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女性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贤妻良母型，二是忙事业顾不上家型。从两种类型女人的家务活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心得。
某女子生长于传统的相夫教子之家，五年前初为人妻、少涉世事，立志继承母业，做一名贤妻良母，便一人独揽家中所有家务。先生欲下厨、买菜、洗衣，被她一一拒绝。她为独揽家务琐事而乐此不疲。
丈夫很是庆幸自己能娶到这样贤惠的妻子，并由衷地感到幸福。他欣赏妻子的能干，叹服女人的耐力。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就这样过去了两年，丈夫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躺在沙发上或看电视，或看报纸，等着妻子的饭菜，更为可恶的是，他也不再赞美妻子了。再后来，妻子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开始繁忙起来，渐渐无暇顾及家务事，一旁的丈夫很是不适应，对此颇有微词。妻子陷入了劳而无功、劳而有过的境地。
一日，妻子与好友相见，好友谈及某日亲自下厨为其丈夫操办生日，此番举动令她的丈夫好生感动，并由此对她倍加怜惜。相比之下，妻子不由得哀叹上天的不公。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故事中的妻子所谓的“上天不公”的原因，很显然，是妻子忽略了一条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妻子的好友难得下厨，奉献行为稀缺，让其丈夫感觉新鲜、难得，所以边际效用很高；而这位妻子的奉献则如滔滔江水，长年累月担负着家务之责，自然淹没了丈夫对此的感觉，让他由赞叹到麻木直至挑剔，使得妻子奉献的边际收益递减。正所谓“久居兰芷之室，不闻其香”。
伦理学崇尚克己、奉献、博爱，而经济学注重成本收益的比较。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婚姻更像一张契约，体现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婚姻中的双方有着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像董永和七仙女这样的“天仙配”，也得“你挑水来我浇园”。
也就是说，家庭生活也像团队生产，激励约束不相容同样会导致偷懒及搭便车的现象发生。贤妻良母型女人不仅使自己的收益成本不对称，而且会带来较大的外部性，例如造就丈夫的懒惰、儿女的低能等。由贤妻良母导演的家庭悲剧也屡见不鲜。由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贤妻良母难做。在为家庭作奉献时，应该时刻把握好一个度。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故事。
阿雅的老公烧得一手好菜。当初谈恋爱时，每次到阿雅家，他都要大显身手，让阿雅的家人大饱口福。后来阿雅才知道，原来他特意花了大半年时间钻研菜谱，暗地里在家练习，很费了一番工夫。至于自己的手艺，阿雅则一脸惭愧。第一次在男友家中做菜，一盘炝炒的菜，费了阿雅不少工夫，结果菜端上桌，男友的父母连同妹妹们都是浅尝辄止，连她自己也觉得难以下咽。为此，她感到又羞又愧。
婚后一段时间，多半是老公下厨。老公还经常教阿雅怎么烧菜。这样一来，事情慢慢起了变化。演变到如今，完全是阿雅下厨，老公连锅铲边儿都难得碰一回了。每次请客吃饭，朋友们赞扬阿雅的手艺时，他都要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一番，说这手艺是他教的。这使阿雅觉得自己上了第一等的大当，免不了要细究个中缘由。
如上述故事中的家庭内部的分工问题，也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便鼓吹分工和交换不遗余力理论。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说：一个国家应该进口那些别人能以更低成本制造的东西。比如，法国人能够以较为低廉的成本酿造葡萄酒，英国就乐得进口他们的酒，这个时候英国若非要自己酿酒则是愚蠢的行为。自然，这个分工的道理，对于家庭也适用，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到的分工和交换不遗余力理论。既然老公的厨艺远胜于自己，就该老公下厨才是，阿雅非得自责而后强烈要求自己做，这样的行为难免有些愚蠢。按照斯密的分工和交换不遗余力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国富论》问世40年后，又一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出了本书叫《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这本书声称，斯密说得不对！分工和交换要看比较优势，而不是斯密说的绝对优势。老公烧菜比阿雅好，这没错，可他的时间用在挣钱和事业上，比炒菜金贵万倍，而阿雅自己则是一份闲差，在家的时间多，所以就在这上面有比较优势，所以就该阿雅烧菜。这就叫做“比较优势原理”。
大卫·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还只是分工的起因。分工之后，它还会因专业化投资而加强，甚至绝对优势也会因专业化而改变。一般人眼里，投资好像就是大把金钱的投入，但在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看来，像阿雅用来提高厨艺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化投资。如今在家，自己、儿子，包括老公，都更喜欢吃阿雅烧的菜。老公早就自叹不如，不敢在阿雅面前夸耀炒菜的手艺，更不敢跟她比试了。亚当·斯密也提出过与此类似的原理：技艺随着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而增进。
与阿雅的专业化投资对应的是，她的老公精心经营事业，也算是专业化投资。但是受“关系特定的投资”原理的影响，阿雅与她老公的专业化投资出路却异常分歧。花时间提高炒菜技艺，自然减少了提高挣钱技能的时间。更何况，阿雅成天琢磨的，只是怎样做菜才符合老公和儿子的口味。比如，儿子吃面喜欢放醋，老公闻到面里有醋味儿就反胃。老公吃炒鸡蛋喜欢嫩嫩的，做法最好是等油烧得滚烫，熄掉火，然后再放鸡蛋，最能吊老公的胃口。如此这般的知识，得一点一滴积累，耗心耗时，颇为不易。
可问题在于，阿雅耗心耗时积累的这些知识（“人力资本”），照顾的仅仅是老公和孩子的特殊口味，一旦离开他们，便没什么太大的用场。也就是说，阿雅的专业化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只在自己和老公的这个特定婚姻关系中有用，离开了老公，离开了这个家，就会大大贬值。而先生呢，有了阿雅操持家务，相对地腾出了更多时间培养挣钱技能，扩展他的事业基础和关系网。这些东西的价值，离开了阿雅和这个家，不会降低分毫。最要命的是，这投资的价值，跟有没有老婆没多大关系。
这让阿雅感到非常不平衡，甚至有点愤愤不平。怎么自己和老公之间经过交换和专业化，结果却变成我必须依赖他，才能从我的投资中获益，而他，却不必同等程度地依赖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地位变得如此不对称了？经济学认为，这种平等而自愿的交换，互利互惠的专业分化，却蕴藏着令人很不舒服的前景：对方随时可以用出走作为威胁，对你予取予求。你对他的单方面依赖，使他有能力敲诈走你投资的全部利润。这就是家庭主妇阿雅所面临的悲惨现实。那么，怎样保障阿雅的专业化投资呢？建立牢固的爱情纽带，就是最好的、不得已的方法。
斯蒂格里茨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言外之意，经济学家与一般人的思考不同，对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与一般人得出的结论往往偏差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做家务也是如此。
谷贱伤农与人才最贵
中国有句古语叫“谷贱伤农”，意思是丰收了，由于粮价下跌，农民的收入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也就是说，人们不因为粮食便宜而多吃粮食，由于丰收而造成粮价下跌，并不会使粮食需求量同比例地增加，从而使总收入减少，农民蒙受损失。
市场经济中，出现诸如把牛奶倒掉的现象，究其原因也在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降价不会使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因而会减少总收益，所以企业把过剩的农产品毁掉反而会因供给的减少而维持价格，从而维持利润。
事实上，关于过剩的解释，经济学上有“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这两个概念。绝对过剩是指，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让所有需要它的人的需求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之后，还有所剩余。相对过剩是指该种商品的过剩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言的，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也就是说，社会的供给超过了具有购买能力的人的需求，而与此同时，还存在许多买不起该种商品的人。我们说，绝对过剩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度发展为基础的，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而相对过剩则是时常出现的情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相对过剩的现象。牛奶的过剩，就属于相对过剩。
香烟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对于吸烟上瘾的人来说，价格上涨不会减少消费，对不吸烟的人来说，香烟的价格再低他也不会消费。吸烟对本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限制香烟的消费，政府对香烟征收重税，但是烟厂的利润依然相当可观，因为消费者对香烟有依赖，生产者因此可以将其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结果香烟的税主要由消费者来承担。
家用电器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价格上涨会减少消费，价格下跌会增加消费。在当前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各个家电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如果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就会使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会减少消费，不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家电产品的税负主要由生产者负担。由此得出，需求富有弹性则税负主要由生产者负担，需求缺乏弹性则税负主要由消费者负担。
我们说，物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有多大价值，而更主要是看它是否存在一定的需求和供给。没有供给的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没有需求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去花钱买它。所以，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水的需求大，但是供给也是大的，这样，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共同作用，导致水的价格低廉。
钻石是一种奢侈性消费品，对人们正常的生活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价格提高一点，人们就有可能放弃这种需求。由于钻石在地球上的含量以及开采难度，钻石的供给也是十分困难的，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小。这样一来，很大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小的供给价格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钻石市场价相对的十分高昂。
回到开头的“谷贱伤农”，本来说，农业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应该会更高些，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由于全体农业的丰收，造成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供给急剧上升，超过了需求量，这样一来，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是由农业生产周期性造成的。由于农产品的储存、加工、保鲜等特殊问题，农产品一般都不能存放太长时间，这样一来，在市场交易时，就给农民带来了天然的讨价还价的劣势。买方会想“反正你一定要急着卖出去，否则就会坏掉。那么你对交易的要求比我要迫切”，于是利用这种心理，拼命地压低价格。而在供给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农民达成交易的要求就会更迫切，价格就会被压得更低。
供求决定价格，这个道理在人才市场上也同样适用。现在各企事业单位求贤若渴，而人才又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此很多人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所以，作为一名人才，我们追求好的收入与发展，就必须重视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使自己成为一流人才。
下面先让我们看这样一个故事，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才才是一流的人才，才是最贵的人才。
黄明和钱程受雇于同一家服装公司，获得同样的薪酬。但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黄明青云直上，又是升职又是加薪，钱程却仍在原地踏步，毫无进展。钱程不得其解，就跑到老板那儿问询究竟。
“钱程，”老板开口说话了，“你现在到服装市场上去一下，看看今天早上什么货畅销。”
一会儿工夫，钱程便从市场上回来向老板汇报：“现在西服卖得俏。”
“批发价是多少？”老板又问。
钱程回答不上来，于是赶紧又跑到市场上，然后回来告诉老板：“120元一套。”
“有多少家经销商要货？”老板继续问他。
“您没有让我打听呀！”钱程觉得有点委屈。
“这样吧，”老板接着说，“现在请你坐在这把椅子上，别出声，看看别人怎么做的。”于是老板把黄明叫来，吩咐他说：“黄明，你现在到市场上去一下，看看今天西服的销售情况。”
黄明很快就从市场上回来了，他一口气向老板汇报说：“今天西服销售量比较大，每套批发价120元，有50家要货，每家要货160套。我还带来几位经销商，请你和他们商定订货合同。”
此时老板转向了钱程，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黄明的薪水比你高了吧？”钱程无语。
这里黄明和钱程都是人力资源，而黄明具有的人力资本显然比钱程具有的人力资本可以为老板带来更多的市场回报。所以我们说，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信号。简单地说，老板只有雇佣到更多的像黄明那样的人才，才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效益。
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等方式和手段，在人身上积淀的、具有稀缺性的、能够投入眼生产中并能产生价值增值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现代经济学已经将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而技术知识的创新与运用，又是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完成的。人力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已成为获取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所凭借的一种手段。
随着竞争的加剧，人力资本所表现出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舒尔茨曾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比如，全美最受尊崇的通用公司CEO杰克·韦尔奇自1981年入主通用，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通过实施一系列人力资本管理与竞争变革，使通用这个百年老企业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公司排名也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所以，重视人力资本的管理，对一个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个人而言，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有较高的回报。
“吃剩饭”中隐藏的经济学原理
下面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是否应该吃剩饭：
一位老太太年逾花甲，体态超常，每每买衣服都要耗去许多的搜寻成本。一辈子含辛茹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如何长出这些多余的脂肪？原来，老太太生性节俭，每当饭菜要剩下，都舍不得扔掉，常常是勉强多吃，多余的卡路里使她日渐臃肿并从此留下隐患。
像老太太这样节俭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父辈、祖父辈们。他们每每看到剩饭总会说：都不知道我们苦的时候吃的啥，你看你们挑的。
剩饭该勉强吃下还是该扔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方面从小我们就接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家长大多告诫孩子，要将碗里的饭菜吃光。即使现在外出做客，也常听到有人相劝“多吃多吃，免得浪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剩饭无论吃下还是扔掉，二者都是浪费。做熟的饭菜若不便保存及交换便成为沉没成本，这是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可能将熟饭再变成生米。
对吃剩饭的分析还要用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例如一个饥饿的人吃一个包子，那么第一个包子的效用（满足感、幸福感）是最强的。随着所吃包子的数量越来越多，虽然总效用不断增加，但是每一个包子给他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在他完全吃饱的时候，包子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边际效用却为零。如果他继续吃包子，胃会感到不舒服，包子的边际效用进一步成为负值，总效用也开始下降。
当我们深刻领悟了边际收益（效用）递减规律后，就能得出结论：吃剩饭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吃得太多，已经味同嚼蜡，毫无享受美食之感，边际效用自然也递减了，根本谈不上是强身壮体。相反，如果剩饭变质，吃出毛病，赔上医药费不说，还得让身体和精神双倍受损。
目前的选择是吃还是不吃，应该比较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多吃剩饭的成本与收益。当吃下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就该吃，否则就不吃。勉强吃下的成本首先是生理上的难受，其次是过量的饭菜对身体的一系列破坏（最佳状态是八分饱），而其收益至多是下顿饭少吃半碗。由此可见，将扔掉剩饭看做是浪费行为，将让剩饭破坏性地穿肠而过看做是节俭，显然不是理性的逻辑。
穷人与富人各有各的经济学
《读者》杂志上曾经刊登卢周来的一篇文章《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开头是这样写的：
乡下的姑姑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你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度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文中的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养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唯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唯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增加了。
一般是价格下跌供求下降，但是也会出现上面的特例。卢周来认为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作者的姑姑与非洲牧羊人一样，都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来说不可或缺，比如作者的姑姑必须有可支配的收入供开支。
与之相对的方面，如同电视上的广告一样，那些高档品，广告的次数再多，穷人照样买不起，也只是针对富人。
著名的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曾用模型论证过这样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购买力，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其购买能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在这样的境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自然会将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放在少数富人身上。所以，那些广告自然也主要是对着富人，而与大多数穷人无关。
首先是一般需求定律。这个定律称：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这种商品价格越高，其需求量就越低；而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高。对于穷人，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商品价格每涨一点，穷人在购买时都会多掂量掂量，少买一些，故这个需求定律的确对穷人管用。例如“恩格尔系数”，不管经济学定义如何规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用于维持生存的钱——主要是吃饭的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月挣一百元钱，如果花了九十元用于吃饭，“恩格尔系数”就是0.9。
显然，如果一个社会阶层恩格尔系数高，那么这个阶层就越贫困，意味着这个阶层收入中用于维持生存的钱占了绝大部分；反之则相反。而经济学规律又说，当某种（些）商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价格变化时，需求量变化越大；反之亦相反。这就完全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价格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腰带过日；除非这些消费品价格下降，穷人才有可能增大需求量。但富人完全不同，因为在他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不计较，更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需求数量。这一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
穷人买跌不买涨，富人不问跌还是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证明一般需求定律在某些领域对于富人不管用。金钱的边际效用对富人和穷人也有明显不同。
一次，一个小区里的保洁工和邻居阿姨对话，阿姨说现在城市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保洁工感慨地说：现在稻子不值钱，一担谷子就四十来元钱。一万元钱，我们要卖250担谷子才能换到，等于我几年的收成。城里人一顿饭钱，在我们乡下，可以干多少事情啊。
同样是一万元钱，在城里富人手中，可能只是一顿饭钱；而在乡下保洁工那里，却是个惊人的数目，相当于几年的收成，可以干非常多的事。如果用经济学术语表达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说，同样一块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
经济学上所谓边际，就是增加的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边际效用，就是增加1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1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亿万富翁，你给多加1块钱，这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增加的这1块钱，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满足程度的增加；但对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你给他1块钱，他会高兴老半天。
假定边际效用可以用数字表达。那么，这一块钱给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如果说是100个单位，而给富人增加的满足程度也许就只有1个单位。我们再假设一个国家由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组成。今年国家税收比去年多了1块钱，我们来研究这1块钱应该给谁，才会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最多。显然，如果依上面的理论，这多收入的1块钱应该给穷人，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1。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
这可以从庇古那里找到根据。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收入均等理论。他认为，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是社会总收入未增加，从富人手中拿出1块钱，福利损失是1；而这1块钱到了穷人手中，增加的福利是100，两相抵，社会总福利仍增加了99个单位。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相等了，1块钱对于社会全体成员边际效用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因为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变得没有意义。
但是，事物推理往往具有两面性。从1块钱对于穷人与富人效用的不同，也可以得出与上述偏向于穷人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更应该偏向于富人。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要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穷人和富人都有追求自己增加的效用最多的权利。因为1块钱给穷人增加100个单位的效用，而只给富人增加1个单位的效用，因此，穷人容易满足，富人的满足度要达到和穷人一样，收入必须是穷人的一百倍才行。那么，结论就是给穷人每增加l块钱，就应该给富人增加100元钱。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庇古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己的经济人，真要讲平等，应该是满足程度的平等，也就是幸福程度的平等，而不应该是钱财上的平等。因此，富人本身就应该拥有比穷人更多的钱，而且也应该比穷人更在乎钱。
更有一些中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本身就没有可比性。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幸福与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效用进行排序，也没有办法协调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利益。
社会有了穷人与富人之分，也许就注定了经济学本身的分化，即使是前提一致，最后的结论也因为有了穷人与富人而完全不同。穷人争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平等，而富人争的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平等，不过两个平等的含义各不相同而已。
能认清自己立场的经济学家真的不多了，罗宾逊夫人也许算得一个。20世纪30年代，罗宾逊夫人因为发现了不完全竞争定理而名扬经济学界。但不久后的一天，罗宾逊夫人突然想到，同样是啤酒，其价格上涨后，对于收入很低的穷人来说，消费量的确会明显减少；而对于那些富翁来说，啤酒价格上涨对于他们的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罗宾逊夫人仿佛在一时间大彻大悟：哪里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啊？于是，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
无论有多少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于穷人与富人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却一日也不可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选择；而社会上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同，的确就是一万元钱对于富裕的城里人与清贫的乡下保洁工之间的不同。
也许是我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只关注满足感足矣，不要再奢求什么实质平等了。有一个情节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一天结束了，卖煎饼的夫妻数着一天的收入，比昨天又增加了两块钱，夫妻相视一笑，是那样的甜蜜和满足；而在同一个夜晚，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因为所持股票面值下降而饮弹自杀，其实，仅他留下的，也够那对卖煎饼的夫妻吃上几辈子。
商家为何喜欢扎堆
人们常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如果三家商店分别分布在城南、城北、城西，这显然不如三家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更能吸引消费者的到来。人流对一个店面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品牌扎堆正是为了吸引人流，也就是说，只有商家先扎堆制造出热闹氛围，顾客才会过去凑热闹。
经常光顾麦当劳或肯德基的快乐一族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麦当劳与肯德基这两家店一般在同一条街上选址，或在相隔不到100米的对面或同街相邻门面。不仅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布局如此，大多类型相似的商场、超市的布局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如在北京的北三环不到15公里的道路两侧，已经驻扎了国美、苏宁、大中三大连锁家电的8家门店。从一般角度考虑，集结在一起就存在着竞争，而许多商家偏偏喜欢聚合经营，在一个商圈中争夺市场。这样选址会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会不会造成各超市或商家利润的下降呢？
假定市场上有甲、乙两个超市，他们向消费者提供的是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具有优势互补关系；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在理性的基础上谋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经营成本是一致的并且没有发生“共谋”；假如甲乙都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各为3个单位，如果甲选择与其他超市聚合经营，乙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个单位和1个单位，总效用还是6个单位。
这是因为聚合经营能够聚集“人气”，形成“马太效应”，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购买，进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散经营使企业无法获得与其他企业的资源共享优势，市场风险明显增大，导致获利能力下降。同理，若甲选择分散经营，乙选择聚合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1个单位和5个单位，而甲乙两家超市都选择聚合经营时，由于两家企业具有优势互补作用，所以，两者的利润都会增加为8个单位。
聚合选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连锁企业有个性，才有竞争力。在超市经营上要有特色，方显个性，这就要明确市场定位、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从产品、服务、促销等多方面进行改善，树立起区别于其他门店类型和品牌的形象。如果聚合的每一个连锁超市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形成“磁铁”效应，这样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消费群，而且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在北京南桥镇聚集了永乐、苏宁、国美三巨头连锁家电超市，聚合的市场使三巨头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寻求着特色发展之路。
永乐电器以CDMA手机营销模式促进CDMA手机普及，推出了以退换保障、质量保障、价格保障和额外支出保障为基础的四大保障体系，以服务和价格的双重优势吸引顾客。国美电器率先在其连锁店内开设了各类音像制品的销售，从而拓展了经营业务范围，同样也起到了招揽更多客户的作用；同时推广“普惠制”，让各类电器的消费者都能够实实在在地得到经济上的优惠，而不是某一类家电的购买者。苏宁电器则倡导“天天促销”，让消费者能够每天都得到实惠，并根据刚刚迁入新居客户的实际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为客户量身定制出一套合适的家电配置方案，为苏宁带去了销售额的直接增长。
另外，商业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一方面，体现所谓的“一站式”消费，丰富的商品种类满足了消费者降低购物成本的需求，而且同业大量聚集实现了区域最小差异化，为聚集地消费者实现比较购物建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经营商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谋求相对竞争优势，会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通过竞争提升自己的同时让普通消费者受益。正因为如此，聚合选址使商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竞争经济中的“鲶鱼效应”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是竞争保持了企业的活力。
沙丁鱼是欧洲人非常喜欢的一道美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沙丁鱼在运输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死去，使很多贩运沙丁鱼的商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使人们在餐桌上很难见到新鲜的沙丁鱼。
一次，一位鱼商意外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准备的鱼槽不足，商人只好将鲶鱼和沙丁鱼混装在一个鱼槽中。结果，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人意外地发现，沙丁鱼竟然一条也没有死。
原来，这都是鲶鱼的功劳。由于鲶鱼是一种好动的鱼类，在水中总是不停地东游西窜，使水槽不再是死水一潭。沙丁鱼本来是一种非常懒惰的鱼，很少游动。但是鲶鱼的到来使它们非常恐惧，使它们改变了好静不好动的习性，也跟着鲶鱼快速地游动起来。一舱的水被鲶鱼搞活了，船到岸边的时候，这些沙丁鱼仍然活蹦乱跳。
自然界就是在这种“鲶鱼效应”的竞争和选择中发展的，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正是这种竞争和选择，使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呈现出如此瑰丽多姿的色彩。
竞争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运动员长跑训练，一个人在运动场上跑就不容易出成绩，几个人一起跑的时候，大家的成绩一下子都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运动场上有了参照物，有了竞争的对象。再比如，学校为了进行分层次教学，将学生分成快班、慢班，这是很不科学的做法。这样分班的确能使快班的学生得到额外的关照，却使其他班级的学生没有了参照物、没有了领头羊，导致大家的学习成绩都平平常常，没有彼此的竞争，都自甘落后，最后大家的成绩都下降了。如果不分成快慢班，情况就不同了，哪一个班级里都自然地形成了上中下三个层次，学生们相互竞争、不甘落后，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班级里的学习成绩也普遍得到了提高。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使大家产生这种竞争的心理，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就要适当地将一个团体拆分成几个组，然后根据各组的成绩进行表彰，这样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没有竞争，就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竞争，就没有绚丽多彩的生活。
说到竞争，我们感触最深的可能就是中国电信的拆分了。过去的电信市场是一家垄断，当时国家想方设法进行通信设备的投资、改造，又开展各种服务竞赛活动，都没有任何效果，通信费用居高不下，服务质量低劣，安装一部电话甚至要花5000多元，而且还要排队等候三五个月，电信部门还要收取装机费，要指定购买电话，要交纳电话费押金，还要托关系走后门。这些都是国有企业一家垄断带来的弊端，当时的电信行业就仿佛是船舱中的沙丁鱼，根本就一动不动，怎么能够发展呢？
后来，中国电信被拆分成了几个公司，几个公司之间仿佛水槽中的鲶鱼和沙丁鱼一样，水被搞活了，每一个公司都不可能再待在一潭死水之中坐享其成了。网通公司、中国电信、中国铁通、中国移动都行动起来了，你推出长途优惠服务，我推出假日半价优惠；你赠送话费，我赠送话机；你邮寄话费清单，我就亲自送话费清单……就像驼鹿和狼，你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新鲜的招数层出不穷，消费者得到了实惠，经营者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国家的电信事业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车道。
竞争的作用就是这么奇妙，竞争的市场有无数的买者和无数的卖者，而且各个卖者提供的物品大体是相同的；市场是开放的，任何企业随时都可以自由地进出市场。这些条件的存在，使市场上任何一个买者或卖者的行动对市场价格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不可能左右市场，而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
要想获得更高的利润，最好的办法是差别竞争，也就是提高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手段、增加或者改进商品的性能等。这些手段通过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入手，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使市场变得异常丰富。这样，不仅不会引起价格的降低，而且由于商品的不同，还可以提高商品的价格。
另外，市场经过反复的博弈，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使新的充满活力的卖者不断进入市场，而那些僵化的不思进取的企业则被挤到市场之外。为什么我们的市场会呈现出一派如此繁荣的景象呢？经济学家说，因为有新的企业、新的资本、新的人才不断涌入，使市场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保持了永久的生机。
省钱与花钱的学问
“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叫“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凯恩斯还引用了一则古老的寓言：
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凯恩斯上述观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许多不同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相当醒目、相当郑重地向读者介绍、阐述这一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月光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秉持着“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富有到赤贫的过程。
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断粮而陷入困境，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不是富裕的小康家庭，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上学费用，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
“节约悖论”提出来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挥霍浪费，很快就会吃光喝光，破产衰亡。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有两句诗说得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那么，凯恩斯提出的上述观点，又该如何解释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注意到：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市场上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中，找不到销路，也就不能计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显然，如果国民增加消费，积压的产品就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从而使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增加；反之，如果国民减少消费，积压产品增加，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就会下降。这就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说穿了，凯恩斯提出“节约悖论”实际上不过是推销积压产品罢了。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人们会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趋向更加繁荣。相反，若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则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们强调节约，反对奢侈浪费。静态地来看，一个人收入越高，其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但动态地来看，在人们收入随着时间增加的同时，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结果消费在收入占的比例并不下降。抽象地来讲，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会用于消费，另一部分则用于储蓄，而储蓄则会通过金融机构转到厂商手里，用于增加投资。这样，厂商生产的产品就会全部销售出去，其中一部分被消费者购买用于消费，另一部分被其他厂商购买用于投资，整个国民收入就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均衡。但实际上，厂商生产的产品并不会完全销售出去，原因在于产品结构与需求结构不一致。例如，中国在2000年前后，市场上积压了大量彩色电视机，尽管彩电价格一降再降，但市场反应却十分冷淡。
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家庭已经普遍购买了彩电，整个彩电市场已经饱和。消费者手里尽管有钱，但并不会用于购买彩电，于是影响到彩电厂商也不会进一步增加彩电生产投资，这样，就导致了市场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刺激消费或刺激投资，必然徒劳无功。那么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使之与需求结构相一致。更明确地讲，必须开发新兴替代产品，使之与消费者潜在的市场需求结构相一致。例如，在模拟信号彩电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应该开发数字化的液晶彩电或等电离子彩电，这样消费者手里的钱就会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使市场走出萧条的困境，逐渐复苏，进入新一轮的繁荣佳境。而要开发新兴替代产品，必须有大量投资支持，从而需要大量居民储蓄。从这个角度来讲，节俭非但不会导致经济萧条，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它依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
总之，在学习凯恩斯“节约悖论”时，必须明确凯恩斯观点的前提，弄清凯恩斯使用的分析方法，搞清凯恩斯观点的实质内涵，绝不能不问前提、不问条件，随处套用。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刚进入小康阶段，整个国家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不能完全依据凯恩斯的观点，大肆鼓吹刺激消费。让我们跳出凯恩斯短期、静态、总量分析思维的框框，着眼现实经济生活，换用长期、动态、结构分析的思路，为明天的经济发展着想，继续保持和发扬节约的美德。只要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用于开发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兴产品，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富翁“显摆”背后的经济学
几年前曾流传着这样一则征婚广告——“优秀男士，诚觅好女孩”。广告上的“征婚者素描”写道：“男，未婚，汉族，70年代出生，1米7余，硕士学位；私企总裁，年收入千万，资产过亿，现居上海……”在广告中，还有一篇略带诗意的《爱事业更爱——好女孩》的短文。
这是一名亿万富豪征婚的广告。据说该广告共在全国100多家媒体投放，费用高达数百万元。对此，大家不禁要问，难道富人找个结婚对象那么难，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戴一只几百元的手表和戴一只价值百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其使用功能是相同的，但戴一只用18K金做壳，满是钻石的名牌江诗丹顿表能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经济学家把消费这种价格极其昂贵的名牌商品称为炫耀性消费，其含义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目的不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炫耀自己的身份——通常也称为“显摆”。
“显摆”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什么？
其实，这反映了一种消费心理——“炫耀性消费”心理，它是指存在于消费者身上的一种商品价格越高反而越愿意购买的消费倾向。
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的。作为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对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人有了钱以后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浪费性消费，这就是炫耀性消费。
这种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由于某些商品对别人具有炫耀性的效果，如购买高级轿车显示地位的高贵、收集名画显示雅致的爱好等，这类商品的价格定得越高，需求者反而越愿意购买，因为只有商品的高价，才能显示出购买者的富有和地位。这种消费随着社会发展有增长的趋势。
由于消费者可能是想通过使用价格高昂、优质的产品来引人注目，具有一定的炫耀性，因而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一般需求定律——即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不仅在富人中不管用，而且还出现了“反需求定律”现象，即富人买涨不买跌：当某种商品价格很高时，富人趋之若鹜；而该商品价格低落时，富人理都不理。
在某个以生产服装而闻名的小城市，一个服装厂老板这样介绍说，当年他那品牌的服装并不好卖，高不成低不就，穷人买不起，富人嫌档次低不愿买。后来他听从了一位海外商人的话，想出了一招，将服装价格突然从原来每套几百元一下子提高到五千多元，没有想到效果奇好，市场一下子打开了。西装还是那种西装，但愿意买的富人多了。原来几百元的西装穿在身上，富人觉得丢人；而现在五千多元一套的西装穿在身上，这些富人觉得很“派”！当然，这种西装如果说当初几百元一套，某些穷人还有所期待的话，那么，现在则完全不会买了。他们真是买不起。
现在众多媒体整日鼓噪一个名词“精神消费”，这绝对是有闲阶层或者说富人们的玩意儿，因为对于穷人来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于维持生计了。而所谓“精神消费”，恰会出现所谓“边际效用上升”。比如玩名牌，无论是车还是服装，富人们每增加或购买一套（辆），他会自觉他的身价又增加两分，因此，增加的满足程度会上升；更有玩收藏的，收藏得越来越齐全，他的满足程度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不断地提高。曾有这样一则报道，一位大老板，爱收藏世界各地的微型冲锋枪，当他那年终于收集到某种德国造的微冲时，竟然兴奋得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看来，这一支微冲，其增加的效用竟然比生命还值钱！
穷人与富人的消费行为不同，所以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市场：一个穷人的市场，一个富人的市场。在穷人这边的市场上，主要是低档消费品与日用品；在富人那边的市场上，主要是高档消费品与耐用品。因为世界的购买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占有世界生产份额百分之八十的大厂商都将质优价高的商品对着富人；穷人这边，则是小厂商负责供应。小厂商生产的商品附加值低，为了多赚一点钱，顾不了那么多，于是，假货、勾兑酒、霉米霉面都一齐上。受害的多是穷人，因为富人老早就不在小商店与集市上买东西。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中国农村已经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最大集散地；在有政府部门去打假时，竟有农民出来说：“我们需要假货！我们也只买得起假货！”
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更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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