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虎蛊惑，宦官横行

    朱厚照即位后，根本听不进去这些顾命大臣的劝谏。他喜欢的是当年在东宫做太子时的游伴太监。父亲一死，再也无人可以对他加以管束。这个没有经过良好教育，而且心已玩疯了的孩子，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陡然做了皇帝，根本无法适应终日繁复的朝廷礼仪和群臣枯燥的奏疏。他向往的是昔日自由自在骑马射箭、游逸玩乐的生活。

    在他的身边，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谷大用、邱聚、张永等八位近侍。在这八人当中，以内中刘瑾为首。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来姓谈。自从景泰年间入宫之后，便投到太监刘顺的名下，改姓刘。刘瑾很有知识，口才也很好，在孝宗时，与谷大用等七人一起侍候朱厚照，他千方百计讨好太子，深得朱厚照的喜爱。朱厚照即位后，刘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处宫禁掌管具体事务。

    武宗刚即位时，刘瑾在太监中的地位也不高，但此人性格阴险、手段毒辣、品德恶劣、狡诈多端，善于揣摩主子的心理，极力迎合主子的癖好。他知道朱厚照贪玩喜乐，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引诱他沉迷于声色犬马。弄来鹰犬、歌伎、角抵之类供朱厚照玩乐，后来还带他出宫兜风，因此取得了朱厚照的信任和宠爱。不久，刘瑾又收罗了马永成等七人，相互勾结、姿意横行，人称“八虎”，又称“八党”。

    明武宗初即位，刘健等大臣受先皇所托，“厘诸弊政”，凡明孝宗生前欲兴革者，“悉遗诏行之”。但这时武宗信任“八虎”。在刘瑾等人的引导下，朱厚照即位不久，对朝事就由厌烦发展到不闻不问。

    “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

    刘瑾最受武宗信任，在内宫监任职，最后做到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明代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刚开始，刘瑾也不敢擅专，但每有请示，武宗就要怒斥他：“用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老是来烦朕？”以后，刘瑾就不再上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都以皇帝圣旨行事。武宗则乐得清闲，搬出皇宫，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刘瑾得以代替皇帝朱笔而取得大权，最后索性拿回去“于私宅拟行”。

    群臣见明武宗不顾朝政，不思进取，于是纷纷上书劝谏。这一年的六月，雷声震得奉天殿的鸱吻、太庙的脊兽和天坛的树木四下摇动，宫门房柱也被摧折甚至焚烧了几根。人们都觉得天变异常，是上天震怒以此示警。于是，武宗按照惯例下诏自省，请求臣下进谏。群臣领旨上书，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上书言事。总结起来主要有五类不同的事情，一是单骑驱驰，轻出宫禁；二是频行监局；三是泛舟海子；四是鹰犬弹射不离左右；五是内侍进献饮膳，不择而食。对于阁臣的进言，明武宗虚应了事，而对一般臣下的进言则不理不睬，甚至加以责罚。因此，很多大臣的进言根本不起作用，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

    同年八月，皇帝准备大婚，册立夏氏为皇后，遣官迎入大内。群臣的进言渐少。不久，大学士刘健等又上疏指出武宗要改正的三件事，武宗虽然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并未改正。九月，武宗重开经筵，但就在重开当日就想废除午讲。刘健等人极力劝谏，惹得武宗很不高兴，勉强应付。

    身为顾命大臣的刘健等上疏极谏，而武宗虽以“温诏答之”，实际上却并不采纳，并且变本加厉地信用那些太监，“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废格不行”，而且孝宗时的善政也“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寅戚，则牢不可破”。刘健等身居高位，但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对军国政事有所拟议，往往被径行改易，得不到批准。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只好愤然乞休。武宗虽然不同意他们退休，但却依然信用“八党”，排挤正直官员。比较正直的大臣一派与以八党为核心的奸邪一派之间，斗争日益激烈。

    弘治朝的一批正直大臣见到这种情景非常痛心，他们一再进谏，武宗却全当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有些大臣开始心灰意冷。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首先提出辞职，要求退休；兵部尚书刘大夏也上疏乞归，这正中刘瑾等人的心愿，他们劝说武宗降旨同意，武宗照办，把马文升、刘大夏这样正直忠心的老臣打发回家。

    自此，武宗日益放纵自己，倦于视朝，新政不行，诏令不信，而且不知省改，嬉戏玩乐，甚至在宫中模仿市集，设立各种商店。

    眼见“八虎”环侍在他的左右，朝夕蛊惑，成为肘腋之患。廷臣深以为忧，忍无可忍。此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多人连续给朝廷上奏章，弹劾“八虎”，请求正德帝诛除刘瑾等人，清除朝廷的内患。十月十二日，忠直的韩文率领众多大臣上疏，指出朝廷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太监刘瑾、马永成等人诱惑皇帝，沉迷游乐，荒怠政务，请求武宗将刘瑾等人拿问，明正典刑。武宗接到疏奏后，伤心不已，竟不想进食。但因事关众怒，只得把奏疏交内阁议批，但武宗却提出条件，要从轻发落刘瑾，罚他去南京服苦役。而内阁大臣坚持要杀刘瑾以正朝纲。传达皇帝与内阁意见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平时也非常憎恨刘瑾。他们向武宗报告说：“群臣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种逼人的形势面前，武宗只得忍痛割爱，同意处死刘瑾等人。

    群臣虽然力争得到武宗的同意，铲除“八虎”这一毒瘤，但他们却低估了“八虎”的实力。武宗做太子时，就与“八虎”相依为伴，形影不离，可见他们在皇帝心中的位置和分量。这对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怎能作出理智而正确的判断昵？当刘瑾的死党焦芳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告之尚蒙在鼓里的刘瑾，刘瑾听后大惊失色，惶恐不安，八人惊恐万分，相对而泣。急忙带上另外七人，深夜闯入武宗寝宫。见到武宗，刘瑾很快明白了武宗的心理，便用激将法使武宗迁怒于王岳等朝中大臣。他们跪地放声大哭，乞求皇上饶命。刘瑾哭诉着说：“群臣指责我们进献鹰犬，这鹰犬和朝政有什么关系？”并恶毒地挑拨说：“他们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司礼太监与他们勾结，想限制皇上外出宫门，先除掉我们，就能控制陛下的行动了！”武宗听到群臣要控制自己的行动，勃然大怒，马上改变了主意，终于倒向了“八虎”。立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别掌管东、西两厂，将王岳等人发配到南京去看守祖陵。

    一夜之间，乾坤颠倒。第二天早朝宣读圣旨，刘瑾等人不但不被处死，反倒提拔升官，控制了武宗身边的要害部门。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前朝老臣，见事情无可挽回，失望到极点，纷纷上书辞职。武宗也不挽留，在辞呈上大笔一挥，写了“钦准”二字。这些正直的老臣带着无限的遗恨回归乡里。随后，刘瑾派人一路追杀王岳等人，只有徐智幸免。自此，朝中大权全部由刘瑾为首的八虎掌握，刘瑾权倾天下。

    刘健、谢迁诛八虎未成，反倒让八虎掌握了朝政大权。武宗贬斥顾命大臣的决定，遭到了言官和群臣的激烈反对，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武宗进言，请留刘健、谢迁，以肃纲纪、以保朝政。武宗不但不听，还认为这是对皇威的冒犯和轻蔑，立即下令对进谏的官员施以杖刑，然后降级或削职。那几日宫廷内哭号震天，血肉横飞。京城外的土路上，时时有载着被贬官员和家眷的马车匆匆驶过，卷起阵阵黄土和飞尘，一时间京城内外一片乌烟瘴气。自此，虽然很多有良知的官员不满武宗的所作所为，但敢于挺身而出、上疏武宗的人却很少。

    此后，为了阻止朝廷命官上疏言事，武宗下令让六科给事中守科，不许大臣出衙门。此外，还经常让锦衣卫特务进行暗中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酉时前走出衙门，立即上报皇帝。但是，远在南京的言官并不知北京的局势，纷纷上疏营救谢迁、刘健等人。武宗和刘瑾等人气得暴跳如雷。为震慑百官，刘瑾假天子手下发敕书，将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定为“奸党”，张榜公示于朝廷，以此来打击言官。自此，刘瑾成为“内相”，又被人称为“立地皇帝”。武宗贪玩好动，不理朝政，将臣下奏章转由刘瑾代为处理，此后，刘瑾权势如日中天。

    朝中大臣有如与一只老虎搏斗，未能成功，反被虎吞噬，刘瑾窃取朝廷军政大权后，对朝臣肆意报复，利用东、西厂和锦衣卫诛除异己。

    刘瑾为了排挤异己，特别是儒生文臣，只要他们犯有小的过错便严厉惩处。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刘瑾改变旧例，规定凡是省亲、丁忧、养病的人都作托故营私旷职处理，三个月内可以宽恕，四五个月则罚其俸禄，六七个月则逮捕讯问，八九个月则算自动去职，十月以上则作削去官籍处理。此后，吏部共查出违例文武官员一百四十六人，都按照刘瑾制定的新规则处理，因此而罢官的人特别多。

    刘瑾这一招翻云覆雨的毒辣手段，不仅把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几十名大臣定为奸党，而且以此为借口把包括阁臣在内的大批官员更换清除掉。自此朝臣势力从根本上被削减，而他把自己的心腹和同党，全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刘瑾控制了武宗以后，便开始进行报复。

    刘瑾首先把户部尚书韩文罢官，兵部主事王阳明曾为保护言官，当面斥责过刘瑾，结果被处以杖刑，后又贬到贵州。他在赴任途中，发现有刘瑾的杀手追踪，便在半夜将鞋帽抛入水中，伪装成投河自尽，才得幸免一死。

    明武宗花钱如流水，加上宦官巧取豪夺，不久国库空虚，内库告急，北部边防地区粮储空虚，边防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刘瑾给明武宗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就是官吏罚米法，以罚代罪。

    明武宗颁布的罚米法对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确实帮助很大，由于所罚米数从一二百石到上千石不等，因此，仅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名官员被罚俸禄，运往京师的约有六千多石，加上那些尚未缴纳的罚米所得超过一万石。此外，还有近百倍的粮食运往边镇地区。对官吏胡乱罚米，虽然一时奏效，但弊病特别多，最后受损的还是国家。由于罚谁、罚多少的大权操纵在刘瑾的手中，因此刘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此外，这种对官吏漫无标准的罚米法也成为刘瑾及其党徒公报私仇的有力工具。许多忠臣被削职为民，很多清廉官员因此倾家荡产。因公事受到罚米的人为求免罪避祸，往往向刘瑾行贿，就连平日号称忠直的人士也常为免受械杖之苦而走后门。刘瑾因此大发横财。

    为镇压官民的不满情绪，谷大用等人派出大量特务四出侦察。消息传出后，各地惊恐万分，只要看见口操京腔的人，便奔走相告，甚至以重金贡献以求自保。

    此后，内行厂和东西二厂等特务机构成为刘瑾专权的工具。他不仅派特务胡作非为，而且让特务刺探官员的隐私。大学士王鏊对刘瑾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但又清楚自己无力回天，整日长吁短叹。不久，王鏊见刘瑾派特务暗随，自觉无趣，请求罢官归隐。刘瑾因未能抓到他的罪证，只好让其体面退休，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刘瑾自从利用东西二厂排挤异己之后，不需再经过吏部、兵部和礼部审查，可以直接传旨让他所亲信的人升官。罢黜官吏也由刘瑾决定，吏部、礼部和兵部只需备案。

    如果吏部要升任重要官吏，一定要让刘瑾过目，他每次都要吏部再三推举数人，从中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否则就不经过吏部直接选人。可以说刘瑾用人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废。没过多久，刘瑾的人便掌握了要职。

    刘瑾又于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在荣府旧仓创立了“内行厂”，亲自管理以监督东、西二厂内行厂和东西二厂三大特务机构串通一气，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专门四处打探，到处搜捕，内行厂中还设置了各种刑具，其中有一种叫反枷具，重达150斤，一旦套在身上，就会被活活压死。对那些反对他们的官员百姓，动辄抓捕入狱，不分轻重，一律拷打。

    他们使用各种酷刑，滥杀无辜，监狱内血肉飞溅、尸横遍地。几年内，被他们处死的官民竟多达几千人。自此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大小官吏、黎民百姓，见到他们，纷纷躲避，犹如惊弓之鸟。

    刘瑾为了进一步掌握朝政大权，每当武宗玩兴正浓时，他便把各种送上的疏奏递交武宗御批，对此武宗非常扫兴。经常这样，使武宗大为恼火，他暴躁地喝斥刘瑾：“无论大小事物都要我来管，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这恰好中了刘瑾的奸计。从此，刘瑾就将武宗的御笔抓在自己手中，所有文武官员的奏章，实际是经刘瑾过目。而刘瑾却是不学无术之徒，很多奏折看不懂，更不会批答，只好将奏疏带回私宅，让妹婿礼部司务孙聪代为处理，再交给同党吏部尚书焦芳加以润色后执行。

    刘瑾有了这样的权力，等于把朱家王朝的官职攥在自己手中。他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一时擢升的官校达1560人之多。又假借武宗御旨，私授锦衣卫官吏数百名。都御史刘宇本是一名小官，一次竟贿赂刘瑾万两黄金，刘瑾喜出望外，立即封他为兵部尚书，不久又提拔他为吏部尚书。地方官员上京朝觐，也要先向刘瑾行贿。刘瑾大权在握，把他的死党焦芳保举进了内阁。朝内朝外，遍布刘瑾“八虎”的党羽。

    武宗成了刘瑾操纵的傀儡皇帝，他对刘瑾的横行跋扈、为非作歹，闻之不怒，见而不怪，还认为刘瑾对自己忠心耿耿。有人写了揭发刘瑾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匿名信，武宗看过之后，竟然交给刘瑾去处理，以表示自己对刘瑾的信任。正德朝政，完全被刘瑾“八虎”团伙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时有武宗是“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的传言。

    公元1510年(弘治五年)，朱寘鐇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成为安化王。

    朱寘鐇很有政治头脑，他见武宗失德，刘瑾擅权，朝廷纲纪败坏，于是决意取而代之。从此，他礼贤下士，结交陕西宁夏右卫军官何锦，又联络宁夏卫的儒生孙景文以及被罢黜的生员孟彬、史连等人，将当地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外，他利用远近闻名的巫师王九儿，宣称自己有帝王相貌，远近之人正不满朝廷的专制，纷纷归附。

    同年四月，朱寘鐇誓师，自立为帝，由孙景文起草檄文，发动叛乱。宁夏游击将军仇钺率军驻扎在玉泉营，朱寘鐇差人前往招降，仇钺诈降，很快用计杀死周昂、孙景文等十一人。四月二十三日，朱寘鐇反叛被平定。

    刘瑾虽然广植党羽，但是不能很好地团结其余七虎。不久，七虎见刘瑾专权越来越严重，对刘瑾很不满，都离刘瑾而去。刘瑾为与张永争权，准备将张永调往南京。张永知道后，立即跑到武宗面前，诉说刘瑾准备谋害自己。虽然武宗后来让谷大用置酒劝解了此事，但是，刘瑾因为得罪了七虎，特别是因为他得罪了同样拥有实权的张永，从而加速了他的覆亡。

    刘瑾是个贪得无厌之辈，他对自己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仍不满足，又担心日后武宗对他失去宠信，竟然生出了造反的主意。他暗中增置兵器，联络党羽，准备在正德五年的中秋节发动政变，篡夺皇位，自己坐上皇帝的宝座。

    朝廷官员听说朱寘鐇反叛后，公开斥责刘瑾的罪行的人很多，刘瑾等人因并不知叛乱已经平定，成为惊弓之鸟。杨一清游说业已与刘瑾反目的张永，终于让张永倒戈。八月，刘瑾之兄刘景祥去世，刘瑾打算趁八月十五为其兄发丧之机挟持百官以图大计。张永得知后，于八月十一日赶回，当天，武宗摆宴犒赏，张永趁刘瑾离去，张雄、张锐等人立即向武宗告发了刘瑾图谋不轨的计划。

    武宗这时酒醉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地问：“刘瑾他要干什么？”张永忙说他这是要篡位，武宗仍半信半疑。张永急忙劝说：“已经大祸临头，若再迟疑，明天奴辈就要粉身碎骨，陛下也不能长享安乐了！”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大半，下令连夜把刘瑾逮捕。并将刘瑾关押到菜市场。但武宗仍不能相信刘瑾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打算把刘瑾贬到风阳了事。

    第二天，在张永和阁臣的鼓动下，武宗亲自带领锦衣卫查抄刘瑾之家。在刘瑾家中，搜出了伪玺、龙袍、蟒衣、衣甲、弓弩等无数违禁品。还有黄金24万多锭，元宝500多万锭，宝石二斗，奇珍异玩不计其数。最为奇怪的是有两柄貂毛扇，扇柄上均藏有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这时才恍然大悟，对刘瑾恨得咬牙切齿：“好胆大的狗奴，果然是想谋逆！”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武宗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刘瑾临刑之日，京城官民为发泄心中之大恨，竞向刽子手买他的肉吃，顷刻之间，被抢一空，只剩一具白骨。

    不久，刘瑾的所有朋党也身败名裂。但是，武宗并未醒悟，再次任用宦官，“三张”成为此后最受宠的宦官团伙。

    建造“豹房”，游乐无度

    天性好玩的明武宗再也不能忍受刻板规矩的“标准”皇帝生活了。他也不喜欢皇宫。按照孝宗的遗诏，在公元1507年(正德二年)8月，他举行大婚，迎娶皇后夏氏，后来还娶了两位妃子，但他却对她们毫无兴趣。而且，明代宫禁管理严格，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管，还要专门记下来以备后来查对。武宗对这种束缚人的制度简直深恶痛绝，但他领教过朝臣的“功力”，知道要改变这种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武宗觉得宫中无聊乏味，于是在宦官的建议下建起新宅，这就是所谓的“豹房”。

    豹房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外太液池的南岸，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本来是皇家豢养猛兽的地方，外国进贡的稀奇动物，也放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元朝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武宗就选择了这个动物园来建立自己的安乐窝，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扩建，非常高兴地称这里是自己的“新宅”。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至正德七年共添造房屋200余间，耗银24万余两。

    武宗对豹房进行了长时期的修整扩建工程，浪费财力极多。史称，这个时期“内臣犹用事，导上嬉游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大兴豹房之役”。公元1512年(正德七年)10月，工部报告：“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白金二十四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乞即停止，域量减其半。”武宗对这一正确的建议的回答却是“不听”两个字。举行郊祀典礼本有斋宫可用，而明武宗却别出心裁，传旨让镇守陕西太监廖堂等另造帐篷式的斋宫，正德九年九月制造完毕，共162间，重门、堂庑、庖滔、户牖之属，无不悉具。

    这项制造所费银两数字很大，仅廖堂扣下来准备贿赂权幸者的就有数万金。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等失火，十月为修复乾清宫和坤宁宫，派官员远至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徽州等处采买材料。同年为此而向全国加赋一百万两。正德十年，不顾“乾清、坤宁”二宫之修建已造成“役重费繁”的情况，武宗根据太监的提议，又修太素殿、天鹅房、船坞等，御马监、钟鼓司、火药库等也“皆一新之”。这些工翟都修建得很讲究，如太素殿“比旧尤华侈，凡用银二十余万两，役军匠三千余人，岁支工米万有三千余石，盐三万四千余引”。除了工程本身费用浩繁之外，经手人还“因缘为利，权奸、奄人所建庄园、祠墓及香火寺观，皆取给于此”。当封人因此而有“木妖土灾”之说。

    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武宗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就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从此以后，一直到死，武宗都住在这里，明朝的政治中枢实际上也从皇宫中心搬到了豹房。

    豹房虽然从广义上也可以算是在皇宫的范围之内，但毕竟不属于大内，所以武宗在这里就再也不用受那些繁文缛节的困扰，可以从此自由自在了，并且也在玩乐之余批批奏章公文什么的。他的兴趣也十分广泛，而且天资聪颖，对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和阿拉伯文，都无所不通。豹房既然原本是动物园，武宗搬进去又养了不少凶猛的虎豹，他闲来无事便观赏这些猛兽斗来斗去，有时还亲自下场跟虎豹斗上几下，甚至不惜被抓伤。皇帝当然不能自个跟虎豹打架，还得有不少保镖、陪斗的，于是就召集天下善搏虎豹的人，入豹房做“勇士”。选进京的有上万人，武宗又从万人中选出了一百名勇士，将他们养在豹房中，还把他们都封为自己的“义子”。武宗和历史上所有的昏君一样荒淫好色，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那就是他对后宫的嫔妃完全不感兴趣，却喜欢带点异国风情的调调。

    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是个色目人，擅长房中术之类的，武宗把他召入豹房，宠幸无比。于是向武宗推荐色目女子，说她们各个姿容美艳妖娆，皮肤白皙细嫩，比起中土的女子来，简直要胜过一百倍，于是武宗大为心动。那时都尉吕佐也是色目人，于永就矫诏叫他把家里擅长西域歌舞的舞女进献上十二个来。等到美人一来，武宗一看这西域美人果然不同凡响，十分高兴，天天没日没夜地观赏歌舞。他觉得这十二个美人还不够，就在京都那些色目人家大肆搜索，把他们的女子招来歌舞，其中尤其美艳的，就留下来供他玩弄。后来，他听说于永的女儿特别漂亮，就让他把女儿也献上来。于永不愿，就把邻人白回子之女冒名顶替地送进宫去。皇帝也没觉察出来，看那女子很美，还挺高兴。可是于永自知犯了欺君之罪，成天提心吊胆。后来他就装作风痹向皇帝辞职，让他的儿子承袭了自己的职位。于永劝诱皇帝大肆搜索色目女子，搅得那些色目人家鸡犬不宁，把于永恨得咬牙切齿。现在看他居然全身而退，还不失富贵，就更是心中不平。可迫于皇帝威势，也没人敢告发他，只好任他去了。

    明武宗喜欢的另一个女子叫做王满堂，她的故事更加离奇。她是霸州百姓王智的女儿，从小生得俏丽动人，本来参加过皇帝选妃，但却落选了。王满堂自恃貌美，对这样的打击有点受不了，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赵万兴的人要迎娶自己，这个人将“贵不可言”。于是她不肯随便嫁人，天天等着这个“赵万兴”。看来，这个小姑娘是受了刺激，变得有点神经错乱了。但她的家人却对她这番胡话深信不疑，就到处给她打听这个叫赵万兴的人。这时，有个道士听说了这件事情，又得知王家姑娘貌美如花，就兴起了冒名顶替的念头。他先贿赂了一个和尚，让他对王家人说：“你家明天有个大贵人要来了。”第二天，他到了王家，问他姓名，就说：“我就叫赵万兴。”王家人一听，就是这个大贵人呀，高兴的围着他拜了起来，马上让他和王满堂成婚。

    按说这个道士拐骗了个漂亮媳妇，也就该知足了。但可能是王满堂经常和他说贵不可言之类的话，弄得他也晕晕乎乎起来，全然忘记了自己是骗子，居然把自己当成真正的贵人，于是竟准备起谋反来。还煽乎了不少人跟从他，改元“大顺平定”，自己当上了皇帝。当然，这种神经病式的折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还没有什么实质行动，就已经被当地的官府抓得一个不留。

    谋反是了不得的大罪。但皇帝听说了这事，也觉得挺荒唐，就释放了那些跟从的愚民，只把那个“赵万兴”和跟从他的两个儒生处死。而王满堂本是“祸首”，但武宗听说她是个美人，就动起心来，特地降旨赦免她。为了掩人耳目，先把她送到了宫中的浣衣局，接着又把她召入豹房，大加宠爱，甚至戏称她为皇后。王满堂想嫁个大贵人的梦，这时倒是实现了。由此看来，明武宗喜欢的都是这些来历不明、稀奇古怪的女人。这样的女子在朝臣眼里统统是荒谬绝伦，自然不能纳入到皇宫循规蹈矩的嫔妃编制中去，武宗就把她们统统安置在豹房。一时佳丽如云，豹房就由动物园变成了大妓院，不过主顾只有这大明天子一人而已。但即便如此，武宗也要它看起来像模像样。他豹房里开设个一条街市，建有定和、宝延等六个店铺。他自己就穿着商人的衣服，戴着小太监的帽子。在这六个店铺里跟他们做买卖，持簿算账，讨价还价，假戏真做，玩得好不高兴。这个街市还很热闹，街头有各种杂耍，跳猿扁马、斗鸡逐犬。沿市还有当垆卖酒的美妇人。但武宗还觉得不过瘾，就又让那些豹房的美人们都扮做歌伎粉头，他就挨家挨户地进去听她们唱曲。

    明武宗玩够了美女，忽发奇想，又打算尝尝这男色的滋味。他在内臣里选取那些长相俊美，聪明伶俐的，还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老儿当”。尤其受他宠幸的，就叫“金刚老儿当”，还能干预政事，权势很大。他最宠爱一个叫钱宁的，天天和他在一起，在豹房里经常枕着他的大腿睡觉。百官们见不着皇帝，就通过钱宁的举动来判断皇帝的下落。一看到钱宁打着哈欠走出豹房，就知道皇帝也快要出来了。

    公元1509年(正德四年)，湖广、四川、陕西、江西和两广因天灾人祸，造反者无数。公元1510年(正德五年)，天下已经局势混乱，农民起义成为朝廷的大患。

    畿南虽地处天子脚下，但由于皇室贵戚广占民田，明朝政府强迫养马，徭役差役繁重，百姓苦不堪言，河北起义首先于霸州爆发。公元1509年(正德四年)以来，官府将矛头对准文安响马刘六、刘七兄弟。两人被招安后不久，刘瑾的家人因向刘六索贿未成，诬陷他们兄弟，刘六等人被迫投入大盗张茂的门下。不久，张茂被宁杲设计斩杀。刘六、刘七等人因自首需献银数万两，方能免罪，被迫四散逃走，其家被毁。自此，刘六与官府决裂，聚众数百人，起兵反抗，队伍很快增至数千人，这就是畿南霸州起义。

    刘六等人起义后，迅速吸纳了文安生员赵和赵镐兄弟，部众逐渐增多，畿南大震。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三月，刘六率军攻打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等县，官兵望风而逃。

    此后，农民军一万多人从畿南到达山东，抢夺马匹，一昼夜疾驰数百里，倏忽往来，势如山雨。官军势单力弱，进退迟缓，常常败北。农民军受到山东农民的欢迎，粮草武器全部由当地农民供应，而且很多人加入队伍中。

    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夏，农民军因人数众多，分为两支活动，一支由刘六等人率领，另一支则由杨虎等人率领。两支队伍转战数千里，往来于天津、山东间，驰骋纵横，杀官吏，释囚徒，如入无人之境。同年七月，两支农民军合兵一处，进攻文安，将明朝天下闹得天翻地覆。直到第二年七月，赵义军才被镇压下去。

    经此一变，明武宗对边军的战斗力大为惊叹，就把那些立功的将领召到豹房里来。

    这些军官中有一个叫江彬的，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勇猛善战。有一次作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穿过面颊，从耳朵里穿了出来，他却全然不顾，拔掉箭继续和敌人作战。武宗听说了他这段传奇经历，啧啧称奇，就特地召他来要看看那个剑疤。谈起了军事，两人特别投机，皇帝就把江彬留在了身边。

    武宗从小就对军事感兴趣，当太子的时候就经常在宫里演习骑射。大臣们劝孝宗皇帝管管他，但孝宗皇帝却说太子关注武事是安不忘危，也是好事，就听之任之了。后来他当了皇帝，还在豹房里操练小太监们搞军事演习。但这些都是玩闹，他并没有亲自到过战场。现在有了江彬，协助皇帝指挥演练军阵，把原来武宗训练的那些小太监都换成了从边镇中挑选出来的精兵。经过江彬一段时间的训练指导，皇帝懂得了不少实践经验，在一次次对抗演习中，他对领兵打仗更是着迷了，渴望能有机会走出皇宫，真正体会一下沙场征战的感觉。

    机会居然不久就来了。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6月，鞑靼小王子率领蒙古骑兵进攻宣府，明军初战不利，后来使用前后夹击的战术，迫使蒙古退兵，但是代价惨重。到了公元1516年(正德十一年)，蒙古再次进犯，杀掠百姓，掠夺牲畜，大肆骚扰一番后撤兵。武宗听说此事，觉得正好给自己操练了多时的宫中“军队”一个实战演练的机会。再加上江彬和钱宁互相争宠，江彬害怕钱宁害他，就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宣府的歌女是多么窈窕迷人，更使皇帝对边境充满了神往之情。于是，皇帝作出了决定，他要亲自去征讨蒙古人。

    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日的清晨，武宗皇帝偷偷换上便服，和江彬一起，带了几个心腹之人，趁人不注意，溜出了北京德胜门，直奔昌平。对此朝廷百官一无所知，第二天上朝发现皇帝没了，都大惊失色，三个内阁大学士立即上马出城去追，一路狂奔却依然见不到皇帝的踪影，只好给他上了一个奏疏，说皇帝这种行为相当危险，应该赶紧回来以安民心。皇帝当然不会被一本奏疏被劝回去，他的目标是宣府。

    皇帝甩下了一帮大臣，却在居庸关被挡住了。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命令关门紧闭，不准放任何人通过，武宗派人去传旨让他开关，他却拿了敕印，仗剑坐在关门之下，号令关内说：“有言开关者斩！”并立即写奏疏劝皇帝返回。武宗没有办法，只好返回。

    只是皇帝虽然回去了，却很不甘心，还在找偷偷出去的机会。半个月之后，他打听到那个御史出巡去了，不在居庸关，便溜出北京城，火速赶到了居庸关，混出了关门，向宣化方向加速奔驰。为了防止那些大臣们又跑来把自己拉回去，他留了个宦官镇守居庸关，不准任何的官员出关。大臣们无可奈何，武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来到了宣府。

    按说皇帝出征也是正大光明的事，何必搞得这么偷偷摸摸，大费周章。原来，在传统的观念中，皇帝是九五之尊，地位重要，不能轻举妄动。若是为了消灭几个小小毛贼而动摇了“国本”，就得不偿失了。再说，明朝本身就有一个惨痛的先例：当年明英宗曾经在太监王振的蛊惑下出征蒙古，结果兵败被擒，蒙古大军直逼北京，史称“土木之变”，闹得差点亡国。所以，武宗一有了出征蒙古的念头，大臣们就纷纷劝阻。就在武宗“奔逃”到宣府的一路上，还接到了不计其数的劝他回去的奏章。对于道德通天的大臣们的聒噪，武宗不胜其烦。于是，为了使自己巡边合理化，武宗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下了一道圣旨，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改名朱寿，用这种孩子气的办法来对抗大臣们：你们不是看不惯皇帝巡边吗，现在出去作战的可不是大明皇帝朱厚照，而是威武大将军朱寿。

    皇帝给自己的封官，而且还只是一个小小总兵，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武宗此举让大臣们啼笑皆非。“威武大将军”给内阁发了一个旨意，要求调集钱粮和军队，准备应战。大臣们就集体给他上书，纷纷指出他这么做是违反祖制。但皇帝已经跑到了宣府，大臣们又都被阻挡不得出关，四个月里，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虽然大臣们的奏本都被送到皇帝那里，但皇帝却只有极少的御批，所以这些大臣们的抗议毫无用处。“威武大将军”踌躇满志，准备和蒙古人展开一战了。

    一场激战下来，战果如何，众说纷纭。由于皇帝出关与蒙古人交战，身边没有带一个大臣，所以满朝文武官员没人肯承认皇上御驾亲征的胜利。根据《明武宗实录》的记载：在这次战役里只打死了16名鞑靼军人，而明朝却伤亡了600多名士兵。而且，战斗中“乘舆几陷”，武宗差点跟英宗皇帝一样被抓了去，所以这样的战果根本不值得宣扬。

    但皇帝本人并不这么想，他自己感到大获全胜，不虚此行，便兴致勃勃地准备班师回朝。在回朝前夕，武宗下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旨意：命宦官将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马上制成新的朝服，穿来接驾，还亲自设计了帽子的式样，发下去让他们照着做来戴上。于是到了皇帝大驾归来那天，朝廷百官身着乱七八糟之服，头戴稀奇古怪之帽，齐聚德胜门外迎接。远远望去，倒也五彩斑斓，花团锦簇，像极了一班杂耍队伍。

    偏偏天公还不作美，那一天天气突变，雨雪交加，一直傍晚，皇帝才穿着盔甲，带着佩剑，在火把交映中出现。他迫不及待地跟阁老们吹牛：“朕还亲手砍了一个鞑靼兵呢。”估计那些大臣们哭的心都有了，却也只能顿首称赞，恭维皇帝圣明。皇帝虚荣心得到满足，饮过首辅杨廷和递来的一杯酒，就径直驰回豹房休息。而那些大臣们则在风雨泥泞中乱成一团，个个狼狈不堪。明武宗终于报了上次不让自己出去的一箭之仇。

    虽说大臣们对皇帝的战绩并不看好，但前方官兵的围困却因此而解，而且终明武宗一朝，蒙古再也没有进犯过。这么看来，不论伤亡如何，这位皇帝倒的确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看来“威武大将军”没有白进行军事训练，还是很称职的。功成自然要赏，于是武宗下旨：加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为镇国公。并决定第二年继续巡边。

    大臣们这回可不干了。对于皇帝的命令，四位内阁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还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陛下放着皇帝不做，却自我降级当什么镇国公，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而首辅杨廷和愤激之余，在奏折中严厉抗议：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请开列他的履历，如果不能解释清楚，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对大学士的抗议，武宗仍旧是置之不理。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7月9日黎明，他故伎重演，溜出北京，混过居庸关，又到宣府去了。随即，武宗带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始了他的巡边之行。

    但这次也许是蒙古人慑于皇帝天威，一直避免接触，皇帝转了大半天还找不到敌人，不免有点兴味索然。但好不容易跑出来了，哪里舍得就这么回去，于是便在宣府的“镇国公府”里住了下来，和宠臣江彬一起换上便装，化装成平民在宣府游玩，参加这里各种娱乐活动和集市。皇帝跑到宣府来的一大动机就是这里的美人，现在自然不会放过。江彬本是宣府人，就尽地主之谊，给他到处搜罗美女，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家家关门闭户。不过对于武宗来说，这样还不够刺激，他还经常微服夜行，遇到高门大户就闯进去，索要酒食，搜掠妇女。那个京剧《游龙戏凤》，说的就是他在宣府的这段风流经历。皇帝在宣府，既有层出不穷的玩乐，又有数不胜数的美人，耳朵边还少了那些道德通天的大臣们的聒噪，真是心花怒放，高兴地把“镇国公府”叫作自己的“家里”。

    第一次出巡归来后没几天，武宗又搞了第二次出巡。自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正月21日起去宣府。二月因慈寿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的皇后)去世，只好赶回京城处理丧事。这次出巡历时较短，只有二十一天。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三月，武宗又开始了第三次出巡。他先去昌平。四月，到密云。五月，至喜峰口。初十，自喜峰口出京。这一次出巡历时共四十天。

    比较大规模的一次外出游幸，是正德十三年七月。正德十三年一月初二，明武宗因怀念“家里”，在江彬诱导下，遂准备第四次出巡，当即传下圣旨：“北寇屡犯边疆，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害。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并让内阁起草敕令。其“圣旨”中的所谓“朱寿”，乃是明武宗为自己起的名字。接到这样荒唐的圣旨，内阁大学士们从维护明朝的统治出发，当然不能接受。但还是阻挡不住明武宗的出巡。七月初九，天还未亮，武宗就带领江彬和护卫们，悄悄地走出东安门，沿着已经走熟的路线，经居庸关，历怀来、保安等诸城，到达宣府。

    在宣府折腾了一阵之后，又自万全，历怀安、天城、阳和，再到大同。十月，巡游大队的人马西渡黄河，至陕西榆林。十一月，再由榆林南下米脂、绥德。十二月又东渡黄河，到达太原。

    一路之上，江彬及随从人员，到处为武宗物色美女歌伎，无论官家民家，已婚未婚，武宗只要看着顺眼，便丝毫不顾，全不在乎，都留在身边。他们所到之处，造成官府民宅巨大的灾难，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这次巡游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的“远征”结束。满载金玉珠宝、鹰犬虎豹、美姬倩女，自宣府而归。武宗最宠爱的美女“刘娘娘”，就是这次出巡太原时，带回豹房的。

    欣赏够了北地风光，武宗又开始对风景秀丽的南方感起了兴趣。于是，从西北回来后，他就开始酝酿南巡。“威武大将军朱寿”去了两回宣府，已经把朝中大臣们折腾得晕头转向，面临崩溃了。现在他又要到南方，大臣们就更是五雷轰顶，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先是大学士杨廷和率领高级官员出来反对，把所有能想到理由都想到了，什么不合祖制啊，江南灾荒啊，塞北的蒙古人又要来啊之类，总之万万去不得。接着，科道言官们发动了政治请愿，集体跪在皇宫门要求皇帝停止南巡。之后，在京官员又征集到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疏，其中颇有难听的话语，指着鼻子骂皇帝是孟子所说的“残贼之君”，还说皇帝若是不听他们的话，就会“不知死所”。这还不算，又有一位管皇宫警卫的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在皇宫门前以死相谏，幸好让武士抱住，没有成功。几次三番下来，终于惹毛了皇帝，他下令对一百多名官员施行廷杖，当下就打死了十一人。不过，在打了臣下一顿屁股之后，皇帝也觉得没趣，南巡的事就暂时搁下来了。

    这时，江西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叛乱，消息迅速传到了北京。皇帝听说后，大喜过望，这下，他可找到南巡的借口了。于是他宣布要御驾亲征，讨平宁王的叛乱。

    这回皇帝的理由正大之至，而且下旨，谁再敢反对他南征，就一律砍头。被他折腾的精疲力尽的朝臣们只好认命，听之任之了。

    武宗用不着偷偷摸摸，也就犯不上疲于奔命。皇帝大军出发，一路浩浩荡荡，从北京到涿州，就足足走了四天。原来，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皇帝在路过卢沟桥的时候，把刘娘娘留给他的信物丢了，到了涿州才发现，于是就停下来四处寻找。

    这边皇帝正在找簪子，那边却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宁王的叛乱，已经被大名鼎鼎的阳明先生王守仁平定了。

    武宗拿着这份捷报，真是郁闷之极，自己连战场的边还没摸到呢，这宁王都已经被抓住了，实在太不好玩。而且，叛乱既然已被平定，“御驾亲征”也就毫无必要。不过他也有自己的鬼主意，下令将捷报隐匿，不得对外泄露，接着继续他“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旗号，率军向江南进发。

    不过叛乱已定，皇帝的南巡就由出征变成了一场游乐，于是一路上晃晃悠悠，顺便观赏沿途景色。先到了保定，和当地官员比赛喝酒。几天后又到了临清，当地官员没想到皇帝突然驾临，非常意外，只好匆匆准备了一桌差劲的宴席宴请皇帝，在皇帝的座位连筷子都忘了摆。皇帝倒也不恼，还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这样慢待我？”也就算没事了。

    这期间他还回去接了刘娘娘。十二月，皇帝一行到了扬州。

    这位刘娘娘的来历颇为神秘，有的说她是大同代王府的歌伎，又有的说她是太原晋王府乐工的妻子。她被叫做“刘良女”，不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还是因为她是刘良的女儿，或者根本就是把刘娘娘的“娘”字拆成“良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明武宗对她十分宠爱，把她带回豹房，天天寝必同床，食必同案。豹房中有谁犯了错，让她向武宗说了情就好了。因此，虽然她没有皇家正式的封号，但是大家都尊称她为刘娘娘。这次皇帝御驾亲征，出师照例是不能带内眷的，于是武宗和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临别之时，刘娘娘送给武宗一支玉簪，作为信物，相约迎接的时候以此玉簪为凭。结果皇帝把簪子丢了，到了山东临清，派人去接刘娘娘，她却不肯去，一定要见到簪子才成行，于是皇帝就亲自乘船回去迎接。由此可以看出刘娘娘在他心中的地位，武宗虽然有皇后，却把她看成是自己正式的妻子，在之后南巡的所有场合，他几乎都和这位刘娘娘在一起。在寺庙里祈福，也写上“威武将军镇国总督”和夫人刘氏的名字，表示这是他和妻子共同所做的功德。看来这武宗倒也是个痴情种子，后来戏剧家李渔就曾把他和刘娘娘的故事写成过传奇《玉搔头》，竟成了一段风流佳话了。

    扬州是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好色的皇帝自是不肯放过，当即下令在当地搜索。他“天良发现”，居然知道拆散人家夫妻不对，就命令只搜索少女和寡妇。此举弄得民间惊恐万分，老百姓纷纷“突击”嫁女，一夜之间差不多把所有的少女都嫁光了。于是他让太监暗中记着寡妇和倡优家之所在，待到半夜，打开城门，传呼皇帝驾到，命市民燃烛接驾，如果发现有逃匿的，则破垣毁屋，直到搜到为止。当时，全城寡妇几乎无一幸免，哭声震动远近。知府蒋瑶冒死恳情，情况才稍微平定一点。抢来的女子太多，武宗也有点顾不过来，就把她们关在尼姑庵里当肉票，让家里拿钱来赎。有些女子绝食而死，以示抗议，尸体就堆在尼寺中。蒋瑶只好把她们的家人找来，悄悄地收尸埋葬。扬州名胜很多，皇帝想起了杨广的故事，要看琼花，蒋瑶就说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已经绝种了。皇帝又要搜罗扬州的稀罕物品，蒋瑶就说扬州是正经地方，不产稀奇古怪的东西。皇帝没法，嬉皮笑脸地说白布总算扬州特产了吧。于是蒋瑶就进献白布五百匹，给他一个台阶下。皇帝虽然糊弄过去了，但他身边的太监可不那么好通融。他们向蒋瑶索贿，蒋瑶不给，他们就拿铁链子把蒋瑶捆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蒋瑶的属下向皇帝告状，皇帝才把他放了。

    离开扬州，武宗就到了南京，在那里住了二百多天，自然是大玩特玩，扰得当地鸡犬不宁。不过皇帝在玩闹之余总算想起正事来：他这次南巡是为了平定宁王叛乱，虽然他压下了报捷的奏折，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宁王之乱已经被王阳明平定了，与他这个“威武大将军”没有半点相干，这让皇帝心中极为不爽。而那边王阳明的处境也十分尴尬，本来他是立了大功的，可逆了皇帝的心意，却弄得像是犯了大罪一般。而且皇帝身边那帮太监向他索贿不成，竟在皇帝面前诬陷他和宁王勾结图谋不轨。于是，这个宁王在他手上就像一个烫山芋。这时，武宗太监张永去和他交涉，想把宁王要过来，还让他再写一封奏疏，说明是在那位“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英明领导下，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身边一干功臣，才迅速平定了宁王叛乱。王阳明正不知道该把宁王怎么样才好，一看这个机会，乐得把手里的烫山芋抛掉。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原则，臣子归功于皇帝是天经地义，但却和那个乱七八糟的什么“威武大将军朱寿”不相干。皇帝无可奈何，但人家已经退让了一步，自己也只好勉强接受了。

    现在宁王到了皇帝手里，可皇帝一想自己千里迢迢地只为接个俘虏入京，也太窝囊了。于是他身边的江彬给他出主意，让他再把宁王放回去，给他点兵，然后皇帝亲征，再把他捉住。荒唐的皇帝居然也会觉得这个建议太荒唐，就没答应。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个玩乐的机会。在献俘大典上，皇帝威风凛凛地登上了点将台。台下的军队将宁王押了上来，解除了所有的刑具，让他在场中自由行动。然后，“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挥着令旗，指挥军队，把这个俘虏抓获。这么一番折腾，才算是给皇帝找回一点满足。他在南方也玩得差不多了，于是才准备回京。

    落水受惊，豹房丧命

    闰八月初七，武宗决定回京。武宗在回京的路上依旧东游西逛，到了淮安清江浦，又兴起了泛舟捕鱼的念头。初八，他正在船上玩得兴高采烈，不知道为什么，船却突然翻了，皇帝掉进了水里，周围的人吓得要命，纷纷下水，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上岸。但皇帝却因为受惊而生了病，而且病得越来越厉害。

    这下武宗不敢再耽搁了，他立刻回到北京，但不肯回宫，而是去了豹房。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伍文定等人平叛的功劳全部被抹杀，而成了武宗亲征大捷。此后，武宗令朱宸濠等人自尽。十二月初十，武宗回到京城。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一，武宗赐群臣假，免宴。正月初六，武宗病重。正月初十，由于武宗病重，郊祀礼改为占卜。

    二月初一，武宗因病罢朝。二月初二，捕获妖人段及其妻王满堂。武宗见王满堂长得娇美艳丽，抱病临幸，不顾性命。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在豹房驾崩。这个酗酒好色、荡游无度、荒唐一世的明武宗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生前没有子嗣，由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一起决定拥立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五月初八，武宗为尊谥为“毅皇帝”，庙号为武宗。九月二十二日，葬于康陵。

    明武宗生前一直以与文官集团作对为己任，屡次把他们捉弄得晕头转向，啼笑皆非。现在他死了，首辅杨廷和以他的名义拟了一份遗诏，在里面把他十五年来的所作所为统统否定：令京师的边兵归镇，罢遣豹房的蕃僧和乐工，散四方进献的女子，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其结果是“中外大悦”，成了武宗所有诏书中唯一令人满意的一份。不知这个爱玩爱闹的皇帝死后有知，对此将作何感想。

    沉湎酒色，咸丰死于猛药鹿血

    咸丰帝只活到31岁，可谓短命天子。他本来体质就过于虚弱，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却偏偏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为了追求情欲，每天都大补猛药，仗着鹿血的维持，仍然沉湎酒色，这样的结果，只能加速生命的消逝。

    咸丰的执政经历

    咸丰帝奕詝，爱新觉罗氏，1831年7月17日（道光十一年）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帝第四子，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生病，宣召大臣，立奕詝为皇太子。宣宗逝世后，咸丰帝即位，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

    奕詝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其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不久，进军湖南、湖北，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很想除弊求治。他任用贤能之士，远离奸邪之人，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他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公元1856年(咸丰六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奕欣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声色皇帝一生的败笔

    在同列强的对峙中，咸丰有几处败笔：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侵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

    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是设法挽救国家危亡，还是关怀黎民涂炭？都不是。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

    一贪女色。有书记载：奕置兵败于不顾，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既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他有所谓汉女“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此外还眷爱“天地一家春”，就是慈禧。还有野史说咸丰养着一位民间寡妇。《野史叟闻》记载：咸丰钟情于一位寡妇曹氏，山西人，长得秀美妖艳，妩媚动人。入宫以后，帝最眷之。野史类似的记载还有：“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召入宫中，最为眷爱。”

    二贪丝竹。咸丰爱看戏，爱唱戏，有时粉墨登场。在热河行宫，他都经常点戏、看戏。他有时指导太监演戏，如《教子》、《八扯》等戏，还演唱过《朱仙镇》、《青石山》、《平安如意》等戏。他在热河逃难，更醉心于戏剧。他把升平署（宫廷戏班）招到承德行宫承差，亲点戏目，钦定角色。他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听戏，几乎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午刚听过花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天暖之后，有时在“如意洲”看戏。“如意洲”有水上戏台，凭水看戏，别有情趣。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咸丰帝在热河不但围猎，而且观剧。“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行在唱戏，使咸丰帝乐不思蜀”。

    三贪美酒。咸丰贪杯，一饮即醉，一醉便闹，大耍酒风。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四贪鸦片。咸丰继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咸丰北狩热河后，京师被英法联军侵占。他不亲率军民抗击外敌侵略，却以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沉湎酒色，纵欲而亡

    咸丰生于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死于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可谓短命天子。咸丰的死因，一是咸丰自己体质过弱，二是纵欲过度所导致。

    关于咸丰的体弱多病，有种传闻，说是咸丰的生母当时是皇后，在怀孕期间使用了催产的药物，以便抢在其他嫔妃的前面生下龙种，使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作为长子而得到皇位继承权。因为在中国古代，皇位一般要由大皇子继承。至清朝，继承制度虽有变化，但因道光的二子和三子都先后夭折，长子也在24岁那年死去，道光当时是膝下无子，所以谁先产下皇子，谁的儿子就有可能作为皇长子继位。当时和皇后同时怀孕的还有其他的皇妃，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大阿哥的名分，皇后就让太医使用保胎催产的药物，但太医提醒她说胎儿早产怕对孩子的寿命有影响，可这位皇后当时为了一己之私并没有在意太医的话，坚持使用催产药物。皇后最后如愿以偿，在皇五子出生前十天生下咸丰，咸丰自然也就有了皇长子的名分。咸丰自幼体弱多病，面如黄土。有一年咸丰到南苑打猎，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及骨头，御医们想尽办法，可由于咸丰体质差，摔伤始终不能痊愈，咸丰从此落下后遗症，连走路都不能正常行走。

    咸丰继位之初，内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内外交困，清王朝危在旦夕。咸丰才识平庸，根本不能扭转局面。太平军建都南京，江南、江北大营被打垮，以及英法联军的入侵，清军的溃败，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咸丰陷入恐惧和绝望，在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境况下，咸丰开始转向淫乐以逃避现实。咸丰宫内已有妃嫔无数，可他仍不满足，在宫外养了很多情妇供其玩乐。据说京城有一个叫朱莲芳的伶人，不仅年轻美貌，歌喉婉转，而且还擅长诗赋。咸丰很是宠爱她，经常与之幽会。有位姓陆的御史，也与这位伶人私下有染，看到皇上与朱伶人日夜纵欢，就上书咸丰，说皇上不该沉湎女色，咸丰看后大笑，说：“陆老爷子吃醋了”，不以为然。

    咸丰纵欲情色，身体非常虚弱，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像祭天大典这样的活动，咸丰都让恭亲王奕代表自己到天坛祭天，因为咸丰怕由于自己腿软而登阶失仪。即使身体这样虚弱，咸丰也不肯停止纵欲，为了满足自己，咸丰走到哪儿就把春药带到哪儿，以致咸丰又患上咯血的痼疾(大约是得了肺痨)。有位太医想了一个办法，建议咸丰饮用鹿血以作治疗之用，我们知道，鹿血大补属猛药，不宜过多服用。可咸丰为了继续追求情欲，哪顾得了这些，在宫内养了一百多只鹿，每天取鹿血饮用，以支撑度日。咸丰不思改过，仗着鹿血的维持，仍然沉湎酒色，这样的结果，只能加速生命的消逝。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成丰惊恐万分，仓皇带着后宫嫔妃和亲信大臣等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和英法谈判。临行前咸丰竟然要把鹿群带上，在众臣的劝阻下才作罢。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受到惊吓，咸丰到了热河承德不久就病倒，之后病情或危或安，但只要病情稍好，咸丰照旧娱乐声色。终于，油尽灯枯，咸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咸丰十一年七月，病情恶化。十七日，咸丰咯疾大发，急命人取鹿血，但已无济于事，遂驾崩。临死前，咸丰立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

    咸丰帝爱新觉罗？奕旷就这样结束了其荒淫的一生，年仅31岁。

    难言之隐，同治死亡之谜案

    同治帝载淳，六岁登极，在位十三年，十九岁病死。十三年皇帝，十九年的人生，同治帝是有幸的：没有兄弟和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治又是不幸的：和母后慈禧关系不好，婚姻又不如意，刚刚十九岁就一命黄泉了。同治的死因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他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呢？同治之死与他的婚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辛酉政变

    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在位13年，19岁病死。年号初定为“祺祥”。“辛酉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

    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皇帝亲政，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死去，实际亲政只有一年多。同治6岁继承皇位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慈禧皇太后，另一个是他的皇叔父恭亲王奕。这种关系很像顺治皇帝同孝庄太后、皇叔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当年孝庄太后是在后台懿训辅政，而慈禧太后是在前台垂帘听政；二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七年就病死，而恭亲王奕做议政王直到同治死。同治继承皇位后，在位的13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清军攻占南京，太平天国失败。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同治继位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咸丰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串通。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公元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

    加封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慈禧太后操纵下的同治新政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公元1861年（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出洋考察。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请6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63岁的斌椿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1月21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当时的工薪，汉文教员年薪100两，外国教师年薪1000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10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32两，季考合格者奖银48两，岁试及格者奖励72两。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152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272两。后来奕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

    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为“鬼子六”。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考。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

    英、法皆小国，却几次打败中国，所恃者正是科学技术。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名，其中30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10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8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

    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派留学生出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分不开。容闳(公元1828—191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入耶鲁大学，攻读4年，于咸丰四年(1854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12—16岁，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

    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总理衙门大臣奕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公元1881年(光绪七年)五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留美学生自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首批出洋，至公元1881年（光绪七年）撤回，最长者达9年。出国时的12—16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

    洋务求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

    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

    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金陵制造局。是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到光绪初年，该厂计有三个机器厂，还有火药、火箭、水雷等工厂，规模也很大。

    福州船政局。设于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的造船厂。该厂所聘洋员分别任监督和副监督。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该局由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该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万年青”，到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共造出轮船15艘。此后外籍工匠全部撤走，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技术工作。到甲午战前，又造轮船20艘。中法战争前制造的轮船质量较差，全为木壳船，直到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才能制造铁甲舰，其造船技术一直未见提高，同英、德等国所制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皆无法相比，中法战争之前所造的军舰多数毁于中法马尾之战中。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皆为李鸿章直接控制，这三个军事工业统称为“北洋三局”。

    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重修圆明园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亲政，时年18岁。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九月，同治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2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2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经过一段准备，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1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

    四月，同治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3000余间。七月初六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30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同治帝仍不理睬，继续其工程。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当大家一再反对时，同治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

    死因疑案

    同治即位时才六岁，而死的那年仅十九岁。这样的一个小皇帝，他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是嫖妓后得了风流病梅毒而不治身亡；有人认为他是得了清朝人最感到可怕的天花，当时的医学根本治不了这种病；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同治得性病说，在同治死后流传颇广，《清朝野史大观》叙述得十分详细。书中说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贞静的阿鲁特皇后，但慈禧太后淫威滥施，同治帝和皇后不能款洽相亲。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想册立她为皇后。凤秀的女儿人长得很漂亮，但举止特别轻佻，同治帝并不喜欢。慈禧强迫同治帝去爱不想爱的凤秀女儿(后被立为慧妃)，让同治尽失情爱之乐，于是微服出外纵情淫乐，寻花问柳。北京外城的著名妓院中，清朝的官员是常客，同治生怕被臣下撞见，不敢去，只带了一、二个小太监在内城与私窑子中卖淫的女子取乐。当时还有太监在东华门内开烟馆，藏垢纳污，导男引女，供其取乐。侍读王庆祺又进春药，同治纵情享受。

    时间一长，就感染了梅毒。开始同治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后来病症发到了脸上，继而发到背部。召太医来诊治，太医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淫乱所致，但又不敢说出来，反而去请示慈禧，询问是什么疾病。慈禧下旨道：“恐怕是属于天花。”太医就拿治痘症的药来医治，自然这样的药是不见任何效果的。同治帝得病后内心十分急躁，厉声大骂御医：“我得的不是天花病，为什么要当作天花来治疗？”太医奏道：“这是太后的旨意呀！”同治帝这才不说话，而内心咬牙切齿地发恨。临死前的几天，同治帝的头发全部脱落，下阴部溃烂，发出极其难闻的臭味，据说溃烂处有洞，能看得见腰肾。该书作者悲叹道：“可叹，自古中国之帝王因酒色而致夭亡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只有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也患淫创而死，可谓无独有偶矣！”

    给同治看病的御医李德立的曾孙李镇曾回忆他的曾祖刚到养心殿切脉，就看出同治得的是梅毒。为了慎重起见，李德立另约了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疮。当时李德立考虑慈禧也略懂医学，如果对她说明病情，她若发怒，指责同治有辱九五皇位的尊严，必定会下令杀了皇帝，所以他们就装作糊涂。当时宫里流传同治得的是天花，他们就按照天花来治。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他们用的都是“益阴清解饮”、“益肾清毒饮”之类的滋阴化毒类药物。如果按照梅毒来治，用剂加重，慈禧必定会出面干预的。现在见到的治疗同治的档案，都是天花病的脉案和处方，原因也就在此。

    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御医误将梅毒当作天花治，结果用药不当。有一个叫唐鲁孙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居住，结识了一位清朝的太医张午桥。此人是光绪朝的太医院院判，曾为同治治过病。张太医说，同治病时，许多太医都只说是天花，只有他所开的药方断定为梅毒。等到同治死后，慈禧太后才知道其他的太医都看不出真正的病因，只有张某的诊断是正确的，因此屡加升擢。

    一些专家认为，清朝官方修的史书和一些官员的笔记日记中，无不称同治死于天花，其原因是他们为了皇帝的颜面，不得不对皇帝的死作出合理的交待。如果说当时把梅毒当作天花治，最后皇帝也送命了，这样的消息传到外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第二种说法是得了疥疮。疥疮也就是俗称毒疮或疔。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之前，皇上患痈病，头颈和背部各有一个，都生了脓溃烂了。死前十日，皇上已多次昏到，神志不清了。”这种讲法，采信的人很少。

    第三种说法是得了天花而死。当时的官方典籍及其后的正史均持这种说法。而且人们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记载同治帝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等入宫请脉，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病死，前后37天的脉案，完全可以证明同治帝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的御医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誉抄汇辑成册的。一些专家认为它是今天分析研究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同治帝得病是在公元1874年的10月30日下午。这天，太医院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知诊断的情况是：“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的判断十分明确，认为是感染了时行疫毒所致，所以让同治服用益阴清解饮，实行避风调理。第二天早上，药见效，疹形透出，已能看出其中夹杂着瘟症。这天同治帝的症状是“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于是用清解利咽汤调理。在御医们两天的精心医治下，痘颗很快开始表发。但由于瘟热病毒强烈，头部、颈部的痘料发得十分稠密，而且令医家最担心的是，痘料颜色变得发紫。出痘时，如果痘颗出得稀疏不齐，灌浆顶平或塌陷，并呈紫色，这是逆痘的信号，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治的天花实际上就是如此，所以御医记道：“症界于险。”

    十一月初二日，病情恶化，同治“腰疼胸堵，懊馈作呕”，御医认为毒滞已熏蒸肺胃，“症势重险”，当日服了利咽化滞汤，效果显著，四天未见的大便有了，原来很重的症状也多有减轻。初八日，同治“微感风凉”，本来就虚弱的体质使天花向逆险方向发展，“浸浆皮皱，似有停浆不靥之势”，这为痘毒向人体各种器官和神经系统袭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这天至十八日，同治帝每况愈下，气血虚亏，“痘痂干燥，抓皮见血。”

    十一月十六日，同治的症状已十分险恶“肾虚赤浊，余毒挟湿，袭人筋络”，使得腿痛筋挛，不能伸屈。同时，遗精、尿血也跟着来了，同治一天比一天瘦弱，神情恍惚，任凭御医们用各种各样的药，已是无济于事。十九日起，同治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后的十多天，是他最痛苦难忍的日子。痘毒潜入各部器官已经全面发作，痘后出现多处痈毒，并发生溃烂，腰间的溃烂几乎像一个洞，脓血不断地流出。全身的痘痈发出钻心般的疼痛，面颊肿硬，口喷臭气，胸满胁胀，大便腥臭。这时的御医已知道皇帝是难有生机了，只能卧以待毙。

    从脉案记载来看，集中暴发的大溃烂十分剧烈、快速，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十九日辰时，“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而头脸、胳膊、膝上都见痘痈肿痛。二十二日，腰部溃烂继续外，其他部位的痘痈也出现溃破流脓。二十三日，臀肉左右又出现二处溃孔流汁。二十五日，令御医最为忧心的事情发生了，腰部和臀部的溃烂蔓延到了一起，并且溃口外小内深。二十六日，溃烂加剧，流出的浓汁多达一茶碗。二十七日，“腰肾疮口微大，浆汁未减，气秽如昨”，御医们试着用“外用熨洗”治疗。二十八日，御医们的努力并不见效，“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这时的同治已到了神志恍惚、麻木不仁的地步，神经系统遭到了大破坏。二十九日，同治出现了牙胀面肿的情况，御医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所以记录道：“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认为同治肯定没有救了。

    十二月初三日，出现了致命的走马牙疳，同治“面颊红肿见消，各处溃脓尚可。惟乐龈如昨，上唇连左腮颊紫黑硬肿，势欲作脓”。初四日，“上唇肿木，腮紫黑肿硬处敷药，屡揭伤皮不能作脓，时流血水……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御医们尽管仍在竭力调理，但已没有什么效果而言。十二月初五日，同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天，“皇上脉息弦数无力，毒火凝结，神气日耗”，到酉时，“六脉已绝”，“元气脱败”，医生用高丽参等煎成的生脉饮到了他的嘴里已无法下咽了。同治驾崩，命归黄泉了。

    除脉案外，谈到同治得天花比较详细的有《翁同龢日记》。十一月初八、初九日，同治召见奕及翁同龢。回家后，翁同龢记述了同治的病情：“诸臣上前瞻仰，……伏见天颜温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初九日，他和御前军机大臣们更清楚地看到皇帝的头、面上都是灌浆饱满的痘粒，同治还举起胳膊让大臣看他出的痘颗十分齐足。《翁同龢日记》是私人记述当天活动的流水帐，应是十分可信无疑的。另外，将同治帝从发病至死的三十七天脉案逐日与《翁同龢日记》核对，两者所记之病情诊断、开方用药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把和当时的一些大臣、太监那里听到的内容也记了下来，十分具体生动，说的都是同治天花的发生和发展，根本没有谈到梅毒。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天花是满族常患的一种传染病，所以他们并不隐讳这种事实，而梅毒是一种两性交媾后得的性传染病，名声不好，因此有些人就凭主观猜测皇室是隐晦了同治的得病真相。加上梅毒和天花病症有些地方比较相像，梅毒患者一般先在外生殖器部位出现硬下疳，约二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并且和天花一样，都有脓溃烂症相，所以野史笔记者道听途说，认为同治皇帝淫欲过度，得梅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年仅19岁的同治帝，为什么会身患这“心肾不交、元阳气血俱亏”的重险病症？他们推测同治帝得天花同他平时微服冶游、纵欲过度有直接关系。看来，同治帝虽不是因性病而死，但毕竟还是与他喜好淫乱的习性有一定的关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治帝是被慈禧间接害死的。有一本叫《慈禧传信录》的书中谈到同治帝的师傅王庆祺对人说过，同治帝亲政后，慈禧仍然对政事大加干涉，王庆祺就上书请同治帝专门修一个园子让慈禧在其中颐养天年，实是要让慈禧隔离起来，不再干涉政事，但事情为慈禧发觉，慈禧于是决定加害同治。御医李德立的曾孙也听其祖父说，同治帝得病后，经过李德立等众御医的精心治疗，日见好转。十二月初四日午饭后，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来到东暖阁看望同治。慈禧的亲信小太监一见皇后到来，马上前去报告，说同治帝与皇后在窃窃私语。慈禧也来到东暖阁，脱去绣花高跟鞋，轻手轻脚地来到帏幔后偷听。

    一点也没有觉察的皇后，还一个劲地向皇帝哭诉着备受慈禧刁难的痛苦。讲着讲着，同治帝也大有同感，劝皇后先忍耐一段时间，等到自己病好之后，皇后总有出头日子的。听到这里，慈禧大受刺激，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帷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可怜的皇后一大把头发连同头皮就被拉了下来。慈禧又劈面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几个太监将皇后按倒在地，把拐杖递给其中的一位，让他死命地打皇后的屁股。同治大惊，顿时昏厥过去，从床上跌落到地上，病势加重，从此昏迷不醒。急忙传御医进来把脉，但同治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到第二天夜晚就去世了。照这种说法，同治虽不是慈禧直接害死的，但也是被她气死的。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传说的证实。《清宫遗闻》说同治帝死前曾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商量想立贝勒载澍为继承人，并且口授遗诏，命令李鸿藻在病榻边书写。诏书很长，全文超过了一千字。但李鸿藻回家后想想很害怕，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慈禧。慈禧听说后，怒火中烧，于是命太医尽断医药饮食，不久，同治帝就死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专家认为这时的同治帝病已很重，人失去知觉，脖项、手膝筋挛，怎能安排这些后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