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档案
姓名字号：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名獾郎
籍贯：江西省东乡县
出生日期：公元1021年1月18日
逝世日期：公元1086年5月21日
属相：鸡
职业：宋神宗朝宰相、文学家
父亲：王益，国家官员
母亲：吴氏，家庭妇女
妻子：吴敏
代表作品：《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交往对象：司马光、宋神宗、吕惠卿
生平大事：主持推行“熙宁变法”。
结局：病逝
引子
宦海风云已作尘，金陵有幸托残身。
毗邻钟阜半山外，谁忆当年追梦人？
这首《半山园怀古》中的“追梦人”指的就是北宋神宗时的名相王安石。
在北宋的政坛上，王安石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弄潮儿”，带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振聋发聩的呐喊，不顾一切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它像一声雷鸣，一道闪光，划过了北宋昏沉沉的天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惊恐咒骂，有人欢迎歌颂，有人由反对转向赞同，也有人由希望转为失望。
而王安石本人更是充满了矛盾，是个不可思议的“怪人”。在性情上，王安石犟得很，牛脾气一上来不但会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就是面对顶头上司——皇上，他也毫无畏惧。而在个人生活中，他从不讲究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有时不洗脸，长期不理发，蓬头垢面。在个人前途发展上，他多次谢绝了上调中央的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
这就是王安石，一个让人看不明白、猜不透的改革家。
一、初入仕途，临川少年崭露头角
吴敏觉得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而且一下子便摸到了她的细腻嫩滑的肌肤。但她并没有拒绝，而是捉住了那只手移到了自己的胸前，那里是她丰满而且坚挺的骄傲部分。随即那只手便停在了她的胸前不肯移开了。她软软地靠在他的怀中，极其满足地享受着这种温柔的而且又极具挑逗意味的抚摸。
1.童年立志
距今九百多年前，我国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一月的一个晚上，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大地一片黑沉沉的。这时候，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一所官宅里传出响亮的啼哭声，又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相貌有些丑陋的小婴儿长大以后，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阵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这个男孩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的母亲很“高产”，一口气生了十个孩子，她一人实在照看不过来，就把王安石送到临川城东柘冈的外祖母家寄养。中国现代人爱唱一首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柘冈也是王安石的“澎湖湾”。这里的“老船长”虽说不见了，但也有山风、阳光、柘林和清晨黄昏的鹧鸪鸣叫。白天，王安石跟小表妹吴敏到乌塘边放牛割草，看渔夫捕鱼。一到晚上，外婆常常把他俩搂在怀里讲故事。
一天傍晚，王安石拉着表妹又猴在外婆身上，让外婆讲故事。这位外婆可不是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她家是书香门第，很是喝过几天墨水，讲的故事都不一样。
“离咱们一千多年以前，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很多诸侯割据的国家，其中有一个秦国，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一个叫商鞅的人实行变法。”
“啥叫变法呀？”王安石天真地问。
“变法，就是把对国家不好的东西去掉，使国家富强昌盛。”
“冈东头的王大爷说，咱们现在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如像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当兵的不能打杖，外族侵扰不能抵抗，要是搞变法改掉不就好了？”
外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她又看看王安石天真而又严肃的神情，认真地说：“傻孩子，变法可不是容易的事。商鞅为了变法，坚持斗争了一辈子。开始，为了让人们都相信和遵守新法，商鞅叫人拿了一根竿子放在南门外，告诉老百姓，谁能把竿子扛到北门外插好，就给他五十两金子。大家都将信将疑。后来，一个小伙子把竿子扛到北门埋好，商鞅马上把金子赏给了他。大家这才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以后，凡是秦国公布的新法令，做好了的就奖赏，违反了的就处罚，连太子犯了法都要被割掉鼻子，支持变法的人才越来越多。”
“后来呢？”
“后来，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反对变法的贵族掌权了，商鞅被用五马分尸的残酷刑罚害死了。”
王安石听外祖母讲着，两只小手握得紧紧地，心里恨死了杀害商鞅的人。他盯着天上明亮的繁星，心里想着，长大也要做一个像商鞅那样对国家有用处的人。
2.新婚之夜
王安石慢慢长大了，开始上学读书了，但是他对孔老二的儒家说教并不感冒，常常趁先生不在，偷偷地看“课外书”。所以，秦始皇、桑弘羊、诸葛亮、柳宗元和孔子、孟子、韩愈等人的故事，都在他的脑袋瓜里占一定位置。
王安石的好学上进，使他父亲王益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了让儿子懂得更多的知识，深刻理解社会，王益决定带儿子出去，让他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于是，王安石从十岁起，就随父亲走南闯北，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对于“病态”中的宋王朝有了一定的认识。
后来，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调到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当官了，一家人也都跟了过去，从那以后就定居在那儿，不再到处搬家了。
1038年春天，王益去世了，这对王安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身为长子的王安石好像忽然长大了好多，他知道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三年后，王安石来到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高考”——进士考试。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向着为国家出力的目标进发了。
不久，王安石的“通知书”传到了家里——他考中进士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觉得王安石就要吃皇粮了，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亲了，就催他去迎娶表妹吴敏。听了母亲的话，王安石答应明日即去柘冈。
原来，古代流行表哥娶表妹，不算是近亲结婚。王安石从小就在柘冈外婆家生活，与表妹吴敏二人青梅竹马，很早就定下了亲事。王安石离开柘冈时，表妹刚过十岁，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变成了什么摸样。
来到柘冈，王安石与舅舅商定了婚事，带着表妹回到江宁成亲。虽说婚事从简，而该走的程序也都有，一直热闹到天黑，亲友散去，王安石方进入新房。只见房内红烛高烧，四壁生辉，新娘低头坐在桌边，蛾眉美肤清晰可见，甚至还能嗅到一种若有若无的女人特有的幽香。
王安石走过来，一下子把新娘搂在了自己的怀中，傻头傻脑地说：“表妹，我喜欢你！”
王安石的声音虽然非常低，但吴敏却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几个字像是幸福的鼓声似的在她的耳边回荡着：啊，表哥说他喜欢我呢，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深深地恋着表哥呢？
“表哥，我也一样，我也喜欢你。”吴敏仰起头来，无比娇羞地对着王安石说道，这时她才发觉自己的面孔距离他的面孔是如此的近。她的话刚说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刚觉惊慌，紧跟着是感觉到有一个软软的、湿润的东西在自己的双唇边滑动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似的。
她不由自主地张开了自己的小嘴，那软软的、潮润的东西立即潜入到了自己的嘴里，灵巧的勾住了自己的舌头。她顿觉自己仿佛被电击中了一般，头脑中一片空白，连身体也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
忽然，吴敏觉得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而且一下子便摸到了她的细腻嫩滑的肌肤。但她并没有拒绝，而是捉住了那只手移到了自己的胸前，那里是她丰满而且坚挺的骄傲部分。随即那只手便停在了她的胸前不肯移开了。她软软地靠在他的怀中，极其满足地享受着这种温柔的而且又极具挑逗意味的抚摸。
忽然，吴敏猛然觉得自己的身子一轻，她知道表哥已经把自己抱了进来，而且脚步移动，向床边走去。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反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
3.卓而不群
婚后不久，王安石分配到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做助理，他为国家出力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扬州地方长官韩琦是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第二名进士。这个人很有性格，看谁不顺眼就检举揭发，不管官多大，曾经一次干倒了四个宰相、副宰相，所以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猛人。他到扬州时才三十七岁，却已经名满天下了，一般人都不敢惹他。
韩琦一到扬州，就瞧着王安石别扭。原来王安石因为爱读书，经常忘了吃饭睡觉，有时一读就读到鸡叫头遍，实在困了，倒头就睡。睡到太阳老高了，他才匆匆忙忙起床，饭也顾不上吃，口也顾不上漱，随便抓件衣服穿上，就赶到官府去上班。再加上王安石向来不修边幅，头发老长也不剪，衣服脏了不知道换，常常把扣子扣错了，领子塞在衣服里。韩琦一见就烦得慌，认定王安石准是个浪荡公子，晚上一定没干什么好事，所以早上才起不了床。
有一天韩琦就教训王安石：“你年纪还轻嘛！不要光顾玩乐，整天东游西游，不好好读书。你要再这么胡折腾，就把前途糟塌了！”
王安石一听气坏了，可他一向傲气，也不愿意解释明白，窝了一肚子的火，扭头就走了。
后来韩琦才知道，原来王安石是州里最用功的青年人，学问最好，文章也写得最漂亮，就想收他为自己的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而且韩琦又是知名人士，能做他的学生应该算是王安石的荣幸。可王安石拒绝了，并撂下话：“不是理解我的人，怎么可以朝夕相处？”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拴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另外，两个人的政治思想也不一致，所以一到处理公事时，就经常要争个不休。韩琦老说王安石迂腐，王安石就说韩琦俗气。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事又争吵起来，王安石说：“这种事情只有庸俗官僚才干得出来。”
韩琦把脸一沉：“您还不知道？我韩琦就是个庸俗官吏！”
两人当场不欢而散。不久，王安石就离开扬州了。
按当时的规矩，王安石是第四名进士，到地方上磨炼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到中央去当个清闲而又高贵的京官，那样将来升官的希望也更大。可是王安石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更愿意到地方上去多做些实际工作，积累一些政治经验。二十七岁那一年，他被派到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当县长。
4.鄞县县令
江南的农历十月，接连下了好几天雨，气候骤然变得格外寒冷。
这时，在鄞县境内的育王山中，几个官府差员模样的人正沿着山路，一边察看地理环境，一边艰难地行走着。打头里的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身材结实，步伐坚定，还不时向引路的农民询问着情况，他就是不久前才到鄞县的新任县令王安石。
王安石在鄞县四处查看好几天了。在万灵乡，他亲眼看到，由于官府税赋太重，加上乡村财主的重利盘剥，虽然水稻收了才几个月，可是农民早已经没有粮食吃了。有许多人只能用草根、野菜充饥；有许多人拖儿带女沿街讨饭，他们一个个穿着遮不住肉体的破衣烂衫，不少老人小孩都饿死冻死在街头路旁，一片悲惨景象。
在升鸡山，王安石又看到，石匠们穿着破单衣在凿石头，他们粗壮的大手紧握着铁锤使劲地凿着，眼前闪着火星，头上不时淌下汗水珠子。王安石走过去，问一个老一些的石匠：“你们凿石头干什么呀？”
石匠望着这位年轻的差员，没好气地说：“干什么？还不是给有钱的人家盖楼造房。城里孔绅士的儿子，听说是个专读《春秋》、《论语》的儒生，他为了盖一个花园书房，就要让这么多人采一冬天的石头。本来，这些石头要是用来修些堤坝，对庄稼人多少还有些好处。可是，说有什么用呢？这山这地这石头全是人家的呀！”老石匠不愿再说下去丁，继续抡起锤狠狠朝一块石头上砸下去。
亲眼看到农民生活的痛苦，年轻的王安石心灵上蒙上了一层暗影。他想，百姓们生活这样贫困，而在朝的大臣们只顾大搞“兼并”，给国家造成越来越困难的境地，这样的统治怎能维持下去？国家怎能振兴起来？难怪刚一建朝，四川的王小波、李顺就起来造反了。王安石似乎遥望到北宋王朝飘摇欲坠的前景。
王安石领着几个差员继续四处查看着，他脑海中思考的许多问题也越来越清楚。跟随王安石出来的一个差役，看到王安石好长时间不说话，就安慰着说：“老爷，其实咱们鄞县一直就是这个老样子，这都怨苍天不给咱降福。”
“不是的。”王安石回过头来对大家说：“农民只要热爱自己的土地，完全有力量能够战胜天灾，取得好收成。如果像现在这样凿下的石块用不到修筑堤堰上，扔下锄头跑去沿街要饭，哪里会有好年景呢？我们应该相信人的力量是能够征服天灾的。”
王安石的话说得大家都振奋起来，那个差役也感到县令的话很能鼓舞人，于是，又大着胆子问：“那有什么好办法呢？”
“好办法是有的。那位老石匠不是说石头可以用来修堤坝吗？这就是一个好办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就组织过开荒治水，使秦国很快富裕起来。现在我们也应该打破一些旧的框框，进行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修些堤围，搞些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就会发展起来”。
王安石的话又引起大家的一片称赞，那个差役暗暗向这位有见识的年轻县令翘起拇指。
5.小试牛刀
转眼春天到了，这正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机，可是人力的问题越来越困难，各乡农民逃荒要饭的日益增多，连不少石匠也都走了。不要说去参加兴修水利，恐怕本乡的田地也要无人耕作而荒芜。这时，许多怨言也不断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
这些怨言都是从一些大地主和儒生那里吹来的。县城里的那个孔绅士，自从王安石下令把给他家凿石头的石匠们调走以后，一直怀恨在心，更是四处奔走，煽风点火。
王安石仔细分析了形势，觉得要打破这些流言，就要首先解决好农民的春荒，进而把兴修水利搞上去，夺得好的收成，让事实来说话。为这事，他常常思考到深夜。
一天，王安石终于考虑成熟了一个方案。他把县里常平仓库的粮官找来，想在常平仓的粮食上打主意。
常平仓的粮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以为王安石要询问仓库的管理情况，一见面就唠唠叨叨地说起什么粟米都保管得好好的，还想晒一晒，又怕饥民来抢粮啦。最后他还献媚地说：“这是朝廷的粮食，没有皇上的圣旨谁也不能动，咱们鄞县一直就遵照老规距办事。”
“有的老规距要是不适用也得进行改变。”王安石听粮官说话啰啰嗦嗦，有点不耐烦了，他对粮官说：“现在农民正闹春荒，连耕作、修水利都没人去。你去准备一下，县里要把常平仓的粮食贷给农民，只收一些轻微的利息，等到秋收以后再归还，这样，春荒、修水利的问题都就解决了。”
粮官听了这位年轻县令的话，有点害怕地说：“那要是朝廷知道了，我可负责不起呀！”
“不要紧的。我要给皇上上书，改革这个老规矩，还要把贷谷于民当作新法规定下来。”
粮官见王安石态度非常坚定，也就顺着说：“对，对，这个办法好。贷谷于民，还能把旧粮兑换成新粮，就更好保管了。”
第二天，在鄞县的四个城门上，贴出了关于贷谷于民的布告，县令王安石的印章特别显眼地盖在上面。绅士、大商人知道王安石不好惹，暂时蜷缩了回去，连孔绅士也不敢明目张都胆地活动了。
各乡的农民也听到了布告的消息，四处打听传说，有的还从老远的乡下到城里来请人念着听。春荒使他们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大地主商人的盘剥使他们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现在听说县令王安石要把常平仓的粮食以轻微的利息贷给自己，眼下能有些东西糊口，就有力气耕作土地，秋后说不定有些收成。于是，他们挑着担子，划着小船，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涌来……
不久，灵岩的水利工程开始了，各乡也搞了些小型的堤围和灌田沟渠。这一年，鄞县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人们都称赞王安石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县令。一直到四百年后，已经改朝换代了，后人还在鄞县的陀山脚下立了祠堂，来纪念王安石。
二、地方从政，拗书生屡辞做京官
虽然有司马光这样的好朋友为伴，王安石还是感觉十分痛苦。因为群牧判官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觉得自己有一身的力气使不上，憋得实在够呛。因此，在任群牧判官前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要求去当地方官。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同意外放了。
1.通判舒州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正好三十岁。这一年，他在鄞县的任期已满，就惯例回京师听从朝廷重新分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省潜江县）通判。通判地位仅次于知州，大抵相当于今日一个地级市的政法委书记。
由知县升到通判，说明当年的第四名进士王安石在知县任内的所作所为还是颇得朝廷肯定的。事实上，北宋朝廷的一些“大佬”对他一直暗中关注，他们从王安石当时卓而不群的表现中认定此人是个大才，将来必然会得到大用。
通判一职虽然地位较高，然而在地方上毕竟是副职，工作比较轻闲，也没有什么挑战性。他每天只用半天时间就处理完了公事，剩下的时间大多就用来读书“充电”。
这个时候，处理家务事占据了他许多时间。和当年父亲四处为官一样，他如今也是拖家带口，儿女绕膝，母亲和祖母也需要他来赡养。长兄又于去年在外地去世，至今没能安葬；妹妹年纪已大，婚期迟迟未定……这些事情都要他来操办。而他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自己的死工资。王安石每年的工资一多半要用来供养母亲和祖母，补贴大家族，因此自己与妻子吴氏以及一双儿女的日子过得就甚为清寒。舒州的住处除了书之外一无所有，每日里只能吃些最平常的饭菜。
有一天，仆人对吴夫人说：“大人好像特别爱吃獐子（一种野生动物）肉呢！”
吴夫人听了很奇怪，她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就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这几天吃饭，别的菜大人一口也没动，可獐子肉每回都吃得精光。”仆人答道。
吴夫人又问：“盛獐子肉的碗怎么摆放的？”
“就放在大人面前。”
第二天，吴夫人又让厨师做了同样的菜，可是把那碗香喷喷的獐子肉放在桌子中间，在王安石面前放了一碗青菜。这一回王安石压根就没吃一块獐子肉，倒把那碗青菜吃得干干净净。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王安石并不是爱吃獐子肉，只不过看哪个菜吃起来方便，就吃哪个菜罢了。
穿衣还是老作风，一身官服常年穿在身上，经常是皱皱巴巴，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其实处于他的地位，只要他头脑活泛一些，是不愁生计的：他掌握着全州官员的监察大权，地方事务也有权干预。如果他作一些暗示，那些削尖了脑袋想要往上爬的官吏，还有地方上因各种事务须要官府说话的人会立刻送来大笔银钱。
事实上，他到任后，丰南县的知县因任满考核，就曾拜访过他，但王安石不由分说就把此人请了出去。后来审察的时候，王安石在对此人的评语中用了品行稍有瑕疵的字样，让他升迁的愿望又一次落了空。此事传开去，虽然大部分官僚觉得王安石不通情理，但也颇有一些人敬佩王安石的为人，争夸他的清廉。从此之后，再没有人来给他送礼，到他这里请托。
2.拒绝进京
就任半年后，一纸公文由东京传来。原来是副宰相文彦博向仁宗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才可大用而淡于名利，希望朝廷能予以破格提拔，以激励青年官员。宋仁宗为此下了圣旨，要王安石到京城参加考试，准备任命他担任馆职。
原来，北宋朝廷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称为馆职。馆职一般由文学之士中考选受职，成学士后专任掌握实力的朝官，这是读书人当官的捷径。
消息传开，同僚们纷纷来向王安石致贺。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平时穿得邋邋遢遢的通判居然早就被朝廷注意了。
不料王安石却不收大家的贺礼。他说：“朝廷虽有此意，但我确实不想入京。我家人口多，弟妹又多在婚嫁之时，家里事都得我操心。在地方上工资毕竟多一些，还能勉强支撑得开。要是做了穷京官，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
大家都力劝王安石不可如此。他们说，机会稍纵即逝，这样好的机会别人盼还盼不来，你怎么能推辞！有人劝他到京之后不妨活动些，京官也有来钱的方法，日子也还勉强能过去。还有人劝他力求上进，早日高升，以光宗耀祖。
但王安石还是在大家的惋惜和不解之中上了一道奏章，推掉了这次机会。
不久，舒州遇到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真是大地生烟，树木干黄，田野里的庄稼蔫蔫地搭拉着头。农夫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面容憔悴。一群群逃难的人们，拖儿携女，讨要声和啼哭声不时传来，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可是，一小撮豪门官僚贵族，手摇着芭蕉扇，望着久旱的天气，心里想着乘此机会又可以抬高市价，大捞一把，反而喜形于色，幸灾乐祸。
王安石经过了调查，看到大地主官僚表面上声称是老百姓的救命“父母”，暗地里却敲诈勒索、吞并老百姓的田地，造成十家有九家一无所有的局面，他的心情激荡不安。
回到州衙，他试探着和知州谈了自己想要打开国库把粮食借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渡过饥荒，但马上就被否定了。他也不能太坚持，只是建议知州仔细了解一下百姓的具体情况，帮助百姓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救燃眉之急。
知州很清楚下边的情况，但他既缺乏王安石那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也缺乏王安石那种魄力和胆识，更缺乏王安石处理政务的干练与精明。他按照其他州县常用的方法，即采取发布文告，对一些重利者进行限制，对一些因还不起贷款而强迫借债人出卖田地房产的人进行行政干预，也就是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
可以说，知州的做法是尽了一个普通官员的职责，但这样做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兼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苦。眼看着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却无力帮助和解救，王安石内心感到很痛苦，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富裕，老百姓安居乐业，积极从事生产，还得要从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行。
3.执拗性格
至和元年，王安石三十三岁。这一年，他被朝廷破格任命为集贤院校理。按规定，这个官职是由地方官中考试选拔任命的。但是由于文彦博等人的推荐，皇帝决定不用考试就让王安石担任此职。这无疑是极大的恩宠了，换做别人早受宠若惊了，可王安石却连上两封奏章，再三陈述自己家庭的负担大，难以在京城生活。
朝廷上下对王安石淡于名利非常欣赏，皇帝和执政大臣们对王安石也确实非常照顾。执政大臣欧阳修因此专门请求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这个官职比集贤院校理稍有升迁，而且待遇比较优厚，这样就可以帮助王安石解决经济问题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了。
在群牧判官任上，王安石认识了司马光，并很快成了挚友。二人都有执拗的性格，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只不过王安石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和绝大部分京官一样，群牧司基本上是个闲职，其名义上的职责是指导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和养马监。群牧司的长官叫群牧使，此时的群牧使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一时间，这个小小的养马机构里真可谓群贤毕至，然而毕至之后能做什么呢？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然后喝酒吹牛。
这个时候，在这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那一日，包拯一时兴起，就命在院内摆了酒席，让下属们一起饮酒赏花。百无聊赖的官员们闻听此信一个个兴致勃勃，大家围了酒席坐定，饮酒赋诗，一时气氛颇为愉快。
然而，包拯注意到，席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却从不举杯。于是包拯问道：“今日聚会，两位为什么不饮洒？”
王安石和司马光忙欠身回答：“属下一向不饮酒。”
性格豪爽的包拯哈哈大笑说：“平时不喝可以，今天不喝不行，倒上倒上。”
仆役忙给他们两人倒了酒。但是这两个人还是不举杯，推辞说实在不能喝。
包拯有些不高兴了，端酒到司马光面前：“少喝点没关系。来，我敬你！”
事已至此，司马光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喝了此杯。
包拯又端起王安石的杯子说：“你呢？”
王安石站起身说：“属下平生不饮酒。”
包拯端着杯子说：“今天大家高兴你就开一回戒嘛。酒虽伤身少饮无害。来，干了此杯！”
王安石还是不喝：“属下确实不会喝酒，还望大人见谅！”
大家看包拯端着杯子站在那里有些难堪，使纷纷过来劝解：“介甫，领导的一点心意，你可不能不领！”“介甫，来，我给你满上杯！”“介甫，领导站着呢！你不喝，领导的脸往哪放？”
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王安石就是不喝。最后，没有办法，包拯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笑眯眯地回席了。
此事之后，同事们彻底见识了王安石的固执，他就如同流畅的河水中的一块不动的礁石，让大家觉得别扭。
4.拒绝纳妾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的朋友当然不会太多。不过，他所交往的人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司马光。
这两个人简直是天生的朋友，他们身上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他们年龄相近，中进士也是前后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格、作风、生活习惯居然也十分相似，二人都不修边幅，缺少生活的情趣。还有，司马光洁身自爱，不好女色。而王安石也同他一样没有绯闻，一直守身如玉。
按常理说，像王安石这种地位的人，身边有个三妻四妾，七八个姨太太什么的，白天风流于庙堂之上，晚上风流于自家榻上，也不会有人说闲话。可王安石却终生只有一个老妻吴氏，再无别的女人。不过有一次，王安石倒是有机会尝鲜，却被他放弃了。而把鲜鱼放在王安石这只老猫眼前的人，竟是他的结发妻子吴氏。
王安石自娶吴氏以来，对吴夫人忠贞不贰，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在了吴夫人身上，倒弄得吴夫人有些歉疚，觉得丈夫身边没个端茶倒水的妾室，有些不成体统。吴夫人真是个贤德的女人，为了减少自己的内疚感，她居然想给丈夫买个小妾。
当然吴夫人和王安石生活了这么多年，是了解丈夫脾性的，要是当面说，这等有损他声名的事情，王安石是肯定不会答应的，于是吴夫人便悄悄地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一个姿貌倾城的美女来。某日王安石回家，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如此漂亮的陌生女人，大为惊奇，想问夫人，可吴夫人早就躲了起来。
王安石有些局促不安，便傻乎乎地问这位美女：“你是干什么的？”
美女知道眼前这位相公便是她即将要侍奉的主人，连忙道个万福，娇声回答：“夫人让我来服侍大人。”
王安石这才知道是夫人干的好事，不过他也不好发作，只好继续盘问：“你是谁家的女子？家里为什么要把你卖出来？”
美女被说到了痛处，扑通跪倒在地上，带着哭腔说道：“大人不见怪，我就实话实说吧！我是有丈夫的。丈夫是朝廷的军官，官家派他到江南往东京运米。也该他倒霉，遇上大风浪，把船打翻了，米全沉到河底。官家要他赔，家产全卖尽了，也陪不够啊！实在没法，把我卖了抵官家的债。可怜家里还有老人、孩子，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要论姿色，眼前这个女人确实足够让王安石动心，毕竟他也是肉体凡胎。不过王安石为人处世非常自律，即使他想纳妾，也绝不会趁这个女人落难之机落井下石的。
于是王安石问她：“夫人给了你们家多少钱？”
女子答道：“九十万钱。”
王安石现在除了靠官俸养家，也没别的进钱门路，九十万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不过他到底是个性情中人，既然他不打算收下这个女人，何不好事做到底，让她夫妻团圆，日后野史稗闻中，也少不了他这段佳话。于是，王安石就派人把这妇女的丈夫找来，一文钱也不要，让那军官把他妻子领回家了。
由此种种，王安石和司马光才能一见如故。在群牧司衙门里，他们没事就共聚一室，探讨读书得失。春天来了，他们也呼朋引伴，到东京郊外汴河畔踏青赏花，题赋作诗，相处得很好。
5.“短命”京官
虽然有司马光这样的好朋友为伴，王安石还是感觉十分痛苦。因为群牧判官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觉得自己有一身的力气使不上，憋得实在够呛。
因此，在任群牧判官前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要求去当地方官。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同意外放了。三十六岁这年，王安石又被调到常州出任知州。
在常州，王安石为了排除水涝，发展农业生产，主持开一条运河。可是，由于官吏互相扯皮，工作中不断发生意见分歧，进展非常困难。再加上昼夜不停的大雨，开河工程终于被迫停止了。
王安石对开河工程失败，并未放在心上，立志改革时政的决心却是越来越强了。
由于中央政府一再的调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终于进京了。王安石调到中央政府没多久，就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建议书，献给宋仁宗。那里头分析了北宋王朝面临的种种危险局面，提出一整套改革官僚体制，改变财政、军事、教育各方面政策的具体意见。
宋仁宗本来就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几年前春节的时候，他冒着大雪、光着脚丫在院子里祭天神，受了风寒，突然中风，经常语无伦次，口水乱淌，头脑都不清楚，哪管得了国家大事？朝廷的大权，实际上掌在曹皇后和一班大臣手里。这些人养得肥肥的，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最讨厌什么“改革”了。所以王安石的建议不光白提了，还惹那些权贵讨厌。
王安石在调到中央以前，在地方上管过治安司法，所以皇帝让他兼管京城里的司法工作，负责复查、审接京城的重大刑事案件。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东京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当时社会上斗鹌鹑赌博的风气很盛，一只好斗鹌鹑值许多钱。城里有一伙年轻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惹事生非。有一次，其中的一个青年搞到一只好斗鹌鹑。另一个青年就死乞白赖地向他要。这个青年不肯给，那人仗着平时在一块吃喝玩闹惯了，抢过鹌鹑就跑。这个青年恼了，掏出刀子，追上去就把那人捅死了。
主管东京治安的机关是开封府。开封府把这个捅死人的青年抓了起来，判处死刑。可案情报到上头，却被王安石驳回来了。他的理由是：“按照法律，偷也好，公开抢夺也好，未得主人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都属于盗窃。死者未经主人同意，强抢鹌鹑，已犯了盗窃罪。主人有权追他、打他。即使把罪犯打死，按今天的法律也不能处罚他。”
所以王安石反过来告开封府犯了“失职罪”，也就是把不该治罪的人治了罪。开封府不服，又把事情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也就是当时的最高法院那儿。最后几家一会审，判定开封府是对的。这么一来，就变成王安石犯“失职罪”了。幸好皇帝知道王安石的脾气，就下命令不处分王安石。这是皇帝开思，按规矩，被免罪的人得跪在皇宫的大门前谢恩。可王安石的牛劲又上来了，一口咬定自己没罪，所以也不去谢恩。
打这以后，上头就把王安石管理京城司法工作的职务撤了。
王安石在京城越呆越不痛快。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宋仁宗死了，朝廷里为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搅成一锅粥。当时正好王安石的母亲也去世了，他乘着回家奔丧，就回到江宁隐居去了。
三、踌躇满志，安石为相主持变法
老百姓听说王安石当上宰相，都很高兴，说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可是一帮守旧顽固派，却越来越不痛快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负担太重，已经没有力量交更多的赋税了。王安石为了保护封建经济的发展，就稍微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又要求脑满肠肥的大地主、大商人向国家多交一些钱。那些老官僚、贵族、皇亲国戚多半本人就是大地主，有些人也经营商业或和大商人有密切关系。如今王安石要从他们身上割一点肉下来，他们能高兴吗？
1.神宗图强
王安石在江宁隐居了四年，这四年里，朝廷闹得一团糟。
仁宗死后，曹皇后成了太后，掌握大权。可她和仁宗没生儿子，只好立堂侄子赵曙当皇帝，叫做英宗。英宗不愿意当空头皇上，曹太后也不肯交出实权。大臣们有的帮英宗，有的帮太后，闹得一团糟。英宗到底根子浅，势力弱，身体本来又不好，当了三年多皇帝就折腾死了。十九岁的小皇子赵顼当上了皇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神宗。
神宗少年时读书很用功，常常读得废寝忘食。老师们又喜欢他，又怕他。喜欢的是他对老师很尊敬，怕的是他听课时常提出一些怪问题，能把老师憋出一身急汗来。神宗的父亲本来不是皇太子，所以不住在皇宫里，对民间的疾苦知道得比较清楚。神宗从小就有很大的抱负，想让国家富强起来，对朝廷的腐败情形，也很痛恨。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收回被辽、西夏夺去的大片国土，一洗北宋王朝的耻辱，当一个像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当皇帝以后，从不偷懒，也不贪图吃喝玩乐，迷恋女色，大清早就上朝处理国事，时常忙到日头偏西还顾不上休息。可当时国家的实力太弱了，要兵没兵，要钱没钱，看来要不马上进行改革，国家就快垮台了。
神宗当了皇帝，他的母亲高皇后成了太后，曹太后名义上是他的祖母，号称太皇太后。两位太后虽然住在深宫，政治上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神宗满心希望得到她们的支持。一天他穿上一副漂亮的盔甲去见曹太后，高兴地问道：“您看我穿这一身合适吗？”
曹太后笑着说：“你穿上这副盔甲倒挺神气。可要是连皇上都得顶盔带甲，国家也就危急万分了！”
神宗准备好的一大套话都给噎回去了。
神宗又向大臣们求助。当时的文武大臣，有富弼、韩琦、曾公亮、文彦博等，威望都挺高。二十多年前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实行改革的时候，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改革。据说当时他们正闹得红火，老宰相章得象却装聋作哑，一言不发，还悄悄对人说：“你们见过顽皮孩子淘气吗？大人再怎么说，他也不肯听，非得自己一头撞在墙上，撞疼了，下回你？他撞他也不干了。可没撞疼以前，你说什么也是白费口舌。”
章得象的话真说中了。富弼、韩琦他们当年支持新政，碰了钉子，如今年岁大了，官位高了，财产多了，更不愿闹什么改革了，只希望苟且偷安，太太平平地度过晚年。神宗找富弼淡了好久，富弼尽是哼哼哈哈的，还劝神宗说：“陛下登基（当皇帝）不久，别太着急。最好二十年之内不要谈打仗的事儿，也不要鼓励那些毛头小子去收回国土。”
气得神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富弼还相信求神拜佛那一套，他听一个尼姑说：“这个世界将要越变越糟了，可不能把自己搅在里头”，于是就更加装痴弄呆了。
神宗一看不行，一边把韩琦、吴奎、陈升之这些老官僚都撤了，一边派太监到外边去调查国事，了解大臣们的才干，物色人才。就在这时候，宰相曾公亮为了排挤富弼、韩琦他们，向神宗推荐了王安石。
2.君臣相会
神宗对王安石的名字可并不陌生，这不光是因为王安石的学问、品行、才干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名望。神宗在当皇帝以前，住在父亲的王府读书，有一位他很佩服的老师韩维，经常为他讲解儒家的经书。神宗听到精采的发挥，禁不住拍手称好。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好朋友王安石的见解。”韩维还一再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给神宗讲学。
神宗早就想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可英宗在位的那几年，几次召王安石进京，他都不肯来。神宗登基以后，原先在王府伺候过他的官员们进皇宫祝贺，完事以后，神宗单把韩维留了下来，问他：“王安石现在什么地方？”
“还在江宁。”
“我如果召他来，他肯为我做事吗？”
韩维高兴地说：“王安石以往不肯进京，不是真想隐居终身，老死山林，只是怕白当几年京官，庸庸碌碌，不能施展他治理天下的抱负。陛下真心想用他，以礼相召，他不会不来的。”
神宗还是有点不放心，说：“最好是由你先写封私信，告诉他我打算重用他，然后我就下诏书召他。”
韩维说：“王安石办事很讲究符合道理。请他进京本是公事，反由我用私信转告，他一定不肯来了。好在他儿子王雱常上我家来，我把陛下这番意思口头转告他，他一定会劝说父亲进京的。”
神宗答应了。
不久，被免去宰相职务的韩琦在离开汴京时，来向神宗辞行，神宗问他：“你走以后，国家大事应该托付给谁？王安石行吗？”
韩琦很不高兴，说：“王安石这个人，当个翰林学士（皇帝的机要秘书和顾问）倒还差不离，当宰相管天下大事可就太离谱了！”
尽管一些守旧大臣不赞成，神宗还是决心趁着曾公亮推荐的机会，正式召见王安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正是初夏时节，阳光和煦，南风吹拂，王安石来到京城，第一次见到了宋神宗。
初次见面，他们俩就非常投机，彼此感到志同道合，都有实行改革、富国强兵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宋神宗表示要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却劝神宗要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圣贤。神宗高兴地说：“你对君主的要求可太高了。我自己觉得没这么大本事，只希望你尽力协助我，把天下治理好。”
不久，王安石又写了有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现实政治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和分析，尖锐地揭示了宋朝统治危机四伏的严重性，进一步向宋神宗说明了变法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加强了宋神宗对自己信任和支持变法改革的决心。
3.宫廷辩论
早在王安石没有到京师之前，那些守旧顽固派就极力攻击他，现在看到宋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就变本加厉地寻找机会反对。果然没过几个月，斗争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一月，到了南郊祭祀的日子，按照惯例，郊祀典礼以后要赏赐百官。宰相府打了报告，说今年河北、朔北一带旱情严重，国库也空虚，这笔钱就不要花了。宋神宗把这事交给翰林学士们去讨论，结果当时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抒己见，意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认为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其实，辞饭还不如辞位，他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见王安石一发言就直截了当地反驳自己，心里颇为不快，他马上反驳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空占职位、不尽职守的废物们好。再说现在国库已空，怎么能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呢？”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立即就指出来：“什么是很好地理财？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大概就是脑袋里只知道拿上簸箕去向老百姓收钱吧！”
“不见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说：“其实你不懂理财之道，如果善于理财的话，就是不加赋税，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说自己不懂理财，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司马光说：“天下财物总数是固定的，不在百姓就在公家，你要增加国家收入，不从百姓身上取从哪里取呢？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王安石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天下可开垦的土地并没有开垦完，许多可以为老百姓兴建的水利措施并没有兴建，朝廷上下许多妨害民生的弊政还没有革除，所以说天下财富还有许多可以滋生的来源。再说桑弘羊帮助汉武帝理财富国，打击奸商大贾，抗御匈奴入侵，这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你非让国家财力困穷，外人任意欺侮才高兴吗？”这一席话，问得司马光哑口无言。
两人辩论时，神宗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底。他更加认同王安石的说法。“开源”一定比“节流”重要，更何况“节流”是历朝历代都弹过的老调子，毫无新意。他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王安石的原因。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主持改革。实际上当时朝廷的大权，都交给了王安石，这时候他已经四十八岁了。
4.争议重重
老百姓听说王安石当上宰相，都很高兴，说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可是一帮守旧顽固派，却越来越不痛快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负担太重，已经没有力量交更多的赋税了。王安石为了保护封建经济的发展，就稍微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又要求脑满肠肥的大地主、大商人向国家多交一些钱。那些老官僚、贵族、皇亲国戚多半本人就是大地主，有些人也经营商业或和大商人有密切关系。如今王安石要从他们身上割一点肉下来，他们能高兴吗？
神宗任命王安石当副宰相不久，元老富弼就跑进皇宫对神宗说：“我听说最近朝廷把以前的许多法令都改变了，这一定是有阴险的小人在蒙蔽，欺骗陛下，陛下千万不要上当。”
神宗根本没理他，他自讨没趣，灰溜溜地回家了。
宰相曾公亮当初推荐王安石，为的是排挤韩琦，如今王安石上任，实权、魄力都比韩琦大，他也没辙了，就打报告要求退休。
还有两个副宰相，一个叫赵忭，一个叫唐介。赵忭虽然资格老，可他每次跟王安石争论变法的事儿，总占不了上风，只好天天回家生闷气，不久就被神宗打发到杭洲去了。反对变法最激烈的是唐介。他脾气最直，常常和王安石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他的学问和口才都比不上王安石，再加上神宗又支持变法，他一气就发了病，背上长了个大脓疮，没两个月就病死了。
宰相们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御史们（监察文武官员的官）又闹了起来。打头的是御史们的长官吕诲。吕诲出身于官僚世家，他的祖父吕端当过神宗的曾祖宋真宗的宰相。此人是有名的“敢言”，偏激狭隘，像那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一样，用严格的“君子”标准来要求他人，对朝廷的用人行政每每认为不合古法，专与执政大臣过不去，三任宰相都被他激烈攻击过。
有一次，他写了一份奏折，里面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说王安石骄傲专权，不把神宗放在眼里，虚伪好名，提拔亲信，欺负大臣，气死唐介等等。
上书朝廷之后，他又把这篇东西公布给群僚，一时廷议纷然。相当多的人觉得解气，到处进行宣扬。
王安石心里不痛快，就请了病假，不出来管事了，这是被弹劫的大臣经常采取的姿态。当时刚好轮到司马光起草诏书，他就借神宗的口气责骂王安石：“如今因为变法，闹得天下人心不安，怨声载道，你倒想躲到一边图清闲了。你如此只为自己打算，岂不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王安石见到这份诏书，气愤极了，立即上书辩解。神宗知道自己不对，忙亲笔写了封信，安慰王安石说：“前次诏书中的这两句话，我因为粗心，审阅时没有发现，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意思，这件事太对不住先生了。”
经过神宗的再三挽留，王安石终于重新上班管理变法的事了。
5.选拔人才
王安石变法得不到旧官僚的支持，他只好自己想法培养、提拔变法人才，争取广大官员的支持。他从拥护变法的低级官员甚至“白丁”（没有官职的人）中提拔大批人员，安排到中央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这些人里头，有的挺能干，改革决心也很大；有的就是为升官而投机；有的突然破格提拔成大官，有点得意忘形了；有的从边远地区来，不熟悉朝廷的礼节，也闹了一些笑话。大臣们和伺候神宗的近侍都看不惯这帮“暴发户”。
一天神宗举行宴会，招待文武百官，宫廷的滑稽演员也来助兴。按当时的习惯，这些演员在皇帝面前可以随意说笑逗乐，大臣们被挖苦了也不能生气。
演出开始了。一个演员骑头小毛驴，晃晃悠悠地向大殿走来，到了殿前也不下驴，赶着毛驴直上宫殿的台阶。卫兵们忙过来拦住他，他傻笑着说：“莫怪！莫怪！我还以为有脚者尽上得！”
这话明明是讽刺那些新官爬得快，不讲资历，不讲学问，有脚就能往上爬。
这些新官里头，最有名的要数曾布、吕惠卿和章惇了。
曾布的哥哥曾巩，是王安石早年最好的朋友，也是北宋的著名文学家。变法那年曾布刚三十三岁，他和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许多法令都是由这两个人起草的。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县人，他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可是很有野心。他考中进士后分配到真州做推官，后来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
章惇也是福建人，比吕惠卿小三岁，性情非常豪爽。他初次考进士时，名次比较低，他当时就把录取书扔在地上。隔了几年再来考，果然进入了前几名。章惇虽然豪爽，为人也还耿直，可也有弱点。他年轻时长得挺帅，风流潇洒，生活作风不大正派，所以当时的官场中都认为他人品不好。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人才很缺，有个叫李承之的就向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说：“听说这个人品行太差。”
李承之说。“那都是他年轻时不懂事犯的过错。再说您缺的是人才，我推荐的也是人才，您试着找他当面谈谈，准会赏识他的。”
王安石就召见章惇。章惇果然很有才华，知识广博，能说会道，政治观点和王安石完全一致。王安石很高兴，只恨和章惇没能早点认识，马上把他提拔起来。王安石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有才干的年轻官员。但王安石急于推行变法，选拔人才时对品德方面注意得太不够了，为变法派后来的分裂种下了祸根。
6.初推新法
从斗争的实践中，王安石深深感到，现在朝廷苟且偷安，腐败无能，是不能担当变法改革重任的。他计划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领导变法运动。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
三司条例司建立起来以后，首先颁布的是“均输法”。
北宋时，东京汴梁居民百万，驻兵几十万，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这么多居民，加上庞大的军队、官僚、政府和宫廷，当然要消费大量物资用品。北宋政府就命令东南各地（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每年上供货物，从水路运往东京。遇有特殊需要，还临时派官员下去控刮。各地每年的年成不同，价钱贵贱不一样，再加上各地官吏层层剥削，富商大贾兴风作浪，上供给百姓造成很重的负担，国家也吃了不少亏。
“均输法”规定由发运使总管东南的赋税，随时掌握各地货物的行情，根据京城各部门的需要，向各地征购。贵的时候少买，贱了就多买，近处有货就不到远处去买。这么一来，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一些，国家得了实惠，各地操纵市场的大商人却少赚了好多钱。于是这些大商人都叫苦连天。朝中一些官员也给皇帝上书，为他们鸣不平。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只是说王安石所谓的富国之法，就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接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也先后上书，反对均输法。苏轼兄弟本是强烈要求改革的，但是他们的政革是从节用出发，在传统框架内进行调整。对王安石这样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同样不能接受。
神宗虽然继续重用王安石，可是心里却常犹豫不定，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他就不痛快。有一天他对王安石说：“听说近来外面都纷纷议论变法的事儿，说朝廷如今不顾天意，不听人言，不守祖宗的法度，先生以为如何？”
王安石说：“陛下对国事关心备至，处处为百姓着想，怎能说不顾天意？官民的建议，无论大小，只要有道理，陛下无不采纳，怎能说不听人言？有些‘人言’，不值得听，难道也非得听从吗？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那道理也很明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就多次修订法度，怎能说祖宗定下的法度规章，后世子孙就不能更改呢？”
在王安石的鼓励下，神宗终于下决心把变法改革坚持下去。
四、经受考验，新法推行终见成效
到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十二月，神宗正式拜王安石为正宰相。京城里有好几百名官员听说了，都赶到王家去祝贺，谁知王安石下令关上大门，谁也不见。原来王安石当时心里很烦闷，宰相的担子使他感到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两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前途寒心起来，他真巴不得走出宰相府，回到江宁去过那闭门读书的宁静生活。
1.护法斗争
夜已经很深了，王安石还在书案前起草新法。过了一会，他慢慢地抬起头，凝望着夜空，心中暗想：只要“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贯彻下去，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好转的。想到这里，他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空气，轻轻地关上了窗。
不久，“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相继公布了。
“青苗法”规定，城乡居民一年当中可以向当地官府借两次钱，半年之内归还。借一千钱，要还一千二百钱。借钱的时候官府要根据各户的贫富，规定借钱的数目。这样一来，老百姓虽然也要付不少利息，但比借高利贷合算多了。官府放债收利息，收入也增加了。可原来靠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的富豪，不但被断了财路，而且有些地方的官府还强迫他们也借青苗钱，付利息，吃亏吃大了。
“农田水利法”则是鼓励各地官员、百姓，兴修水利，收益大的，国家给予奖励。资金不够，可以向官府借青苗钱，期限放宽，利息降低。
新法像春雷似的震动了天下。特别是开封城里，就像湖水中投进了一块大石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众多的元老重臣都成为变法的反对派，仁人志士们也都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一时间，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
反对声音中，有王安石曾经最亲密的朋友、许多帮助过他的人：曾经的好友司马光，曾经欣赏他的上司欧阳修，文坛的领袖苏轼，曾经主张变法的富弼，曾经在皇帝面前推荐他的韩维……这些人在大宋王朝无不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同样为国为民，也同样反对王安石这般改革。
此时，王安石不听任何劝告，不作任何检讨，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对自己说：我胸怀坦荡为了国家，难道有错吗？
有了神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大权在握，他痛下狠心，清除一切反对他的人。罢官的罢官，发配的发配，贬职的贬职，只要是反对改革的，一律排斥！
一日，司马光以私人的身份拜访王安石：“介甫兄，你我昔日皆在包公手下共事，也曾是文学好友。我以昔日朋友的身份劝你一句，不要太执拗了。”
王安石以礼相待，但他拒绝了司马光的劝诫：“昔日包公宴请我等，执意劝酒之事，司马兄可曾记得？”
那是十几年前，在一次酒宴上，王安石却坚持不饮，其执拗的性格让包拯很下不了台。
司马光叹了口气：“介甫兄，你性格偏执，不给情面，是成大事的障碍呀……”
王安石面露不悦：“司马兄，我胸怀坦荡，为官清廉，变法乃是为国家大义，不是为个人荣华。我何错之有？”
司马光一时语塞。
只是，司马光对王安石不再抱希望了，他们已然成为两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王安石，执意要清除那些“阻挡改革的落后分子”。
2.批司马光
到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十二月，神宗正式拜王安石为正宰相。京城里有好几百名官员听说了，都赶到王家去祝贺，谁知王安石下令关上大门，谁也不见。原来王安石当时心里很烦闷，宰相的担子使他感到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两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前途寒心起来，他真巴不得走出宰相府，回到江宁去过那闭门读书的宁静生活。想着想着，他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件事。
八月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陆佃进京应考，顺便来问候老师。闲谈中，王安石问陆佃地方上对新法有什么反映，陆佃诚恳地说：“老师制定新法的想法都很好，可惜地方官一执行起来就走了样，违背朝廷的意思，结果惹得老百姓反而对新法不满。”
王安石听了大吃一惊，就质问具体管这些事的吕惠卿。吕惠卿派亲信李承之到陆佃的家乡淮南一带去调查。李承之是个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下去走马看花地逛了一圈，回来扯谎说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王安石只好暂时把这件事搁下了，可心里老觉得放不下。
一日王安石下朝回来，儿子王雱说道：“秀州判官李定来访。”
李定是王安石多年不见的门生，见老师进来，即要施礼。王安石抢前一步拉住，急切地问道：“你从南方来，那儿的百姓觉得青苗法怎样？”
“青苗法实行后，给穷户百姓解决了缺粮的困难，真是人人称赞！”
王安石微笑着点头说：“好，明日上朝，你亲自说给皇帝听听。”
李定感慨地说：“等不到上朝面君，就有几个守门神跳出来了！”
王安石诧异道：“怎么回事？”
“刚才碰到司马谏议大夫，问及南方新法情况，他再三说，眼下朝廷为新法争论很凶，上朝不许谈及此事。”
“唔——又是他！”王安石深思地点点头，脸上不由显出怒色，随后又关切地问：“你打算怎么办？”
“如实上奏！”
“好！”王安石坚定地说。
稍停，王安石又问：“听到外面对新法有什么议论没有？”
李定想了想，笑出声来：“有，有！有人说老师喜听奉承，坚持己见，称你为‘拗相公’。”
“哈哈哈！”王安石爽朗地笑了起来，“他们为了败坏天下，胡说八道，本来不值一听嘛！说我拗，就是要拗，不拗，新法怎能推行？要拗，要拗到底！”说完师生二人同时放声大笑。
这时，王雱拿进来厚厚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与王介甫书”。王安石接过来迅速扫了几眼，见信中又是恭维，又是挖苦，又是劝说，又是威吓。
王雱在一旁愤愤说道：“相父，这老家伙没事找事，这是第五封骚扰信了，回他一下吧！”
王安石点点头说：“拿纸来。”
纸墨备齐，王安石握笔宁神，静立片刻，遂即奋笔疾书，一挥而就。这篇文章就是王安石的不朽名著——《答司马谏议书》。它立论精确，旗帜鲜明，给了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当头一棒。
3.东明事件
青苗法实行的第二年（1071年），一个暮春的傍晚，司马光站在楼上凭栏远眺，望着絮飞花落的情景，感到心口一阵阵绞痛。他微闭双眼，暗暗谋算着：青苗法到底推行开了，听说还接二连三地搞什么免役法，这不是成心要把祖宗的法度都变完吗？我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什么叫“免役法”呢？原来北宋政府规定，除了官僚贵族和商人，所有的农民每年除了向国家交纳赋税，还要轮流到地方官府当差服役，干各种杂活儿。有的因此长年回不了家，干不了地里的活。有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专让那些富裕农民做一些贴钱的差使，几年下来，就能整得他们倾家荡产。
王安石和神宗经过反复商量，订了个“免役法”，它的特点是出钱免役。具体说起来，各州县根据当地的人口、贫富，先规定好每年需要多少人服役，这就避免了随意乱派差的情况。再把乡村的民户按经济条件分成十等。四等以下的除了一些轻便的短期劳役，就不用服以前名目繁多的杂役了。三等以上的民户每年交两次“免役钱”，由官府用这些钱另外雇人服役。这些民户交点钱就可以免除许多麻烦，不用耽误农活当然很欢迎了。
“免役法”施行后，王安石不断搜集听取下面的情况，密切注视着斗争的动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司马光这号人是决不会甘心的。表面越平静，就预示着更大风浪的到来。果然，不久就发生了“东明上访事件”。
那是1072年5月14日，王安石正在伏案看书，忽然由远而近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时门卫慌忙跑来报告：“相爷，外面来了许多老百姓，喊着要找您说话，您是不是先避一下。”
王安石听了虽说有些突然，但立即意识到一定是与变法有关的事，他挥手说：“不要紧，见见老百姓也好。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说着便大步朝门外走去。
丞相府门外，大概有上千名老百姓正呼喊着，他们见王安石出来了，情绪更加激烈，有人愤怒地大声质问：“你变的什么法，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下去？”
“挂的羊头，卖的狗肉，名义上说四等户以下的不收役钱，暗中却来这一手！”
王安石看着人群的来势这样猛，又听到这些质问，暗自思忖，这是怎么回事？他便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哪个县的？”
“东明县的。”众人齐声回答。
“你们说有些什么问题啊？”王安石招呼着大伙。
“你就是王宰相吧！”人群中走出一个壮年庄稼汉，气愤地说，“我们是东明县的农民，原来听说王宰相要变法，本是拥护的，谁知实行起来和说的不一样。像我们吧，本来都是穷得连锅也揭不开的四等户，这次却硬把我们提成三等户。三等户就要缴钱，这不是有意讹诈人，这事难道你还不知道？”
其实，这事王安石根本就不知道。这都是东明县县长贾蕃接受了文彦搏的指示，故意把户等提高的，想达到破坏免役法的目的。
王安石调查清楚以后，决定对这件事情要严加处理，他在给神宗的奏章中特别提出：“如果谁胆敢将四等户提为三等户，被人控告，官职全部撤去，永远不能赦免。”写完后，王安石命吕惠卿给神宗送进宫去。
王安石推开窗户，凝视前方，那神情，似乎在等待着更大风暴的到来。
4.富国强兵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呼地吹个不停，丞相府庭院里的一棵杨树，迎着寒风，傲然挺立。更鼓清脆地敲了三下，书房窗纸上映出一个高大的身影，王安石正在凝神修改一个刚刚草拟出来的新条例。
过了一会，他放下笔，舒展一下胳臂。这时，门帘一挑，儿子王雱走了进来。王安石对他说：“王雱，天亮请曾布、吕惠卿来府，咱们还得商讨商讨”。
“父亲，王韶将军在京已候了三天，他想见您”。
“我已经知道了，请他一起来”。
王韶是江西德安县人，抱负很大，文武全才。他年纪很轻就中了进士，可一直没受到重用，只在浙江当过一个小官。王安石掌权后，他曾和王韶面谈，对王韶的才干、知识也非常赞赏，于是派他到西北一带巡视边防。
第二天，在相府的外书房，王安石接待了曾布、王韶和吕惠卿。
王安石环视了一下围在桌边的曾布、王韶、吕惠卿，分析道：“各位，这两年虽然有守旧派的反对和捣乱，变法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我觉得军队也应该整顿。你们看，”他指着桌上放的一张地图：“北边是契丹辽国，西北边是党项西夏，西南是许多羌族小部落，他们虽然是四分五裂，但侵扰我边境的野心从未收敛。自‘澶渊之盟’以来，我国领土不时被夏、辽侵占，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我朝中一些大臣不顾国家的安危，主张称契丹为叔父，每年进奉银两财物，这是我们的耻辱！”
王安石略微停顿一下，看看大家，接着说：“先帝开国时兵只有二十万，现在兵达一百多万，竟北不能御辽，西不能抗夏，什么原因呢？”
“是‘守内虚外’政策导致的恶果。”曾布说。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口号使我们承受了莫大耻辱。”王韶说。
“对”。吕惠卿对大家的议论发出了赞同的声音：“用钱买兵，老弱病童一齐进营，年积月累，哪里有战斗力？领军的将帅经常调换，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马不练，怎能上阵杀敌？一味的议和退让，这都是在朝的几个腐儒出的鬼点子，他们高唱朝庭受点屈辱是小事，老百姓不受累是最大的仁义！”
“辽、夏所以不断侵扰边境，得寸进尺，祸根就在这个仁义卖国的理论上。我们要使老百姓学会打仗的本领，采取新的征兵办法，兵器要统一制造，兵员要减弱留强，将官要进行认真选拔，收复河湟、幽燕失地，雪耻消恨！”王安石慷慨激昂，说理透彻明了。
“太好了！”大家一齐称快！
这一天，在会议上定下几件大事：“保甲法”、“保马法”订出来了；设置“军器监”，也议好了掌管人；征兵制代替了募兵制；士兵也要种田，以农养兵……为扭转军队巨额开支、国家财政支出困难的局面，大家又想了不少好主意，王安石决定向神宗一一建议实施。
5.爱国主战
自从上述那些新法实施以来，效果非常显著，大宋多年的“病态”为之一变：仓库里的粮多了，钱也多了；军费开支也减少了许多，可是边疆的马壮了，兵也强了。王安石这时正盘算着收复河湟、幽燕失地的计划。
一天，两匹快马直奔相府，两位强壮的偏将在门前滚鞍下马。
“二位是……”门卫探问。
“我们从河湟营寨来！”
“快进，快进，丞相正等着你们呢！”门卫说。
王安石接过公文，迅速看了一遍，眉宇间现出了喜悦，连说：“好！好！”
两位偏将怀疑地望着丞相刚毅的面孔，连忙说：“王将军再三叮咛，辽兵二十万进驻边界，西夏也已正在调兵，让我们把严峻的局势向丞相说明，怎么丞相看过公文，反而叫好呀？”
王安石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对两位偏将说：“收复河湟、保边卫国这是百姓的愿望，也是我多年的心事。西夏先出兵，想用下马威把我们唬住。这一手，只能哄骗了鼠目寸光的腐儒，对我们来说正是用兵的良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两位偏将，转忧为喜，点了点头。
第二天，满朝的文武官员在朝班里交头接耳，议论着西夏出兵的急报，唯有丞相王安石沉静地站在那里，一语不发。
突然，三声沉闷的鼓响，神宗皇帝临朝了。
王安石一步跨出朝班，向神宗上奏：“王韶将军派人送来公文，西夏蠢蠢欲动，臣不敢自专，特奏明陛下。”
“陛下，臣也收到边报，这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这几年不给辽、夏进贡物，又搞什么变法，必然使辽、夏疑心。我觉得，不如割地议和，几年未送的财物，加倍送去，辽、夏必然退兵！”司马光迫不及特地说。
“不，这种屈辱求和的政策，正好助长了辽、夏的侵略野心，虎口是填不满的，侵略者从古至今都是得寸进尺。”王安石立即反驳。
“丞相，我们国家花几个钱是小事，两国友好，人民不受战争的涂炭，讲仁义这是大事！”司马光理屈词穷，抛出了孔孟之道这张王牌。
“我也看过古人的书，没见以让去战的，更没有以让去杀的。光讲道德，我们会当亡国奴的！”王安石义正词严，毫不退让。
神宗面有喜色，他问王安石：“我们的兵力如何？”
王安石见神宗已有出兵的决心，怕几个主和的大臣再煽动，就又加上一把火：“推行新法以来，我国仓库充实，兵马强壮，武器锐利，尤其是百姓人人操练武艺，对辽、夏入侵恨之入骨，是能打胜仗的。”
神宗点头，主战派叫好，司马光一伙垂下了脑袋，像秋霜打了的蔫茄子一样。
6.熙河大捷
1073年春天，王韶开始了收复河湟的工作。坐在一旁的朝庭使臣，看到军纪整严，士气高昂，暗暗称奇，过去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出的箭一、二十步便落了地，那种失败的情景再也没有了。这是变法带来的变化啊！
战斗开始了。西夏大将玛尔季依仗高山峻岭，坚守不应战。王韶与宗谔商议后决定声东击西：王韶引主力偷渡武胜寨，宗谔则在竹牛岭虚张声势。玛尔季登山俯视，笑宋军在烈日下的狼狈相，正准备飞兵下山，打个措手不及。忽然快马来报，副将瞎乐战死，玛尔季急回师去救。忽然一声锣鼓响，王韶伏兵尽出，玛尔季一见被围，无心恋战，杀开一条路，落荒而逃。宋兵个个争先，人人向前，杀得夏兵大败。
王韶他们又按照王安石的意图，在洮河修建城堡，巩固已得的大片土地，以图进一步歼灭夏兵。
王安石看到前线打了胜仗的捷报，多年收复失地的心愿实现了，很是高兴。特别是王韶能照自己的想法扩建城堡，巩固阵地，以图再进，确感到这个人用的得当。忽然，王雱、吕惠卿一齐走了进来，王安石看到他俩的脸上带着忿忿不平之意，急问：“又出了什么事了？”
“京城里有人放出了一股风，说什么：‘熙河之战是无事找事，快快把夺来的领土送还给西夏，不然大祸迫在眉睫！’”吕惠卿说。
“还不是文彦博一伙造的谣！”王雱说。
“哼，卖国贼的嘴脸越来越明显了！”王安石气愤极了。
“明天早朝，再给皇帝奏明此事，对这伙卖国贼子，也要以牙还牙！”王安石一边说着一边捶了一下桌子。
第二天早朝，神宗听了河湟打了胜仗的消息，心花怒放。文彦博这时摇头晃脑地走出朝班：“陛下，听说王韶在洮河要建城堡，这太没有计划了！”
“房子坏了能不修理吗？”神宗说。“主事的人，带兵的将，怎么能无计划呢？修城正是为了实现全部收回失地的大计划啊！”
文彦博一言不发，呆呆地立在阶下。
退朝后，王安石急忙写信鼓舞王韶他们坚决把失地全部收回。王韶大战两月有余，奔走一千多里征程，打了一个个大胜仗。王安石在相府，每日都有捷报传来。
熙河大捷的消息，人们都知道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次胜利，共得五个州，收复失地二千多里。
熙河大捷使神宗进一步看到了变法的好处，他召集文武百官聚集紫宸殿，共同庆贺有宋八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并亲自解下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给王安石。
王安石辞谢道：“这次胜利，是陛下英明果断和将士忠勇奋战的结果，我只不过作了一点忠于职守的事而已，不敢承受这个赏赐。”
神宗说：“这次大战的前后，多少大臣们怀疑，甚至捣乱，我当时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要不是你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抗击侵略者，恢复失地，帮助我坚定信心，此功难成！”王安石几番推辞，神宗不允，他才双手接过那条白玉带。
五、变法遇阻，争议宰相被迫离职
自从王安石登上相位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大变法中，皇帝是帅，他是具体执行的将。按照人们的传统思维，皇帝受命于天，是不会错的，除非是受奸臣蛊惑。于是，在这场变法中，如果取得了什么成绩，总先要归功于皇帝；而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王安石是当然的替罪羊。
1.溜须拍马
变法取得了成绩，王安石的威望越来越高，围在王安石身边溜须拍马的小人也越来越多。
一天，有人把苏轼新写的一篇文章送去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第一遍看的时候，说了句：“这是写的什么呀？”
旁边坐着的一个客人马上说苏轼的坏话，还说：“这篇东西能叫文章吗？简直狗屁不通。”
王安石没理他，又把这篇文章读了好几遍，不由的站起来高声朗读。读完了，他长叹一声，说：“写得好啊！简直可以和司马迁的文笔媲美！”
那客人脸登时涨得通红，悄悄溜走了。
有一个人名叫范镗，他知道王安石最喜欢别人夸奖王雱。有一天他写了一首诗献给王安石，诗里说王氏父子的文章能与孔圣人相匹敌，他们的政治功绩胜过了古代周武王的宰相周公。这一回拍上了，王安石听后美滋滋地说：“这个人了解我们父子。”
王安石是当朝宰相，又是大文学家，很多人请他写墓志铭，想用他的大名为死者增辉。有个叫程师孟的官员对王安石说：“先生的文章天下第一，我有幸能与先生同时活在世上，想请先生替我写篇墓志铭，也好让我的名字借先生的光流芳百世。”
王安石说：“你父亲生前有哪些经历？”
程师孟说：“先生误会了。我不是为父亲求先生，我是怕自己死后得不到先生的亲笔杰作啊！”
王安石虽然没有答应这个可笑的要求，心里倒也挺赏识程师孟对自己的仰慕之心。
当时甚至还有官员自愿死后托生为王雱的儿子的，简直无奇不有。在这种空气的包围下，王安石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头脑有点不太清醒了。
王安石生活上一向俭朴，家里人也都不铺张。可王安石当上宰相以后，吴夫人和子女们都觉得应该讲讲排场了。二女儿出嫁的时候，吴夫人置了许多值钱的嫁妆，还用一种非常名贵的彩锦做成床帐。还没成亲，婚礼的铺张已经闻名汴京了。神宗一天见到王安石，就问他：“像您这样的大学者，也学那些俗人给儿女做锦帐？”
王安石愣住了，回家一问，才知道是吴夫人的主意。他赶紧把锦帐捐到寺庙里给菩萨用，第二天又向神宗认了错。
2.性格缺陷
王安石在生活上虽然还能保持旧作风，思想上的毛病可就多起来了。王安石本来性子急躁，变法有了些成绩，就更加急于求成。据说有个好拍马屁的家伙知道王安石最爱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有一天就讨好王安石说：“我给相爷出个好主意。梁山泊（在今山东省梁山、郓城等县之间）有八百里方圆，如果把泊里的水都排干，不是就多出一大片良田吗？那样能多种多少庄稼呀！”
王安石听了也很高兴。他想了一会儿，问：“那些水排到哪里去呢？”
那人答不上来了。旁边坐着一位王安石的老朋友，名叫刘邠，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他说：“这有什么难的？”
王安石忙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刘邠说：“在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方圆的梁山泊，水不就盛下了吗？”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这件事就算吹了。
王安石还有一个毛病，是过于自信，做事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他编了一部《字说》，对中国字的来源、形成作了新的解释。据说他编这部书的时候，可费了心思，有时候为解释一个字，要想好长时间，把手指头咬出血来也不觉得。可这些解释，好多都是望文生义，非常可笑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问王安石：“你说‘笃’字的意思是用竹鞭打马，那‘坡’字怎么解释呢？”
王安石回答说：“‘坡’，就是土地的皮。”
苏轼接着问：“照这么说，‘滑’字就是水的骨头了？”
王安石答不上来了。尽管许多人都不赞成《字说》，王安石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还很为这部书自豪，有些人就利用王安石的这种脾气来开玩笑。
有一天刘邠去看王安石。王安石正在吃饭，就让刘邠先上书房坐一会儿。刘邠和王安石关系很好，到他家也很随便，看见书桌的砚台下压着一份文稿，就拿起来看。原来是谈论兵法的，论点很新奇。刘邠是有名的才子，记性特别好，据说能过目不忘。他看完以后，就把稿子放回原处，走到书房外面的走廊上踱来踱去，好像没事人似的。王安石吃完饭过来，见刘邠正在书房外散步，就叫他进屋聊一会儿。说着说着，王安石问他：“老兄近来又写出什么好文章吗？”
刘邠说：“也没写什么，就写了一篇讲兵法的，不过是草稿，还没有成文。”
王安石一听，敢情他也对兵法有兴趣，问他有些什么见解。刘邠就把刚才看来的那一套议论用自己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王安石听了很纳闷，想：怎么他跟我的看法完全一样呢？难道又是我的见解落了俗套吗？原来王安石认为，只有跟别人都不一样的见解，才算是不落俗套的。于是他拿过自己刚写的稿子，三下两下就撕了。
自信心太强这个缺点，不但使王安石得罪了不少人，犯了不少错误，也使年轻的神宗感到难以忍受，君臣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
3.皇室反对
北宋开国以来，商业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其中最大的就是汴京，居民超过了一百万。当时还出现了一批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他们背后往往有大官僚、皇亲国戚作靠山，所以能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不但一般市民和小商人对他们很不满意，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
熙宁五年五月，王安石宣布成立专门管理商业的“市易司”，负责规定物价，管理市场。这么一来，大商人们要少赚好多钱。他们急眼了，到处造谣，说自打市易司成立，汴京的商品都涨价了，又说国家和老百姓争这么一点小利，太失体面了。
和大商人们关系密切的守旧派官僚以文彦博为首，又一次发动了对新法的攻击。情况复杂的是，好些有势力的皇亲国戚也加入了反对新法的行列。
其中就有神宗的老丈人、向皇后的父亲向经。他一向充当商人的后台，商人们得了暴利，也送给他一部分，市易司成立以后，他仗着“国丈”的身分，又写信去为商人说好话，市易司没理他。还有一位汴京城里鼎鼎大名的“曹国舅”，就是曹太后的弟弟曹佾，他在京城里一向横行霸道，自己也经营商业。市易司一成立，就揭发了他欺压市民、牟取暴利的丑事儿。这么一来，宫廷势力也正式卷进了反对变法的浪潮。
一天，神宗皇帝到曹太后的宫中，向曹太后请安。曹太后看着神宗忧虑的神色，她似乎变得比神宗更忧伤。
曹太后说：“祖宗的法令制度，是不应该轻易变更的，我听说老百姓苦于青苗法、免役法，应该废掉才是。”
神宗说：“这些法令制度是用来利民，而不是祸害百姓的。”
“我知道，王安石的确很有才学，然而怨恨他的人太多了。要想保全他，不如暂时放他到地方上去。”曹太后说。
“但是，群臣中只有王安石有能力主持国家的大事。”神宗说。
“曹太后的话，是至理名言，皇上不能不考虑。”神宗的弟弟岐王赵颢说。
神宗皇帝本来就心情不愉快，朝廷上下反变法者的声音无休止地传到他的耳边，在他最需要别人理解和支持的时候，听到弟弟也在反对自己，怒气不由从心中升起。
“难道是我败坏了国家吗？那么就让你来治理这个国家吧！就让你来当这个皇帝吧！”神宗怒道。
神宗皇帝这一怒，吓得赵颢瑟瑟发抖，好久说不出话来。皇帝也知道话说过头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不语。
本来，他们来曹太后的宫中请安，是为了向曹太后问好，是为了使曹太后心里高兴。然而，这次的请安却变得不欢而散。
4.宣德门事件
熙宁六年正月十五日，在这个节庆的日子，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正月十五这天，王安石随皇帝到城中观看百戏，与民同乐。傍晚，王安石随皇帝回到宫中。皇帝的车驾进了宣德门，王安石随之策马而入。就在这时，从门边上来两个太监，一把拉往了王安石的马缰。王安石在马上一惊，差点掉下马来。而马由于速度很快，一时停不下脚，把太监带了个趔趄。太监恼羞成恼，上前就踹了下安石的车夫一脚！
王安石大吃一惊，心想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两个太监太不给自己面子了！他忍住怒火问道：“你怎么打人？”
太监昂首说道：“大臣到宣德门必须下马，相公你不知道吗？”
旁边另一个太监不阴不阳地说：“人臣到此都得下马，相公你不下马，难道你是王莽一类的人吗？”
王安石听说把自己比作篡夺汉朝江山的奸臣，不禁大怒，跳下马来，劈手打了这个太监一耳光。偏偏这个太监也不是善茬，顺势滚倒在地，大喊大叫：“打人啦！打人啦！有人要造反啦！”
已经进宫的神宗皇帝听到后面的喧哗，派人来问怎么回事。王安石强忍怒气，说：“守门太监打伤了我的车夫，小事一件，不足以惊动皇帝，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里，王安石越想越气。这分明不是一件小事，以前他进宫，有时也骑马走宣德门，怎么从来没有人提醒他要下马呢？宣德门下马的定制，他从来没听说过。太监口中还说什么王莽，那意思分明是说他大逆不道。一个小小太监，为什么敢这样做呢？看来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想通过这件事让他丢脸。王安石也知道，自己执政以来，独得皇帝宠信，让太多的人眼红，他们说自己飞扬跋扈，已不是一天了。明天，一定要好好奏明皇上，为自己辩屈！
第二天上朝之后，皇帝果然问起了昨天的事。王安石当着大臣们的面，原原本本地禀奏了事情的经过。王安石姿态很高，他先请皇帝派人查明，宣德门下马有无定制。
皇帝听了这事也大为惊讶。皇帝说：“朕做亲王时，位在宰相之下，进宣德门也并没有下马。”
这时，老臣文彦博上来奏道：“臣听说过宣德门下马的定制，臣从来都是在宣德门下马！至于陛下为亲王时，身为皇子，自然是人臣所不能比，皇子不下马，当然是可以的。”
皇帝想为王安石找一些面子，问道：“朕记得没这个定制，别人还有谁知道应不应该下马？”
然而，下面却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出来为王安石辩解。今天的当朝大臣，只有王安石一个是变法派领袖，其他变法派人物由于官位卑小，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朝会。
皇帝见没有人为王安石说话，只好打个圆场：“那以后再调查调查吧。”
退朝回来，王安石十分压抑。没想到自己在朝中竟然是这样孤立，今天真是颜面扫尽！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存书房里，心情非常灰暗。王安石执政以来，一直怕别人说他骄横，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也特别地注意，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比被人误解更让人难过呢？灰心之下，他起草了辞职奏章。
神宗当即回书慰问，并反复说明自己派人审明，这两个太监背后并无人指使，皇帝已经严惩这两个人了。过了几天，皇帝又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叫去，让他代自己安慰王安石。过了几天，王安石终于又上班了。
5.上“流民图”
似乎是因为王安石不信上天而遭致的报复，就在王安石新法推行日渐深入之时，一场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旱灾从天而降。
自熙宁六年以来，全国各地连续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到了熙宁七年春天，河北一带连续干旱十个月以上，大河小溪都干得见底，草木枯黄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龟裂开来，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另外，许多地方都闹起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大地是仅存的一点绿色一掠而去。在灾害最严重的地方，树叶吃光了，树皮吃光了，草根也吃光了。人们开始成批地饿死、逃亡，一股股衣衫褴褛的人流盲目地在中原一带游动。
报灾的奏折一封又一封飞入汴京，王安石的桌案上每天都是一堆。朝廷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是国家存粮有限，基层官员的办事效率低下，贪官污吏不以民生为念，因此救灾效果并不明显。神宗一次次召开朝会，商议救灾办法。面对这样肆意的灾魔，群臣也没有办法。
汴京恰在重灾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灾民涌进城内求食，昔日繁华的汴京街道，现在遍布饥饿的灾民，他们破烂的衣衫、瘦得皮包骨的身躯、哀求的神情让每位路人的心都不禁恻然。尤其是饭馆酒楼之上，他们一群群地围着桌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让食客们不得不把正在吃着的东西扔给他们，而一个包子或一碗剩饭就会引起一场争夺。
守旧派们借这个机会，硬说这都是因为变法搞得天怒人怨，得罪了老天爷，所以上天才降下这么严重的灾害。只要把王安石撤了，把新法废了，上天一定会马上下雨。有一个叫郑侠的，也跟着他们一起闹。
郑侠是福建人，很有才学。当年王安石在江宁隐居的时候，郑侠才二十来岁，也住在江宁的清凉寺里念书。王安石很欣赏他，还叫自己的学生转拜他为老师。王安石当宰相以后，郑侠也到了京城。王安石几次想重用他，他不肯干，反跟守旧派常常来往。
熙宁七年，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图画得很生动，很逼真，把流民们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卖儿卖女、困死他乡的悲惨情景都描绘出来了。郑侠还对神宗说，天下闹到这种地步，全是王安石的过错，只要罢了王安石的官，天下就会太平。
生长在深宫里的神宗，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朕治理的天下吗？朕天天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就得了这样的结果吗？这就是朕日夜希求的中兴景象吗？……”
夜已深了，淡淡的月光洒满静悄悄的庭院，空中隐隐传来更鼓声，阵阵夜风吹得房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整个庭宫显得那么幽深、凄凉。
坤宁宫内，昏暗的宫灯下，神宗不安地来回踱步。
他走到御案前，从散乱在案上的奏章中，随手拿起一看。司马光奏：“免新法，风雨顺，王安石六大罪状……”他扔下又拾起一个，韩琦奏：“去安石，天必雨……”再拿一个：“免新法……”
一阵阴森的夜风袭来，宋神宗望着那些散乱的奏章，感到茫然，两宫太后的话又回响在耳边，看来只有暂时罢免王安石了。
6.罢免安石
其实，自从王安石登上相位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大变法中，皇帝是帅，他是具体执行的将。按照人们的传统思维，皇帝受命于天，是不会错的，除非是受奸臣蛊惑。于是，在这场变法中，如果取得了什么成绩，总先要归功于皇帝；而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王安石是当然的替罪羊。
现在，当皇帝再一次和王安石独对的时候，君臣两人越发明白，王安石现在已经不得不登上祭坛，充当替罪羊的角色，来替改革事业承担全社会的巨大压力。所以，皇帝心中不免深深内疚：“爱卿这次不得不离职，但变法不能停止，过了这个风口浪尖，朕还得请你回来主持朝政。”
王安石露出一丝苦笑：“臣也确实是累了。这八年来，臣为变法之事，确实心力已耗尽，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屡次辞职，陛下也不批准。如今我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说实话，臣内心也早就盼着这天。只是变法大业今后更要劳皇上的思虑，陛下今后要多多注意身体。”
皇帝重重地点点头：“爱卿这一走，朕仿佛失去了左膀右臂，你觉得谁可以担任宰相呢？”
王安石对这个问题早已思考过了，此时脱口而出：“韩绛与吕惠卿为变法出了很多力，韩绛老成持重，惠卿才具超群，这两个人配合，应该可以担得起大任。”
皇帝说：“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皇帝又问王安石，退职之后能不能不离开东京，在皇帝身边做顾问。此时此刻，皇帝越发感到王安石人品和才能的难得，他担心王安石走后朝政如何开展。
王安石却是去意已定，他的内心苦楚而疲惫。
他有着干一番大事业以拯救大宋危机的愿望，有着“以天下为已任”的个性，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德报恩之心。年轻有为的神宗的确深深地打动了他。尽管他知道自己不过是这位皇帝棋盘上的一个“车”，“车”就要去拼杀效命，对此，王安石绝无怨言。为臣只要能当一颗君王手上的好“车”，也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当新法激起了群臣的攻击，当对自己不利的一切劈头盖脸涌来的时候，神宗动摇了。神宗眼中的疑惑、神宗紧锁的眉头、神宗有些勉强的话语……这一切深深地刺伤了王安石的心。
因此，他对神宗说：“臣身体本来不好，这皇上也知道。近来越发经常头昏目眩，一犯就是半天。还是请皇上让臣回江宁吧。”
皇帝叹了口气：“那好吧。愿你在江宁好好休养，尽快把身体养好。朕赐你一百两黄金，你不要推辞。朕知道你为官清廉，又不善持家，家中十分拮据。这次回江宁又要不少开销，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只好苦自己。这点钱，你用来路上用吧！”
王安石跟圈一红，归根结底，还是皇帝了解他呀。像这样亦臣亦友的君臣之情，古今能有几人？可惜，即使君臣相知如他们俩，最终也是落了这样的结局。想到这里，泪落了下来，王安石赶紧深深地叩下头去：“谢皇上！”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五月三日，王安石郁闷地离开了开封，回江宁去了。
六、屡受打击，王安石黯然辞相位
王雱死后，王安石的心像压了一块巨石。在和顽固守旧卖国贼的斗争中，他没有妥协；在和变法派内部分裂分子的斗争中，他没有退让；在和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他精力充沛，越战越强。可是儿子的死，却使他心情沉痛万分。因为，王雱不仅是自己的爱子，同时，也是变法过程中的战友和助手啊！王安石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再三要求辞职。
1.王吕内讧
熙宁七年五月下旬，经过二十多天的水陆奔波，王安石携了一船书籍与一家老小，回到了江宁府。一转眼间，过去七年了，江宁府景物依旧，只是东城的老宅已经破败不堪，只好暂时住在知府衙门里。
坐在江宁知府衙门里，呼吸着江南熟悉的温润空气，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具被抽空了血液的躯壳，大脑空空荡荡，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去想。每天，勉强应付完公事，他不是倒头便睡，就是出郊外漫游，以打发时光。
王安石在江宁过安静生活的时候，朝廷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变得更好，相反，在他离去之后，宋朝廷的改革之路走得更加艰难。
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两人的关系简直象父子一样。所以王安石离开朝廷时，特意向神宗推荐吕惠卿来接替他。
吕惠卿虽然很能干，政治上也支持新法，野心却太强烈，又非常骄傲自大。他当权不久，和所有的大臣都闹僵了，无论是守旧派还是变法派，都受到他的排挤。他用人根本不管立场、才干，只看对自己是不是忠诚。所以最后提拔上来的，全是他的兄弟、亲戚、朋友。连神宗都说；“吕惠卿的毛病是争强好胜，妒贤忌能，办事不公正。”
没有多久，朝廷中就形成了一个“吕氏小集团”。吕惠卿还仗着自己的权势，勾结地方官，强迫一些土财主“借”钱给他，在苏州一带买下了大片田产。
可是对吕惠卿来说，要想独霸朝廷大权，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王安石虽然免职休养，在全国的威望仍然很高，一呼百应。再说神宗毕竟和王安石感情很深，随时都可能召回王安石。于是他费尽心机，想把自己以前的恩师置于死地。
熙宁七年十一月，吕惠卿试着走了第一步。他向神宗建议，乘举行祭天仪式的机会，加封王安石“节度使”的荣誉职务。神宗一下子就识破了他的用心，很不高兴地说：“这种封赏办法是用来对待有罪的大臣的。王安石虽然被免职，并没有犯什么罪，怎么可以套用这种封赏旧例呢？”
吕惠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很有文才，生性耿直。他一向不支持新法，和画流民图的郑侠交情挺好。可他和王安石的感情却还是很好的，吕惠卿对此知道得很清楚。王安石当副宰相不久，曾因为一件小事，和王安国发生争论，吕惠卿就在旁边给王安石帮腔。王安国很严肃地说：“当宰相的，应该疏远那些钻营拍马的小人。”
吕惠卿认为王安国是冲着自己说的，从此怀恨在心。这时候他就来个公报私仇，指使主管监察百官的邓绾等人编造了许多罪名，告发郑侠、王安国等人。因为邓绾的检举材料写得有枝有叶，头头是道，大臣们又都害怕吕惠卿的权势，郑侠就被判处流放，王安国被遣送回原籍。吕惠卿见陷害成功，就更加狂妄了，凡是能暗算王安石的办法，他都使出来了。不少大臣纷纷讨好吕惠卿，帮着攻击王安石。
王安石的老朋友韩绛虽然是正宰相，却招架不住吕惠卿的胡作非为，就给神宗写了密信，要求重新起用王安石。神宗眼看一年来朝政混乱，对吕惠卿也不太满意，于是在熙宁八年（1085年）的二月，突然宣召王安石进京，重新担任宰相。
2.复为宰相
二月的江宁，郁郁葱葱，到处都呈现着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江宁府内一片欢腾，人们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属吏们为王安石赴京再任丞相而奔忙着。
王安石罢相整整十个月了。这十个月，他朝夕都在惦念着新法的推行。当接到神宗的诏命，他恨不得一步就迈到京都，因为他又有机会为国家出力了！
到了京城，王安石拜见了宋神亲以后，刚回到相府，立刻就被一些变法派的伙伴们围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争着说道：“这回可好了，咱们又有主心骨了”，“你这次回来打算怎么干？”王安石环视一下这些熟识的面孔，感到浑身的热血在沸腾。
“曾布和吕惠卿呢？”王安石突然发现人群中，少了两位变法期间朝夕相处的伙伴，问道。
“要说他俩呀！”不知谁说了一句就不吭声了。
“他俩怎么了？”王安石觉察到其中必有原因，急忙追问。
“他俩屁股一转，跟咱们唱起对台戏来了。”说话的人抬头看看又继续说：“先说曾布吧。当初丞相在位时，是个赞成变法的人，青苗、免役法的条例都经过他的手，可是丞相走后，那伙守旧大臣大骂市易法与民争利，是步汉朝桑弘羊的后尘。神宗皇帝整天心事重重，深怕市易法有啥毛病，就派曾布去检查市易法实施的情况。曾布活像个相面先生，一见皇帝有点动摇，就来了个见风使舵。”
“他说市易法垄断市场，贱买贵卖，广收赢余，以官府之名来行兼并之实。”另一个官员抢着说。
“他完全和反对派唱的是一个调子。”
“哪里还有变法派的气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王安石心里明白七八分了。因为早在自己罢相前，曾布就有几分动摇了。“可是，吕惠卿呢？他又是怎么回事？”王安石有点纳闷。
为了进一步搞清吕惠卿的情况，王安石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把语调拉得稳稳问道：“吕惠卿和韩绛不是共同执政吗？他的态度如何？”
“哼，吕惠卿自丞相走后，虽和韩绛共同执政，可老和韩绛意见不一致，好多问题压到今天都处理不下去。”一位御史忿忿地说。“吕惠卿还倚仗势力，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提拔当官，听说还勾结大豪绅借钱买地。前几天，听说是韩绛一再在皇帝面前请求把你请回来，皇帝才下诏命的。你要提防着点吕惠卿的诡计。”
夜深了，人们都已散去了，王安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想，吕惠卿是变法最得力的助手，所有变法措施，差不多都与他商量过。以前守旧派的不断攻击，都没有动摇过他变法的决心和勇气。如今他当上参知政事后，地位变了，心也变了……
3.自相残杀
晨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满天朝霞映红了大地，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一夜未睡，王安石一点也不感觉疲倦。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儿子王雱走了进来。
“父亲，一路辛苦了！”王雱亲切地问候父亲。
王安石和蔼地点点头，让王雱在他面前坐下。王安石打量着儿子消瘦、憔悴的面孔问道：“听说你被免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父亲，吕惠卿拆我的台。”王雱委屈地说：“那次皇帝找我，想让我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我不好直说我愿意干的话，便假意推辞一下，可站在一边的吕惠卿立即抓住我的话，对皇帝说：‘他不想干就算了’。一句话就把我的职免了。父亲，你从前与他亲如父子，其实他的虚伪、奸诈我早就看透了。”
王安石默默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从改革的大局出发，王安石虽然看到了吕惠卿的野心，但他还是忍耐着，甚至还在神宗面前为吕惠卿辩护。而神宗则似乎早就清楚地看出了吕惠卿的政治野心和政治阴谋，同样是出于变法的大局而在很多方面让着吕惠卿。两个月以后，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使王吕彼此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羽林军（皇帝的卫队）里有个大将军名叫赵世居，是宗室贵族（皇帝的本族），因为被人告发企图造反，被抓了起来。这个案子牵连到许多贵族、官员，主办这个案件的，有御史的长官邓绾、谏院的长官范百禄，还有御史徐禧。
范百禄是守旧派的死党，他在调查当中发现，有个四川人李士宁，多年以前因为善于算命，经常出入大贵族、大官僚家庭。十七八年前，李士宁也和赵世居家来往，还写过一首诗送给赵世居的母亲。而这个李士宁又和王安石相识。于是范百禄就把李士宁抓了起来，硬说他当时写的是“反诗”，还参加了赵世居的谋反活动，要判他死罪。吕惠卿这一回不管什么变法派、守旧派了，暗中支持范百禄。
一同办案的御史徐禧马上给神宗上书，说李士宁本来无罪，范百禄陷害好人，是想进一步诬陷、整垮王安石。这件事关系重大，神宗亲自指派大臣复查，最后查明李士宁与这个案件根本没有牵连，所谓“反诗”，其实是李士宁抄的仁宗皇帝的两句诗。真相大白，李士宁无罪释放，范百禄降职，吕惠卿的计谋再次失败。
到了五月，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主持国家太学的考试，把吕惠卿的小舅子方通录取为前几名。这种事情往常并不稀罕，如今大家都看到吕惠卿就要失势了，就有人出来揭发吕氏兄弟作弊包庇。
那位一心想当“好官”的邓绾，本来投靠吕惠卿，如今王安石又回到朝廷，他为了把自己洗刷干净，又“反戈一击”，检举吕氏兄弟倚仗权势，勾结地方官，强借富户钱财，置买田产的违法行为。于是神宗下令把吕氏兄弟都撤职了。
吕氏兄弟当权的时候非常蛮横，得罪了好多人。所以大家听说他们被撤职，都特别高兴。大文学家苏轼主动要求执笔，起草罢免吕惠卿的诏书。这份诏书列举吕惠卿干过的坏事，骂得淋漓尽致。汴京的官员们纷纷争相传抄，使京城的纸价都抬高了。
4.丧子之痛
王安石到达朝廷之后，神宗皇帝对他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亲切温和，但王安石却已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激情。一来是他感到神宗对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二来呢，他觉得阻力太大，矛盾又错综复杂，对前途渐渐失去了信心。
他曾经感慨地对神宗说：“天下的事就像煮开水，刚加了一把火，上面又往锅里泼了一勺凉水。老这么折腾，哪一天才能煮得开啊！”
他给朋友王珪的信里又说：“几年来我的所作所为，谈不上讨好大家，倒得罪了不少皇亲权贵。我的眼力也不足以识人，所以在我的‘好朋友’中，常隐藏着阴险的小人。”
对王安石打击最大的，是他的爱子王雱的死。王雱从小就非常聪明，知识广博。他二十四岁考取了进士，以后一直帮助父亲推行新法，出了不少力。但他年轻气盛，性格急躁，很容易生气，所以身体也不太好。
王安石熙宁七年离职去江宁时，王雱已经得了病，也跟着父亲离开京城，心情非常不好，熙宁八年神宗再次召王安石进京，他一下子振奋起来，催父亲赶紧动身。船刚到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他嫌船走得慢，自己非要骑马从陆路先走，第二天就犯起病来。王安石回到汴京以后，吕惠卿曾经托人来讲情，话说得很动听，王安石心已经有点软下来了，王雱不依，说道：“您不忍心伤害他，他当初怎么忍心对您下毒手？如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他又组织人收集吕惠卿的罪证，要好好整他，没等办完这件事，王雱的病情加重，终于离开人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王雱死后，王安石的心像压了一块巨石。在和顽固守旧卖国贼的斗争中，他没有妥协；在和变法派内部分裂分子的斗争中，他没有退让；在和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他精力充沛，越战越强。可是儿子的死，却使他心情沉痛万分。因为，王雱不仅是自己的爱子，同时，也是变法过程中的战友和助手啊！王安石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再三要求辞职。
变法派的那伙投机家怕大旗一倒，他们的官位也保不住，都着起急来。邓绾就去对神宗说：“陛想要想让宰相安心干下去，只要给他一点好处就行。”
神宗问道：“该给他什么样的好处呢？”
邓绾厚着脸皮说：“提升宰相的公子当枢密使，兄弟当副宰相，女婿、侄儿担任机要职务，再赏赐几所好宅子，几处好田地，宰相一定会心满意足的。”
神宗没有吭气，心里可老大不痛快。过了几天，王安石又来要求辞职。神宗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您可别着急啊！您的那些要求，我正一条一条在办。现在就差一处好宅子了。等找到了，我一总向您宣布。”
王安石听傻了，不知神宗是什么意思：“我有什么要求？干嘛要给我找宅子？”
神宗见他真不知道，就把邓绾说的那番话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说：“我的为人，陛下还不知道吗？邓绾居然说得出这种话来，还能担负监察百官的责任吗？”
神宗一想也是，王安石可不是那种人啊！准是邓绾搞的鬼，就把邓绾贬到虢州（今河南省元宝县）去了。
5.二次罢相
吕惠卿被贬到陈州以后，朝廷中的变法派主将已经分崩离析了：章惇被撤职贬往湖州，韩绛已贬往许州，曾布也早已离开朝廷。
朝廷中只剩下一个最坚强的变法派人士了，他就是王安石。但是，他确实已经身心疲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他无法再支撑起大宋帝国的改革事业了。而且，最令他伤心和痛苦的是，曾经是他的最有力支持者的吕惠卿，在他的背后给了他狠狠的一刀。
原来吕惠卿为人阴险，凡与人通信、交谈，都留下记录，准备将来派用处。他被贬到陈州以后，就写了一封密信给神宗。当初王安石和守旧派官员冯京共事，意见经常不一致。那时候吕惠卿是变法派的得力干将，和王安石无话不谈。王安石有些事就直接让吕惠卿去办，还写信嘱咐他：“别让冯京知道。”吕惠卿这会儿就把王安石的信交给神宗，说王安石办事不经大臣讨论，自作主张。神宗没理这个茬。吕惠卿就又交出一封信，也是王安石让他办一件事，信里嘱咐他：“别让皇上知道。”
神宗皇帝把吕惠卿的密信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看着吕惠卿写给皇上的信，脸色发青，气都喘不出来。要不是他极力控制自己，他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悔恨不已，自己太愚蠢，太不聪明，太没有眼力，怎么没有早一点看出吕惠卿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当时，经常有反对新法的人在京城里游行，要求罢除新法。王安石请求神宗把这些人加以治罪，神宗不同意。王安石便与神宗皇帝争了起来：“要不这样的话，新法就根本无法推行。”
神宗说：“听说民间也对新法不满。”
王安石说：“严寒暑雨，百姓还有所抱怨呢，何况是实施新法呢？这些就不用担心了。”
神宗说：“难道老百姓抱怨严寒暑雨都不可以吗？”
这次对话使王安石很不高兴，他明显地意识到神宗也开始讨厌他了。退朝后，辞任的想法又一次强烈的涌上王安石的心头。他坐在中书省的厅堂里，眼前出现的，却是金陵那优美的山光水色，脑中所想的，是行走于钟山脚下的自由自在的优游闲雅的生活。
1076年10月，王安石坚决要求罢免他的宰相职务，神宗皇帝终于同意他再一次辞去宰相的职务。
王安石带着满心的忧伤和悲愤，带着强国之梦的毁灭和落寞，带着身衰子亡的痛苦和绝望，黯然神伤地向神宗皇帝告别，从此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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