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

    ——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

    孙中山1912年5月

    此文为孙先生1912年在广东女子师范大学的演讲。

    今日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开会，欢迎兄弟到校，兄弟对于此校，极为赞成。惟有一言为诸君告，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万种事业皆由此时发起，由此时举办。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甚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今诸君发起此校，诚得要务。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师范第二校，生徒达百七十人，将来此百数十人，各担荷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

    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诸君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即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但今乃军政时代，正宜上下一心，补救政府，巩固教育，诸君能竭力维护，兄弟有厚望焉。

    娜拉走后怎样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鲁迅1923年12月26日

    1923年12月26日晚，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演讲。这是鲁迅现存的第一篇讲稿。鲁迅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来阐明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期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面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了，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两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繁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繁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给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方法。

    如果经济制度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诅咒，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羊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连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如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倒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节选）

    蔡元培1916年

    1916年，蔡元培在上海女子学校发表的《爱国要培养完全的人格》演讲中，把德育、智育、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治病之方药也，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上海之革命团体，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妇，均应提倡，而以教育的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以教育会会员担任办理之责，此本校校名之所由来也。其后几经变迁，男校因苏报案而解散；中国教育会，亦不数年而同志星散；惟女校存立至今。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于南京之役者，不可谓非教育之成效也。当满清政府未推倒时，自以革命精神，然于普通之课程，仍力求完备，此犹家人一面为病者求医，一面于日常家事，仍不能不顾也。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民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兹特就女子方面讲述之。

    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凡吾人身体与精神，均含一种潜势力，随外围之环境而发达。故欲其发达至何地位，即能至何地位。若有障碍而阻其发达，则萎缩矣。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为懦弱。光阴日消磨于装饰中，且养成依赖性，凡事非依赖男子不可。苟无男子可依赖，虽小事亦望而生畏，倘不幸地有战争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又安望其抵抗哉？选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府养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能力与胆量也。欧美各国女子，尚不能免比，况乎中国。闻本校有体育专修科，不特各科完备，且于拳术尤为注意，此最足为自卫之具，望诸生努力，切勿间断。即毕业之后，身任体操教员者，固应时时练习，即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盖此等技术，不练则荒，久练益熟，获益匪浅也。

    夫女子入校求学，固非脱离家庭间固有之天职也，求其实用，固可相辅而行者也。美国有师范学校，教授各科，俱用实习，不用书籍。假如授裁缝时，为之讲解自上古至现在衣服之变更，有野蛮时代之衣服与文明时代之衣服，是即历史科也；为之讲解衣服之原料，如丝之产地、棉之产地等，则地理科也；衣服之裁剪，有算法焉其染色之颜料，有理化之法则焉，是即数学理化科也；推之烹饪等料，亦复如是。寓学问于操作中，可见女学固养成女子完全之人格，非使女子入学后，即放弃其固有之天职也。即如体操科之种种运动，近亦有人主张徒事运动而无生产，为不经济，有欲以工作代之者，庶不消耗金钱与体力，使归实用，此法以后当盛行。益可见徒知读书，放弃家事，为不合于理矣。

    理想和情操

    ——对华南师范学院与暨南大学学生做的演讲

    陶铸1960年5月

    陶铸（1908—1969），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29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曾组织和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交涉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地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治委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秘书长、总政法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平津战役时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并担负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自治区区委代理书记，中共中来华南分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至第3届全国委员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给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名誉。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铸针对青年中一些思想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了不少杂文，做了不少讲演。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生活，另一个方面是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的问题。

    一个有崇高的理想、高尚情操的人，就会有充实的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反之，精神生活一定是异常低下和空虚。

    物质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无疑都是需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吃饭怎么样活下去。从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他们对武王领导的伐纣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很有意见。武王伐纣成功后，改号曰周，他们更不满，跑到首阳山上躲起来，叫做“耻食周粟”；但是饿极了，还得要采点“薇”来吃。可见一个人完全没有物质生活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不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谈精神生活。就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也强调要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闹革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所要实现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想，并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离开物质专讲精神的理想。

    我们要使大地上都长满庄稼，使荒山野岭都种上果木，使山坑山坳都成为湖泊水库，使湖泊水库里都养上鱼，使所有的海滩都种上树林，变成为绿色长城，使沙漠上都种上葡萄、棉花，使每个人都能住上舒适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都能丰衣足食……这是共产主义的远景，也是我们的理想。这一理想决不是建立在什么“天国”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理想也决不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而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理想，难道不是物质生活么？不错，过去的统治阶级也强调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只强调他们本阶级的，只强调少数人的；他们过的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是榨取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我们却是要使得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能过着丰富的物质生活。

    但是，当我们讲到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在物质生活充裕的时候，或是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精神生活对我们都是十分需要的。刚才已经说过，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我们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充满活力，朝气勃勃，意态昂扬，勇往直前，原因是什么呢？

    决不只是由于吃多少斤猪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资，即是说，我们前进的动力，不是像庸俗的唯物论者、“金钱万能”论者所了解的那样，片面强调什么“物质刺激”，而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大家都知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为什么要出走，她的出走并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她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了。她的丈夫新升了银行经理，虽然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度波折，但是只要娜拉愿意，她还是可以照以前那样甚至比以前“更好”地过下去的。但是，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经过了这次波折，她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她发现她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玩偶而已。她发现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异常空虚的。她要摆脱这种生活，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出走了。娜拉的出走，为的是想追求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这种理想当然是模糊的）精神生活。《青春之歌》里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更为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她如果安心于做余永泽的妻子，也是可以过一过“小康之家”的生活的。但是，她不满足于此，她看不起余永泽那种唯我的、自私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她痛彻地感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因此，她才迫切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

    当她找到了党，党把她领到一条对她说来是崭新而又艰苦的道路上去的时候，她毫不留恋地抛弃掉她的“小康之家”的物质享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不怕险阻，长途跋涉，冒着被国民党、日本军队扣留、杀害的危险到延安去？原因不是别的，也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要过一种更充实的精神生活。当时有人形容自己才到延安的心情，说看到延安的塔影，好像在海洋里出现桅杆，到了延安，好像登上了革命的大船一样。这就是表现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说明他们对革命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比之从前，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空前地充实和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物质条件还很差，要完全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某些物质缺乏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放弃我们的理想，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坚持我们的理想，充实我们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精神生活对我们来说，更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由于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快地摆脱贫困，才可以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而出现的困难，从而我们就可以从积极方面去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有了它，我们每个人便能够懂得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对目前所遇到的某些物质上的困难就无所怨尤；因为有了它，我们就懂得不能只从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出发，更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就会自觉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就会保持朝气勃勃、坚强饱满、勇往直前的革命气魄。所以我常想：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而有了充实的革命精神生活，就算物质生活差些，就算困难大些，也能忍受和克服。所以我又想：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反之，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这使我想起《儒林外史》里的一些人物，如严监生、周进、范进等。他们就是这一类人物。

    严监生死的时候，总是不断气，原来是为他跟前点的灯盏里有两根灯草，直到懂得他爱财如命的人替他挑去一根时，他才断了气；周进是个所谓“读书人”，他听到几个商人说愿拿钱给他“捐监”，竟爬到地下给他们磕头不止；范进也是个所谓“读书人”，他未中举前穷途潦倒，一中了举，竟喜欢得发了狂。这些人想的是升官发财，完全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真是低下得可悲亦复可怜了。

    我最近到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去过，那里的工人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的工资并不高，物质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劲很大，新的产品不断产生，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稳定而且不断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做工再不是给哪个资本家做的，他们成了自己工厂的主人；他们生产积累的钱也不是跑到哪个人的荷包里，而是用之于国家建设。

    因此他们有着非要尽快地把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不可的强烈愿望，要在摄影化学工业上为祖国争光，做到世界上有的，我们要有；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虽然提高得不算很快，但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对困难毫不在乎，对个人的利益全不计较。公元厂的工人们是有着高尚的情操与精神生活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也是有高尚的情操的人，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能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那我们就会不为物质所束缚，就会创造出一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古代有一个颜回，好学不倦，他很穷，但是他并不以为苦。所以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还要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具有为颜回所不可比拟的伟大的革命胸襟，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苦的时候，也是如此。同学们都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艰苦多少倍，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写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长征诗》，他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还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丰富、充实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任何困难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修建康藏公路的战士们有一句话：“高山为我们低头，河水为我们让路。”这种英雄豪迈的气概，值得同学们学习。我们不要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不要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读书教学四十年

    杨振宁1984年

    1984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访问复旦大学，便为复旦师生作了长篇演讲。

    杨振宁，美籍华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祖国科技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工作。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

    记得，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19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1974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1937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1928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1929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是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1933年进崇德中学。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1938年我刚进西南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77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1938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1942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1983年去世。

    吴大猷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3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1942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两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4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1945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我在中国曾有一个很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物理学课程远不如西南联大。课程既不详细也无深度，教授也没有很充分地去准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在昆明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学知识的方法。可以说，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演绎法的物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归纳法的物理学。所谓归纳法的物理学，就是从实验开始，为了描述、解释实验中的现象，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去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泰勒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物理现象，并有许多直觉的物理观念的人。跟他接触后我就发觉他的物理学与我以前学的物理学很不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里他至少有十个见解。这十个见解中，至少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也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够了。而且，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讲错。九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讲出来。这点我在中国时是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来，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学生有了一些接触。我听说中国有个所谓“四大力学”。这“四大力学”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有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个骷髅，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干，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曾经跟中国的许多教师谈过，觉得在课程里减少一些推理特别严密、演算非常复杂的科目，增加一些与物理的现象有关的科目，这对学生学活的物理学也许会有更多的好处。

    我刚才说的关于物理学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也许学文史的同学不能理解，你们可能会说，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又谈什么“风格”？但我们知道，事实中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现象，对这些不同现象所产生理论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也就产生了每个人对物理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所以，一个人的研究风格对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芝加哥大学后，就感觉到自己对试验物理接触太少。在西南联大，实验设备较差，而主要的课程，都是众多的理论课，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博士学位的论文一定要写实验方面的。

    我先去找费米。他既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可他说我不能跟他做论文，因为他当时在阿尔岗国立实验室（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项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绍我去跟艾里逊教授。以后我就跟艾里逊教授工作了近二十个月。当时艾里逊教授正在制造一套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们五六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个月。完成后，我们每个人在加速器上做一个试验。我做的试验，是把氧与原子核的两个能极分开，结果不太成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别的研究生。很快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理论考试考不过我，可是他们在实验上却有许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举例来讲，做实验时，假如一个线路不对的话，我的办法是：把图纸拿来，仔细研究，对照着再做；可是他们却踢一脚，立刻就好了。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可是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因为我有时可帮他们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常常不留情面地开我的玩笑。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

    我的试验做得不太成功，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泰勒教授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次试验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你前些时候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论文章作你的论文。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这件事当时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两天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这样想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这也就结束了我实验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却又对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我在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

    有一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原子弹之父”。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的主任。那时，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就跟费米和泰勒说：“我想到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去呆一年。”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就写信给奥本海默。1949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费米跟我说：“去institute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因为在里面你可以学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那里不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地方。”因为据费米说：“institute里所做的物理太理论、太抽象。”他说：“institute就像中古的一个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费米的，所以他的话我记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劝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学则是要我回去。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institute。这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费米的教导，也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话不能拒绝，因为人生不只是有物理学，我那时正在跟杜致礼交朋友，而她又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刚才说过，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institute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40年代开始念理论物理的时候，很幸运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虽然在30年代就开始有了，可是，它的大发展是到40年代末才开始的。也可以说，像我这样年纪研究物理的人，是同这个领域一块儿成长的。

    一个年轻人在开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时，他所选择的方向对于他今后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非常聪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那么他再怎样努力，也不易作出什么有特别建树的贡献来。

    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和成千个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那里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是同样是非常聪明的人，几十年后他们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这里最基本的道理，我认为就是，有的人选择的道路，是以后十年、二十年有大发展的，有的人没有走到这些方向，而是走进死胡同里，虽然他们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还是不太容易有成绩的。

    我刚才说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有大发展的。我恰巧走进了这个领域。回想起来，这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情。

    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是一个没有研究生的、纯粹搞研究工作的组织。那里环境非常恬静而优美。我在那里共呆了十七年。无疑的，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时期。

    1966年，我离开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做教授。那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一所新的学校。那里的校长叫托尔（Toll）。有一天他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希望把石溪建成一所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这件事。我答应了，并于1966年前去。

    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是一座标准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后要离开它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不只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里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却不是世界唯一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去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离开象牙塔，去做一件与社会比较有关的事，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

    到1971年夏天，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冻结了二十年的外交关系，有缓解的可能。当时我就决定回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有我父母和弟妹，有很多老师和朋友。而且我觉得应该尽快利用当时的机会到中国来，这在1971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担心在很短时间内，一个稍稍打开一点小缝的门，又有可能被完全关死了。所以我就赶着在1971年的夏天，到中国来访问了四个礼拜。

    我已跟大家说过，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

    那年夏天的访问，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记得我离开中国时的情景，而眼前看到的新中国，已经与那时完全不同了。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周总理。

    四个礼拜的参观访问，使我深有感受。回到美国后，我仔细想来，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我对两个国家都有相当了解和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要为加强这两个国家的了解和友谊而作贡献。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来中国访问。这一次已经是第十九次了。

    回顾我念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幸运的。当我的同龄人多半都有种种不幸遭遇的时候，我享受了一个美满的童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既有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也有西方启发式的教育。这么多年来，我有了许多好的老师和合作者，又有了许多好的学生。我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又在象牙之塔外做了十九年。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我还应该继续努力。谢谢。

    奉献的艺术

    李嘉诚2004年6月28日

    2004年6月28日，李嘉诚先生在汕头大学出席由长江商学院主办的“与大师同行”讲座系列时，以“奉献的艺术”为题，与上千位修读长江商学院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学员、汕大学生与中外嘉宾讲述他对奉献的看法。

    李嘉诚，汉族，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国际知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一向热心公益，以“推动教育医疗”为其终生不渝的职志，累计捐款逾港币50亿元。为使其捐款能更有计划及有系统地投入支持各项公益事业，李先生于1980年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基金会支持的核心项目包括教育、医疗护理、文化艺术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多谢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支持、鼓励，我内心是感激的。很多时候传媒访问我，都会问及如何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实我很害怕被人这样定位。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也许，最关键的成功方法就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没有原则的人，会漂流不定，有正确的坐标，我们做什么角色都可以保持真我，挥洒自如，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的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义。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的经济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形容，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唯利主义者。

    当然，在商人的行列里，也有满脑袋只知道赚钱，不惜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干出恶劣行为的人。他们伤害到企业本身及整个行业的形象。也有一些企业钻营于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中的灰色地带。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从小我就很喜欢听故事，从别人的生活得到启发。当然，不单是名人或历史人物，四周的各人、各事，言行举止，都是如此。在商言商，有些时候，更会带来巨利的机会。洛克菲勒（Rockefeller）与擦鞋童的故事，大家都听过：1929年，华尔街股灾前，一个擦鞋童也想给Rockefelle炒卖股票的秘密消息，Rockefeller听后，马上领悟到股票市场过热，是离场的时候，他立刻将股票兑现，躲过股灾。

    范蠡一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当时社会制度的缺憾，大家都忘不了他这句话。范蠡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第一人，他曾拜计然为师，研习治国方略，博学多才，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有谋略，有渊博及系统化的经济思维，他的经济智慧为他赢了巨大的财富。

    现代经济学很多供求机制的理论，我国历史早有记载。范蠡的“积著之理”研究商品过多或短缺的情况，说出物价涨跌的道理。怎样抓住时机，货物和现金流的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生生不息。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他主张平价出售粮食，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才是治国之道，更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在变化万千的经济现象之中。

    我觉得范蠡一生可算无憾，有文种这样知心相重的朋友；有共渡艰难，共渡辰光的西施为伴侣，最重要的是，有智慧守候他的终生。我相信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清楚知道在不同时候，自己要担当什么角色，而且都这样出色，这么诚恳有节。勾践败国，范蠡侍于身后，不被夫差力邀招揽所动。

    范蠡助勾践复国后，又看透时局，离越赴齐，变名更姓为夷子皮。他与儿子们耕作于海边，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十万钱。齐国的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相信“久受尊名，终不是什么好事”，他散其家财，分给亲友乡邻，然后怀带少数财物，离开齐到了陶，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陶朱公。他继续从商，每日买贱卖贵，没过多久，又积聚资财巨万，成了富翁。范蠡老死于陶。一生三次迁徙，皆有英名。

    书中没有记载范蠡终归是否无憾。我们的中国心有很多包袱，自我概念未能完善发展。范蠡没有日记，没有回忆录；只有他行动的记录，故无法分析他的心态。他历尽艰辛协助勾践复国，又看透勾践不仁不义的性格，他建立制度，却又害怕制度；他雄才伟略，但又厌倦社会的争辩和无理；他成就伟大，却欲深刻体会到世间上最强最有杀伤力的情绪是嫉妒，范蠡为什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抗拒（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抗拒）？

    说完我国著名历史人物范蠡，我想谈一谈一个美国的伟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他墓碑上只简单刻上“富兰克林，印刷工人”的字。他是个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商家、发明家和音乐家，闻名于世，像他这样在各方面都展现卓越才能的人是少见的。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一直努力弥补这一遗憾，完全是靠自学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他12岁当印刷学徒，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所著的《可怜李察的日记》一纸风行，成为除《圣经》外最畅销的书，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

    富兰克林不单有超越年龄的智慧，更对别人关心，有健全的思维，他对公共事业的热心和能力，更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富兰克林曾经立下志愿，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管多困难，他都要努力承担。自1748年始，他开展了不同的公共项目，包括建立图书馆、学校、医院等。

    做好事、做好人是驱动富兰克林终生的核心思想，他极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均有益于社会，有用于社会，身体力行为后人谋取幸福。他名成利就后，从未忘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增值的方法，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文章内，他的名句“Timeismoney，creditismoney”，将时间和诚信作为钱能生钱可量化的投资；在“财富之路”一文内，富兰克林清楚简单地说明，勤奋、小心、俭朴、稳健是致富之核心态度。

    勤奋为他带来财富，俭朴让他保存产业。富兰克林十三个人生信条他都写得简明扼要：“节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正义、中庸、清洁、平静、贞节、谦逊”都是年轻人的座右铭。

    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出使法国，赢得法国对美国的同情与支持。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更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是众望所归，但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

    富兰克林坚持留给制宪会议的绝非是名誉高位，而是胸襟、智慧和爱国精神。1790年，这位为教育、科学和公务献出了自己一生的人，平静地与世长辞。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美国人民称他为“伟大的公民”，历代世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人类历史碑上永远会铭刻富兰克林的名字。

    范蠡和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

    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成果有天渊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经历中国历史前所未见的制度工程，努力建设持续开放及法治的社会，拥抱经济动力和健康自我概念的发展，尽管未尽完善，亦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一样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在今天，停滞的思维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弃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鼓励传统的更生力，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从商的人，应更积极、更努力、更自律，建立公平公正、有道德感、自重和守法精神的社会，才可以为稳定、自由的原则赋予真正的意义。

    虽然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自己要愿意发挥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大家可以各适其适。

    最近我看到一段故事《三等车票》：在印度，一位善心的富孀，临终遗愿要将她的金钱留给同村的贫困小孩分批搭乘三等火车，让他们有机会见识自己的国家，增长知识之余，更可体会世界的转变和希望。

    “栽种思想，成就行为；栽种行为，成就习惯；栽种习惯，成就性格；栽种性格，成就命运”。这不知道是谁说的话，但我觉得适用于个人和国家。

    我最近常常对人说，我有了第三个儿子，朋友们听说后都一脸不好意思地恭喜我。我是很高兴，我不仅爱他，我的儿子也将爱他，我的孙儿也将爱他。我的基金会就是我第三个儿子。

    过去六十多年的工作，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散播最好的种子，并肩建立一个较平等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亦为经济、教育及医疗作出贡献；希望大家以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谢谢大家。

    为人类而做的工作（节选）

    威拉德1890年

    这是威拉德1890年发表的演说。威拉德，美国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希望我们对伟大的过去历史研究得更彻底。这样，我们对未来就敢于作更大胆的预言，对当前的工作就更乐观、欢快。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有着何等坚韧的生存力量。地震、饥馑、瘟疫可以肆虐一时，但随后流过的岁月又治愈一切创伤，使它们消失不见；又或伟大的历史进程横扫大地，抹去一切伤痕。新形式的文明围绕着显赫的帝王建立起来，这些帝王逝世后，又有更伟大的人物继起。有些国家民族被消灭，巨大的希望化为泡影；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爱国志士血流成河；地球本身似乎就要沉入毁灭的深渊了；走出了黑暗时代，比当初进入那阴森洞穴般的时代大为进步。从此，公理被承认为至高无上。现在，基督王国比我们最当初预想到的更为临近了。

    只有那些不懂历史的人才在伟大的改革中灰心丧气，只有那些不读天才人物传记的人才会自以为是首创者。除了物质领域中的发明之外，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哪一种改革不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伟大的心灵憧憬过，没有哪一种教义不是某位神父早就订立过的。希腊哲学家和早期的基督教神父早已一劳永逸地为后人指明了方向，我们尽可以在他们留下的记载中去任意挑选。因此，让我们学会既聪明又谦虚吧。让我们记住，世上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宣称我们的时代是世界历来最坏的时代，另一类人却认为这是最美好的。一切新发明、一切科学和全部历史都证明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永远正确。最正常、最完美的人就是那彻底投身于自己最擅长的活动的人，是那完全献身于周围世界和众人的人。他完全专心致志于他对世界的有利作用，以致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与世界还存在距离。

    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1963年

    1963年马丁·路德·金领导25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就业。马丁·路德·金在游行集会上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

    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律师，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一生曾三次被捕，三次被行刺，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被种族主义分子枪杀。他被誉为近百年来八大最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之一。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解放宣言》。这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灼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黑奴，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100年后，黑人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100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瀚海的贫困孤岛上。100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

    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饥渴。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后，却被公路旁汽车游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你们有些人历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飙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从到了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

    我的祖国，

    可爱的自由之邦，

    我为您歌唱。

    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

    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

    让自由之声，

    响彻每一座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纽约州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科罗拉多州冰雪皑皑的洛基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州的婀娜群峰！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州的石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望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

    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冈！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保持求知欲，保持赤子心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6月12日

    这是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6月12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词。

    史蒂夫·乔布斯（1955—），1972年进入里德大学，半年后退学，现为苹果电脑公司和皮克斯动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

    今天能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我感到很荣幸。你们要离开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而我从来没有大学毕业过。说老实话，这是我最亲密接触大学毕业的时刻了。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就这些，没啥壮举，不过是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连起生命中的点滴。

    我进里德大学读了半年之后就退学了，不过还是作为在校生在校园里晃荡了一年半才最终真正离开。我为什么要退出呢？

    这事在我出生前就开始了。我的生母当时是年轻的未婚大学毕业生，她决定把我送给人收养。她态度很坚决，收养我的人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这样，由一名律师及其妻子来收养我的事在我出生前就全都弄好了。可是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他们在最后关头确定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女孩。这样，我现在的父母，当时他们也在备选名单上，在晚上接到一个电话，告诉说有一个意外出生的男婴，问他们是否想要，他们说当然想要。我的生母后来才发现，我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我的养父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名。几个月后当我养父母保证以后我会上大学之后，她才妥协。

    十七年之后，我上大学了。不过当时不懂事，选择了一所花销昂贵的大学，几乎和斯坦福大学不相上下。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积蓄都用来支付我的学费了。过了半年，我看不到这么做有什么价值。我不知道以后如何生活，也不知道大学如何来帮我对生活做出规划。而我在这里花的是我父母一生所积攒的钱。于是，我决定退学，并且相信这个决定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在当时，这个决定还是很让人惊慌的，不过回头去看，这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我退学了，就不用再去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了，我开始旁听那些看起来有意思的课程。

    整个事情并非全都那么具有传奇色彩。我没有宿舍房间，只好睡朋友房间的地板，我把可乐瓶还回去，这样可以得到五分钱来买吃的东西，每周日的晚上我会步行七英里横穿城区，到黑尔克力斯纳教堂吃那每周一顿的美食。我喜欢这种状态。我凭着好奇和直觉，无意中涉足的很多事情后来证明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当时里德大学提供的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课程。整个校园里每张海报，每个抽屉上的每张标签都是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因为我已经退学，不必再去上那些常规课程，于是我决定去上书法课，这样就能学会漂亮的手写体。我学习衬线和衬线字体，学习在不同字母组合中改变间距，学习如何使印刷排版和外观变得好看。这个过程非常美妙，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上的精致，这种方式是科学所无法获取的，我发觉它令人陶醉。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实际的运用。不过，十年之后，当我在设计第一台迈克因特斯（Macintosh）电脑时，它全都在我记忆中复活了。我将其设计到“迈克因特斯”中去，它是第一台具有漂亮的排版样式的电脑。如果我在整个大学生活中没有旁听，那么“迈克因特斯”就永远也不会有多种字体或间距合理的字体。由于Windows已经仿照“迈克因特斯”了，可能现在个人电脑没有用我们的这些字体了。如果我没有退学，我也不会旁听这门书法课，个人电脑也许就不会像现在那样具有奇妙的排版样式了。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可能看那么远，将这些点滴连起来。不过，在过了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这个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再说一次，你们不可能联结未来的点滴，你只有回头看的时候才能将它们联结起来。因此，你们必须要相信那些点滴在将来总会连起来的。你们必须要信任某种事物——你们的直觉、命运、因缘，或者无论其他什么。这种方法从未让我失望过，它造就了我生命中所有的转机。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有关爱与失去的。

    我很幸运，我很早就发现了我喜欢的是什么。当我20岁的时候，沃仔（Woz）和我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我们的苹果公司。我们很努力，十年内，苹果公司从当初车库里就我们两个人，发展为拥有4000名员工，产值达20亿的公司。一年前，我们刚推出我们最完美的产品“迈克因特斯”，这时我刚到而立之年。可是，接着我就被炒了鱿鱼。你怎么会被你自己开创的公司炒了鱿鱼呢？是的，随着苹果的发展，我们聘用了新人，我认为他很有才干，能够和我一起管理公司，开始的一年左右一切正常。可是，接下来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开始有了分歧，最终我们闹翻了。当我们闹翻之后，董事会站在他那边。于是，在而立之年我就这样出局了，并且闹得沸沸扬扬。以前我整个成人生活中所集中关注的事情都消失了，而这是摧毁性的。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打发最初的几个月。我觉得我让业界的前辈们失望了，当接力棒传给我的时候，我却把它失落了。我碰到大卫·派科德（DavidPackard）和鲍勃·诺里斯（BobNoyce），试图为自己的糟糕表现道歉。我是公认的失败者，我甚至想到从硅谷逃走。不过我渐渐明白了某件事，我仍将热爱我过去所做的事情，苹果公司所发生的事情的变动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我被拒绝了，可是我还有爱。因此，我决定重新开始。

    那时我没有看到这点，不过后来我发现，被苹果炒鱿鱼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事情。保持不败之地的重负被再次成为开拓者的轻松所取代，这使我得到解放，从而进入了我生命中最具有创造性的时期。

    在接下来的五年，我开了两家公司，一家叫奈克斯特（Next），另一家叫皮克斯（Pixar）。我和一个令人着迷的女人谈起了恋爱，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皮克斯”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现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公司。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苹果买下了“奈克斯特”，我回到了苹果，我们在“奈克斯特”研发的技术成了苹果公司现在复兴的核心因素。伦妮（Laurene）和我现在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确信，如果我没有被苹果公司炒鱿鱼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是苦药，可是我想，病人是需要它的。有时生活对你的沉重打击让你措手不及，不要丧失信心。我确信，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前进，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情。你要去发现你所喜爱的，这点对你的工作是如此，对你的爱人也同样如此。你的工作将占据你生命中的很大一块，创造伟业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热爱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么就继续寻找，不要停顿，依靠心灵的力量，当找到它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找到了，而且，正如其他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它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好。因此，继续寻找，直到你找到，不要停顿。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有关死亡的。

    我17岁的时候，读到如下的话：如果你把每天都看做是最后一天来过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么做肯定是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在过去的三十三年里，每天早上我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做我今天打算要做的事情吗？”如果一段时间内每天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我知道我需要做出改变。

    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去，这是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工具，它能帮助我做出生命的重大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外在的期望、所有的尊严、所有对于尴尬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事情。记住你很快就要死去，能够使你避免陷入认为自己会遭受损失的心理误区。据我所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已经是赤条条无牵挂了，没有理由不听从自己的内心。

    大约一年以前，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是早上7点半做的扫描，结果清楚显示我的胰腺上有一个肿瘤。我当时连胰腺是什么都不知道。医生告诉我，这种癌症属于那种几乎无法治愈的，不要指望能够活过三到六个月。我的医生建议我回家安排后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让我做好死亡的准备。它意味着你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告诉他们你本打算在以后十年告诉他们的话。它意味着要确保对一切都要守口如瓶，这样才能使你的家庭尽可能轻松地面对。它意味着和这世界说拜拜。

    那天我一直遭受这个诊断结果的折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组织切片检查，他们在我的喉咙下面插入了一个内镜，穿过我的胃，到达我的肠子，插了一根针到我的胰腺，从肿瘤中取出了一些细胞。我还比较镇静，不过我妻子，她当时也在，告诉我说，当他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时候，医生们叫喊起来，因为证明那是一种少见的胰腺癌，可以通过手术治愈。我接受了手术，现在我一切正常。

    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我希望这也是我以后几十年内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比起死亡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有用但纯粹是思维概念的时候，现在我可以更加肯定地告诉你们：没人想死。即使那些想上天堂的人也不会为了要去那里而想去死。死亡仍然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目的地，没人能逃脱。事实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唯一最好的创造了，它是改变生命的手段，它除旧布新。现在，你是新人，不过要不了多久，你就会逐渐成为老人，被清除出去。很抱歉，是这样的具有戏剧性，不过，这真的是事实。

    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所羁绊，这样你就是在根据别人思考的结果来生活。不要让其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声音淹没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听从你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它们总会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人，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本令人感到惊奇的出版物《全球目录》，它是我们那一代人奉为经典的书之一。它是由一个叫做斯图亚特·博兰德的人创办的，在门罗公园，离这儿不远。博兰德用他的诗意格调使这本杂志焕发生机。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个人电脑和台式印刷系统出现之前，因此这个出版物全部都是用打字机、剪刀、宝丽来制作的。它有点像纸质的google，不过是在google出现前的三十五年。它是理想主义的，充满着整洁的图案和卓越的观念。

    斯图亚特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几期《全球目录》，当刊物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正处在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在他们最后一期刊物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如果你勇于冒险你会在这种路上招手搭便车。照片下面印着这些话：保持求知欲，保持赤子心（StayHungry，StayFoolish），这是他们停止活动时的告别词。保持求知欲，保持赤子心，我一直都希望能做到这样。现在，当你们作为毕业生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祝愿你们能做到这样。

    保持求知欲，保持赤子心。

    谢谢大家！

    40岁后，把爱付出去

    李连杰

    2005年10月13日，北大的500余位学子有幸分享了李连杰的人生故事。他以一位普通佛教徒的身份，将他42年来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听他讲授自己如何超越物质的局限，去探求生命的真正价值。

    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著名动作明星、国际功夫巨星、武术家、慈善家，“壹基金”创始人，“国际武术联合会”、“中国武术协会”形象大使，“世界武博会”形象大使，新加坡籍华人，曾居北京、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创建了慈善基金：壹基金。

    同学们好，新闻界的朋友好，红十字会的各位朋友、领导，我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我们是心灵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李连杰乱说。

    我在北京出生，2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8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3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5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5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1974~1979年这5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像快60岁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1块钱的人工（指酬劳）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能拿，这个事情是蛮残酷的。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听领导的话再拍第二部电影吧，第二部电影一天2块，第三部电影3块。你说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同时，自我中心逐渐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世界，对社会、对老师、对长辈、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公平，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真的，在19岁以后，一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不满，但是不敢表现，不敢讲，因为讲了以后会挨批评。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后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自己做了老板，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因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这个阶段虽然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我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80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当时我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虽然我没读过，包括阴阳的观点。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个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第一，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人类是一个“圆”，因为无极，无极就是一个圆，有了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天地有了四相，之后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相演变出整个人类，如果太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抛掉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非常快乐。这是我目前经常在做、经常在学的事情。

    我讲话很闷，对不起。

    讲得很闷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其实19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要求，因为我从70年代，一次出国给母亲买一个手表，第二次就买一个手表给姐姐，后来给哥哥，后来觉得不过瘾，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车了，后来就买电视、彩电，那在70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就买了冰箱、洗衣机，到后来买了房子，无限地为家庭做，为自己争取，当然自己也在买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会有汽车，有房子，有权力，有欲望，但是你发现，不光是我自己，物质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问题，解决我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也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原来不仅仅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心灵又是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行，这个东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我觉得物质，在某一个阶段是相当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我们不能专心照顾家庭，我们不能专心做一件事情，在某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因为这个观点是，有的人有1000块钱一个月就开心了，有的人希望5万块，有的人希望50万，这是一个量的区别，你给他1000块给50万的人，他不会开心的，所以钱和物质并不能使每一个人开心，但是欲望又是无止境的，我经常开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李嘉诚，但是往前一开，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更有钱，怎么样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所以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佛教徒，重新来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个当中找到很多快乐。

    “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以后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国好像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10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10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是不是越谈越远了？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人，大家的学问都比我好，我们既然是“心灵阳光工程”，我们先要了解心在哪里，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有，说的都是各种物质。但是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在探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亲戚，我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系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你把我解剖了，把站在这儿的李连杰解剖了，把心拿出来，是一颗心，每一个身体的部位分解的时候，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个名字里，找不到一个“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心”在哪儿，到底是这一块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还是这一块呢？其实这是几千年来都在探讨的，到底哪一个部分里才是我们控制思维的重要部分？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心在哪儿以后，我们才能够让心自由，你发现当心自由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人们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我看到很多所谓自由的人里，心并没有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这个我希望有更好的，我还是做它的奴隶，别人说我好我就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传媒里？别人写我不好我就痛苦，别人写我好我就开心。这还是变相地生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怎么样才能够释放心灵，把最好的东西释放出来。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作为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就是幸福、快乐，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但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人是生活在人群里，人群里就需要关心、爱和付出。

    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地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别人的心，只有爱。真的，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灵。”

    再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传媒一直在说，“李连杰，你拍那么多电影，以前的《黄飞鸿》那么好，你到美国以后拍了很多不好的电影。”我承认，在热爱我的中国观众里，并不满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和欧洲，恰恰喜欢我近期的电影。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我就说，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只给一部分人看还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北京这块土地长大的中国人，在五千年文化养育下的中国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是我真心思维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里面，把这个思维的方法带到全世界去。

    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我们团结起来，在这块土地上长大，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很多都不舒服，周边突然有了一个强大的人。如果能够符合我们的国情，一度扩大延伸到红十字会的精神，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中国人，不仅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我希望改变为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做到的，再把这个精华提炼出来，哪里有痛苦，哪里有快乐，哪里就有红十字会，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点点力，就有机会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胸怀。所以，接下来我会希望继续和红十字会合作，从这50万开始，我要再倒回来讲，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后，我觉得很感谢她，拿出钱来，作为一个母亲去关心青少年，去关心整个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的形象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人关心青少年。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肾，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比如非洲，早晚会把病传染到你的全身，如果这个地方不理，迟早会把病传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的祖先会开怀大笑的原因。

    因为从来没有站在那儿讲过，一般都是坐着，人家问，我回答，看看有没有三十分钟了。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合作在于我曾经在去年海啸的时候跟死亡擦身而过，海水在我这里，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不过没死，但是死亡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壹基金”，我想从中国开始，因为我在香港做了，在美国也做了，但是各地的法律不同，我们要按法律做事就要按手续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这个基金，每个人每个月出1块钱，滴水变成大海，这是爱的大海，可以从中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类，这个钱要很透明地交给红十字会的心灵阳光工程，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自然灾害的。

    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诚恳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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