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之中，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为了使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能用国家银行纸币及时补充部队的给养和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而又不使当地群众遭受损失，红军战士每到一地就要紧张地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离开时还要用物资和银元将发行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在长征途中红军先后在贵州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等地共发行四次国家银行纸币。
由于条件限制，在中央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防伪技术与制造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和任财政部长的邓子恢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苏区货币的继续流通，国民党与各地军阀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货币体系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向苏区输入大量的假币，这对于苏区金融秩序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中国金融小知识
苏区货币的防伪
为了解决货币防伪的问题，毛泽民费尽周折，却始终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一天晚上他正在思考之际，突然闻到一股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原来他妻子正将刚织好的毛衣线头用火固定，于是毛泽民豁然开朗，他让工作人员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入纸张之中，这样既能够通过透视纸币来进行鉴别，又可以通过撕开或火烧纸币的方式鉴别，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通过毛泽民的这一方法，纸币在苏区得以顺利流通，从而迅速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
就这样，苏维埃中央银行的创建者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终于发行了中国的第一张红色货币，这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苏区的货币战
货币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在和平时期，它可以通过资本控制其经济命脉，在交战时期，也可以在自己的地盘内强制流通使用，借以壮大经济，稳定政局；或是渗透到敌方的统治领域内，破坏其经济命脉、摧毁其金融系统，甚至是推翻、颠覆其统治基础。
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苏区军民一方面用刀枪与敌人在战场上搏斗；一方面则印制发行自己的货币，驱逐、消灭恶币劣币、土钞杂钞，在军事与金融两条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着殊死的较量，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场上，双方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工字银元奠定基础
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苏维埃政府。在此期间红军还创办了首家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的样式，铸造了第一批红色政权的金属货币。为了显示其“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不显著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称为“工字银元”。在此之后，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又采用松烟油墨、蜡纸刻版，也成功印出中央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
1929年1月，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军造币厂被国民党破坏，工字银元随之停止生产。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之后，攻克吉安城，于1930年12月建立了江西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就在此时，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围剿”红军，希望能够速战速决。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立即印刷货币以筹集军用物资。这一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200万元经费被筹集到并支援了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开始批量铸造“袁大头”、国统区银元和“老鹰头”银元，同年7月还向江西工农银行拨款5万元作为补充基金，以此来印刷发行铜元券，回收并且销毁暂借发行券。虽然这批早期苏区货币印制的比较简陋，外观也相对粗糙，但因质纯量足享有非常高的信誉度，得到了苏区内外群众、商贩的广泛认可，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2.红色货币畅行无阻
在有了较为强大的经济基础之后，红一方面军且战且胜，连续粉碎国民党的3次军事“围剿”，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兴国印刷厂与东固印刷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与东固造币厂、闽西银行与江西工农银行相继合并，分别组建成立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苏维埃国家货币。
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了非常严密的经济封锁手段，印刷纸币所需的油墨、纸张等材料没有办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也在从上海运往瑞金的途中被敌人截获。毛泽民便带领工人用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作纸浆原料，再掺入细羊毛，成功制作出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在福建龙岩、漳州战役之后，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了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还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改造成为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并在中央苏区顺利流通。
相对于纸币的印制困难，铸造金属货币的过程显得非常简便，中央造币厂利用原有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很快便铸造出了面额为2角、1元的银币，但是当时的条件过于简陋，金属货币的弊端非常明显。在刚开始的时候，中央造币厂用100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但是力度不够、着力点也非常不均匀，效率还低下。后来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进行压制，结果只用一个多月就报废了，不得不再次停产。直到1932年3月，红十二军在攻克福建上杭之后，缴获了一套新式的铸币机器和钢模，次年8月又在福建沙县缴获冲床一台，中央造币厂才得以恢复生产，并实现了铸币机械化。
其他根据地也根据实际需要，就地取材，或自己设计，或仿制，在短时间内印制出大量的银币、铜币、纸币和布币。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收集、熔化废弹壳，铸造发行了红色政权最早的铜币，并以布代纸，在白布上刷桐油印制“油布票”。湘赣苏区采取限量印刷发行银币券的措施，建立严格的兑换制度，规定面额相同的纸币与银币等值，因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备受活跃于红、白区域间的商人所青睐。闽浙赣苏区率先采用复杂的纸币套色印刷技术，并在每一张纸币上加盖了半枚防伪反假的骑缝章。1933年10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攻占达县之后，完整地缴获、接管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当时苏区之最。
3.摧毁假币窝点
随着苏区货币的畅通无阻，白区的货币遭到了抵制、驱逐，国民党开始对苏区进行经济破坏。为了对苏区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蒋介石采取“以军事为依托，政治、经济齐头并进”的策略，并称“极尽全力扰乱苏维埃经济、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其不攻自乱，一举而歼之”。
国民党特务先后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指使当地土匪铸造劣质假银币；派遣特务小组，潜入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流程情报，设立假钞印刷基地。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假币伪钞不断出现，从而造成苏区物价飞涨、币值急跌，信用大减。特务分子还从中煽风点火，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抛出纸币兑换现洋，从而酿成一股挤兑狂潮。经过此事之后，白区商人便开始拒绝使用苏区铸造的银币，使苏区的对外贸易遭到重创。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代理兑换国家货币，惩治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苏区经济等行为的法规条令，并组建假币侦破组，深入基层进行明察暗访，彻底端掉了国民党特务安插在苏区的假币制造窝点，同时还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哄抬现洋、抑低苏区货币的敌特分子，从而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国家外贸局还通过白区的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停止铸造只在苏区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从而使苏区的对外贸易不断攀升，苏区经济开始好转，金融秩序逐渐稳定下来。
但是，由于王明“左”倾主义错误影响的逐步扩大，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抵达陕北。1935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1937年7月，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双方签订了和谈协定，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提供63万元法币作经费，苏维埃货币至此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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