怕还不知道，他失落的不是那些金饰，而是那些过去的时间。在失去的时间面前，所有忧伤都是徒劳的。我希望弟弟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从前，希望他能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时间和亲人中来。我希望他像爹爹40多岁时那样，能有一个女人牵绊住他，给他生一堆孩子，然后让所有的时间都停留在当下。

    惧怕捆绑的弟弟在一生中都试图摆脱拴住他身体的绳子，他一次又一次地挣脱那根无形的绳子的捆绑，一次次远走他乡，又一次次回来，在家门口跌倒。为了甩开那根绳子的捆绑，他变换着一种又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来来去去。他说他越来越害怕被女人管束，为此他离开了那个用痴情和温柔捆绑牵制了他十年之久的山东枣庄女人。那个女人有着白得透亮的肌肤，淡黄的眉毛和眼睛，她雪白的乳房上两个硕大的乳头，足有婴儿的拳头那么大，殷红殷红的，弟弟说过那是为他而种的草莓。最终那两粒新鲜而饱满的草莓，还是敌不住时光和岁月的催逼，被那个女人寄存在了另一个男人那里。那个没有血色、见了阳光像见了刀子一样要紧闭起眼睛，像白化病一样白的枣庄女人，她嫁给那个泥鳅一样的广东男人的目的，最初也许只是想给自己的那两颗娇嫩的草莓保鲜。

    弟弟最终甩开了那个枣庄女人，是因为他觉得女人代表绳子，他已经厌倦了那个女人的柔情，厌倦了她用米饭、鱼肉和各种各样的菜汤，还有女人带着腥味的肉体，像拴住一只猫一样拴住他。我知道弟弟害怕任何牵绊他的东西，为了逃脱女人的羁绊，他到现在40多岁了还打着光棍。他喜欢站在宾馆前台跟那些年轻的服务员眉来眼去，还喜欢停在商场里和女售货员打情骂俏。宾馆和商场，这些地点和场所不会让人联想到家，不会有根绳子从暗处出其不意地伸出来套牢他，在这种到处摆满了床铺、衣食，毫无后顾之忧的舒适环境里，他显得格外放松和应付自如。

    二

    我去广州接弟弟的那天，他就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见我的。我坐在他身边陪他说着话，他就犯困了，头发已经明显开始稀疏的脑袋靠在我的肩上，像小时候一样。我把手从他的头发上移下来，抚摸他粗壮的眉毛，他闭着眼睛，张着少了一颗门牙的嘴，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有半年没有好好睡过觉了。他连自己的租屋也不敢去，他怕他的对手来找他算账，他一度抢了那个凶悍的家伙的生意，为了报复，那个家伙在一个晚上带了一帮人，追到他喝咖啡的地方，逼得他走投无路从二楼上跳下来，摔成了脑震荡，一颗门牙也在水泥地上磕掉了。

    那个时候，妹妹正在从香港赶到广州的大巴车上。她不停地打电话问我，到了汽车站往我们所在的宾馆还要坐多远的的士。她的口气很焦急，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个失踪了二十年的哥哥。而弟弟以睡着的姿态等待着正在从远路上飞驰而来的离散了二十年的妹妹。妹妹在最早打给我的那个电话里说，她只听了他的一句话，就确认是他了。他的声音再怎么变，她也认得，因为在我所有的弟弟当中，她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久。

    那天，我和妹妹用爱和食物堆砌的规劝催眠了弟弟，我对他说，我和妹妹代表爹爹和妈妈，我们带你离开这里，你必须在40岁前结束你的漂泊生涯，父亲在这个年纪也已经不再漂泊了。我们要弟弟回到我们存在的那些时间中来，不要成为我们家族时间之外的一个影子。

    弟弟半是迟疑半是向往，他被我们描绘的家人美好相聚的未来时光所诱惑。妹妹做完了这件事跟我在宾馆里一起度过了后半宿，一大早就踩着时间的点子匆匆地告别我和弟弟，乘着高速大巴回到她的香港时间中去了。我不愿意被广州那令人窒息的空气淹没，像一个怕要溺水的人一样，拽着弟弟退了租屋，把旧家具和电器留给房东，把衣服和日用品打了两个包。我打算带着弟弟彻底逃离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我一次次地把弟弟拉下楼，他又一次次甩开我的手回头，不断地到那间潮湿、散发着莫名不洁气味的屋子里，去翻找一些纸片、账单和电话号码。他拼命地想留住一些跟这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包括那个不男不女的人留下的那些铅一样沉重的假钻项链、镶着彩色玻璃片女王王冠造型的头饰。在离开出租屋时，他把它们装在一个圆形的铁盒子里，交到了我手上。

    离火车要开动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在心里计算着赶到火车站的距离和这段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心急如焚。当弟弟从那道逼仄昏暗的楼梯上再次下来，站在院子里望着楼上的窗跟我说“姐，等一等，我再上去检查一遍，还有没有丢下什么东西”时，我禁不住愤怒，顺手抡起了放在楼梯口的一把竹枝扫帚，劈头盖脸地向他打过去，弟弟双手护住头往前跑了几步，一些积在巷子里的污水被他激起来，溅在他浅蓝的牛仔裤上，他抱怨着我弄脏了他的裤子，脚步却加快了不少。路边的行人看着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不由瞪大眼睛停在路边，给提着包的我和弟弟让出了一截空空的巷子。

    我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要把弟弟拉回到我的时间中来，我无法忍受一个亲人长久离散在我的视线之外，我要与他拥有共同的一种光阴。

    尽管在途中，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游离，一次又一次地被我强行拉了回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找理由，想在某一条马路上停下，试图用一种可能的方式结束我对他的牵制，结果都被我拖住。他说去取寄放在朋友家的那几件金饰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制造拖延，给自己的回头找最后的机会。为了让他体验最后一次打击和对这个城市的失望，我淋着冷雨站在马路边梧桐树下的垃圾筒旁等他。趁弟弟转身走开的机会，我飞快地把那个圆形的铁盒子塞进了垃圾筒，还伸手把那个稀里哗啦作响的铁盒子往里捅了捅。我希望把那个跟弟弟纠缠不休的假女人留在广州，让他（或者她）不再跟行到我和弟弟以后的生活中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丝内疚，因为从那个租屋出来，弟弟把那个铁盒子交到我手中时，我答应过他，会替他保管，帮他带回去。

    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替另一个人保存一段他根本不参与其中的时间。弟弟一个人在广州生活的那段我不在内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在我心里是被抵触的，包括那个不男不女的弟弟的朋友，他（或者她）的存在本身，对于弟弟根本就是一种欺骗，我不能允许这样一个欺骗在弟弟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里继续下去。我亲手替他埋葬了那个人，我把他和朋友的殉葬品一起葬在了垃圾筒里。在我的理解中，他（或者她）根本就是这个散发着潮湿咸腥腐烂气息的城市所产的垃圾。从那个朋友家出来，弟弟的神色安静了许多，我暗暗觉得这跟我丢了那个铁皮盒子有关系，那个人妖恐怕在他（她）留的那堆东西上施了魔咒，只要我们坐上火车，就会彻底摆脱那个魔咒。弟弟走上来提起放在垃圾筒旁边的那个旧皮包，他并没有察觉里面少了那个晃荡作响的铁盒子，那个皮包已经轻了很多。

    就在我和弟弟进火车站排队的时候，弟弟的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他开始很专心地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上上下下来回搜索，他说：“姐，那些金首饰取回来是想送给你的，你戴着一定比她（他）好看。”转而又说，“我很奇怪，这个世界上除了爹爹，就只有你能制伏我了。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睛长得太像爹爹。”

    我站在弟弟对面，扫了一眼他献媚的样子，目光开始游离。我把弟弟从迷失的时间中拯救回来，爹爹却被时间带走了，他再也看不到我们重新站在他面前了。或许是爹爹最终摆脱了纠缠他的时间。那一刻在时间的镜子里，从弟弟的眼光中，我看到了爹爹45岁的目光，这种目光是弟弟熟悉的，里面有威严掩盖下的溺爱，表现出来的方式却是对弟弟的不满、指责和无休无止的抱怨，弟弟在家里的所有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只是这些日子早就随着爹爹的消失而消失了。

    三

    有时候我想，爹爹走了以后，弟妹们似乎都被没有方向的时间淹没了。我的生活就是为了憋足劲，泅渡到时间的深海里，去打捞离散的亲人。

    从广州到宁波的一列火车，让漂泊沉浮的弟弟暂时浮上了我时间的水面。可他浮上来，似乎就是为了在我给他预备的岸上，喷几口烟圈、冒几个气泡，然后他就像一只章鱼一样，肆无忌惮地置我的感受于不顾，提着他那个拉链坏损的破皮箱，重新又爬上了那列开往广州的火车。

    他走了以后，我认真地回想他在我身边的二十几个日日夜夜，每个白天他都像迷失的人一样在大街小巷来回地走，每次都是我下班后把他从某一个路口、某一个小店或小区找回来。他说他只是出去看看我生活的这座小城，不会走丢。可我害怕，我怕极了他再一次迷失在我不在的时间里。

    那天一早就看见他神情落寞地坐在北阳台上，看着窗户下那个金鱼池发呆。我想让他洗漱了跟我一起坐着吃早餐，一连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猛地回头看着我说：“姐，我没想到潜在水里的鱼，也会被岸上的野猫叼了吃掉，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看着他眼里蓄着泪水，满脸忧伤的样子，一时被他说糊涂了，竟不知道怎么答他。他无助地看着我，像金鱼一样鼓鼓的眼里泪水逐渐涣散开来，神情也由惊惧变得暗淡了，像一条垂死的鱼。我至今也不明白弟弟那天坐在阳台上想了些什么，那只叼了池塘里金鱼的猫，何以让他如此恐惧，总之从那天起，他再也按捺不住他要回广州的念头。就在那个小阳台上，他一次次跟我暗示他的想法。

    最后我忍不住问他：“你回那边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先是说有一些别人欠他的账要追，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有一个朋友的姐姐患白血病快要死了，他从广东河源联系了一个献血者给她，他是中介人，他不出场，朋友的姐姐找不到血源，生命就保不住了。他叹了口气又说，她那个血型是稀缺的，那个朋友已经好几天没找他了，他姐姐说不定已经死了。他说这话时表情有点忧伤。

    我安慰他：“如果是白血病晚期，你就是给她找到血源也救不了她。”他反过来对我大喊：“让我看着她死，这太残忍了！就是拖延一段生命，也要为她想想办法！什么叫救人救命，你没有看到过我看到的一切，你没有办法理解！”

    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扯开嗓子对着他咆哮：“你这是在救你自己！你明明知道那些人是救不活的，你只是让他们的家人拿钱给你！你想救的人不是那些病人，你是因为没有能够把爹爹救回来，你这辈子都在用救人的幌子，掩盖和弥补你自己的过失！爹爹已经死了，你就是救再多的人，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扔下半疑半惑中的弟弟，一个人关上书房的门去抹眼泪。我在心里原来一直是责怪弟弟的，总以为如果不是他离家出走，承担起一个长子应该承担的义务，父亲也不会活活把自己累死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其实应该抱怨的是时间，是时间把我们一个个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时间最终把父亲带走了。我想把弟弟从他沉溺的时间里拖出来，让他回到我的岸上。而我给他的这个岸，又何尝不是构筑在时间的河流上。谁又能在时间的河流上做一个垂钓者呢？

    弟弟还是被那只雌雄不辨的野猫叼走了。就像他坐在那个小小的北阳台上，看到脚下的池塘里的鱼，被岸上觊觎已久的野猫叼到草丛里，活活地吞进肚子。弟弟原来可能以为自己会是一只猫，不料想，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其实也是一条池塘里的鱼，一条可以被岸上的野猫叼走而无力还击和挣扎的鱼。我给他筑再坚固的岸，也拦不住时间这只凶恶的野猫。他也许看到了自己在时间里，最终会像爹爹一样，出其不意就被时间叼走，无法幸免。

    弟弟决意要回广州的那天上午，我问坐在北阳台上抽烟的他：“你也知道爹爹是救不回来的，不管你这辈子救活多少人，也换不回他的生命了。你回去只是为了那个人妖。”

    弟弟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姐，她（他）不是人妖，她（他）像姐姐一样漂亮。”

    我大声咆哮：“他和你一样，根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流浪汉。”

    “他（她）快20岁了，已经发育成一个男人了，脸上就是搽再多的粉，也盖不住他越来越粗的胡茬。他说过，等他寄给家里的钱够给爹妈买房子，他（她）就去医院把填充在乳房里的东西取出来。我只是觉得他（她）很可怜。好多时候我是把他（她）当成儿子看的！”弟弟神色凄楚，声音低了下去，头也低到了雪白的衬衣领口上。那一刻我觉得弟弟从来没有那么可怜过。

    那个男孩有着一对人造的乳房，他（她）有着女孩的容貌，却长着一双43码的脚。弟弟带着他转遍了广州大街上所有的鞋店，也买不到43码的女式高跟鞋。我给弟弟洗衬衣的时候，发现了弟弟为那个假女人订的43码女式高跟鞋的单子。我把本来想撕碎的那张单子还给了弟弟，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尴尬的感激瞥了我一下，接过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叠了叠，放进了衬衣口袋里。

    我知道这个假女人不可避免地加入弟弟的生活了，他（她）的影子像时间一样无法制止。其实在一年多以前，这个假女人就突然失踪了，弟弟不断地往他（她）的电话卡里充钱希望他（她）能接他的电话，或者打电话给他，然而那个假女人却像空气一样从广州的各大歌舞厅里，从弟弟的生活里蒸发了。

    我去广州看弟弟那次，在大街上牵着弟弟走过一家家饭店、咖啡吧和歌厅的时候，弟弟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回头指给我一家店门或者一个靠窗的咖啡座，用怀念和神往的口气跟我说：“就这里，我和他（她）来过，他（她）老家是江西，喜欢吃辣的，但是吃了又要喝很多王老吉去火，怕对嗓子有影响，他（她）的职业是在歌舞厅里唱歌，有很多歌迷。广州的歌舞厅我这几年为了送他（她）赶场子都跑遍了。每天夜里要换好几个地方，最远的出租车要开一两个小时，他（她）唱到很晚，我就在一旁坐着喝红牛，一个晚上可以喝掉十几罐，喝到嗓子充血，但是精神会很好，一个晚上不睡照样没事。”走了没几步，他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又说，“应该是这一家，我常陪他（她）来喝夜咖啡的，我和他（她）在一起在这里消磨了一个又一个晚上。姐，我们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这里的服务员我都认识。”

    我只是当没有听见他的这些胡话，冷着脸往前走，他迟疑一下，又紧步跟上来。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他在消磨时间，分明是那些有毒的时间像腐蚀剂一样消磨着他的生命。这让我窒息和绝望。有一刻我也动摇了，我怀疑自己能否把他从这个霉变的城市的阴影里拉出去。

    四

    在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假女人在弟弟的生活里存在的时候，我只是疼惜他。那天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接通电话就问我：“你猜我是谁？”我听那口气像一个着意要骚扰我的男孩子，就冷冷地说：“猜不出来。”他说：“我是你弟弟。”他又接着用维吾尔语说：“我是你弟弟。”

    二十年没听到弟弟的声音，他原来粗粗的嗓音（正在变声期）变得很轻细，像个12岁的小男孩，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一个人的嗓音会被时间改变得完全相反，还有他口气里的玩世不恭是我所不熟悉的，他的笑也很陌生，“嘿嘿嘿嘿”地在电话那头不断地传递着一份假装轻松的尴尬。我说，你的声音分明不是马尔，你想干什么？他有点伤感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你不愿意认我这个弟弟就算了。你若不信，我把电话给这路边做生意的维吾尔族老乡，他们就是老家过来的。”有一个更加陌生的新疆男人接了电话，大概是说，你弟弟在广东不容易，他最近病了，精神受了点刺激。

    电话那端传来了叫骂声。那个自称是我弟弟的人尖着嗓子，大概是在对刚才接电话的人用维吾尔语叫骂：“这帮笨蛋，你们的脑子才受了刺激。”然后他嘿嘿一笑，电话里说话的口气转向了我：“我只是前几天被一帮家伙追赶，不小心从二楼上掉了下来，摔掉了一颗门牙，说话有点漏风。我的脑子很正常。我住院是因为不明原因休克了，被这帮人送去检查，查出是低血糖。”电话那头他无休无止，没头没脑地说着一些没有逻辑、毫无连贯性的话，我觉得他越说越远，越说我越怀疑。但我又怕我不认他，若他真是我失去音讯多年、多方寻觅不得见的弟弟，我是要悔断肠子的。我怕他忽然不见了，我怕我一放下电话，他就要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踪无迹，像过去二十年那样。而他似乎也明白我在想什么，在电话那端柔声说：“姐，你放心，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我会一直充电，让你随时可以拨通我的电话。”

    那些日子我白天黑夜都守着电话不吃不喝，我不断地把电话拨过去想再一次证实他是我的弟弟，我不断地跟他提一些小时候只有我们俩才知情的事情，他居然对答如流。我甚至怀疑这是一场谋杀，或者是绑架案。我把这些发生的事情想象成恐怖电影中的情节：有人绑架了我的弟弟，把他脑子里所有的细节都背下来，跟我对证。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事情在我恐惧的猜测中变得越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去广州找他，见到他本人，当面相认。妹妹在对他和她在郑州一起卖烤羊肉的细节进行了一番盘问之后，确认是他，她说：“他记得我跟他一起背着老板干的一切事情，那些东西我不说，除了他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怎么会不是他呢，他的那个德性和腔调，我太熟悉了，我就是一辈子不见这个哥哥，也不会认错他的声音，他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出！”

    妹妹有点气愤地说起弟弟不分白天黑夜地让她切肉、卖烤羊肉，自己却揣了钱下酒馆，领回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为此，还要熟睡中的妹妹让出房子给他。妹妹不肯，他就拳打脚踢把她赶到大街上。妹妹在电话里有点伤心地说：“其实这些年不见也很担心哥哥，不过想想他以前那样对我，真是一辈子都不想理他了。”

    我知道妹妹在说，是时间多少化解了一部分伤痛，过去的事情已经变得不再让她难以忍受。

    五

    那个附在妈妈身体上的魔，在妈妈离开了20年后，终于拣选了大弟弟。现在每到往年妈妈犯病的季节，大弟弟就没日没夜地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那端歇斯底里地哀鸣号叫，我在电话这端唉声叹气，场面像极了30多年前，爹爹掩面蹲在墙角任妈妈发疯的场景。这个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莫名的诅咒里。

    弟弟说他在广州租屋的水电被人掐断，房门钥匙被人藏起来了，他搭客的“铁驴”被抬出去扔在马路上，电瓶已经坏了，充不了电，他只好让“铁驴”躺在马路上，白天他就蹲在马路边，怕他的“铁驴”被汽车压死。

    我跟他说，“铁驴”不是家里养的大黑驴，本来就是个没生命的东西，撞坏了可以再买一个，还是回去休息吧。他说晚上回租屋进不了门，他坚持了好几天了，大白天走着路都打瞌睡，他怀疑有人给他下了安眠药要害死他。

    那个电话里的警察声音柔和地责怪我：“他脑子有病，你们做家属的也不想个办法，干脆送精神病院。”我很害怕精神病院这个词，我眼前晃动着弟弟眼睛绝望地瞪着我，在带铁栏杆的床上挣扎的场景。

    还有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娘，在电话里用广东普通话对着我的耳朵发出高分贝的尖叫：“他从来不买这种烟的，那么贵，今天拿了一包就跑，差六块钱没付。你们不管他，早晚要给别人打死。”

    我去广东看大弟弟拉他回来那次，他看见公交车就拦，上了车不让我掏钱买票，他说这个地段上没人敢不停车，也没人敢收他的票钱。说完狠狠地瞪着司机，司机赶紧躲避他的目光。

    其实他在我家里的那些时间也是这样，他喜欢去抢别人的东西，喜欢到处惹是生非。最后他不愿被我管教，跑回他割舍不下的广州去了。

    我怀疑我们的家族中了疯狂的魔咒，家族的每一代总要有人承担那个诅咒，我们都怕被这个病拣选的是自己。我们没有被魔附着，完全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魔都被大弟弟一个人承担了去。想到这个，家里每个人都不得安宁。况且弟弟每天的电话让人觉得，家里的每个人都悬在那条诅咒前，难以逃脱。大弟弟的状况在我和弟弟妹妹之间的电话里不停地传播，各种消息像病毒一样很快从广州扩散到香港、浙江、新疆。

    大弟弟每天坐在被锁死的租屋门口，进不了家门的景象，在我脑子里来回地闪现。他回不去了。他几十年来真正想回去的家是大梁坡。只有回到出发的地方，他才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的人。

    他一出大梁坡，就被那片土地诅咒了。在离开大梁坡的这些年里，他是背着诅咒游荡的游魂。他坐在广州租屋的门口，体会到的不是小时候丢了家门钥匙的感觉，他品尝的是被一个城市拒之门外的苦楚。

    这些年来，他生活在广州，却一直没有被这个城市接纳过。他是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流浪汉。他出门的那年，村里还不知道有身份证这件事。他只有一本户口本，这本户口本上，除了一出生就死在大梁坡的姐姐和老死在大梁坡的爹爹，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下都写着“迁出”，唯独大弟弟的户口还在册。那么多年跑了那么远，他仍然是大梁坡的孩子。大梁坡用一本户口本牵拉着他。

    他无数次想要回那本户口本，小弟弟从大梁坡把户口本寄给了他，有几年大弟弟几乎天天带着户口本，生怕把自己唯一的身份见证弄丢了。后来他出了点事，被关了起来，临走他把户口本托给了他在广州打工的山东枣庄女友兰英。

    后来我从兰英手里要回了户口本，想回大梁坡给他办个身份证，那时身份证已经要本人亲自去办理。我只好把户口本托付给在沙湾的小弟弟，让他妥善保存，等到有一天他哥哥回来。那个辗转了浙江和广东的户口本，现在就躺在新疆沙湾小弟弟家的箱子里，等他真正的主人。

    大弟弟打电话老是提起那本户口本，比对爹妈或者自己的孩子更上心，似乎很不放心，还说最好由他自己保管。我只好连哄带骗让他打消这个念头。我担心他会弄丢或者毁坏那本户口本。

    现在这个户口本是我们家和大梁坡唯一的牵扯，它可以证明我们是大梁坡的孩子，它记录了我们的出生和离开大梁坡的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凭证，我有责任把它保护好，不能让它出任何意外。

    妈妈走后，疯魔最先选中的是我二爷，然后是我舅母。现在轮到我们家来承担那个诅咒，疯魔不依不饶地缠上了大弟弟，他离家最早，离开我们最远，离开大梁坡最久，从17岁出门，再也没有回去过。就是消隐在广州稠密的人海里，疯魔依然找到了他，揪住他的脖子，按下他的头，让他俯首听命走上不归路。

    疯魔选择的人，都是离开大梁坡去到城里的人，二爷在县城，舅舅在州府。二爷从小跟我大弟弟一样，不爱读书，又憎恨种地。他在县郊开了个饭馆，终于摆脱了种地的命运。县郊开饭馆根本没人吃，当会计的小弟弟只好把单位的盒饭定在二爷的饭馆做，赚来的钱依然养活不了二爷一家，二爷的三个孩子两个失学。

    他对医院和学校的收费心怀强烈的不满，拿了一张药费单给我说，最后他打赢了官司，他很骄傲地说医院赔偿了误诊他精神病给他造成的损失，赔偿金7000块钱，院长都向他赔礼道歉。亲戚都说是院长怕烦，二爷总是干扰患者就诊，知道他缺钱，用钱打发他。

    二爷列了县里贫困小孩的名单，我发现很多是我们家族里的，还有几个是大梁坡的老乡，他问我能不能找人捐助学费。还说如果孩子们读不起书，以后也可以不用读了，他要办一个经学校，让回族人家的孩子都去念经当阿訇。

    二爷说有天胡达托梦给他，让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大阿訇，他满口都是神谕，逢人便念经讲解教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他竟然知道那么多关于《古兰经》上的圣训，他的说话做派像个大阿訇或者族长，乍看没什么不正常。除非你不知道他过去是个大字不识半把，胆小得一句话都说不连贯的人。亲戚递给我的每一个眼色里，都在说他是一个疯人。其实他在当地已经疯得很有名了，人人都说他是一个疯子。

    无论如何我无法把这个二爷，这个眼前穿着灰袍子、戴着白帽子、满口伊玛尼的大阿訇和那个小时候背着水壶、肚子被水灌得像圆圆的西瓜的小男孩，那个在他妈妈的祭祀上和他哥哥玩鸡奸的男孩联系起来。唯有他在讲经的间隙神经质地抽鼻涕的动作，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舅母的疯法跟二爷不同，她从一开始就怀疑舅舅真正喜欢的不是她，她担心舅舅也不会喜欢她怀的孩子，起先我以为她只问我这个问题，跟几个表妹一交流，发现她们个个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亲戚们都知道，舅舅娶舅母，就是想改变自己是个农村人的命运，他如愿以偿进了州府上班，谁知命运把疯狂的魔咒放在了他妻子的身上……

    我被舅母的问话惊吓，舅舅怎会不喜欢自己的骨肉，孩子还在肚子里，她的脑子就这样混乱，真为无辜的孩子担心。结果那个孩子果然从小自闭，到了10岁还不肯开口讲话。

    我看了海灵格的家族序位排列，发现家族中有人有自杀史，那么这个家族的三代人中有人就会患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许这个孩子的自闭，跟舅母的病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我不敢去问舅舅外公死亡的真相，他到底是自杀，还是真的“不慎跌入水中身亡”。

    回族人最忌讳自杀，自杀者是进不了天堂的，外公不是不慎落水，家族一定会隐瞒真相。外公连同他的身世和族别，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谜。也许疯魔的病根就在外公身上，然而真相和谜底被死亡掩藏起来了。

    所幸的是，舅母已经看到了她不惜以发疯为代价，一直探索的不解之谜的答案：舅舅很疼爱这个自闭的孩子，胜过一切。只是舅母已经被疯病牢牢地缠住，再也挣脱不开了。

    想想我的每个弟弟、妹妹都曾经是这样的孩子，都是在母亲的疯癫中孕育，在母亲的疯癫中降生，在母亲的疯癫中沉默地长大，似乎也没有人为我们担心过。我们的命真大。

    我不知道自己要探索的魔咒的秘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是不是也要以疯癫为代价。到底家族里还有多少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暗地里正被疯魔打上记号。

    我知道，大弟弟的魂被疯魔掳去了，是他的灵魂和我们失散了。

    现在我的眼睛总是盯着远离大梁坡后，一心想在外面发大财的弟弟妹妹，我担心在他们一心盯着钱的时候，疯魔会不依不饶地跟着他们，我幻想着替家族中的所有人解除生命里那个看不见的魔咒，祈祷他们中不再有人被疯魔掳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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