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埃玛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端着一杯牛奶。
“查理，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埃玛把牛奶放到达尔文的案边。
“嗯，我知道。唉，我这身体越是不好，我越是急切地想勤奋工作。我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研究的成果都写出来，贡献给人类！”查理喝了一口热牛奶，感觉咳嗽好多了。
“你中午想吃些什么，查理？我亲自去给你做！”埃玛说。
“亲爱的，我知道你想尽一切办法为我好，我对你感恩不尽。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清心寡欲的生活，还是节俭些吧，孩子们以后会用钱的，他们要上大学，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都要花费！”达尔文淡淡地说。
“是的，你说得对。可是，我敢保证，咱们的钱够花，而且也会给孩子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资产的。”
“对了，我想起来了。多恩教授的那不勒斯研究所刚刚成立，他们肯定需要特定的精密仪器。你帮我寄给他们一百英镑的支票。”达尔文摘下了眼镜，诚恳地望着埃玛说，“我想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每年捐助一笔钱来协助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查理，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我都赞成你！”
“谢谢你，埃玛。你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重要的人，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应付这聊聊残生。”达尔文动情地说。
“好了，查理。你工作的时间到了，你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读读这几天的报纸。”
达尔文眯着眼睛躺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他的注意力都在埃玛的朗诵声中。达尔文从报纸中得知，动物学家弗里茨·马博在巴西考察时遇到了洪水，全部书籍和仪器都没了；农学家托儿比在培育马铃薯变种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困难。
“埃玛，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咱们给他们寄钱吧！”埃玛知道达尔文的心思。
“是的，要让弗里茨·马博的书籍和仪器都重新买回来，要让托儿比的研究继续下去。另外，你给他们写一封宽慰的信，可怜的人们。”达尔文殷切地说。
“对了，埃玛。最近有没有重要一些的信件，你给我读一读！”达尔文又说。
“胡克博士来信说，赫胥黎先生病了，他患了很严重的肝病，几近崩溃。胡克博士说，赫胥黎先生的家境不好，这是你我共知的，胡克博士想帮助他，可是以赫胥黎先生的个性，他是不愿意接受帮助的。所以胡克博士请求你想一个办法！”埃玛如实禀报。
“哦，这个可怜的老伙计，我们大家都老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都跟来了。”达尔文神色黯淡地说，“先给他账户上打入两千一百英镑，然后我再写一封信给他说明这是大家的主意，并且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好的，查理，你今天交代的事情我都会帮你一一办齐的！我出去了，你再休息一会儿！”埃玛说完走出了书房。
达尔文目送埃玛离去，起身又到书案上，他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时间了。
达尔文在进化论方面的著作，为他博物学的研究竖起了一盏明灯，借助于这盏明灯，达尔文开始写作其他植物学方面的著作，他现在研究的是花的受精。
在植物学研究中，达尔文特别想编制一份完善的索引，这个索引记载植物学者已知的植物属名和种名、定名者以及它们的产地。达尔文晚年时，他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他却把这些钱捐献给了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上。
达尔文说：“我的这一生很可能是痛苦的，但我在博物学中找到了安慰，通过博物学，我也得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声誉。捐资促进科学的进展会使我感到愉快，所以我宁愿捐献几百镑甚至更多的资产。如果这些研究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完成，我将在遗嘱中作出决定！”
出于这个目的，达尔文捐资协助《邱园植物园的植物名称索引》一书的编写计划。该书是由胡克监督，杰克逊先生亲自参与编写的。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原稿定下来的时候，搜集的资料居然超过一吨。
达尔文勤奋著书，可是健康问题一直都在困扰和影响着他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879年1月10日，达尔文写信给老友沙利文爵士，“我的科学工作使我感到疲倦，这跟以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我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啊。一个人的精力是迟早要耗尽的，早一两年还是晚一两年都是无关紧要的。”
1881年6月15日，达尔文写信给胡克，“我感到很灰心，我没有精神和体力去开始一项费时多年的研究了，但这是唯一能使我感到愉快的事，同时我找不到我能做的任何小工作。”
1881年7月，达尔文写信给华莱士，“在阿尔斯华特住了五个星期以后，我们刚回到家。那里的风景十分可爱，但我不能走路，任何事都使我感到疲倦，即使欣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余生的这几年呢，我简直讲不出来。我有各种能够使我感到愉快和满足的东西，但生活已变得叫我厌倦了。”
1881年冬季的时候，达尔文的身体显得比往常更加衰弱了，他显然更需要休息了。埃玛也老了，可是她没有达尔文这么多的病痛。
12月13日早晨，太阳很好，空气中没有太多的晨雾。看到达尔文兴致很高，精神也还好，埃玛就提议说：“查理，我敢说今天肯定是一个好天气。咱们出去走走好吗？医生也说户外运动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想一个好的去处吧，我都听你的，亲爱的埃玛！”
“去勃里安斯顿街咱们小女儿的家里好吗？我想那个活泼可爱的天使了。”
“也好，我顺便去拜访罗玛尼斯先生。”
当天，埃玛就收拾行李跟达尔文一起去小女儿家里了，他们准备在那里住一个星期。户外的阳光和空气的确让达尔文感到舒适很多，在一个神清气爽的下午，达尔文午休过后，他想可以去拜访罗玛尼斯先生了。
在罗玛尼斯家门口，达尔文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一个仆人前来开门。
“请问，罗玛尼斯先生在家吗？”达尔文问。
“哦，真抱歉！早上主人有事外出了，现在还没有回来，达尔文先生。”仆人答道。这时，他看出达尔文似乎很不舒服，赶紧说，“您要不进来坐坐吧，我看您脸上似乎很痛苦！”
达尔文忍住胸口的疼痛说：“我还是回去吧。”
仆人看达尔文执意要走，就说：“先生，您至少要等到一辆马车才走啊！”
达尔文的疼痛似乎越来越强烈了，他此时只想回去赶紧喝药，“谢谢，真的不必要，我朝前走就可以碰见马车了，何必在这里等呢。我生性不喜欢麻烦别人，您不需要再送我了。再见！”
说完，达尔文就起身走了。刚走出离罗玛尼斯先生家三百码的时候，站在台阶上的仆人看到不远处达尔文的身体已经在摇摆了，为了防止摔倒，达尔文立刻抓住花园的篱笆。
仆人立刻跑上前扶住达尔文，达尔文冲他投来感激的一笑，然后扶着他的肩膀说：“哈哈，你说的真对，小伙子。看来，我是得在你家休息一会儿了。”
于是，达尔文在仆人的搀扶下往回走。可是刚走了一段路，达尔文立直了身子说：“哈哈，真奇怪。我又感到好多了，不麻烦您了，我还是返身找辆马车回去吧！”
1882年2月末3月初，达尔文时常感到心区疼痛，同时脉搏不齐，这种情形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发生。
3月7日，达尔文正在离家不远的“沙径”上独自散步，忽然他又感到心口疼痛无比。他勉强撑着回到家中，大声叫着：“埃玛，埃玛，快点给我拿药，心口好疼啊！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去沙径散步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达尔文的病症变得更加严重了，埃玛为此更加担心不已，时刻守候在他身边。
当时医术颇有声望的克拉克爵士来看望达尔文的病情，他给达尔文开出了一个诊疗方法。圣巴图拉美医院的穆尔医生和奥尔夫里医生按照这个疗法开始给达尔文治疗。埃玛很欣喜地看到达尔文渐渐地恢复了很多，“查理，你面色红润，很健康很好看，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装病的！”
的确，达尔文本人也变得比较高兴，“是啊，没想到这个疗法真的很有效果。先前的疲惫和眩晕已经不再困扰我了，我工作的时代似乎又要来临了！”
一直持续到4月初，达尔文的身体状况都很好。
4月15日晚上，达尔文跟家人一起坐着吃晚餐，他再一次感到眩晕，“真该死，怎么又开始眩晕了啊？”
“查理，你感觉怎么样？没事的，一定没事的，上帝会保佑你的。来，到沙发那里坐一会儿就好了。”埃玛带着哭腔焦急地说。
孩子们也放下碗筷，搀扶着达尔文到沙发上坐下。
17日，当达尔文觉得病情好转了些，他就要求埃玛陪伴他到花园里走走。走到试验室的时候，达尔文开心地说：“弗朗西斯外出之前还交代过我，要我帮忙给他做一些记录呢。这孩子越来越出息了啊！”
18日夜里，达尔文一直都没睡好，身上时刻有疼痛发作，他也因疼痛发出了时断时续的呻吟声。23点45分，疼痛加剧，达尔文感到了严重的不适，并且昏了过去。
埃玛带着哭声大叫：“查理，查理，你醒醒啊！”
孩子们都住在隔壁，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他们也时刻守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哭声，孩子们都冲进了卧室，纷纷扑倒在达尔文的床边，“爸爸，爸爸……”
不久，克拉克医生连夜赶到了达尔文家里，他们费了很大劲才使达尔文苏醒过来。
达尔文望了望泪眼朦胧的妻子和孩子们，平静地说：“不要哭，埃玛；不要哭，孩子们。我爱你们，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死！”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达尔文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天，声音是那么低，语气是那么有气无力。
“查理，你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埃玛疼惜地说。
埃玛和孩子们守在达尔文的床边，直到天色蒙蒙亮。达尔文在亲人的守护下，一直都处于朦朦胧胧的无意识状态。孰料，天亮了，达尔文竟发生了可怕的反胃，他翻江倒海地吐了整个早上，最后又陷入了昏厥状态。
克拉克医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让达尔文再次苏醒，他不无愧疚地对埃玛宣布：“对不起，太太！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您节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就这样，达尔文没有恢复清醒就死去了。
1882年4月19日，星期三，凌晨4点左右，一颗巨星陨落了。
大师谢世，举国悲痛。无数悼念的信件从世界各地飞到唐恩，沉痛怀念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生前的好友和并肩战斗过的科学家们聚集一室，商讨达尔文的身后事。
埃玛说：“我们准备让他永远留在唐恩。”
卢伯克爵士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我个人也非常希望达尔文先生能够长眠于唐恩，使他在我们中间。可是达尔文是世界的财富，他并不仅仅属于个人。”
胡克说：“对的，依我看，达尔文先生应该安葬在西敏寺。”
埃玛说：“可是那违背了查理的遗愿！”
莱伊尔说：“达尔文先生一直都是一个谦虚温和不慕名利的人。但是从国家角度讲，这么做是对的。而且，会有很多国会议员赞成这样做的。”
4月21日，星期五，二十名国会议员把他们签署的一封信送给了西敏寺教长布雷德利博士，信中写道：
我国杰出人士达尔文已经逝世，他的遗体应葬于西敏寺中。这样做一定能够得到我国各阶层，以及具有各种主张的大多数人民的赞许。特作上述建议，还望不要因为我们的冒昧而见罪。
当时西敏寺教长布雷德利博士正在国外，他在电报里热忱地表示赞同。
4月26日，达尔文的葬礼在西敏寺举行。
扶柩的人是：卢伯克爵士、法勒牧师、赫胥黎先生、胡克爵士、美国公使洛厄尔先生、皇家学会主席斯波蒂斯伍德先生、华莱士先生、德比伯爵、德温郡公爵、阿盖尔公爵。
参加葬礼的人还有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各大学和学会的代表，以及许多朋友和知名人士。
颇具讽刺性的是，最反对达尔文的教会也以能够安放他的坟墓为荣，这充分说明了达尔文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达尔文的坟墓位置在中堂的北廊，距唱诗班的围栏角很近，和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墓平排在一起，并且距离他的好友和导师莱伊尔的坟墓只有几英尺远。他们共同享受着英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墓碑上刻着：
查理士·罗伯特·达尔文
生于1809年2月12日
死于188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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