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将白银收归国有。《兑换法币办法》规定，除银质古文物、用作原料和已制成的银质器具及装饰品外，所有银币、生银、银锭、银块、厂条及其他银类都要在三个月内向兑换机关换取法币，三个月期满后又延长三个月，后来就无限期的延长。截止到1936年12月底，南京政府共收兑白银3亿元以上。
由于南京政府的白银政策影响了地方实力派的现实利益，造成法币在各省的发行非常困难。一开始是陕西省，后来相继有广东、广西两省不肯放弃省银行钞。山西省则成立实物十足准备库，继续发行省钞。河北则成立铜元票发行准备库，继续发行铜元票。但南京政府以法币为武器，地方金融势力难有招架之功，法币流通区域还是在不断扩大。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法币就在多数省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西藏的货币制度直到解放前还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
在当时看来，法币的推行有其积极的意义。首先，对于法币政策来说，其最直接的贡献在于使中国逐步摆脱了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由于法币政策实行的是通货贬值政策，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为1先令2便士半，相当于当日伦敦银价的40%。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促使外国人在华投资的增加。在这一政策实施之后，很快就见到了效果，到193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加到164800万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进口增长2.5%，出口增长22.6%，进口品以生产资料居多。与此同时，在法币流通之后，资金开始松动，利率也随之下降，物价普遍回升，金融市场趋于安定，这就刺激了生产的进一步复苏。作为债务人的工商业者偿债能力随之提高，有利于金融业摆脱因呆滞放款多而造成的困境。
法币政策规定流通纸币，废除银元，同时适应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需要，使中国的币制与现代世界币制同伍。准备集中、发行集中，对于统一中国相对混乱落后的货币是有着积极作用的。统一的货币流通市场能够促进市场的扩大，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而统一的货币流通市场的形成，又有赖于发行的集中。国家四行垄断法币发行权，结束了过去中国各地货币分散发行的历史，这是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上的一大进步。可以说，法币政策是中国纸币制度确立的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货币集中发行的开端。
第二节 国际金融势力“逐鹿中原”
日本金融势力在中国进一步扩张
面对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经济遭受到了重挫。与1929年相比，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近三分之一，仅采矿业和重工业就有近一半停业，企业大批倒闭，银行也大面积出现歇业现象。为了摆脱国内的经济困境，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快了其谋划已久的侵略中国的计划。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主要在东北地区对华进行金融渗透。截止到1930年年末，日本在中国进行了总额为2232745万日元的直接投资，其中对东北地区的投资占其投资总数的71%，为158494万日元。到1931年6月，除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外，日本在东北的银行还有总行设在东北的日资和中日合办的共12家银行。其中日资银行有大连商业、长春实业、安东实业、吉林、伪满洲殖产和大连兴信银行；中日合办银行有伪满洲、振兴、协成、正隆、日华和哈尔滨银行。在这些银行之中，伪满洲、正隆银行是日资控制的东北最大的普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银券在长春、大连、安东以及满铁附属地流通很广，还可用于大连税关的纳税。截止到1931年6月，市面上已有13382万元的银券在流通。朝鲜银行的金券可以在东北流通，“九—八”事变前已达4200万元，折合银元560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统治东北的经济，日军掠夺了东三省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和边业银行等四行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还与日本关东军统治部共同策划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7月1日开业。总行设在新京（今长春），先后有分支机构128处。成立时名义资本是伪币30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750万元，由发行垫付。1942年名义资本增为10000万元，实际上全部由伪满政府出资，实缴资本2500万元。作为伪满洲国的金融枢纽，“伪满洲中央银行”担负着调整各种金融机关以统制金融，创立金融市场和发展信用制度，为建立殖民地金融铺平道路等诸多使命。
为了形成一个受日本直接统制的、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主体的伪满金融体系，达到长期垄断东北金融的目的，日本相继设置了工商金融合作社、伪兴农合作社、伪满洲兴业银行、兴农金库及以典当为主要业务的大兴公司等银行机构。在这个体系之中，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主体，把原属于南京政府的货币制造及发行权交由伪满洲中央银行代为发行，同时还把朝鲜、正隆、伪满洲三家日资银行合并为伪满兴业银行，负责供应产业开发所需要的长期资金，把外贸贷款和外汇的权力交到了横滨正金银行东北分行的手中。
因为东北各地都有习惯性通货，如现大洋票、哈尔滨大洋票、吉林官帖、安东镇子银、营口过炉银、大洋钱、奉天票、小洋钱等，所以当时东北的币制非常混乱。四行号发行的纸币有15种，按券别分类则有136种。据有关数据统计，截止到1929年年末，东北流通的中国纸币合现大洋（银元）2.32亿元，朝鲜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纸币合现大洋5856万元，由于贬值严重，币信极不稳定，因而没有起到支配作用。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金融控制，1932年2月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纲要》。6月11日，伪满政府根据这一纲要拟订颁布《货币法》，规定“货币之制造及发行权属于政府，令伪满洲中央银行代行之”。伪满币用纯银2391克为价格单位，称为“元”，以此来发行纸币（简称“中银券”）和铜辅币。
对于各种东北旧纸币，伪满政府通过不合理的比价进行收兑。各种东北旧纸币的发行总额折合中银券在142234881元以上，到1934年8月底收兑率为97.2%。1932年，货币发行额为15200万元，截至1935年年底，发行额为17866万元，比1932年增加17.6%。到1941年末发行额已达到131703万元之多。为了加紧掳夺东北的物资，换取外汇资金，朝鲜银行也开始大量增发纸币。在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之后，世界银价暴涨，中国因此出现白银恐慌，伪币币值随之出现动摇，东北地区物价猛跌。为避免伪满币对日元的汇价动荡，1935年5月30日，伪满财政部发布禁止现大洋流通的布告，将银币与中银券脱钩。9月又实现日元与中银券的等价流通，此后的中银券随着日元的涨落而有所起伏，这就意味着伪币正式加入了日元集团，从而沦为日元的附庸货币。1935年11月4日，伪满洲政府和日本军部同时发表声明，停止日币在东北的发行和流通。是年12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朝鲜银行签订业务协定，根据朝鲜银行的需要，中银券可同朝鲜银行纸币互相兑换。至此，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金融市场，从经济上完成了对东北的统治。
与此同时，伪满政府还加强了对黄金和白银的统制。1933年颁布《产金收买法》，责令伪满洲中央银行按时价收买产金，限令产金业者在三个月内将所产黄金卖予伪满洲中央银行。封闭产金地区的152家金店，将库存黄金全部收买。
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在金融领域日本的触角伸的更远了。通过控制东北的金融市场，日本有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为其在进一步侵华占据了优势。日本的经济侵略使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1933年，为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以增加政府开支，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了对抗物价下跌和通货紧缩，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美国财政部得到了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的授权，由此使得国际白银价格一路飙升，一直达到每盎司1.29美元，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此时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美国以此作为国库储备。
美国通过这项政策希望能够达成两个战略目的：第一，随着准备金的增加，货币供应的基础得到了扩大，美国政府试图以扩张货币供应来缓解通货紧缩的恶化；第二条路是通过美国政府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从而增加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从实际实施效果来看，它迫使中国和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有利于美国倾销其过剩商品。
就在蒋介石完成了金融集权和货币统一，并且建立了银本位制度之后，现任货币霸主英国和潜在的货币霸主美国，以及虎视眈眈的日本同时感受到了中国货币统一所带来的强大危机感。如果放任蒋介石政府巩固中国的金融边疆，那中国或许将成为另一个日本，从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将渐次获得独立自主的实力。这是三大列强谁都不愿看到的现象，因为一旦改革完成就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将会出现在亚洲大陆上！
为了颠覆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必须打击中国的货币基石——白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了当年英国的鸦片战略颠覆大清帝国货币本位的做法。只不过，这次动手的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换成了美国，并且用的是更加“文明”和更加隐蔽的办法——人为抬高世界白银价格。抬高白银的价格，就会导致中国的白银大规模外流，一旦没有流通的白银通货，银本位制度将会不攻自破。如果蒋介石政府在货币上没有办法实现独立，他就只能投靠美、英、日三大列强之一。颠覆中国的银本位和货币自主权后，中国的货币前途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与美元结盟，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第二条路是加入英镑同盟，与英镑挂钩，成为英镑的货币附庸；最后一条便是融入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与日元捆绑，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面对这样的局面，南京政府非常清楚，无论与哪种货币挂钩，中国都势必会丧失货币主权。到那时，中国的货币本位将变成外币汇兑本位，以某一固定的汇率为基准，或以外国货币为准备金，来发行中国货币。而中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大量储备外国货币，以便在汇率波动时干预市场。不仅如此，发币国还可以通过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间接控制所有海外储备国的信用扩张和收缩。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于是，在中国的货币与哪种货币挂钩的问题上，美、英、日三方各不相让，中国的货币政策成为三个列强明争暗斗的主战场。
随着美国政府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白银价格水涨船高。在国际银价上涨的巨大吸引力之下，中国的白银被大量“出口”。中国当时并不是产银国，用于铸币的白银还需要进口，而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中国的白银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仅1934年初3个多月时间，中国市场就流出白银价值达2亿银元。
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还多。银行家们看到这种行情，发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只要把白银运至伦敦或纽约，就可以赚得丰厚的利润，他们是不会放过这种敛财机会的。由于上海租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各地的军阀、地主和贪官污吏，都把白银运到租界存放。
在当时中国的各大银行之中，每天晚上都要轧账，如果总库缺头寸，就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运送给中央银行国库和外国银行。银行库房之中百两重的白银大条、一箱箱的银元和大元宝被运上“铁甲车”送出去。而此时进入外国银行的白银则只进不出，全部运走。据统计，单在1934年8月21日这一天汇丰银行英国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装运出口的白银就达到1150万元。在外国银行的带动之下，疯狂的白银外流风潮在上海金融市场的上空笼罩着。
中国金融小知识
白银风潮中疯狂的上海
在由美国记者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中关于白银风潮的形象描写，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上海疯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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