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文学鲁迅

    1931年4月17日

    ——1931年就流氓与文学问题发表的演讲

    这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是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的。鲁迅的这篇论述几乎无懈可击，令人叫绝。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邦，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

    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整日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儿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儿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学习个性用自己

    ——在上海文化函授学院新年聚餐会上的演讲

    田汉1947年1月

    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今天想与各位谈三个问题。

    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以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

    不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

    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大学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侮辱我国女性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干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况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十四岁能写二十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六岁的天才儿童。即便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以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怀的热情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一切无计划，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可更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实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

    这不仅是“用自己”，不仅是替自己创造机会，而且是对社会与人民的最大的贡献。山东的义丐武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只要我们确实有为人类服务的精神，确实有“用自己”以创造机会的精神，即有自用之机会。

    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创造歌》，大意谓：天天可是创造时，人人可是创造者，处处可是创造地，只要我们肯努力，不问顺利与困难，都可以创造自己，都可造福社会。只要有这样精神，即不致失败，不致自杀，盖可自用也。

    归纳言之，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学习，发展个性，运用自己，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步，更应为争取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春天，希望我们的民族也能立刻有一个温暖的春天。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

    巴金1984年5月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会上，巴金作了《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演讲。81岁的老作家，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年发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作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溶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能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

    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量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纸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我们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

    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1961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1927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支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我这支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时，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像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绝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绝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只有和平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1980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1945年6月6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漓”的报道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

    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

    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切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

    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1935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段时期。

    60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1981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高尔基、萧伯纳、H.G.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

    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支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科学的春天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郭沫若1978年3月31日

    这篇文章激情洋溢，文采飞扬，充满着走出“文革”时代的兴奋，充满着对新时代到来的喜悦，充满着对科学事业锦绣前景的向往。

    郭沫若（1892—1978），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同时也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亲爱的同志们！

    党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仇、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地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看到今天这种喜人的情景，真是无比感慨和兴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敬爱的叶副主席的光辉诗篇，完全表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

    我们不仅需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

    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更加拼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毋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从能量的来源谈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

    李政道2006年9月5日

    李政道博士以《从能量的来源谈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为题，从营造环境、认识方向及抓紧时间和机遇三个方面就如何培养最顶尖的基础科学青年人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于2006年9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委员陈至立为开幕式发表了主旨演讲，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致欢迎辞。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博士代表嘉宾进行了发言。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7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理学、经济学奖获得者和部分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领域的专家，将围绕这一主题，从创新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生命科学学科发展和生物医药产业等层面开展研讨和交流活动。此次论坛由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论坛、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论坛、生命科学圆桌论坛等几大主题鲜明的活动组成。

    李政道（1926—），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他于1957年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今天我想跟各位谈一谈从能量的来源看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我想讲两个题目。一个是20世纪初的大问题，就是太阳能的来源。第二个是21世纪初的大问题，暗能量的来源。暗能量占据了全宇宙总能量的70%。我先讲一下太阳能之谜的解。

    64年前，1942年12月2日，费米成功地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链式的核反应堆。在费米的领导下，实现了人类第一个可以控制的核反应堆的运转。这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能够产生不是从太阳能出来的能量。在此之前，地球上所有的能量，包括石油、煤和其他的化学能量都是从太阳能造出来的。可是核能不一样。实际上是核能产生了太阳能，而并不是太阳能产生了核能。可是我们要问：费米和他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怎么会了解太阳能是核能呢？这个观念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是我想和各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要研究太阳能怎么出来，光向太阳看是没用的。太阳发光、发热，要研究太阳能，必须先要了解光能跟热能的基础科学规律。那么我们现在就分析一下。

    光能跟热能怎么开始的是一个重要的发现。1887年迈克尔逊和莫利要测量光的速度。当然他们测量光速是在地球面上测量的，可是地球有自转。他们的测量发现，光的速度跟地球自转的速度和方向没有关系，就是说光的速度是绝对的。这是很惊人的。热呢？我们知道随便什么物质只要有热、有温度，就要发光，光有一个分布。可是在经典物理学上不能解释温度跟发光的光能的分布。所以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普朗克方程式”，它给出黑体温度跟发光的光能关系，很精密的，跟实验结果一样。这就是“量子假设”的开始。1904年洛伦兹创立了“洛伦兹坐标变化公式”，建立了光的传播方式基础，解释了光速为什么是绝对性的。1904年以后步子就走得很快了。从1905~1925年这20年之内，在光能和热能的基础研究下，产生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我们20世纪的科技文化中，很大部分的文化，像原子构造、分子结构、激光、半导体、超导、超级计算机、网络、太阳能的本质、核反应堆等等，都是建立在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的；没有狭义相对论、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这些20世纪的科学文明。我们现在就接着讨论一下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的历史，是什么时候有大进步、是谁做的、是在什么年龄做的。

    1905年爱因斯坦25岁，创立狭义相对论；1913年尼尔斯玻尔27岁，建立量子论；1925~1926年间薛定谔38岁，海森堡24岁，创立了量子力学的Formality；费米25岁、保利25岁，建立了量子统计学。所以很清楚，要创新，必须要青出于蓝的、优秀的、有志的青年！紧跟着就是1928年迪拉克把狭义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联系起来，那时他只有25岁。他写下了迪拉克方程式，建立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1935年汤川秀树创建了介子理论，是为核的力的基础理论。由于有这样一组从马克斯·莫利开始对于光的基础的性质，跟普朗克对于热的基础性质这样辗转才一直引导到1942年费米可以在41岁时做出核反应堆。了解太阳能的来源，人类才开始产生不是来源自太阳能的能量。所以这是有一个历史经过的，而它是由光和热的基础规律才引导到太阳能是这么出来的，然后人可以不依靠太阳自己可以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1920年代量子力学产生的时候有哪几个最重要的物理中心，而它们的组织是什么样的。那时有三个重要的物理中心：一个是在哥本哈根，丹麦。它的科学领导就是尼尔斯玻尔。一个是在哥廷根，德国。它的领导是麦克斯·玻恩。一个是在剑桥，英国。它的领导是卢瑟福。这三个中心都是不大的，是小而精。所以“小而精的机构”是很重要的。而那时的科学领导，玻尔当然在早期就有他的“量子解释”，可是在做领导的20年代他还是很积极地在研究——哥本哈根的领导尼尔斯玻尔他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在做研究；哥廷根的麦克斯玻恩也是，剑桥的卢瑟福也是。所以，需要小而精的物理中心，而科学领导本人都是积极投入研究的。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如何培养最顶尖的基础科学青年人才——我这里讲的培养人才，是指最顶尖的人才——第一，要营造环境，是需要“小而精的研究中心”，教授和领导都还是在积极参加研究工作的。要认识方向，老师跟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对一的教导工作时间。要紧抓时间，紧抓机遇，要了解什么是大方向。要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要参加国际的竞争。那么，我们需要政府和政策的支持。

    我这里再把“一对一的”解释一下。当1946年，60年前我离开昆明西南联大，9月到美国入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费米教授。那个时候费米教授每星期至少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有半天跟我两个人“一对一的”讨论物理。我们讨论的物理中，从天体物理、粒子物理、核子物理、分子物理、原子物理到固体、流体、气体，凡是有基础性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深入分析讨论的，使得我终身受益。所以这个“一对一的”对培养最顶尖的人才是很需要的。1954年费米教授故世。1946年我到芝加哥大学时只有一位得诺贝尔奖的，就是费米教授，可就1946~1956年1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工作过的，或者学习过的老师和学生，后来得诺贝尔奖的一共有11位（名单各位讲稿上有）。1953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我现在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同一个时代跟芝加哥大学比一下（也拿1946~1956年），1946~1956年的10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也只有1位，是拉比教授。可是1946~1956年的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工作过的、学习过的师生，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有25人。所以没有问题，你把这些加起来的话，就是说1920年代中期大多数加起来（里面重复的大概有3位）就有30位了。所以这充分表示出“小而精的研究中心”和师生间“一对一的”教导，对于培养最顶尖的技术科学人员是必要的。可是大规模训练科学人才，这个也需要。“顶尖”和“一般性”都是需要的。可要“顶尖”的话，这些条件我相信是很必要的。

    下面我再讲第二个问题。20世纪初的大问题是太阳能的来源，我们现在很清楚它是怎么解决的，是由很大的从最基本的着手，一手一手半世纪以后就把它解决掉了。现在我们面前是什么大问题呢？面前的大问题是“暗能量”。暗能量占据了全宇宙总能量的70%。让我再解释一下。这是中国澳门的邮票（出示样本），最近出的。它表示的是已知宇宙的能量有5%。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当今物理学和天文学最大的一个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样的物质，仅仅占据全宇宙能量的极少数。我们了解的能量，也只占据全宇宙的极少数。那我们了解的物质和了解的能量是多少呢？我们了解的就是我们宇宙里面有跟我们这样的10的11次方的星系，每一个星系基本上跟我们所在的星系差不多大小。每一个星系里差不多有10的11次方的太阳。就是说我们了解的物质构成的宇宙，有差不多10的22次方个太阳。你把这10的22次方个太阳——不光是它的发光了，把全部的质量能量都包括在里面，就占据全宇宙能量的5%。那其他95%是什么呢？25%是“暗物质”，70%是“暗能量”！“暗物质”跟“暗能量”的存在，是向全世界年轻的科学家提出了新的、大的挑战！

    我现在解释一下“我们这样的物质”。我们这样的物质是由“电子”、“质子”、“中子”和很少数的“正电子”、“负质子”、“负中子”构成的。从引力场我们知道有“暗物质”的存在，可是“暗物质”不是“我们这样的物质”。为什么呢？“暗物质”没有电磁作用力。“暗物质”没有强作用，这是从引力场我们可以知道的。可是从引力场我们可以求出来，“暗物质”的能量比“我们这样的物质”和“反物质”总加起来的能量大了至少5倍！“暗物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存在，是没有问题的。“暗能量”更奇怪！“暗能量”是一种“负的压力”——我等会再解释一下——在我们这样的物质里面，在核能比方说，裂变或者聚变，它在反应中，反应前后的物质的质量改变得很少很少，可这很小的物质质量的改变，就用了爱因斯坦的E=mc2，E（能量）是很大，就出了很大的“核能”，裂变的也好、聚变的也好。可是“暗能量”是可以全部质量都化作能量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暗能量”存在呢？因为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是在膨胀；它不光是在膨胀，它是在“加速地”膨胀。这个“加速地”就表示有“负的压力”在把它“拉开来”。所以从宇宙膨胀的加速度，我们可以推出来“暗能量”有多少——“暗能量”比我们这一类物质跟反物质的能量至少大14倍！“暗能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两年前我的一个试探（示意），《“暗能量”可能的来源》。我的观念是“天外有天”。什么叫“天外有天”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的宇宙在膨胀，而且以加速度在膨胀，那“外面”是什么呢？很可能在“我们的宇宙”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宇宙。这是另外一篇（示意），是最近的，也是一些探讨。这是去年美国物理学会认为物理界最大的发现，是高能核物理发现的一个新的构造。这篇文章也试探解释：也许这个“新发现”跟“暗能量”是有关系的。我的观念叫“核”“天”相连。就是说很可能我们发现核能里面一个新的course，可能跟“暗能量”有关系。当然这是我的猜想，还没有证明的啊。这只是试探试探的啊——假如核能可以跟“暗能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将来通过核能我们可以了解“暗能量”的性质。不管怎么样，要了解“暗物质”、了解“暗能量”，是人类在21世纪的科学的大挑战，就像20世纪初的大挑战是太阳能的来源——我们知道“暗能量”的存在，知道“暗物质”的存在，我们必须面向这个挑战。我相信我们会胜利的。

    实际上，了解了宇宙能量的来源，了解了宇宙能量的科学规律，并不等于造福人类。看你怎么用它。这上面必须要有明智的政治家，必须要有明智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必须具备科学发展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人类的和谐，并取得可以维持、延续的良好发展。谢谢大家。

    思维科学的未来

    ——在全国第1届思维科学学术研讨上的演讲

    钱学森1984年8月

    1984年8月，钱学森在全国第1届思维科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思维科学的未来》的演讲，这次演讲充分说明了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

    现在，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思维科学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作什么贡献？

    这个问题涉及前几天我们在这儿召开的一个会：“第五代计算机专家讨论会”。日本人在前几年提出来搞第五代计算机，说它那个第五代计算机比起现有的电子计算机有许多突破，比如说，包括图像信息处理系统，就是计算机能够认识图像。还有一个知识信息处理系统，那就是知识库里的东西，机器都能利用。再一个就是专家系统，最后是把这些东西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并与逻辑计算结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这么一个体系要是能够做出来，那就不叫计算机了，它比计算机要广阔多了，我以为可以叫智能机。因为计算机，就是算么，充其量就是把上升到科学的那一部分知识利用起来，前科学的、经验的那一部分没办法算，那不是个推理的问题，是形象（直感）思维的问题。

    前面我讲了，图像处理系统里有经验的成分，经验也是知识。所以知识要比科学的范围广得多。专家系统更是这样。专家系统就是专家的经验，比如说，有了一、二、三，就有九。你问他怎么有了一、二、三，就有九了呢？

    他说不清楚，反正你记住，有一、有二、有三，就有九。这就是一定范围内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现代科学。这样的经验存储在库里，如果把这些专家系统都纳入系统里，再加上知识库，那么这系统所处理的问题，就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把人的实践经验都纳入进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计算机了，而是把人的知识充分利用起来了。在美国，这叫作知识工程。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全部精神财富，我们现在要用一个机器把它利用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头一台智能机就能做到这样。但是最后要能做到这样，那就是很大的成就。

    我们现在要分析一下，日本人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里新的因素就是想办法把人的经验纳入这个系统中去。人的说话，人的认字，都有经验的因素。这就联系到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比抽象（逻辑）思维更广泛，逻辑思维只是解决科学问题，形象思维是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这是智能机的问题。

    当今人类的精神财富的量是极大的，我们现在的困难就是不能很好地利用它。过去我们的老办法是去学习，或者请教，这个办法太落后了。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可能知道，没法知道，也来不及知道。以前古人就说，读书靠记嘛，一个人活到老，读书到老，记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多，“皓首穷经”。

    那是说头发都白了，还在那儿念书，没完没了的。现在有办法了，不记也没关系，可以通过现代的电子设备，供你调用。怎么是小事情？

    当我们讨论，建立了现代化情报科学技术、图书馆文献和档案信息体系之后，让我们想一想，这将是多大的变化。向来一个人自一生下来，都得用脑子记住以前人类和自己社会实践经验产生的知识，对于一个脑力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古人夸一个学者，说他博闻强记，可见脑子里记住学问的重要性。每个人记得住的东西虽然不同，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但总是有限的。

    比起人类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前人也说皓首穷经。在将来，我们将从这样一个繁重的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查阅资料可以做到如同自己脑子里记得它一样方便，那就不要去费脑子记了。用计算机的终端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再深思一步，什么是情报资料、图书馆文献档案，它包括不包括文字？当然包括。它包括不包括绘画？包括。它包括不包括音乐、乐谱、录音、录像等等？当然也包括。而且包括文物档案，甚至通过全息摄影，它可以包括造型美术，如雕塑等等。那么，我们所设计的信息体系简直可以包括全部人类千百年所创造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的精神财富。这全部的精神财富又可以由我们一个人随手调用和享受。这不仅能把我们从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一个从来没有的高度文化的新世界。这难道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脑子不要用在记忆上了，那脑子还干什么？从繁重记忆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将有可能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从而搞更多的更高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人将变得更聪明，人类的前进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刚才讲的这些说明，如果不搞智能机，那么我们将会被人类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所压垮。如果搞，那么大量的精神财富就可以为人们所利用，大大提高人的智力。

    看起来这个问题涉及形象思维，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我们还会进一步解决灵感思维的问题。现在可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有个门儿了。就是通过智能机，就是专家系统，因为无论是图像信息处理系统，还是知识信息处理系统，实际都是像专家系统这样的东西，就是把经验、知识利用起来嘛，而专家系统的概念过去在人工智能里已经用了，并逐步在发展。我们国家现在有许多同志在做这个工作，比如中医看病，已经进入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一个专家系统。所以专家系统这个东西并不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一步提高，把不同的专家、不同的经验，统统结合起来，通盘地利用。智能机搞出来也许还是初级的，但它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也非常重要。将来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做下去，最终总可以做到把人类的精神财富全部调动利用起来。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任务就跟我们思维科学有密切关系。思维科学也要通过这项任务向前发展，比如解决形象思维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思维科学工作者就面临着怎样参加第一代智能机的工作，怎么为中国第一代智能机作出贡献的问题。在我们思维科学界，能不能组织一支力量，为中国的第一代智能机作出贡献？

    形象（直感）思维是我们思维科学现在要突破的，而且由于智能机的研制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突破形象思维也是一个压力。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隐隐约约的。中国古话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能言传的都是讲得清楚的问题，而形象（直感）思维现在没法讲清楚。如果将来我们说能讲清楚了，哪怕只讲清楚了一点儿也不是小事，我想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科学革命。所以我说，思维科学的研究将孕育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思维科学的研究又会推动智能机的发展，把人的知识、智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肯定又将是一场技术革命。

    科学、艺术和武器

    ——在演讲邀请赛闭幕式上的即席讲话

    张志公1984年7月8日

    张志公，男，汉族，1965年12月生，本科学历，河南荥阳市人，1986年9月参加工作，曾长期在基层从事政法工作。1982年9月~1986年9月曾在武汉大学新闻系学习，并在多家中央媒体实习工作过。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大众科技报担任主任、站长等职务。

    同志们、青年朋友们：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演讲家，因此我先要做个声明：我讲话不超过五分钟。

    演讲是科学，演讲是艺术，演讲是武器。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演讲没有规律性吗？不能认识吗？不是的。它是有规律性的，所以说它是科学；演讲不仅诉诸人类逻辑思维，而且是诉诸人类形象思维，不仅要用道理说服人，还要用感情感染人，所以说它是艺术；演讲捍卫、宣传真理，驳斥谬误，所以说它是武器，而且是重要的武器……我不再多解释下去。我想说一个很不完整的名单，请同志们考虑。

    我先说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金，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卢梭、孟德斯鸠，美国发动、领导黑人解放运动、进行南北战争的林肯，宣布《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当然，我们更要提到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杰出的演讲家。另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布鲁诺、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也都是杰出的演讲家。

    再说我们中国：先秦时代的孔、孟、老、庄、荀，还有其他一些诸子百家（古代思想家），统统是杰出的演讲家。我们都知道秦朝李斯的辩才，我们也知道汉朝的学术性会议——白虎观会议、盐铁论会议，参加会议的那些个人都是杰出的演讲家。很遗憾，演讲活动在我们的历史上，停顿了一段，不重视演讲，忽视演讲。但是到了近代、现代，从唯心改良者梁启超（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大量的是他的演讲词），到资产阶级革命家、新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文集》里大量的是他的演讲词），及以后的“五四”运动那些先驱者，我们党的革命的先驱者，“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那些革命的前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那些领导者，无一不是杰出的演讲家。所以我说演讲是科学、是艺术、是武器。

    诸位也许说：“你说的是历史，现代的例子呢？”那么，刚才李燕杰的演讲有没有科学？有没有艺术？他为什么能够使这样一个广大会场的同志全部聚精会神地听他演讲，不时地以热烈的掌声去赞扬他的讲话。难道其中没有科学吗？没有规律吗？没有艺术吗？仅仅是因为李燕杰同志样子长的漂亮吗？

    我想不是的，而是有科学、有艺术的。他今天宣传了什么啦？驳斥了什么啦？坚定了我们什么信心啦？给了我们什么力量啦？这不是武器吗？也许诸位又说了：“我们不就有那么一个李燕杰吗？”不，我们已经有，而且将要有更多更多、千千万万个李燕杰。

    我们这次演讲邀请赛，一共进行了两个上午一个下午，我从头至尾听了。

    这些小演讲家，都是李燕杰。

    我们这次邀请赛的中心主题是“党在我心中”。这些小李燕杰们用非常有说服力的、动人的语言，使我们听者感觉到党在我们心中。他们讲得很具体、很生动，对于那些少数玷污党的形象的人，对于那些少数企图动摇党的信心的人，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我们的党过去是、现在是、今后还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他们讲了改革；他们讲了一些青年朋友遭遇过某些不幸，遭遇过某些困难，走了某些坎坷的道路，甚至到目前还面临某些困难，但是他们说，应当正确地对待；他们讲了如何学习革命前辈，跟上去，走开创新局面的道路，等等。说到这个地方，我很想改变一下称呼，但又担心有倚老卖老之嫌，可是感情使我不能顾及这个责备，我把“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改称“可爱的孩子们！”

    小李燕杰们和这位半老李燕杰，共同向全市、全国证明了演讲是科学、是艺术、是武器，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是我们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需要，是迎接2000年的需要，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需要，回答了对演讲学有所怀疑的同志指出的一些疑问。因此，我感觉到这次活动意义非常重大。从而我就想到在吉林市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演讲与口才》这样的刊物，进行演讲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得到我们省、市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也表明我们这里的领导有远见有胆识，来支持这次活动，支持这项工作。我滥竽充数，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支持这项社会工作。我对我们这里的领导，对这里辛勤工作的同志表示敬意、表示感谢。

    等一会儿，我们这里的领导要向这次演讲优胜获奖的同志发奖，用行动表示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最后我祝愿这项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演讲之学，把演讲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更好地向全国开展起来，以至于向世界开展起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哲学开讲辞

    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

    本文是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得堡大学教授哲学史的开讲辞。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完成者。著有《逻辑学》、《哲学全书》等。

    诸位先生：

    我所讲授的对象是哲学史。而今天我又是初次来到本大学，所以请诸位让我首先说几句话，就是我特别感到愉快，恰好在这个时机我能够在大学里面重新恢复我讲授哲学的生涯。因为这样的时候似乎业已到来，即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科学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大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现实的这股潮流既然已经打破，日耳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除了那吞并一切兴趣的国家之外、教会也要上升起来，除了那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集中的现实世界之外，天国也要重新被思维到，换句话说，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

    我们将在哲学史里看到，在其他欧洲国家内，科学和理智的教养都有人以热烈和敬重的态度在从事钻研，唯有哲学，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甚至到了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情况，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们曾接受自然的较高的号召去作这个神圣火炬的保持者，如同雅典的优摩尔披德族是爱留西的神秘信仰的保持者，又如萨摩特拉克岛上的居民是一种较高的崇拜仪式的保存者与维持者，又如更早一些，世界精神把它自己最高的意识保留给犹太民族，使它自己作为一个新精神从犹太民族里产生出来（我们现在一般地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较大的热忱和较高的需要，即对于我们只有理念以及经过我们的理性证明了的事物才有校准。——确切点说，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理智上的国家）。但是像前面所提到的时代的艰苦和对于重大的世界事变的兴趣也曾以阻遏了我们深彻地和热诚地去从事哲学工作，分散了我们对于哲学的普遍注意。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我们可以说，德国自有哲学以来，哲学这门科学的情况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坏过。空洞的词句、虚骄的气焰从来没有这样飘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做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为了反对这种浅薄思想而工作，以日耳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些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曾经把我的一生贡献给科学，现在我感到愉快，因为我得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较高的水准，在较广的范围内，与大家一起工作，使较高的科学兴趣能够活跃起来，并帮助引导大家走进这个领域。

    我希望我能够值得并赢得诸君的信赖。但我首先要求诸君只需信赖科学，信赖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支持“物种起源”的学说（节选）

    赫胥黎

    本文是赫胥黎在许多权威学者的一片反对声中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的辩护词。

    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其著作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但是，假如无知是法官的顾问，偏见是陪审团的审判长时，科学家诚实的发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被研究的现象是直接以神意为依据的。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枉费心机，而且简直是对神的亵渎。这种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战役中，上述的反对态度都被击溃、受到重创，但却似乎永远不会被消灭。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挫败，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幸而危害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都在伟大的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那股胸怀包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的海潮。这股气势磅礴的海潮的行进虽然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会上涨。要是这些注视着海潮上涨的人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克纽斯式小人物俨然坐在宝座上，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扬言要阻止那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即使不那么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逃跑。但是，他们不像古时那位勇敢的丹麦人，他们学不会谦虚，他们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远处，便又重复地干着同样的蠢事。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这些蠢人以为不许人彻底研究全能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就是帮了上帝的忙。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前人类的思潮异常活跃，注视着时代各种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必将如16世纪一般发生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然而，我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她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在一个民族中，专制政治和煽动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英国是否会起这样的作用呢？这就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的态度了。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其运用到一切人类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必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假如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意见，我恐怕我们的子孙将要看到英国的光辉像亚瑟王在雾中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圭尼维尔那样的哀哭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作家和战斗

    厄尼斯特·海明威

    本文是海明威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作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如此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认。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

    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19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19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130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7000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三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12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论先锋派

    尤奈斯库1959年6月

    此篇演讲是尤奈斯库1959年6月在国际戏剧学会主办的赫尔辛基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尤奈斯库，法国剧作家，西方“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之一。主要剧作有《秃头歌女》等。另有戏剧、小说、杂文多种。

    看来，我是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了。因为既然我在这里，在这里参加先锋派戏剧的讨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不用待言的，这完全是一次正式的会议。

    现在，我们要问：先锋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个戏剧学的博士，也不是艺术哲学的博士，只勉勉强强算作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那种戏剧家。

    如果我还能够对戏剧有一些看法，那么它们也特别是指我个人的戏剧而言的，因为这些看法是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与其说它们是能起规范作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描述性的。当然，我是希望我的那些规则同其他的人也应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由大家一个个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是我自己所发现的那些戏剧规律只是暂时的，它们是不断运动的。它们随着艺术创作的激情而来，自生自来。

    我还能够写出一部新的剧本，我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改变。有时，我不得不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还持原来的观点。

    我仍然希望我自觉地或者本能地所依靠的几个根本原则不至于改变。那么，我再一次能够对你们讲的，仍然是一种完全是个人的经验。

    但是，为了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我在来到这里以前，仍然是搜集了一些资料的。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

    这样，以此类推，戏剧中的所谓先锋派，应当是由进行突击的作家——有时还有进行突击的导演——的一个小组所组成的。在他们的后面，隔开一段距离，跟着的是演员、作家和鼓动者们所组成的大部队。类推法可能是成立的，这就像阿尔贝雷斯继许多人之后，在他的一本题为《二十世纪的智力冒险》中所证实的那样：“由于一种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加以解释（确实，要解释似乎也是很困难的）的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文学（当然，也包括艺术）的敏感性总是先于各个历史事件，后者对前者进一步作了肯定。”

    的确，波德莱尔、卡夫卡、皮兰德娄（“他拆开了社会、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崇高感情的结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公正地认为是先知作家。

    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超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

    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他已被“大部队”的其他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这是一支向何处去的“大部队”呢？

    我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

    事实上，各种思想家、艺术家或者重要人士，在某种时候，只是赞同一些僵化的形式。他们还以为是越来越牢固地安居于思想、艺术和任何一种社会秩序之中呢，他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其实早已经开始动摇了，出现了一些裂缝，不过他们没有怀疑过罢了。事实上，迫于形势，一种制度建立之日，已是它过时之时。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

    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它了。它已是一个僵化的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同样地，一种存在方式——一旦被接受或者简单地被允许，那它就已经是不能允许的了。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他发奋要使它解体，起来反叛它，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制度似的，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批评过去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当局鼓励您或者容许您这样做的时候，那只是事物现状的一种固化、一种僵化、一种圣化，在暴政面前的卑躬屈膝，笔法的因循守旧。

    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我明显地觉得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确，先锋派这个词有几个意思。因此，它可以完全简单地被认为是与艺术戏剧近似的。所谓艺术戏剧，是指一种特别是在法国被人们称作是戏剧的东西，比通俗喜剧更加文学化、更加讲究、更加大胆的戏剧。

    乔治·皮尔芒的看法好像就是这样，他在他1946年所出版的戏剧选中，把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喜剧，其中有罗贝尔·德·弗莱尔、弗朗索瓦·德·居雷尔等等；另一类是先锋派，其中有克洛德——安德烈·皮热、帕瑟、让·阿努伊、吉罗杜等等。今天回过头去一看，觉得是相当有趣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变成经典的作家了。但是，莫里斯·多内在他那个时候，还有巴塔耶，也都是先锋派作家，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分裂，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反对。

    最后，他们加入了传统戏剧，这就是一切先锋派的归宿。无论如何，他们曾经代表了一种反对，其证据就是，这些作家在开始时受到批评界的激烈批评，批评界对他们的反对加以反对。当现实主义是戏剧生活中最通常的表现并变得过分时，先锋派作家的反对可以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而当象征主义变得过分、专横并不再体现现实的时候，先锋派可以是对某种象征主义的反对。

    不管怎样，被人们称之为先锋派戏剧，或者新戏剧的东西，它作为一种在正式戏剧之外被承认的戏剧或者说被普遍承认的戏剧，就是这样的一种戏剧，它好像通过它的表达、探索和困难，有着一种高级的要求。

    既然它的特征是由它的要求和它的困难所构成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它在被融合和变得易懂之前，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戏剧。先锋派戏剧，或者干脆说一切新的艺术和戏剧，都是不通俗的。

    一切革新的尝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惰性所反对，这也是必然的。

    很明显，并不是要一个剧作家变得不通俗。但也不是要他变得通俗。他的努力，他的创作，是应把这些一时的评论置之度外的。或者是这种戏剧永远不通俗，不被承认，那么他也就什么都没有干；或者是他的作品变得通俗了，由于环境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很自然地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今天，大家都懂得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基本定律了，而这些学科在它们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只有一些学者才能够理解的，它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几何学和物理学变得通俗。人们肯定也不能指责他们只是在局限于一定范围的某种社会等级内表述真理，因为他们所表述的是毋庸置疑的客观真理。要去论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的问题，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还都知道，在精神的这两个领域，不同是比相似来得更大的。

    然而，每个新的作家正是以真理的名义，去考虑战斗的。布瓦洛企图表达真理，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的序言里，认为浪漫主义艺术是比古典主义真理更加真实和更加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样也企图扩展真实的范围，并揭示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方面。象征主义以及晚些时候的超现实主义，也同样想发现和表现隐藏着的真实。

    因此，向一个作家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地让他发现真理，并且把它们讲出来。至于讲的方式，那自然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对他来说，这讲本身就是真理。他只是为了他自己而讲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时候，才也为其他人讲的，决不会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不惜一切代价，想写一些通俗的戏剧，那么我就得去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转述一些并不是由我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有人在别处已经向我转述了这些真理，我的已是第二手资料了。艺术家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煽动家。戏剧创作是为了要回答精神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本身就够了。

    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要成为一棵树，用不着得到我的许可。这棵树不会产生是不是这样一棵树的问题，不会产生让人承认它是一棵树的问题。它不去进行自我表白。它存在着，并用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表现。它不企求得到理解，不去赋予自己一种更易于被理解的形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棵树了。它本身就是对什么是一棵树的解释。同样的，艺术作品存在于自身之中，我构思的完全是一种没有观众的戏剧。观众是自己来的，正像他们知道把树叫作树一样，认出了这是戏剧。

    贝朗热的歌曲要比韩波的诗歌通俗得多，后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难道因此就应当排斥韩波派的诗歌吗？欧仁·苏是非常通俗的。普鲁斯特就不是那样。他没有被理解，他不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他只是简单地贡献出他的真理，而他对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却是很有益的。

    难道应当禁止普鲁斯特写作而仅推荐欧仁·苏吗？今天看来，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更富于真理，而欧仁·苏的作品却是空虚的。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没有人使用权限禁止普鲁斯特用普鲁斯特的语言进行写作。

    一种景象只能用适合于它的表现手段去表达，以致它就是这种表现本身，是唯一的。但是，通俗的东西有好有坏。有人认为“通俗”戏剧是一种为知识上贫乏的人而写的戏剧，那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种教育的或者教训的戏剧，它是一种感化的、初级的（不是原始的，那是另一回事）戏剧，是一种政治或者一种思想意识的工具。

    这种戏剧起到双重的作用，即进行一些既顺从大流又毫无益处的重复。

    一个艺术作品（因此，一个戏剧作品也是一样的）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最初的直观，它由于艺术家的才能和天赋不同，尽管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总是一种由其本身决定的最初的直观。然而，为了使得它能够产生和形成，就得让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把别人的看法和次要的因素置之度外，例如作品的命运啦，它的名声啦，是否应当体现一种思想意识啦，等等。

    在想象力的发展中，各种涵义会自己出现，有一些有说服力，另一些则不那么令人信服。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有人怎么能够抱这样的奢望：怎么能够对所有的人讲话，怎么能得到观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同一个等级的人里，比如这样说，一些人喜欢草莓，另一些人则爱吃干酪，有些人头痛时服用阿司匹林，还有些人胃疼时则爱用铋剂。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因为观众是否赞同的问题而有所焦急的。或者，是的……可能……剧本一旦写成，我就要设法把它弄出去，至于他们赞同与否，那都是极为自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从来是不能为所有的人而写作的。或者，最多不过是为大多数人而写，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写一些蛊惑人心的戏剧，写一些落入俗套的戏剧。当人们想对所有的人讲话时，那实际上就是不对任何人讲，因为一般地说，那些使所有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就很少能够使每一个具体的人感兴趣了。况且，由于一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件新的东西，所以它是咄咄逼人的，本能地咄咄逼人的。它冒犯观众，冒犯大部分观众，它以奇特使观众感到愤慨，奇特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它不能是别的情况，因为它没有走老路，而是在荒野上单独另辟了一条新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前面才讲一件艺术作品不会是通俗的。但是，从表面上看来，新的艺术不是通俗的，这倒不是由于它的本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谓通俗的戏剧，在实际上是更加不通俗的戏剧。它是从上而下，傲慢地强加下来的一种戏剧，是由领导的“显贵”所强加下来的，是由一类手里强加下来的，他们事先就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甚至只把他们所希望人民需要的东西强加下来，让人民只能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不合常情的是，由于自由的艺术作品在它奇特的外表之上所具有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就使它成为唯一的是从人们的内心涌现出来的、透过人们内心的作品，唯一的真正能够表现“人民”的作品。

    有人说戏剧正处在危险、危机之中，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有时，人们要剧作家去宣传和捍卫各种神学，因此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们强迫他们只能捍卫、攻击、阐明这个或者那个，他们不是卫士，光是些棋子而已。在别的地方，束缚戏剧的不是各种体系，而是习俗、恐怖、僵化的精神上的习惯和一些规定。当戏剧能够在思想上有最大自由的地方，是想象力最为活跃的地方时，那它就变成一种僵化的习俗的体系（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不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的最大约束了。

    人们害怕有太多的幽默（幽默，就是自由）。人们害怕思想自由，也害怕一种过于悲剧化的或者绝望的作品。乐观主义和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违者处死。有时，人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荒诞，因为它揭露了一种语言的可笑的特点，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枯燥无味的、由陈词滥调和标语口号所构成的；因为它揭露了事先就知道的戏剧行动。但是我，我要让一只乌龟出现在舞台上，让它变成帽子，变成歌曲，变成古代的胸甲骑兵，变成泉水，人们在剧中要敢想，这里是人们最不敢想的地方。

    除了对机器房的技术可能性要有所限制之外，我不主张别的还有什么限制，人们将会说我写的是杂耍歌舞，写的是杂技。好极了，让我们和杂技合为一体吧！人们可以指责作家过于专横，但是想象力可不是专横的，他是一位启示者。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完全保证，作家就不能成其为作家，他就不能讲出一些别人还没有讲过的东西。至于我，我给自己作了规定，除了我的想象力的法则以外，别的什么法则也不承认；而既然想象力是有法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明，证明了想象力终究不是专横的。

    有人说，人的特征就是他是会笑的动物，他尤其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他把一些本来在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引进世界里来，例如：庙宇、兔棚、两轮车、火车头、交响乐、诗歌、主教座堂、香烟，等等。常常，驱使创造所有这些事物的那种实用价值只是个借口而已。活着有什么用呢？就是为了活着。

    一朵花有什么用呢？就是一朵花。一座庙宇、一个主教座堂有什么用呢？是为了保护教徒吗？我觉得不是的，既然庙宇已经改作他用，而人们却继续在仰慕着。庙宇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建筑艺术的法则而服务的，而且这些法则可能正是我们的精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建筑术的法则，既然精神已经把它们认出来了。但是，戏剧如果缺少胆量，那就会自我消灭的。看来，人们并不懂得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不能是假的。只有在我想写真实并只限于真实时，它才是假的，因而写的是虚假的真实。当我创造时，当我想象时，我才意识到那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想象的结构更为明显和“合乎逻辑”的了。我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世界使我觉得它是不合理的，它变得不合理了，为我的理智所不容。只是在我的精神里，我重新找到了我一直努力使我的精神重新适应，使我的精神服从的法则。但是，这已经超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了。

    当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比如说一部剧本，我们可以说他是清楚地或者模糊地感觉到他在进行一场战斗的，如果他有什么东西要讲出来，那不是因为其他人把这件事情还没有讲明白，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讲明白，他要讲点新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写作呢？讲出他所要讲的东西，让人们接受他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战斗。一棵树要生长，就必须克服物质上的障碍。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物质，那是已经做了的，已经讲了的。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赞成或者反对某件事情，他是不管这些事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艺术家虽然力量有大有小，但都是一个革命者。

    如果他模仿，如果他抄袭，如果他只是举些例子加以说明，那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好像诗人都是反对一种传统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存在，这种斗争常常是不由自主的）。

    然而，如果诗人觉得语言不再能够写出真实，不再能够表达出一种真理时，他们就还要努力以一种更加激烈、更加雄辩、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更加合适的方式，把真实写出来，最好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他们努力回到已经过时的传统上去，把它现代化，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可以觉得（无论如何，他有此愿望）他的戏剧比他周围那些人写得好。

    因此，他的活动是一次真正的回到源头去的尝试。什么源头？戏剧的源头。回到戏剧的内在模式上去，人们重新找到戏剧性的人物和永久而深刻的形式。

    帕斯卡尔自己找到了几何学的原理；少年时的莫扎特就自己发现了音乐的基础。当然，只有很少的艺术家才能同这两位巨人相比。然而，我觉得肯定的是，人们虽然雄辩地称某种东西为天生的戏剧，但是如果不能再对它进行一点创造，那么人们也就不能拥有它。看来，我差不多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一次巨大的地壳剧变中全部沉没，那么幸免于难的人迟早总会重新发现绘画、音乐和戏剧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与人的呼吸一样都是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和本能的。那些没有发现（即便是一点点）戏剧的作用的人，因此也就不是块搞戏剧的料子。而为了能够有所发现，可能就必须要有某种的无知，某种的天真，一种从上述的天真中所产生出来的胆量，但是这种天真并不是头脑简单，这种无知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它只是吸收知识，把知识加以更新。艺术作品不是没有见解的。但是既然艺术作品是生活及其表现，那么这些见解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能产生出一些思想。相矛盾的是，新的作家正是那些竭力返回到最老的东西中去的人。这些最老的东西是，在一种要更加清楚、更加朴实、更加纯戏剧化的戏剧作品中的新的语言和主题；寻求传统，但拒绝传统主义；概括知识和创造、真实和想象、个别和普遍，——或者像人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和集体；脱离阶级，超阶级的表现手法。在说出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些基本的念头时，我表达了我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一切阶级的和各种心理的藩篱，自发地赶上了所有的人。我表达了我的孤独，同所有人的孤独聚在一起；我活着的快乐或者生存的奇怪心情，也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拒绝从其中看清自己的话，像爱尔兰作家布伦丹·贝汉的一个剧本《马丁的顾客》，就是从作家独特的经验——监狱——中产生出来的。

    不过，我却觉得我同它是有关的，因为剧本使这个监狱变成了所有的监狱，使它变成了全世界。使它变成了所有的社会。很明显，在这座英国的监狱里，有些囚犯，也有些看守。因此，就有奴隶和主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被关在同一堵围墙里。囚犯们仇视他们的看守，看守们鄙视他们的囚犯。但是，囚犯们之间也互相厌恶；看守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了解。如果在看守们和囚犯们之间发生一次简单的冲突，如果剧本只局限于写这场非常明显的冲突，那就没有什么新的、深刻的、富有揭示性的东西，只是写了一个粗浅的、过分简单的事实。但是通过这个剧本，贝汉让我们看清了更加复杂的现实。在这座监狱里，一个人要被处决了。将被处决的犯人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但他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了，使我们在思想上极难摆脱掉。这就是剧中的主人公。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主人公就是死亡。看守和囚犯共同感觉到这个死亡。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就在于大家的、超越于看守和囚犯的区别之上的这种烦扰、这种可怕的相通的苦恼。这是一种超越于各种隔离之上的相通，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友爱，但是作家让我们意识到了。

    所有的人本质上的一致，被他向我们揭示出来了。这可以帮助一切敌对的营垒互相靠近。确实，我们突然觉得囚犯们和看守们都是要死的，一个问题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支配着他们。这就是一部通俗的戏剧，写了在同一个苦恼中的相通。这是一部旧戏，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问题；但这又是一部新戏，是一部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戏，因为讲的是一个特定国家历史上现在的某个时刻的监狱。

    本世纪初，特别是将近20年代时，在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曾出现过一个广泛的全世界的先锋派运动。在我们的智力习惯上发生了一次动荡。从克莱到毕加索，从马蒂斯到蒙德里安，从主体派到抽象派的现代绘画，都表现了这次动荡、这次革命。它也出现在音乐和电影中，它还征服了建筑。

    哲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我谈这些是不够资格的，给我们描绘了世界的新景象。一种新的风格被创造出来并继续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有着统一的风格——综合了多种风格——它相应地在建筑和诗歌、数学和音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凡尔赛的城堡和笛卡儿的思想中，就存在着本质的统一。从安德烈·勃勒东到马雅柯夫斯基、从马里内蒂到特里斯唐·查拉或者阿波利奈尔的整个文学和戏剧，从印象派的戏剧到超现实主义，直到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的新近的小说，特别是纳塔丽·萨罗特和米歇尔·比托尔的最新的小说，都加入了这场更新的潮流。但是整个文学上的这些活动没有变成一种运动，而在戏剧方面好像在1930年就停止了。

    现在，最落后的就是戏剧了。先锋派的活动即使没有在整个文学中停止的话，那么至少在戏剧中是停止了。各种的战争、革命、纳粹主义、其他形式的暴政、教条主义，以及在其他国家中的因循守旧的僵化，现在都阻止了先锋派的发展。应当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我，我希望成为那些力图使这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的普通的创造者当中的一个。确实，这个被抛弃了的先锋派并没有过时，但它被埋葬了，老的戏剧形式又反动地卷土重来，它们有时还居然自称是新的形式呢。

    现在的戏剧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它表现了一种陈旧的心理学，一种通俗的结构，一种因循守旧的审慎以及一种现实主义——它可以说它自己不是习俗的，而实际上确是如此的，它屈服于一些威胁着艺术家的教条。

    法国电影的青年一代要比戏剧的同行们先进得多。青年一代的电影工作者是在影片资料馆和电影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在那里接受的教育。

    在那里，他们看了艺术影片、古典影片、先锋派的影片、非商业影片、非通俗影片，它们由于其非商业性质，通常是从来不在大礼堂里演的，即使在那里演也只是演一个很短的时期。

    戏剧还需要（但是对它来说，也是更加困难的）这些试验的场所、这些实验的礼堂，以来逃避浅薄的公众。唉，在某国家，还有一个危险，还有一个逃脱不掉的祸害，那就是老板。他们在那里就像些暴君，戏要卖座；而要能卖座，就必须砍掉一切大胆的地方，砍掉一切有创造精神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惊动任何人。

    有个老板要我改写我的各个剧本，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些。我问他有什么权利干预我的剧本的结构问题，因为它只应当同我有关，只应当同我的导演有关。我觉得他虽然出钱演戏，但这并不能使他拥有一个对我的作品发号施令、进行修改的充分的理由。他对我宣称他是代表观众的。

    我回答他说，我们正是要对观众，也就是说对他，对他这个老板，作斗争呢。对他作斗争，或者不把他当回事。

    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思想和艺术开放，它相信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相信必须要有一些实验场所。一种发明或者科学理论在得到推广之前，总是要在实验场所里进行准备、试验和思考的。

    我要求剧作家能得到像学者一样进行他们的试验的可能。人们不能说，一项科学发现因此就是不通俗的。我不相信从我内心的深处所产生出的一些精神现实会是不通俗的。卖座率高，并不见得总是通俗的。诗人的高贵并不像一个社会等级的虚假的高贵那样是一种虚假的高贵。在法国，我们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作家，如让·热内、贝克特、沃蒂埃、皮歇特、舍阿代、奥迪贝尔蒂、盖尔德罗德、阿达莫夫、乔治·内弗，他们在继续写作，反对季洛杜派、呵努依派、让一雅克·贝尔纳派，等等。他们还仅仅构成一些起点，预示着一种生动而自由的戏剧有可能发展起来。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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