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百年:大国金融-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前期的金融快速发展(1928—1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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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赖永烈、莫均涛、曹菊如、钱希均等是国家银行的创始人。“中央银行”、“国家银行”,提到中央和国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专业”、“权威”等词汇,在其中工作的人自然不是专家就是学者,而建立这个机构的人必然也得是“大有来头”。可是看看上面五位从苏区里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工作“沾过边”的人,我们一定会感到有点吃惊。他们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以他们当时的履历恐怕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能够当得上。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五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将筹建国家银行,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恐怕不无“这是天方夜谭”的想法,最好的反应恐怕也得是嗤之以鼻。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包括如何获得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纸币如何发行,纸币图案怎么设计,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等一系列难题。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确实是非常的艰难。

    如果说让这五个人筹建一个农村合作社,或许有人相信。但是办中央银行,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各个方面去看,和筹建中央银行的条件都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的确就是这五个人,在瑞金城外6里处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把算盘,开始了筹建国家银行的伟大创举,实现了中央银行的从无到有,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和预想的一样,国家银行刚刚成立,就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没有启动资金。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因此,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但这些钱对于筹建国家银行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1932年,漳州战役大捷,毛泽民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主动找商人们谈话,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能够与红军互通有无、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与此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得到了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商人们纷纷捐款。因此,漳州大捷,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集了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启动资金终于有着落了!

    除了启动资金外,筹集来的105万大洋有了剩余,为了将这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经过仔细勘察,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其他条件非常好,既干燥又便于掩护、派人看守。因此,经过商议,这个地窖就成了国家银行秘密金库的所在地。

    为了资金的安全,存库的时候并没有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而是由部队的战士将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银元、珠宝以及纸币,提前用麻布包裹好,然后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金库还有一里路的山下驻守,然后进行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些“宝贝”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四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不知道里面藏的到底是什么。

    不仅如此,为了防火,这些装钱的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为了保密,放好之后,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这一切都做好之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然后在外面做好伪装。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也证明了当初这一决策的高明之处。

    资金问题解决了,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却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工作人员在现洋的包封纸里竟意外地发现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经过查阅、辨伪后,毛泽民和曹菊如如获至宝、欣喜异常。激动心情平复下去以后,他们马上对四联单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最终从中得到启发,想出了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的办法,也就是后来的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银行具体工作变得有据可依、有据可查,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问题。

    见证了四联单的好处之后,国家银行马上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银行、财政、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文件、书籍、单据、报表、账簿等实物,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以便从捡来的、搜来的只言片语中参考和学习别人先进的管理经验。

    就这样,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不断地努力和摸索下,各种制度不断建立、完善,整个银行体系开始正常运作,渐渐上了轨道。

    红色货币的诞生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一种特殊商品,因人类商业活动的兴起而产生,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小而言之,它是自然人的财富体现;大而言之,它是政治实体的主权象征。自从殷商铸铜贝、北宋造交子,古往今来,无数政权制造发行了无数货币。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之初,经济异常的困难。中央革命根据地大都位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完全没有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而且频繁的战争,再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使得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在中央根据地建立时,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金融市场。可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流通甚少,这使红军内部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货币非常的混乱,以至于人们在购买商品之时,会拿出各种各样的货币,这样非常不利于商品货币市场的流通,从而加剧了苏区的经济困难。当时的红军战士思想比较单纯,认为红军战士不能够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现钞,就将其放火焚烧掉,他们甚至不清楚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是能够买到许多如食盐、大米等苏区奇缺的战略物资的。在中央苏区,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流通,这样就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中央苏区金融货币市场的有利时机。就在这种异常恶劣的情况之下,发行红军自己的货币就显得尤为紧迫。

    中国金融小知识

    苏区货币的诞生

    就在中央根据地策划发行货币之时,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最终这个问题落到了黄亚光的肩上。

    黄亚光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绘画。当时中央苏区正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就连最基本的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无法获得,加之黄亚光没有太多的设计货币的经验,当时的情况可谓是困难重重。为此,毛泽民派专人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制作工具,黄亚光就凭着其对所用过的钞票的模糊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将镰刀、锤子、五角星等图案都绘在货币之上,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货币的特点。他本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的头像,被毛泽东严词拒绝,后来便改用列宁的头像。黄亚光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进行了临摹,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开拓创新的新景象。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在1932年7月7日,即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便印制出苏区第一批纸币。红军的货币以银元为本位,以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将银币券定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之后,中央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苏区内的一切纳税和交易均按国币计算,禁止流通国民党的纸币,原来由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则按一定的比例限期收回,不再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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