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准噶尔】
17世纪末，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粉碎了沙皇俄国借噶尔丹之势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也使得曾被噶尔丹征服的回部、青海、哈萨克各部纷纷投向清廷，蒙古全境暂时出现了平静局面。
然而，准噶尔部的分裂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歼灭，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了准噶尔部的统治者，这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当年他在噶尔丹的全力追杀下能够全身而退并保住了自己的实力就说明他不是个省油的灯，后来他趁噶尔丹与清开战的机会反攻伊犁，使噶尔丹进退无门，又因为噶尔丹死去完全掌握了准噶尔部的大权，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实力的不断扩张，加上又有沙皇俄国煽风点火，策妄阿拉布坦那颗躁动的心再也不能安分起来，开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中国清代西北边疆政区名，又称和卜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
幸亏康熙及时派兵进藏进行围剿，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康熙逝世后，雍正接着与准噶尔部战斗，清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终于死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个年过花甲、没什么战斗力的老分裂家与世长辞，一个年富力强，并且同样野心勃勃的分裂家掌握了权力，他就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噶尔丹策零。此人亦立志将分裂进行到底，由于实力还比较弱，他并没有打算进攻北京，决定从小处着手，先骚扰驻扎在塔半尔河的清军，不料，清军把他杀得落花流水，噶尔丹策零于是投降了，这是清雍正十年（1732）的事，这之后，准噶尔部被打得老实了十几年，当然也一直蠢蠢欲动，就是不敢付诸行动。
清乾隆十年（1745），50岁的噶尔丹策零归天，准噶尔部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内乱。噶尔丹策零留下三个儿子，长子达尔扎时年19岁，次子那木扎尔时年13岁，三子策旺达什年仅5岁，那木扎尔因是正妻所生，得了汗位，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一登上王位，就表现出不输给成年大汗的“果断”。虽然其兄长达尔扎一直垂涎汗位，那木扎尔想除掉这个威胁，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当时刚刚即位，还没有采取措施安抚众人、笼络人心，就跟台吉们（清对蒙古族贵族的封爵名）公开商议，说要杀了达尔扎。当时，达尔扎没有谋反行为，所以部分台吉明确表示了反对——这并不是内乱的时候，杀人也需要理由，何况还是你哥，否则你怎么服众。达尔扎趁着台吉们反对、拖延了时间的这个时机，袭击了那木扎尔驻地，他下手更狠，弄瞎了那木扎尔的双眼，把他囚禁起来，自己当了大汗。
不过，达尔扎的位置也并不稳当，他的母亲是个婢女，婢女的儿子做了大汗，说不过去啊，所以他的夺位引起了许多重要台吉的反对。策妄阿拉布坦的重要谋臣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的女婿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大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和辉特部（辉特部是杜尔伯特部的一支，杜尔伯特部和准噶尔部先前都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后来厄鲁特蒙古完全由准噶尔部统辖、控制）台吉阿睦尔撒纳、辉特部台吉班珠尔，密谋拥立策旺达什为汗。但计划被发现，消息走漏，策旺达什被杀，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带手下逃入哈萨克，达尔扎出兵数万，强迫哈萨克汗交出两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眼见性命不保，只有孤注一掷，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率精兵1500人绕道荒山野岭，偷袭伊犁杀了达尔扎，达瓦齐夺得了汗位。
然而，准噶尔部长达七年的内乱并没有因此告一段落，按说，经过了这么多事，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已经不仅仅是战友的关系，他们曾经一同出生入死，一同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最终得偿所愿，可是，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起因是达瓦齐的清算，他要打击曾经支持达尔扎的台吉，杜尔伯特的几个台吉不同意，达瓦齐就借助阿睦尔撒纳的力量打败了反对的台吉，杜尔伯特部3000多户，1万多人向清军投降，阿睦尔撒纳的军队随后占领了杜尔伯特部的旧地，这时他实力大增，开始不满于屈居达瓦齐之下，于是派人跟他协商，划分个地界，各自都当大汗，谁也管不着谁。达瓦齐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回复说，想分治没门。阿睦尔撒纳也说：那就没办法了，我是要当大汗的，你不同意就打呗。
果然开战，信心十足的阿睦尔撒纳大败。走投无路之际，他带着手里这2万多人向清政府投降。
阿睦尔撒纳显得特别诚恳，说：我从来没想过要违抗清政府，都是达瓦齐，他一直都有叛乱的野心，经常对大清皇帝出言不逊，一日不除掉他，准噶尔一日不能安定，就要不停地麻烦清政府去平定，所以，派我当先锋吧，我一定戴罪立功，提着达瓦齐的头向皇帝请求恕罪。
这时已经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七月，对阿睦尔撒纳的投降，乾隆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于当年十一月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还封他为亲王。前一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不堪达瓦齐的压迫，已经归附清廷。阿睦尔撒纳投降不久，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纳默库等，也先后率众降清，达瓦齐已经是众叛亲离，尤其是他的骁将萨拉尔、玛木特等人也投降清廷后，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而乾隆等这个机会也等了很久了，从康熙时代起，准噶尔就一直不消停，噶尔丹及其继任者们，长期割据西北。虽然康熙皇帝三次亲征以后，准噶尔部已经丧失了南下威胁中原的实力，但是一直像苍蝇一样，在边境嗡嗡，大动干戈吧，为了他们耗费巨额军费似乎不值得；不理吧，又怕他们得寸进尺，真在俄国人的唆使下，弄个独立，搞国家分裂。对于这股危害国家统一、荼毒各族人民的势力，清政府的平叛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深受困扰，什么时候才能一劳永逸呢？
乾隆知道，现在正是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统一西北的大好时机。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在皇帝的安排下，清军两路出师：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北路，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郡王成兖札布、内大臣玛木特为参赞，于十二日由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出发；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赖尔率领西路，郡王班珠尔、贝勒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为参赞，于二十五日由新疆巴里坤出发。其中，两位定边将军阿睦尔撒纳和萨赖尔各率先锋部队先行出发，主力随后。五月初，两路清军骑兵在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会师，稍事休息，便进军伊犁。
达瓦齐不敢用鸡蛋碰石头，率军潜逃，可是，久被他压榨的各部首领和人民恨他，一直想逃避战乱的人民也恨他，于是，他成了过街老鼠，走到哪里都有人喊打，终于被乌什城首领霍吉斯抓获，献给了清军。
此战清军不但抓获了达瓦齐，还俘虏了三十年前逃到准噶尔部的青海叛军首领罗布藏丹津。清军凯旋，乾隆帝在午门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礼。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乾隆赦免了达瓦齐和罗布藏丹津等人的死罪，还封达瓦齐为亲王，留居北京，当然也是怕放了他再回去作乱。同时为了分散厄鲁特蒙古的实力，乾隆决定让其恢复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旧制。
这次的胜利，阿睦尔撒纳有功，被封为双亲王，什么是双亲王呢？亲王已经是王爷了，再往上封就是皇上了，于是“双亲王”这个名词就出现了，意思是你一个亲王领两个亲王的俸禄，比亲王更加高贵。至于三亲王、四亲王好像没有过。
到这里，应该是比较完美的结局了，不过，事情还没完。上文说过，阿睦尔撒纳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其实，他不仅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他还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后来娶了舅舅噶尔丹策零的女儿。他是实力雄厚的“皇亲国戚”，不仅有着贵族的身份，还有着更大的野心，怎么可能死心塌地地投降清政府呢？
借清政府除掉达瓦齐后，他一直在伊犁。对于乾隆恢复厄鲁特蒙古四部旧制的决定，他十分不满意，他就是想做四部总汗。在打败达瓦齐的过程中，他就散布谣言，一面对厄鲁特各部说：乾隆皇帝让我来平定你们了，一方面又不断向乾隆暗示：这四部群龙无首，特别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管理，我觉得我就能胜任。不仅如此，他还在伊犁肆意掳掠，以四部总汗自居，不穿清朝规定的顶戴花翎，也不用清朝官印，而用噶尔丹策零的菊形篆印号令各部。
这些情况，乾隆都知道，为了避免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名声，他已经对阿睦尔撒纳很客气了，也十分想就此跟他和平共处下去。可是希望和平共处并不代表会妥协，如果真封你为四部总汗，那么清军万里远征达瓦齐为了什么？为了将你阿睦尔撒纳提携成另一个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让你接着搞分裂，跟清政府作对？
乾隆说，既然他已经按捺不住了，那么我们先礼后兵，先叫他来谈谈吧，当年九月，乾隆帝召阿睦尔撒纳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并派喀尔喀蒙古亲王额淋沁多尔济陪同。阿睦尔撒纳接到圣谕后，一直拖延，走了两个月才到额尔齐斯河畔，然后再也装不下去了，开始率随从返程进攻伊犁，并派人到各部煽动叛乱。
当时征讨达瓦齐的清军大部已经撤回，留守伊犁的定北将军班弟和参赞大臣鄂容安仅有500名士兵。敌众我寡，伊犁再次失守，班弟和鄂容安在突围时被困，自杀殉职。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驻守在乌鲁木齐的定西将军永常，手下有5000士兵，可是他不但不增援班弟等人，反而被叛军吓破了胆，逃到了巴里坤。乾隆得知后，下令革了永常的职，另派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尔党阿参赞军务，从巴里坤出发进剿，并传谕各部台吉配合清军进剿。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玉保所率的清军前锋部队进到距阿睦尔撒纳叛军仅一天路程的特克勒河，这时几个准部叛军前来诈降，玉保中了叛军的缓兵之计，发现上当的时候，阿睦尔撒纳早已撤到哈萨克境内。
五月，策楞和玉保被革职，乾隆任命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追击阿睦尔撒纳，同时命还在巴里坤的办事大臣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出兵支援。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下乾隆用人的失误，因为达尔党阿也和策楞、玉保一样，一点也不像个统兵的将军，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清军追到哈萨克边境、离叛军只有二三里路的时候，被阿睦尔撒纳收买的几个哈萨克人来报告说，阿睦尔撒纳已经被他们抓住了，只是要等哈萨克汗赶到时他们才能交人。达尔党阿一想，这挺好，不战而胜啊，传令，等着吧，还派使节跟哈萨克汗去交涉。
在此期间，厄鲁特部分台吉也跟着阿睦尔撒纳一起造反。
十月，叛军攻占伊犁，奉命率领1500人增援达尔党阿的清军将领兆惠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他孤军奋战，冲破叛军的层层堵截，到达乌鲁木齐后又被围困了。此时清军损失惨重，伤亡过半。没有粮草支援，只能杀驼、马充饥。情况危急，不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侍卫图伦楚从巴里坤率2000人前来增援，与兆惠里应外合，一举突围，撤回了巴里坤。
乾隆这时震怒了，连派两次将领都是饭桶，一再上当，丢尽了大清朝的脸面。兆惠表现好，好，干脆让他代替达尔党阿。兆惠不辱使命，汲取了前几次进剿失败的教训，挑选精兵，备足粮械，严明赏罚，鼓舞了清军的斗志，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这时，叛军发生内讧，分为两股，以阿睦尔撒纳为首的一股活动于塔尔哈巴台一带，以准噶尔汗为首的一股活动于伊犁附近，不久，辉特和和硕特部叛军内部又流行天花，叛军实力大减。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兆惠率军击溃阿睦尔撒纳军主力，阿睦尔撒纳再次逃入哈萨克。清政府派人与哈萨克汗交涉，哈萨克汗同意交出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得到消息后，又逃到俄罗斯，九月得天花死在了那里。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清政府的交涉下，俄方不得不交还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阿睦尔撒纳这个反叛的“主力”兼“主谋”被消灭，其余的叛军就更不在话下了，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下，厄鲁特叛军余部于1758年被全部歼灭。
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十分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以准噶尔部为核心的厄鲁特蒙古长达七八十年的叛乱终于结束了，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也代表康熙、雍正时代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乾隆皇帝完全解决了。
【平定大小和卓】
清军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本以为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以返回内地了，没想到一道圣旨下来，又让他们接着平叛，目标是天山南部——大小和卓叛乱。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小和卓在库车打出“巴图尔汗国”的旗号，自称“巴图尔汗”，正式与清朝中央政府决裂，大和卓也成为叛乱首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地先后卷入。库车的阿奇木伯克鄂反对叛乱，逃往伊犁投奔清军，小和卓下令杀了他全家，对清政府屡次派去招抚的使臣也一再痛下杀手。
同年夏天，乾隆封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万余清军，将小和卓围在了库车。雅尔哈善不抓紧时间攻城，围歼小和卓，反而对主张进攻的部将说，干吗打仗，浪费兵力，小和卓这么一股势力，犯不着对他大动干戈，这么多人来围着他，估计就害怕了，没几天一准投降。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雅尔哈善每天下棋，生活得非常平静，连防止叛军突围的准备都没放在心上。小和卓遇到这么一对手，实在是很幸运，他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之后，在一个平静的夜里，成功地率军突围了。雅尔哈善拿下了库车，当然，是个空城。
乾隆知道来龙去脉后，震怒，立即下令免去雅尔哈善的职位，派另一个人去完成平叛的任务，其实，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就想派这个人去平叛，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了，用他一定会取得一个良好的结果。可是这个人当时正在搜剿厄鲁特蒙古叛军余部，这件事也一直是他在抓，关键时刻换人很不好。这时，平定厄鲁特叛军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把他调过来刚好——这个人就是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立了大功的兆惠将军。这一次，他也将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
兆惠，满洲正黄旗人。清雍正九年（1731），初登仕途，先入值军机处，随后补授内阁中书，后来几经升迁，到1744年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1746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职位不能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发挥，尤其是他对刑部的工作并不胜任，还因此受过乾隆的处分。
不过，自1747年清朝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的征伐开始，兆惠有了大展雄才的机会。战争中，兆惠奉命奔赴四川前线，为清军督运粮饷。他抵川后，看到卡撒（今四川省小金县西）周围山梁、色尔力等处储藏的军粮仅够用两个月的，就将附近的崇德、牛厂和美诺等地的存粮调运过来，以备军需。同时，他还认真地上书了清军的弊端，乾隆对他的呈奏非常满意。
对金川的征讨告一段落后，西北地区又开始不稳定，清乾隆十八年（1753），兆惠奉命赴西藏，防备准噶尔进犯，他到藏后不久，就提出改变过去驻藏500名清军士兵同时换班的制度，要求：“一于头年五月起程，七月抵藏；一于次年二月起程，四月抵藏。”这样无论何时西藏均有清军驻防，随时可抵御进犯。
乾隆准备剿平达瓦齐后，兆惠又奉命协理北路军务，并总理粮饷，为出征准部的军队准备军需物资。后来，阿睦尔撒纳兴兵进犯伊犁，兆惠奉命总理北路台站，维护天山北麓与内地的通信联络。不久，又被调赴西路巴里坤办事大臣，为进剿阿睦尔撒纳筹备粮饷。当得知伊犁被叛军攻占后，他马上赶到特讷格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会同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商议进剿阿睦尔撒纳。这一举动深得乾隆帝的嘉许，遂命兆惠为参赞大臣，随同达尔党阿出征。至此兆惠终于不用再总理粮饷，做后勤工作了，虽然这些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兆惠一直渴望上战场，去前线战斗，报告也打了几次，只是乾隆一直没批。
在之后的平叛过程中，兆惠表现得非常出色，尤其是乌鲁木齐突围战，使他声名大震，乾隆帝也以此而知兆惠可担当讨敌重任，兆惠从此成为清军驰骋边疆的主要统帅之一。在平定厄鲁特叛乱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天山南部对付大小和卓，对于这次的平叛，他有相当大的决心，接到命令后就向乾隆上奏说，到库车后，一定全力剿贼，不完成这件事，就不回京见圣上。
小和卓从库车逃跑之后，直抵阿克苏，史书记载，“（阿克苏维吾尔族人民）闭城拒敌”，小和卓又到乌什去，还是不被接纳，无奈之下，只得又窜回与库车临近的叶尔羌，大和卓则逃到喀什，与小和卓互为犄角之势以抗清军。兆惠抵达阿克苏后，屯兵数日，大军也没到，但是朝廷一再催促，他只好留下副将富德驻守阿克苏，仅率3000多人就去进攻叶尔羌了。
叶尔羌是南疆重镇，四面有十二个城门，一万多叛军据守，小和卓到了以后，下令彻底坚壁清野，将城外庄稼割光，居民全部迁入城内，并且掘壕筑垒，修筑工事。在兆惠到了以后，曾经派兵从东、北、西三城门出城迎战，大败之后，缩到城里，再也不出来了。
兆惠知道叶尔羌城非常坚固，驻守的叛军人数众多，不能强攻。于是率军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即喀喇乌苏，汉语译为黑水，所以后人称兆惠的营地为“黑水营”。兆惠在黑水扎营后，派人扼守大小和卓联络的通道，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又在探知小和卓部落的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后，准备渡河袭取，充实清营的军需。随后，兆惠留少数清兵守黑水营，亲自率领1000多人渡河，谁知他带着400骑兵刚过去，桥就塌了。叛军倾巢出动，并抄了渡过河的清军的后路，兆惠知道中了计，震惊之余，马上冷静下来，率400人浮水过河，沿河岸向黑水营方向且战且退。在叛军的围攻下，清军被截成数队，兆惠左右冲杀，两次换战马，身体多处受伤。清军伤亡惨重，经过浴血奋战，天黑时才退回黑水营。
此后的五天里，小和卓霍集占开始了“大反攻”，清军以2000人之数力战，使叛军伤亡惨重。霍集占见攻不下来，干脆派兵围住黑水营，准备困死清军。从这年的十月到第二年正月，黑水营被围了整整三个月，叛军为进攻黑水营想尽了办法，先是用炮弹，不过清兵营地是依树林而建，铅弹全打进了树干里，兆惠命士兵伐树，把铅弹拿出来反击叛军，叛军又在上游引水灌营，清军则在下游挖沟泄水。叛军接着挖地道，也被清军击退。时间长了，清军的粮食逐渐短缺，幸好当地人有窖藏粮菜的习惯，再加上长期受准噶尔部的抢劫，当地人家家都挖窖储存物资，因此清军在掘井解决饮水问题时，发现了二十多窖粮食。正是这些救命的粮食，使得疲惫不堪的清军在兆惠的正确指挥下等到了援军。
黑水营刚刚被围困后，兆惠就派出5名士兵突围分路赴阿克苏告急，又派人传令防御喀什噶尔的副都统爱隆阿到阿克苏与富德会合，一起前来增援。富德在接到兆惠的急报后，马上率3000骑兵南下支援，在距叶尔羌150千米的地方遇到霍集占优势兵力的阻击，双方激战四昼夜，叛军越聚越多，正在危急关头，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与爱隆阿会合后及时赶到，与富德三路大军会师，之后在富德的统一指挥下，杀退了叛军，霍集占率残部退守叶尔羌，长达三个月的黑水营之围遂解。
清军在黑水营之围中表现出的顽强斗志，极大地震慑了霍集占叛军，使他们从此士气低落，一蹶不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清军集结在阿克苏、乌什和阿瓦提的士兵已达2万人，于是开始了全面的平叛战争，兆惠从乌什进攻大和卓驻守的喀什噶尔，副将军富德则率部由和阗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明白大势已去，不战而逃。九月，大小和卓在清军锲而不舍的追击中，逃入巴达克山汗国境内以后，被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逮捕斩首，素勒坦沙将两人首级和家属交给清政府，这对野心勃勃的兄弟终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至此，大小和卓叛乱终于得到平定。为了确保对西北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伊犁将军是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下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大臣，率军分驻新疆各地、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天山南北成了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以后清政府采取的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开采矿产等各项政策，对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贵族未必都无能】
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所以乾隆晚年自封“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以此夸耀自己的军功。
就是在这样辉煌的映照下，才使得乾隆盛世显得熠熠生辉。什么是封建社会的盛世？简单而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丰盈、学术文化的恢宏、君主专制的高度完善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然而，无论任何盛世，载入史册的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文治武功”，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离不开朝中众多的文臣武将的参与。康熙和雍正朝的辉煌，离不开纳兰明珠、李光地、张伯行、李卫、田文镜等众多重臣的尽力辅佐，而乾隆朝也必须有这样的人支撑出一个盛世，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军机处首辅傅恒。
“首辅”一词，本是明代后期对内阁首席大学士的称谓，清雍正以后，国家大权掌握在军机处，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也相当于明时内阁的首席大学士，因此也被称为首辅，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而傅恒不满30岁，就坐到了大清首辅的位子上，如此年轻的首辅，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样，没有皇帝信任，即使再有能力，也未必能坐上这个位子。
傅恒，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他自己也曾被授予蓝翎侍卫，富察氏连续四代都曾侍奉皇帝，因此成为清代唯一的一个侍卫世家。更重要的是，傅恒的亲姐姐是乾隆帝的第一个皇后——孝贤纯皇后。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孝贤皇后都被描绘成一个臻于完美的贤妻良母，而在乾隆后宫三千佳丽中，她恰恰也是最受乾隆重视的一个。可是红颜薄命，这么一个完美的人，在34岁时因两个皇子连续夭折而忧郁成疾，终至不治。在悼亡妻之际，乾隆曾写下哀思缠绵的《述悲赋》，其中有“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等感人至深的悼亡之词，可见这份感情既真且深。
孝贤纯皇后和乾隆皇帝的深挚情谊，对富察氏家族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乾隆把这份情意逐渐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他曾明确表示：“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这就是傅恒一直青云直上的原因，这个皇帝的正牌小舅子从最初被授予侍卫，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到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这个过程只有六年多的时间。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傅恒当时就是个偶像派，钻石王老五，根据史书的记载他还十分英俊儒雅。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乾隆并不是一个昏君，在用人方面有自己的尺度，他很看重一个人的能力，而傅恒如果没有能力，只是一个纨绔子弟，是个草包，他也许只会赐他富贵，而不会委以重任。所以，傅恒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能力的治国良臣。显赫的家世使他有了荣登内阁的机会，而在高位上二十年不倒并受到始终如一的重用，则是源于他出色的能力。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就在他的《小仓山房诗集》里这样评价过傅恒：“恩虽外戚才原大。”
首先，傅恒精通满文，当时满族贵族受到汉族同化，不少已经习惯讲汉语，但是傅恒的汉语好像远远没有满语流利，表现之一是如果在朝堂上参与了一些问题的争论，大家本来用的是汉语，傅恒一着急就说满语。当然，满语流利并不奇怪，关键是他称得上是一位满语研究专家，曾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族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还曾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这种才华，连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止一次地表示心服口服。此外，傅恒还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
除了学问上拔尖之外，傅恒还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政务练达”。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凡所经办。在对政务的处理上，傅恒经常与乾隆不谋而合，有时候他甚至能考虑到皇帝前面去，为此乾隆经常特别高兴，多次批阅道：“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就这么办吧”，“你说的都这么详细了，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当然这绝不是因为傅恒是一个善于投机之人，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且不说能够始终如一地猜对皇帝的心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事实上傅恒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只善于投机的人是想不出来的，并且他自己在做这个事的时候，绝对能够做好，“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比那些光说不练只耍嘴皮子的弄臣强倍千倍。
傅恒受到皇帝的赏识，还在于他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当年准噶尔内讧，乾隆决定对达瓦齐出兵一举平定准噶尔时，满朝文武都不同意打这几场仗，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对西北用兵时曾经打过败仗。其实大臣们这样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西北的叛军自知实力不强，总是像打游击一样，对一些地方驻守的清军骚扰一次，很快又溜得不见人影了，清政府劳师动众地跟他们打一仗，即使胜了，也是一时之胜，在当时看来，完全平叛是不太可能的，胜了一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要是打个平手那就相当于打了败仗，更何况雍正年间那一次是个结结实实的败仗呢？
就是出于这些顾虑，满朝文武大臣鲜有主战派，都纷纷劝说乾隆，大意是说不要打，要让新疆的叛党完全销声匿迹是不可能的，不如该招抚的招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兴师动众，要耗费多少军粮、伤亡多少士兵，不能不考虑这些啊。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些人的建议不无道理。但是这让主战的乾隆非常恼火，他一直想远效三皇五帝、近效圣祖康熙，做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皇帝。如今却遇到了阻碍，虽然他是皇上，可以独裁，但是当光杆司令也下不来台啊，何况他又不是机器人，能够面面俱到，把事情交给不愿意作战的大臣去办，又怕他们不尽心。
这个时候，傅恒站出来了，他说：我认为应该打这个仗，我奏请圣上命我单独负责办理军务——满朝文武，只有傅恒一个人坚决支持发兵。之后，傅恒全身心投入前期备战的准备工作中去。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开战后，又积极协助乾隆皇帝在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等工作，乾隆曾说：“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这个话说得很重，对傅恒来说，是一种赞赏，对其他大臣来说，就相当于一个耳光，潜台词就是：你们都不跟我一条心，不支持我打仗。傅恒的坚定支持，使乾隆深受鼓舞，他称傅恒“朕之张华、裴度也”，西师之役结束后，绘功臣像于紫光阁，傅恒虽未赴前线，但乾隆坚持将其放在首席，就是因为这一点。傅恒故去多年后，乾隆仍对此念念不忘，作诗曰：“西师两用兵，同心却众论。坐谋无不协，用蒇建大功。”所以，准噶尔部被顺利平定，前线的士兵将领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后方的傅恒也有资格得到军功章的一半。事实上，他不仅只是个幕后英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作为当朝第一臣，与其他外戚不同，没有在京城坐享富贵，而选择了为国家出力，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对于战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家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也是功不可没的。傅恒去世时，乾隆亲临祭悼，谥号“文忠”，大清王朝300年的历史，傅恒作为大臣，功绩也是出类拔萃的，无怪乎乾隆皇帝对其用情至深。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其被乾隆所重视。对于用人问题，乾隆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先务尤在人才。”但是身为皇帝，乾隆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尽管重视选拔人才，却也苦于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因此亲信大臣的举参保奏就非常重要。尤其对于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甚至是封疆大吏的选派，乾隆事先常常要与傅恒商议，而后者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皇帝所采纳。傅恒理解皇帝重视人才的理念，也同样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
傅恒选拔人才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用人必先知人，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前提是对他的为人不管是品性还是才能都要有大致的了解。傅恒执掌军机处二十余年，同时兼理过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都有多次直接接触，对于他全方面了解这些人，很有益处，另外，他也曾经几次出征，对沿途的地方官吏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许多贤吏能员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然后被保举并委以重用的。
此外，傅恒还有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带领官吏引见，这也是他了解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乾隆非常重视官吏的引荐，通常一个被推荐的人在见皇上之前，都要见一个大臣，也就是说过一遍筛子，傅恒就是这个负责过筛子的，他不仅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试图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官吏。还善于利用心理战术，对被引荐的人和颜悦色，完全没有架子，当然他平时也是这样的人，从不仗势欺人，对任何朝中大臣都彬彬有礼，不摆架子，是个很低调的贵族，因此大臣们都愿意跟他共事。言归正传，傅恒的温和使被引荐的人较为放松，出言就少有忌讳，这样，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乾隆皇帝所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极大地拓展了傅恒了解和考察官吏的视野。
傅恒非常重视被荐官吏的品德，尤重“直”字，如陆郎夫、舒赫德、程焘等均以“直”见称于世，雍乾时期著名直臣孙嘉淦，辞职后能够重新出仕，就是由于傅恒的力荐。尽管傅恒早逝（傅恒的生辰不可考，大致在1720年左右，他于1770年去世，不满50岁），但是他重用直臣的影响，一直辐射到了多年以后，乾隆中后期，官场贪污成风，傅恒所荐直臣，不仅能独善其身，也往往能够对某些贪官污吏予以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风的蔓延。如孙士毅，在贪吏满天下的情况下，“独以廉著”。
傅恒也十分重视文人士大夫，著名史学家赵翼入值军机处时，在汉军机章京中，最为傅恒所厚待，对傅恒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曾说：“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当时许多文坛名宿都曾受到傅恒的赏识与举荐，如著名诗人袁枚，被别人举荐后，不仅顺利过了傅恒执掌的“筛子”，两人还从此交好，经常一起聊天。清兵入关后，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融合和交流，但是许多满蒙官吏仍对汉人有成见，傅恒虽为满族人，却能对这种倾向加以抵制，唯才是举，毫无“门户”之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傅恒举荐的人多半是文武双全之臣，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益于傅恒的举荐。即使文臣如近年影视剧中较火的乾隆朝名臣纪昀、刘墉，也都受过傅恒的保护和推举。作为盛世的首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傅恒积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举贤荐能的责任，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史载：“（傅恒）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正是这群才识卓著的文臣武将的鼎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才最终成就了乾隆盛世，傅恒功莫大焉。
【最寒酸的宰相府】
乾隆时，北京的驴市胡同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刘氏家族，从刘统勋开始，祖孙三代都是朝廷大员，作为汉人家族，在清朝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熟悉北京胡同名称变迁模式的人不难想到，驴市胡同就是今天位于东四西大街的“礼士胡同”。刘统勋家族的原址就在礼士胡同四十三号院。可是清朝时满汉分城而居，为什么汉臣刘统勋就住在了内城？这个例外中的例外，就是因为刘统勋为官成绩卓著，乾隆皇帝赏赐他一块安家的地方，特准其在内城居住。不过，刘统勋却没有好好利用这黄金地段，他的家估计是历朝最寒酸的宰相府，史书记载，他去世后，乾隆亲自去府上吊丧，轿子居然进不了门。
就汉大学士而论，乾隆朝不下数十人，而刘统勋无疑是最受乾隆帝青睐的。要说乾隆皇帝对傅恒的起用和重用，与孝贤皇后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他为什么如此厚待身为汉人的刘统勋呢？其实，乾隆重用刘统勋跟傅恒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乾隆即位之初的困境。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以后，一般都会对朝臣来一次大换血，以此确保自己的权威，不过这需要有合适的人选才行，而乾隆刚即位时，这样的人很少，所以，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靠雍正时的旧臣，尽管暂时没有出什么纰漏，但是乾隆仍然感觉不舒服，总觉得这些人不是他需要的。
首先，他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缺乏进取心而日趋保守，这就很难合一个刚上台憋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的新皇帝的心意，还有的人没有什么责任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遇事敷衍塞责，甚至有人无视国法，劣迹累累。其次，也是乾隆皇帝和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的，就是群臣聚结朋党。
当时，满汉大学士领班鄂尔泰和张廷玉各立门户，明争暗斗，使得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鄂尔泰和张廷玉都是雍正时的重臣，鄂尔泰在对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一个领军人物；张廷玉则是军机处规章制度创建者，众所周知，军机处在刚成立时没什么秩序和可循的制度，正是在张廷玉的努力下，才完善起来。鄂尔泰和张廷玉对雍正皇帝忠心耿耿，自始至终都受到雍正的信任和重用，在雍正朝，两人都是红得发紫的人物，雍正曾留下遗诏，允许二人身后配享太庙（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后来帝后和功臣的神位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有资格配享太庙的臣子，必须对江山社稷有极大的功劳，才可以经皇帝允许，在死后享用太庙的待遇）。配享太庙，是一个臣子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能身列太庙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胤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两人不知道珍惜，反而搞起了门户之争。到乾隆时，两家门第鼎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结党成群，营私舞弊，乾隆纵使再看不惯，一时也无法对这两个三朝老臣下手。
正当他恼恨不已的时候，刚刚上任不久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请求皇帝遏制张廷玉与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讷亲的权力，此疏轰动朝野。针对张廷玉，刘统勋说，朝廷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安徽桐城张氏家族入朝为官者有十九人之多，就连张氏的姻亲桐城姚氏也有子弟十人在朝为官，为防止“满招损”的可能，“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誉，建议三年之内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张氏亲属子弟“概停升转”。对于讷亲，刘统勋认为，作为宰辅培养的讷亲在个性上是有弱点的，请求皇帝加以训示，并且他兼职过多，权力太重，这也是不合适的。讷亲是康熙初期四大辅政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孙子，可谓名门之后，乾隆开始是把他作为宰相来培养的，可是他掌管吏部，协理户部，同时身兼领侍卫内大臣及军机大臣等职，渐渐权势冲天，成了除了鄂尔泰和张廷玉之外，百官全力巴结的另一个对象。
于是，在清乾隆六年（1741）的一天，朝中大臣被郑重地叫到皇帝面前，共同“聆听”刘统勋的这份奏章。在群臣面前，乾隆对这奏章显得并不看重，回复得也很有水平：“我想啊，要是张廷玉和讷亲果然恃宠而骄、作威作福，群臣肯定不敢上疏告状啊，现在刘统勋敢说，证明他二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嘛。再说张廷玉亲族人多，当官的也多，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讷亲，我会好好教导他，职务太多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减少的话，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考虑。”
乾隆的话算是给足了张廷玉面子，对讷亲也没有责怪，所以表面上看，刘统勋的上疏什么效果也没达到，有多此一举的嫌疑。但是仔细想想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不重要的奏章，乾隆为什么会跟朝臣公开？他只是不想立刻下手，何况张廷玉是雍正留遗诏有资格配享太庙的人，不能轻易动他。讷亲又是自己一手提拔的，现在处理了，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正是这些原因，乾隆把话说得像是在为二人脱罪。但是众大臣都是在官场混久了的，要是还不明白皇帝的个中深意，不就白吃了那么多年的官饭了。
所以刘统勋此次上疏，是有一定效果的，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记住了他，记住了这个敢在朝中官员结朋聚党的时候弹劾朝中权势熏天的大臣的小御史，并从此开始将其作为亲信着力提拔，使其成为乾隆一朝少有的能臣和名臣。在当时，乾隆需要的就是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
说起刘统勋，很多人都感到陌生，但是对他儿子的名字则是如雷贯耳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墉刘罗锅。事实上，尽管刘墉在目前的影视剧中很火，很得人心，但那毕竟只是一个艺术形象，其事迹多是后人附会杜撰，历史上的刘墉虽然也是一个不向权臣低头的正直官员，但是他多数情况下只是选择自保，并且始终没有进入清政府的核心权力机构军机处，就算他有足够的才华和胆识，也根本没有与权臣和珅正式面对面较量的机会。比起父亲刘统勋，刘墉对乾隆朝的贡献差得远了。乾隆一朝，最称职、最符合儒家精神的汉人宰相就是刘统勋，他是“清”“慎”“勤”“能”的楷模。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也算是年少得志，清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时才25岁，他在雍正朝先后供职翰林院与詹事府，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主要做文书工作。1741年上疏要求限制张廷玉、讷亲的事件过后，开始受到乾隆的着力栽培，五年后，受命代理漕运总督，再三年，又被任命为工部尚书；1752年，刘统勋终于入值军机处，众所周知，自从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后，历史上就没有了这个职位，但是他设了内阁，明朝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相当于宰相，清承明制，虽然也有内阁，却不再有重要的权力，尤其是雍正之后，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是军机处，当时的人都说，身为内阁大学士却没有在军机处任职，算不上是真宰相。
此时的刘统勋终于成了一个“真宰相”，可是不仅在京的住处简陋，就是他的老家，刘统勋考中进士的时候，老家有十亩薄田，去世的时候老家仍是薄田十亩。他为官数十载，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京官，在中央机构内任职，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跟那些穿金戴银、攀比富贵的官员们相比，显得非常寒酸。即使是出差，他也绝不铺张，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开封段决口，刘统勋以大学士身份奉命前往勘察，只带了两个仆人，沿途在驿站用过的马不过六七匹。当时，哪个京官外出，不前呼后拥，带着一票人，到了地方上，好吃好喝，还得捞上一笔。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江南大水，淮安告急。朝廷派两名钦差前往运河泰州段监督堤工。这两个钦差带了数十名随从，光是穷摆谱也就算了，还肆意扰民，甚至为非作歹，幸亏施世纶及时“修理”了他们，这些人才老实起来。如今再看刘统勋，简直是天壤之别，作为一个大学士，一个钦差大臣，他的“排场”实在太令人感慨了。
刘统勋的廉洁，不仅表现在自身节俭，更重要的是，他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拒绝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的贿赂。有一次，他一位老友的儿子入朝为官，想让刘统勋念在两人往日的情谊上多多照顾，这个老友怕自己出面让刘觉得难堪，就派仆人登门送上黄金千两。刘统勋见到了仆人和黄金，觉得很反感，但是也是顾念朋友的情谊，就耐下性子对那个仆人说：你的主人因为世交的情谊让你来问候我，我非常领情，但是我为国家办事，该如何做心中有数，怎么能收他的东西，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我们的故交中有很多人需要钱，这些金子就送给他们吧。仆人听后，深受感动，携金而归。
还有一次，一个有所请求的人深夜带厚礼到刘府。刘统勋深知其中之奥妙，让门人说，老爷已经睡了，不能会客，让客人留下姓名即可，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收。第二天一大早，刘统勋就到政事堂，传来昨天夜访的人，严厉地说，深夜叩门，没有贤者会做这种事，你有什么事要禀告，趁大伙都在时说吧，即使是说我的过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人面带愧色，支支吾吾，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刘统勋严于律己，自己不做亏心事，就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也要守法，尤其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从不宽容，处理过多起贪污大案。史载，他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广东粮驿道明福、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经刘统勋外出审查处理的，“皆论如律”。
在开封视察河工的时候，刘统勋也经常借机微服私访，缉拿贪官污吏。据说贪官们在赌咒发誓的时候常常说：“如果说话不算数，就让我出门撞上刘统勋。”乾隆帝曾称赞他说：“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可见，刘统勋确实是个难得的清官，据说他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写的：“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其人节操，可见一斑。
纵观刘统勋的为官生涯，似乎总是与河工密不可分，他不仅在视察河工时借机惩治贪官污吏，对于治河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是一个治河能臣。清乾隆十八年（1753），河工道员李礅、张宾等人贪污案被揭发，刘统勋借此机会提出，稽查河工工料计算不清的话，徇私舞弊的事情就永远难以根除，所以应该制定一套比较严格的财务纪律和报销制度。
这个提议真是切中要害，因为谁都知道，当时关于治河的职位可是肥缺，许多人只是想得到这个职位后多贪点钱财，至于治得好治不好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还有意不好好治，因为治好了，朝廷就不拨款治河了，他们的财路就断了，为了钱不顾百姓的死活，用心何其毒也！而刘统勋深知，制度不改的话，这些人还要贪下去，百姓还要受苦，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提出了关于河务的财政和工料管理的四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实行后，河工中历来存在的公然贪污和浪费现象暂时有所好转。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主持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但他事必躬亲，一般都是亲自到工地，风餐露宿地监督堤坝的工程。有一次，他去杨桥工地视察，发现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负责人说柴火供应不上，没法开工。刘统勋没有放过这个细节，多年的经验使他敏感地觉得这其中肯定有猫腻，于是再次微服私访，到运柴的必经之路去，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赶车的人愁眉苦脸，刘统勋一问，他们大老远赶来，可是河员必须要收“好处费”才肯付钱买他们的柴火，他们原本是穷人，来时带的一点钱已经花完了，此时身无长物，连饭都吃不上了，要是再把柴火拉回去，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刘统勋听后大怒，立即返回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之所以受到乾隆的赏识，还在于他在军事上独到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上，乾隆要发兵时，刘统勋认为金川自然条件恶劣，建议改用政治手段解决，比如招抚等。可是乾隆好大喜功，又觉得跟两个土司谈判太丢面子，于是不听劝告，坚决用兵，及至木果大败，他才急了，连忙问计于刘统勋：继续打吗？要不撤兵吧。刘统勋则坚决地说，没有打之前可以撤，现在不行了，否则定会助长土司反叛的气焰，不如一鼓作气，直接灭了他们。乾隆又问：可是主帅令人失望，卿家有合适的人选吗？刘统勋沉静而坚决地说，有，阿桂一定会打胜。这次乾隆听了劝告，马上派阿桂为元帅，真的打了胜仗。
可见刘统勋同时也有识人的眼光，阿桂后来成了清廷重臣，乾隆后期，只有他始终不与权臣和珅同流合污，一直想办法采取措施挽救大清的颓势。
说到识人，刘统勋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工程《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是纪晓岚，而总领导则是刘统勋，当然总裁不管编书的具体事务，贡献最大的还是纪晓岚，关键是，纪晓岚是刘统勋极力向乾隆推荐的，前者奉旨编书前正在乌鲁木齐遭流放呢。
对于恩师的恩情，纪晓岚始终念念不忘，他与刘墉是极好的朋友，亲如兄弟，与刘统勋则情同父子，纪晓岚接到任务后就一直想将《四库全书》漂漂亮亮地编纂完成，报答恩师的知遇之恩，谁知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刘统勋在上朝的途中逝于轿中，没能看到《四库全书》成书。纪晓岚强忍悲痛，为恩师写下一副史上著名的挽联：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此联句奇语重，非刘统勋不足以当此殊誉。
而乾隆得知刘统勋去世后，亲自到刘府吊唁，看丧事办得非常简单，哀恸不已，回宫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大臣赶忙劝慰，乾隆说：“像刘统勋这样的朝臣，才不愧为真宰相。朕失一肱股，怎能不肝肠寸断啊！”遂赠刘统勋太傅，祀贤良祠，谥号“文正”。
不要小看“文正”这个谥号，对于一个大臣来说，谥号是一个人死后皇上用最简单的两个字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可是这两字却并不是随便就给的。一般都是由礼部拟定，选八个字或十六个字，再由内阁审核，选四个字或八个字，然后让皇上决定。武将第一个是“武”，比如岳飞的谥号是“武穆”，文臣的谥号一般第一个字是“文”，如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不过唯有翰林出身或官至大学士者，方得谥“文”，而“文正”二字联璧就太难得了，礼部是不敢这么拟的，只有皇上才有权力，清朝300年的历史，得谥“文正”二字者，不过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而已。乾隆给刘统勋这个谥号，可见对他的重视。
刘统勋从清乾隆六年（1741）受到乾隆的重视，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勘案、修河、督兵，重任不断，功劳无法计数，最终死在清晨入值的轿中，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774年以前，傅恒、刘统勋、尹继善、刘纶、来保等正直大臣，使朝纲一振，可以说，是这些人辅佐乾隆托起了一个盛世，刘统勋是他们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的去世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史家以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清朝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国势江河日下，大清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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