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白银风潮之中，持有白银最多的是在上海的外国银行，他们有足够的行动自由，因为国民政府也干涉不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了白银出口的主力。在华外国银行把前几年“金贵银贱”时大量积聚的白银，运送到国际市场出售，而上海的存银，从最高时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至最低时的不足042亿银元。白银的大量外流，使得中国货币“被升值”，在国际贸易之中的逆差日益加剧，外国商品开始充斥中国的市场，而此时中国商品的出口却日益艰难。与此同时，白银外流还造成国内的通货紧缩，随之银行信贷减少，利息一路攀升，最为明显的便是上海，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导致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工商业倒闭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
面对着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国民政府为了阻止白银的大量外流，开始征收白银出口税，这却又刺激起更大的白银走私风潮。在1934年最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有价值2000万银元的白银走私出口。而日本此时也在旁边推波助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故意在占领区内大量走私白银。1935年，走私额高达1.5～2.3亿银元。白银的大量外流，给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金融生态的急剧变化，使得整个中国社会人心慌乱。国民政府为能够度过这场金融危机，多次请求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白银收购价格，以降低银价上涨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但遭到美国的无情拒绝。这时国民政府就只得表示愿将中国尚存白银按双方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满足美国对白银的需求。
最终，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以摆脱此次经济危机。在这次中美之间的汇率战争之中，蒋介石的货币独立之梦，也被罗斯福敲醒了。
第三节 民族金融与苏区金融业的发展
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
南京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之间，金融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基础，上海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南京也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黄金白银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门类齐全，营业鼎盛，被称为“东方的纽约”、“中国的华尔街”。
这一时期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主要表现是：
1.重要金融机构集中于上海
南京政府于1928年将中央银行总行设立在上海。在此后，中国、交通两行总行也相继迁往上海。随着上海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商业银行也纷纷将总行迁到上海。截止到1936年6月，在全国的164家银行总行之中，有58家设在上海，占到全国银行比例的35.4%。加上分支行，上海共有银行机构182家、还有11家信托公司，48家汇划庄，3家储蓄会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而外商银行则一直把上海作为其主要的活动中心。
2.全国现银大量集中于上海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金融业的资金集散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首先是银行集中的货币资本成倍增长。据估计，当时全国银两银元有22亿元左右，可用作流动资金的不足其中的四分之一，仅有6亿元左右，但上海存有的银两银元约为3.5亿元，而且都是流动资金，占到全国流动资金的一半还要多。
3.论金融实力上海为全国之最
当时的上海为全国资金的集散地，其货物吞吐能力进一步增强，同各地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承担全国金融服务的条件进一步具备，上海在全国的辐射功能更加显著。
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上海金融的发展在黄金、白银、汇兑、证券、保险等市场上的表现尤为突出：
（1）黄金市场
在1934年，上海的金业交易所资本增加为180万元，单是经纪人就增加到168人。平时以成交买标金为主要内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每年成交量在3000～5000万条之间，在当时世界黄金市场居于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伦敦和纽约），1930年5月之前与国际黄金市场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中国以银元作为货币，金价的涨落都通过银价表现出来，金贵必银贱，金贱必然银贵，这与对外贸易关系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标金交易方面，上海交易的数量非常巨大，金价变动足以影响世界的白银市场，有时甚至可以左右伦敦的白银市场。与此同时，汇兑市场也是以标金价格为标准的，金价的涨落直接影响国际汇兑的起伏。因此，不仅国内各界人士关注上海的黄金市场，日本、欧美的金融界也对上海的金融市场产生极大的关注。
（2）白银市场
自1919年到1931年底，从各地运往上海的大条银总计84.2万条，其中美国有66.1万条，英国有11.2万条。在这一时期，上海成为中国进出大条银的总枢纽，也成为全国的银市中心。在1935年11月之前，中国作为银本位国家，白银的运进运出为平衡国际收支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国际金银价格波动之时，外国在华银行成为了金银进出口的大户，其金银的进出口更加频繁，如汇丰银行1934年8月21日交英国邮船“拉浦伦”号从出口的白银就达1150万元之巨。伦敦的金银经纪人同上海的各家外国银行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想要了解伦敦的白银市价有时常常要探询上海市场金银交易的多少，上海的银市场与伦敦金银市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3）证券市场
通过南京政府于1929年10月3日颁布的《交易所法》规定，买卖物品或买卖有价证券的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1933年5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证券业务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虽然仍以经营公债为主，这却标志着上海的本国证券市场从此开始统一。1934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完善市场设备，扩大经营规模，成为在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之一。此外，南京政府采取放任政策，对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施加干预，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买卖中国和远东各地外商企业的股票、债券以及国民政府在欧洲发行的公债等业务，这使得上海证券业务更加具有国际性。
（4）汇兑市场
对于汇兑市场而言，自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银行内汇业务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银行从1930年的576518375元，涨到1936年的1447657000元，七年间增加了两倍还要多。上海银行在1934～1936年的汇款数每年都在4亿元以上。在外汇方面，外国银行是近代外汇市场的主要控制者，外国各大银行在上海均独自经营对本国的汇兑业务。这些银行垄断着国际汇兑市场，尤以英商汇丰银行为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银行开始尝试经营外汇业务，但其交易量所占比例非常小，除了中国、交通银行兼营外汇业务之外，上海、浙江兴业、华侨等银行也纷纷开办外汇业务。为了便于交流和协调外汇事宜，上海国外汇兑银行公会还设立了国外汇兑委员会。1928年后，中国银行在英国伦敦、日本大阪等地相继设立了分行机构，开始打破外商银行垄断外汇市场的局面，同世界其他国家的98家银行建立了代理关系。上海成为中国国际汇兑市场的中心，进一步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市场产生密切的联系，成为当时国际资金市场交易的重要场所之一。
（5）贴现市场
1929年，交通银行开始实行承兑汇票，为开创票据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银行的贴现是短期资金融通的主要方式之一。1931年之后，伴随着贴现银行的不断增加，上海各界形成了一个提倡承兑票据及贴现的运动。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也开始尝试办理钱业间的贴现业务。1936年3月，该会又成立银行票据承兑所，专门经营会员银行的汇票贴现和承兑业务。当时的会员银行有38家，缴存承兑基金达762.38万元。各个会员银行开出汇票的数额以其实收资本和公积金总数的四分之一作为最高限额。20世纪30年代，随着贴现市场的逐步繁荣，上海贴现市场初步形成。
（6）金融业的同业拆借市场
上海同业拆借市场始自钱庄业务和汇划制度中，包括同业拆借。在钱庄势力强盛时，钱业挂牌的抵息行市成为上海金融市场的标准行市。1932年10月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办理同业对于银行的收解，同业存放、贴现、票据交换及转账，同业公领兑换券等业务，其中也包括同业拆放。当时上海金融市场还比较混乱，为稳定和调剂金融，1932年3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将各银行提供的财产组成一个财产保管委员会加以保管，所缴存的财产包括可以流通的货物、上海租界上的地产、金币和证券等。各行缴存的财产，可按市价的七折作保，发行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三种信用工具。其中公单占40%，公库证占20%，抵押证占40%。通过这三种信用工具的实施，上海金融业可以灵活进行资金的融通，从而保证了上海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
（7）保险市场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中国的银行业开始尝试投资保险业，从而促进了中国保险业的大发展。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保险公司， 1929年金城银行设立太平水火保险公司，1933年，联合中南、大陆等六家银行进行改组，改组之后并入安平保险公司。中国垦业银行于1934年设立中国天一保险公司，1931年中国银行投资设立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全国共有保险公司40家，其中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便有24家之多，占保险公司总数的60%还要多，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保险业的中心。
民族资本银行继续发展
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和政权的逐步巩固，南京政府得到了金融业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民族资本银行也在支持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1928年到1936年，中国新设银行有128家，中途停业的有23家，实际存在的有105家。在这10年的时间里，银行资本增长了1.1倍之多，存放款业务也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增长。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银行资本增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1915年成立时资本不足10万元，分行仅限于上海一地；1919年增至100万元，1931年增至500万元；到抗战前夕该行的分行已经分布到了全国各地，达到88处之多。全国银行的资本总额1925年时是15800万元，到1934年增加到35600万元（均包括官僚资本银行），10年之内增加1.25倍，其发展速度着实很快。
2.银行业务扩展
当时上海银行公会24家会员银行的存款总额1921年是49698万元，1928年增加到112347万元。这一时期，银行对工业的放款或直接投资工业的银行和资金增多。银行将资金投放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加强了它同产业的联系，促进了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中南银行，不仅拥有附属企业，还直接投资于工矿企业。伴随着这一时期银行业务的拓展，民族资本银行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公债和地产投资刺激
南京政府从成立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26亿元以上。仅1927年至1931年就发行公债25种，总额达到10.58亿元。公债常以折扣方式进行发行，折利息率为月息6～8厘，年利润高达三四分。公债折扣大，利息之高，在优厚利润诱惑下成立的银行有80余家。同时，银行还利用公债进行投机活动，买空卖空，获取利差。正如当时一位西方记者所说：“中国的公债是一根神奇的香肠，它的一端养活了政府军队，另一端喂肥了银行家。”另外，地产的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在沿江各大城市之间房地产呈畸形发展，在当时拥有340万人口、号称世界十大都市之一的上海市内，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这是因为，与公债相比地产投资比较安全，被银行家视为最可靠的财产。
虽然民族资本银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全国经济布局还是极不平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资本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银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需要银行给予资金周转的便利，民族资本银行同工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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