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编辑《六大以来》等“党书”入门

    胡乔木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是从编纂党的文献开始的。可以说，文献编纂是胡乔木入门第一课。

    1942年春，他刚到主席那里时，不知道他这个秘书该做些什么事。他看到主席亲自在校对《六大以来》的清样，就主动请示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你算找对任务了。”于是，校对后来称做“党书”的《六大以来》文献清样就成为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做的第一件事。

    《六大以来》的材料收集工作从194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为的是为原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材料，以便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七大的材料收集、编印和准备工作最初是由任弼时负责的，原定于1940年的10月底结束。但文献的收集进展并不顺利，到10月份，文件还远没有找全。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分头负责收集各方面的文件，限定11月底完成。由于这几位都是政治局委员，工作繁忙，分不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结果未能完成。于是，中央又决定把收集六大以来的文献的工作交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

    毛泽东接手后，工作进展很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资料科的裴桐专门承担文献的收集工作。他每收集到一份，就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负责转交毛泽东审核，毛泽东审核完后，就再交王首道送印刷厂排印。胡乔木当秘书后，裴桐就直接和乔木联系办理。他们当时只知道是为七大准备材料，没有听说要把这些文献汇编成书。

    面对皖南事变后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尖锐的党内矛盾，毛泽东深感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41年3月和4月，毛主席为出版旧作《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5月19日，毛泽东又在新落成的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到8、9月间，在为中央准备“九月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党的六大以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的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而且，这种危害通过党的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已经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历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加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正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而直到1941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人对这条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这条错误路线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针对这样的状况，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为此，他建议，将正在审核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用。这项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赞同。

    中央作出决定后，胡乔木就协助毛泽东将历史文献汇编成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胡乔木先把收集到的文献按照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类，一共分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等8个专题。然后，再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编排好后，便交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一些文献，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将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分类专题之后，在目录中则以“补遗”或“拾遗”标明。《六大以来》最后出版时，在原有“目录”、“补遗”目录、“拾遗”目录的基础上又编了一个“编年目录”。这样，1941年正式出版的《六大以来》，有几种目录，检索起来很方便。

    《六大以来》内容十分丰富，汇集了自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280多万字。汇集本共印了500套，发给中央各部机关、各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1941年12月，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献86篇汇编成《六大以来》的选集本。分发对象不仅有单位，也有个人，但个人只限于党的高级干部。《六大以来》选集本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主要材料。对此，胡乔木后来回忆说：“编出《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心服口服。”

    《六大以来》出版后，引起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的浓厚兴趣，不少同志就提出来研究党的历史干脆从党的一大开始，要求中央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所以，毛泽东从1942年初就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前》的资料工作主要是由胡乔木和陶铸负责的。《六大以前》共收文献184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上下两册。发行的方式与《六大以来》汇集本相同，只发单位，不发个人。由于发行时正值全党处于整风检查的紧张阶段，因此不像《六大以来》那样在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它的编辑出版，为1943年编辑《两条路线》奠定了很好的资料基础。

    《六大以前》出版后，毛泽东紧接着就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本书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后因故暂时耽搁了下来，直到1943年的8月，才正式开始。《两条路线》只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决定选目难度较大。但因为已有两部“党书”做基础，驾轻就熟，很快就完成了。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总学委的成员，参加了编辑工作。这回他感觉到编辑工作容易多了。

    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书的编辑工作。在此书编辑大体就绪时，毛泽东于8月15日交代胡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交弼、康、刘、周一阅。”20日，毛主席发现了新材料，即致信乔木：“此件列入党史文件，请送王首道抄过一份付印，原文还我。又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内。审查干部决定由康生交你。党书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由康生分发）”。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如毛泽东所愿。《两条路线》直到10月份才装订成册。

    《两条路线》也分上下册，所收文件起自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迄于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收录文献131篇。最后印了2000套，分发的范围较广，不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人手一套，而且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差不多人手一套。此后，《两条路线》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关于这几部“党书”的作用，毛泽东在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做过简要的论述。毛泽东说：“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直接教诲下，参与编辑和校对《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部“党书”，对于乔木个人的成长，对于他全面系统了解党的历史，分清党内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功过，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为他后来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意图，在纷繁复杂的党的历史中，抓住本质，理清线索，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自始至终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众所周知，50年代初开始，胡乔木即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他负责《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字以至标点符号的校订，并且是第四卷的主要编者，这一卷中许多有着重要思想内容的题解和注释都是他写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毛泽东选集》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付出的劳动。

    《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加快，同斯大林的促进不无关系。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着作的重视、关切和期待把本已准备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进一步提上了日程。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赢得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还要依靠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便把编集毛泽东着作，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上了日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主动向毛泽东谈起此事。他说他们想得到毛泽东的着作目录，以便翻译成俄文。他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世界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吸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回答说，他正在审读自己的着作，因为这些着作是由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有很多错误和歪曲之处。他计划到1950年初审读完毕。毛泽东提出，苏联在编辑经典着作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能否指派一位颇有造诣的同志到中国来。斯大林当场答应可以派尤金去。斯大林向毛泽东介绍，这个人你们可能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斯大林还很客气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你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爽朗一笑，表示欢迎。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4月间，即向斯大林发去电报，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5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要把毛泽东的着作译成俄文的提议，一致赞同，都认为这是迫切需要做的事。会议作出决定，立即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不久改称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主任。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作为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大事，这是第一次。

    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自始至终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和时任秘书田家英。

    胡乔木在1941-1943年间，参加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几部大型文献集的编辑工作，这几部文献集中收入不少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文告，这给《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便利。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过各种各样的毛泽东着作集。这些集子是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基础，胡乔木他们尽量广泛搜集。

    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开始时，胡乔木与陈伯达、田家英有分工。陈伯达主要负责编选文稿。田家英主要负责文章注释，包括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胡乔木则主要着重于文辞修饰，包括语法修辞的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等。当时还组织了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一些工作。例如，涉及古代史的注释主要请范文澜撰写。由于请尤金来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尤金不懂中文，就得把文稿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由师哲和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一起做。李立三参加了俄文译文的校阅。

    1950年7月，尤金奉斯大林之命到北京。这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大部分篇目，已经过毛泽东最后审定。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已由师哲和费德林翻译成俄文。

    尤金看完所有准备选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稿后，毛泽东找他长谈了一次，征求他的意见。尤金对《实践论》大加推崇，建议送给斯大林看看。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即将《实践论》的俄文译稿送到苏联驻华使馆，转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后，甚为欣赏，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发表。该刊即于1950年第23期全文登载。同时转登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对该文的题解：“在我们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同志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大学作过讲演。”登载该文的题解，不啻是苏共正式承认了关于共产国际支持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在中苏关系上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苏共和斯大林通过此举了却了一桩公案。

    接着，1950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着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论述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篇哲学着作。评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着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着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着作底特点就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评论最后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

    胡乔木及时将《真理报》编辑部评论连同《实践论》文稿一起送毛泽东，建议在国内发表《实践论》，同时转载《真理报》的评论。毛泽东于12月28日复信胡乔木表示同意：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胡乔木立即照办。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2月30日，又发表了《真理报》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着作〈实践论〉》。接着，新华社全文广播。

    在胡乔木部署下，1951年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社论，号召和指导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1月29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即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保卫和巩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写作的。这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文献，严厉地批判了各种错误的认识论，并用了我们党在长时期中极其丰富的经验，去充实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社论向全国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出了进行普遍学习《实践论》的号召，要求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很好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2月16日，又发表《〈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学术革命的工作将开辟新的历史的一页。”3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由此，在全国掀起学习《实践论》的热潮。

    不久，胡乔木因病住院。毛泽东要他安心治病，静心休养。《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暂时停下来。到3月中旬，胡乔木基本康复，毛泽东才又给他写信，指示他做工作。3月20日的信写道：“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为做好《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胡乔木于7月9日召集了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到会的有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师哲、张西畴（锡俦）、曹葆华、张仲实、何匡（编译局）、姜椿芳（时代出版社）、胡乔木，共十人。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俄译的校阅问题。7月10日，胡乔木就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写了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报告说，“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稼祥、立三两同志均认为有必要，并愿意担任，但请示中央准予休假两个月来专任这一工作。请中央决定后再定各人分工办法。另《毛泽东选集》英译问题拟于下次会议上讨论。”关于翻译工作会议，胡乔木归纳这次会议意见，建议：“此项会议定名为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每月集会一次，提议由下列同志组成：王稼祥、李立三、师哲、张西畴、曹葆华、徐永煐（负责英译毛选工作）、陈伯达、胡乔木。开会时可另邀其他同志列席。此会提议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如何，亦请中央决定。”毛泽东于7月13日在胡乔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其后，胡乔木通过毛泽东、刘少奇协调好各方面工作，保证《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出版的质量。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批总发行量为60万册。该卷收入毛泽东着作16篇，其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着作2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着作14篇。（第二次印刷时增加《矛盾论》，成为17篇。）胡乔木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宣传非常重视。10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的长篇新闻，同时刊登毛泽东的照片。指出：“《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的汇集，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新闻对编进选集第一卷的16篇论文作了扼要的评介。10月13日又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选集〉昨在各大城市同时发行》的新闻。

    10月13日，胡乔木就两天来《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指示。胡乔木批评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头条新闻标题中两行副题的错误，虽然已经指出过了，但是这应该被认为是原则的错误。《人民日报》的标题是影响全国的，报社同志不能这样忽视它的严重性。又指出，读者对于《毛泽东选集》出版的热烈反应，不应该在“读者来信”栏刊登，《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并非时事新闻可比，不宜采取这样的形式。报纸不应该不分什么问题都用读者来信的形式。这会走到另外一种极端的偏向上去，要注意纠正。

    按照胡乔木的要求，10月14日的《首都各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着作 决心好好学习〈毛泽东选集〉》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1版。第2版“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农业部学委会的《学习〈毛泽东选集〉能使我们在各方面提高一步》。10月15日又在第1版刊登了新华社14日讯《各地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本报讯”《新疆各民族干部欢迎〈毛泽东选集〉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此后，胡乔木继续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倾注心血。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正式出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已经是1960年的事情了。

    1975年5月正式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邓小平编辑《毛选》和进行整顿。胡乔木是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为他当时第一位的任务。这件事，对外是保密的。在政研室内部也不公开。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胡乔木和整理小组把毛泽东的文稿整理成功一篇，就交给邓小平一篇，同时附上这篇文稿的“整理说明”。邓小平就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开会，集体阅读，讨论修改。改好之后，报送毛泽东本人审阅、定稿。有些篇在送毛泽东之前还经政治局通读讨论。

    邓小平带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阅读、讨论毛泽东着作选篇这件事，为保密起见，叫做“读文件”。“读文件”的地点不在中南海，在离故宫不远的“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通常读过“文件”，邓小平和大家一起看一场电影，作为休息。其实，“读文件”也不只是谈毛泽东文稿本身。在讨论时，邓小平常从毛泽东文稿的论述，联系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主席最近有什么指示，应该怎样理解，怎样贯彻落实，邓小平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传达、布置，组织大家讨论。讨论文稿之余，还交流各人了解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和问题，商讨政研室的工作。所以，“读文件”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的碰头会。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如个别交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和政研室工作中有事，胡乔木即去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有事，向胡乔木布置。大多是同胡乔木一个人交谈，有时也有别的负责人参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书信、文件的往来。胡乔木等把整理好的毛泽东文稿、拟好的文件报给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映给邓小平，把重要的“来信”和报刊文章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下来，或转报给毛泽东以后把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等等。但“读文件”是邓小平指导政研室工作的主要方式。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读文件”。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第一次负责人会议，也是第一次阅读、讨论《毛选》五卷的文稿。这天讨论的是《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接手以后，6月21日即同李鑫一起向邓小平请示《毛选》编辑工作如何进行，邓小平要胡乔木首先花力气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整理稿。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其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讲话，其内容与4月25日讲话大致相同。这篇讲话曾经有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年冬，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整理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

    事隔十年以后，整理《论十大关系》文稿又提上了工作日程。在还没有正式决定胡乔木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小组负责人之前，李鑫就已把经他们整理过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交给胡乔木了。胡乔木按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综合整理的意见，重新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这就是提供给7月9日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政研室负责人会议讨论的稿子。

    根据7月9日讨论，胡乔木又作了必要的加工，于7月12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要说明》，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一起送交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就将胡乔木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可见，邓小平要把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同当前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搞好各方面的整顿联系起来。他力图用毛泽东的着作来指导当前的工作。

    7月13日当天，毛泽东审阅了两遍，先后写了两个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7月18日，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即告诉他，《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经看过两次，作了批示，并告知批示的内容。胡乔木向邓小平讲了有关编辑《毛泽东选集》的一些设想。

    7月22日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读《论十大关系》。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即回答道：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第二天，邓小平到西四院同胡乔木谈了昨天晚上政治局阅读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情况。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的计划。这时康生病重不能问事，《毛选》编辑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完全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胡乔木在整理毛泽东文稿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论十大关系》后，他继续领导整理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毛选》第五卷中的重点文章，基本上整理完工。毛泽东对胡乔木所做的编辑加工是满意的。

    中共十三大后，胡乔木退居二线，又具体地指导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从修订方针到具体的修订意见，都是在胡乔木悉心指导下确定的。在整个修订过程中，文献研究室有问题请示，胡乔木即使在医院治病，也随时接见，给他们明确而周详的解答。

    例如：1988年10月11日，逄先知就《毛选》第四卷中一篇文章的起草者问题致信胡乔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是周恩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社论，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此文后来作为毛泽东着作收入《毛选》第四卷，并在注解里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为了保持历史文献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在提到这篇评论时，准备写明‘这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毛泽东年谱》大体也沿用这个写法。将来毛选再版时，可在题解里作一说明。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10月17日，胡乔木批示同意。

    再如：《毛选》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有一个关于团的注释。为了审定这条注释，胡乔木几次向逄先知要有关团的材料。1989年8月8日，逄先知致信胡乔木：“送上原征委会整理的有关团的材料，供参阅。”8月21日，逄再次致信胡乔木：“您要的毛主席谈团和富田的材料，我们只查到三处，但都未涉及富田事变。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讲富田事变的特复印一并送上，供参阅。”

    中央文献研究室凡属重要问题向中央写的报告，都是先送胡乔木审阅修改，再由胡乔木批转中央。1990年4月25日，文献研究室正式作出关于《毛泽东选集》出版第二版的报告。逄先知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关于明年‘七一’出版《毛选》（1-4卷）第二版，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稿先送您审阅修改，如同意，我们再正式报送中央，也是先送您，由您批转中央。”信中所说报告稿是文献研究室于4月24日起草、拟送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并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稿中说：“修订再版《毛泽东选集》，尽量保持它的历史原貌。《毛选》（1-4卷），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权威版本，在国内外已经发生广泛的影响。我们考虑，第二版现只增补非常珍贵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建国初编辑《毛选》时没有找到，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时，他亲自作了修改。将这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着作补选入《毛选》第二版，是必要的和适当的。这次修订，以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选》横排本为依据，‘文革’中所作的十多处不适当的删改，全部照这一版本恢复。这次修订，以修订注释为主。”“《毛选》中有的正文和题解，存在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正文中还有极少量的错字和不规范用字，有的引文也不够准确。这次修订时，将分别情况加以订正，有的准备直接改正，有的准备加注说明。修订中涉及政治性的重要修改和其他需要请示的问题，我们将另报胡乔木同志审定。”胡乔木在4月25日批示：“拟同意，注释中有重大问题当另行请示，请审批。”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毛选》修订工作基本完成。1990年12月15日，文献研究室致信胡乔木：“送上毛选第二版出版说明稿，第三卷正文、题解、注释部分修订意见，请审定。”“另将对第一卷正文的修订补充意见报告如下，请予审阅。”第一卷正文的修订补充意见包括：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时间，拟据此文最早发表时间（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主办）第四期），改为“1925年12月1日”。2．《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茶、油”，经进一步考订，“油茶”是一样东西，并非“油”和“茶”，故将顿号删去。3．遵照胡乔木的意见，《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一句，将“宁冈”后面的顿号删去，改为“的”；“第三次袁德生又来”一句，在“又来”前不加“去而”二字。4．上次报胡乔木准备修改的几处正文，又经过反复研究，并请教吕叔湘同志和国家语委语法专家龚千炎教授，决定不改了。5．另有两处准备修改。以上几下变动，均见附件。报告说：“总之，还是坚持那条原则，能不改的就不改，把正文的文字修改（包括标点符号）压缩到最低限度，只改动那些非改不可的。”12月19日，胡乔木批示：“同意对第一卷正文修订补充的意见”。并指出“实质性改动应加注”。

    1991年1月7日，逄先知、金冲及又就某些改动及处理意见致函胡乔木请示：“关于‘想象’一词的‘象’该不该恢复为‘像’，冯蕙同志询问了有关专家（包括语委的），他们都倾向不恢复。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提出，现在第一卷已临近打纸型付印，来不及研究，我们也觉得以不恢复为妥。另外，鄜县改富县，葭县改佳县，寻邬改为寻乌等，不属于订正范围，似不宜列入订正表，准备在出版说明里作一总的交代。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1月9日，胡乔木批示同意。

    1月12日，逄先知致信胡乔木：“毛选第二卷《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一句的‘它们’二字，拟根据吕叔湘同志的意见，改正为‘它’字。请审定。”1月13日，胡乔木在此信上批示同意。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即将在1991年6月出版。逄先知把写的评介文章送请胡乔木阅正。他在5月26日致胡乔木的信中说：“我写了一篇介绍毛选第二版的文章，题名《〈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的意义》，准备同上次送给您的那批材料合在一起，出一个小册子。文中说到‘这次《毛选》修订工作是在胡乔木的领导下进行的。’现将文章送上，请审阅。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介绍毛选二版的文章，我就准备在这篇专文的基础上改写成一篇七八千字的东西，供他们使用。不知是否妥当，请一并示知。”胡乔木立即认真地审阅了。

    6月4日，文献研究室给胡乔木报告：根据总书记江泽民、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意见，“代中央起草了一个学习《毛选》一至四卷的通知稿，送上请审阅。待定稿后报中央审定。”次日，胡乔木在此信上批示：“请注意高校是否把毛选列入正式课程请与国家教委商定妥当方法，以免引起不良效果。”6月18日，文献研究室正式报送为新华社代拟的毛选第二版出版消息稿，请胡乔木审阅。20日，胡乔木批示：“已阅。稍有改动，妥否请酌。”《毛选》一至四卷第二版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7月1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除修订《毛选》外，胡乔木还亲自主持、精心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他认为毛主席好的诗词比他的文章更有生命力，更易留传后世。

    胡乔木在患病期间，还提出要编辑出版多卷本《毛泽东文集》的计划。他对文集的编辑设计作了反复比较，拟定了一个方案。他充满感情地说：“如果不编出这部文集，我对不起毛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经中央批准，这部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被列为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项目。1993年，《毛泽东文集》共八集出齐。

    三、精心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

    胡乔木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期间，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着作集。

    《邓小平文选（1975-1982）》收入了邓小平1975年至1982年9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邓小平1975年的言论，反映了他在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狠抓各项工作的整顿，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为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巨大努力。邓小平1977年以后的言论，反映了他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邓小平的论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代表。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开辟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胜利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从协助邓小平起草许多重要讲话，到编辑、整理、注释邓小平的着作，胡乔木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

    在《邓小平文选》的编辑过程中，胡乔木作了许多具体细致的指导。

    例如：编入《邓选》第一卷的邓小平1962年7月7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话的部分内容，原拟题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胡乔木改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正文引用名言“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紧接着，编者又按胡乔木的要求查了当时记录，补入紧扣讲话主题的十分重要的一段话：“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

    再如：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准备在1989年8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胡乔木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文中的“大民主”、“小民主”、“匈牙利的大民主”、“波兰的大民主”作注。并亲自修改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注释。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的注释，据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用了一句概括性的话：“‘大民主’、‘小民主’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胡乔木认为不妥。因为在汉语里“大”常常是褒义，“小”往往带贬义。这样解释，没有说清楚性质，容易引起误解。同毛泽东、邓小平的原意不符。胡乔木当时也没有想好该怎样解释才贴切。三天后，他才确定把“形象化的说法”改为“讽刺性的用语”；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用大民主来表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闹事”，邓小平此文中的“大民主”的含义“是指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在解释“大民主”的含义时，胡乔木对“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群众风波”等词作了精心挑选。

    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出版发行。胡乔木又全力做好组织宣传和学习的工作。

    7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宣传工作的重点。会议期间，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这个通知稿是经胡乔木作了重要补充、修改，由中央批发的。

    胡乔木在7月11日收到中办副主任周杰来信及通知文稿，来信说：“此件力群同志已审阅，嘱送请你审批。”当天，胡乔木即作了重要修改，增写了阐述《邓小平文选》主要特色的内容，批示：“请即送耀邦同志最后阅定。”经胡乔木修改过的“通知”写道（胡乔木增写的文字楷体加粗）：学习《邓小平文选》，是今年秋冬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整党首先是从思想上整顿，目的是把全党的认识牢固地统一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

    学习《邓小平文选》对于加强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部着作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一九七五年针对“四人帮”的破坏，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而进行的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在三中全会以后，为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而进行的斗争。

    这部光辉文献既显示了小平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首创精神，又显示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党中央正确意见的集体创造。认真学习这部着作，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

    通知原稿在“特别要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学习和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在今年下半年重点解决一下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中，原来列了三点，胡乔木加了一点，成为四点：“第一是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第二是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针政策（包括各级机构的改革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第三是坚持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第四是党的建设和整顿问题。”

    7月12日下午，胡耀邦处回复：请乔木同志审定，他就不批了。7月12日16时，胡乔木批示：照发。中共中央通知即在当天下发全党，并在7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时，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宣传《邓小平文选》列了八九个题目，让他们组织文章宣传。

    7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的讲话。

    胡乔木首先指出学习《邓小平文选》和整党的关系：“今天报纸上发表了中央的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作为整党的重要准备。整党首先要有思想整顿，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整党中遇到的一些思想性政治性问题，《文选》差不多都涉及了。所以，学习《邓小平文选》，对整党是思想上最好的准备。”

    针对外国报纸说“学习《邓小平文选》恢复个人崇拜”，胡乔木指出：“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是思想上的统一。《文选》代表了1975年到1982年这个时期党中央对一些最重要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代表整个党中央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部分关于将来的见解还需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些见解也是从已经验证的客观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些见解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全党统一思想的标准。不能说学习《邓小平文选》或学习其他同志的文选，就是对那一个同志的个人崇拜，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560-561）“我们学习无论谁的着作，都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不能采取‘两个凡是’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就使我们的学习同个人崇拜毫不相干。”（561）

    胡乔木还从这个问题展开，阐述中央通知中谈到的“《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胡乔木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在我党历史上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一些讲话按有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删改了，许多重要意见是听了好些同志的建议提出来的。胡乔木又指出，“我们也不能因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就否认党的领导人物的权威的意义。”（562）我们提倡“民主加科学的权威”。（565）“对于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也要有个分析，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性质是不同的，否则我们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566）

    关于《邓小平文选》的主题和内容，胡乔木着重谈了六个问题。

    （一）坚持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指出：《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文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对此，胡乔木展开了深入具体的论述，既说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568）又说明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重大意义：“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569）“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570）“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当时还没有条件讲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570）指出：“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批判‘两个凡是’，这样就使我们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了必不可少的连续性、稳定性。这是党的生命所在。这样就不单使得全党得到一个团结一致的支柱，思想理论上的支柱，在全国人民中间也得到这样一个支柱，而且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569）胡乔木赞颂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样多的迫害、打击，当时还处在一种半合法的地位，等着别人来解放，但“对这样的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的历史问题，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感情用事，不走向极端，而采取坚决的、清醒的分析态度，是不容易的。”（568）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胡乔木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比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大得多。”（570）是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一部分同志有异议，现在也还有人反对。“当时所以产生这些思想状态，是有原因的。这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它是不正确的。而且可以说，如果沿着那么一条路走下去，那是很危险的。”胡乔木赞颂邓小平，在那个时候既反对“两个凡是”，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模范。”（571）胡乔木又联系当前实际指明：“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两个凡是’，又要坚持四项原则，这个斗争到现在也没有结束。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有的是在党内，有的是在党外，用这种形式那种形式来表现不同意四项原则的思想。所以学习《邓小平文选》并不只是为着温习历史，而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571）

    （三）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

    胡乔木指出，这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实际上，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始终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和一贯地实行这个转变，这就是这三十年中的最大错误。小平同志这时坚决提出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对于党的八大提出的任务的真正继承，也可以说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571）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必须实行这个转变以后，又围绕着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系列的方针，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方针。（572）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东西是全面的，因为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决经济问题。不下决心全面地清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也是无法进行的。三中全会是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不经过三中全会，要解决这些问题，简直是难于上青天。”（572）

    胡乔木列举若干重要方面加以说明。

    胡乔木指出：“经济建设离不了政法建设的保卫。在政法工作方面，若不是小平同志的坚持，不说别的，很可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到现在还没有。……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这样基本的法律，所谓社会主义法制就是句空话。”“现在我们已经修改了《宪法》，还立了不少法，但是还有很多法没有，还要大大加紧立法，以免遇事无法可依。但是有了《宪法》和《刑法》，我们国家就有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最根本的骨干。”（572-573）

    “再如科学和教育，这是经济建设的智力基础。”（573）胡乔木叙述了《邓小平文选》里好几篇文章所反映的推翻“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考制度等整顿教育的困难过程，说明：“那个时候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需要有多大的毅力来扫除了多少荒谬的障碍。”（573）胡乔木还指出：“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生产力。这些都起了很大作用，并将继续起作用。”（574）

    （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胡乔木列举了构成《邓小平文选》主要部分的“指导这几年政治生活发展方向的有许多重要文件”的篇目，要求大家注意精读。特别着重讲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保证之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胡乔木指出：“精神文明问题就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建设两个文明，这样重大的纲领性的口号，在全世界现在还只有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思想上是指出了一个终身奋斗的高尚的目标。”（574）

    胡乔木指出：“所有四项保证和这个开幕词（按：指中共十二大开幕词）的全文，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可以说有非常伟大的意义。”胡乔木呼吁：“四项保证是长时期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的政治保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宣传得太少。……希望在座的同志，大家一起努力，从各方面加强对这个问题的宣传。”（575）

    （五）关于阶级斗争

    胡乔木指出：“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命题。”胡乔木对这个命题作了简要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在它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是不能够消灭的。原因很简单，首先从国际上来讲，敌对的阶级要采取一系列方法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来说，剥削制度的历史遗留的影响不但会与国外的敌对势力结合，会与台湾、香港的反动资产阶级相结合，因而难于在短时间内消灭，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在它的初期，它还不能够完全解决生活资料分配制度里面的不合理或者不平等或者还不能满足某些人的欲望的现象，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得一些人要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以至于用犯罪的手段来捞一把，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575-576）“小平同志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的方针。这个两手的方针，不仅仅是就对外开放政策来讲是这样，对国内搞活经济政策来讲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也是要长期存在的。因此，提高对于阶级斗争的觉悟和警惕，不能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576）

    （六）关于整党

    胡乔木指出，“这是小平同志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着重强调：“党要整党，要使党员成为合格的党员，这是他在提出修改党章时就提出来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于不合格的党员，要想各种办法加以挽救、教育。不行，就要除名。这个思想提出来很久，但是当时条件不成熟。《文选》中涉及党的建设和整顿的地方很多，特别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大部分还继续存在，有待于全党同志首先是全党干部努力解决。”

    胡乔木讲了这六个主要方面后，又列举了《邓小平文选》涵盖的其他重要问题：“例如，关于军队建设的十篇讲话，体现了小平同志关于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在整个《文选》中占有显着的地位。除此之外，关于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干部四化，关于台湾、香港问题，都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和着重提出来的。在外交关系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某些调整。”（576-577）

    胡乔木最后归总说明：“总起来说，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77）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577）

    《邓小平文选》中许多重要篇章是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的，选编这部着作时，胡乔木又倾注了大量心血。胡乔木向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讲述这部着作的主题、内容，当然是融会贯通，鞭辟入里，而且充满对邓小平钦佩、崇敬的感情。胡乔木娓娓道来，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胡乔木讲了学习和宣传的方法和要求，又勉励宣传干部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力求成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期望他们成为“越老越甜的南瓜”，而不致变为“越老越空的丝瓜”。（580）

    1983年8月8日，胡乔木在305医院与秦川、王若水谈怎样抓好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问题。胡乔木询问了人民日报抓《邓小平文选》宣传的情况后说：“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从《邓小平文选》中很清楚地看出从七五年，或者从七八年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可是到现在，怀疑党的路线的人还是有的，党内有，党外更多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说些实实在在的话，而且是新话，不是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实践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方面。现在用《邓小平文选》统一党的思想，也就是用党中央制定的方针、路线来统一党的思想，因为《邓小平文选》中所说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党中央适当范围内集体讨论、集体修改的。”

    胡乔木还指出：“《邓小平文选》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宣传部长会上已经讲过了。这是否作为一个总的题目来学习和宣传。我初步想了一些题目，供你们参考。”

    胡乔木列的题目有：

    总结75-82，坚信党中央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

    党的历史的重大转变；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为纯洁党的队伍而斗争；

    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必须实行两手政策；

    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需要四项保证；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永放光芒。

    胡乔木针对人民日报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人民日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整党中一定要集中解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如不能做到这一点，整党就没有意义。人民日报应该成为党中央的喉舌。

    关于怎样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薄一波（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领导同志很愿意听取胡乔木的意见。1983年8月10日，薄一波处向胡耀邦、胡乔木报告薄一波对中顾委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意见。1983年8月29日，王震拟在中央党校正规化教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问题。他的讲话稿也请“胡乔木同志审阅批示”。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胡乔木参与了这个决定的修改、定稿。这个决定对学习《邓小平文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了适应整党的需要，中央决定编印《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三本书和《邓小平文选》都是整党学习文件。缺乏阅读能力的党员，由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党委负责组织和培训力量，向他们宣讲《党员必读》和《邓小平文选》的主要内容。”

    的确，胡乔木不仅在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方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组织引导学习和宣传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为编辑其他领导同志文选尽心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担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80年4月13日，胡乔木复信李琦、胡绳，同意4月10日“毛办”《关于建议设立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请示报告》，并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分工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有关事宜提出意见。5月，中央批准了“毛办”的报告，胡乔木兼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自此，不仅是毛泽东、邓小平着作的编辑出版，而且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着作和党的文献的编辑出版，成为胡乔木肩负的重任。在他主持下，党的文献工作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调查研究文集》等毛泽东着作专题文集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集，并且先后着手编辑出版他们的年谱和传记。中央军委及相关部门编辑出版军事家、革命家着作和传记的工作，也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

    （一）认真校读《刘少奇选集》，倡导注释工作的革新

    对《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胡乔木也尽心尽力。《刘少奇选集》注释稿送审的时候，他正在上海休养。仍然细细校读，认真把关。有一次通过电话谈意见，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对注释送审稿提了几十条意见。

    胡乔木在领导文献编辑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反对因循守旧，富有创新精神。突破文献注释的老例，倡导注释工作的革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同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说：

    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来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工作中贯彻了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在思想界、学术界得到好评。

    胡乔木在文献编辑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认真细致、严谨切实的学风，影响了许多人。他那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理论，渊博的学识，隽永的文字，惊人的记忆力，令人钦佩不已。后来继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由衷地写道：“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文献研究室的成长以及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乔木同志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他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大到编辑方针的确定、某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推敲，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用法，他都认真审查，并提出明确的意见。对于一句少见的引语或者一个生僻的典故，他总是要求我们查个水落石出，方才满意。”

    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同志在深切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举过一个传为美谈的例子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这句诗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

    （二）关注《张闻天选集》编辑过程中的新发现

    在老一辈革命家文集编辑工作中有了新的重要发现，胡乔木就会像发现了稀奇的宝贝一样予以关注。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在档案馆发现了30年代党内秘密刊物《斗争》上署名“歌特”的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经向当年二十多位老同志请教，没有得到“歌特”是谁的确定答案。于是，在领导同志指导下由小组成员执笔写了一篇《“歌特”试考》的文章，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向胡乔木请教，请胡乔木鉴定。不到一个月，1983年2月22日他就写了回信。信中写道：“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及其考证已由力群同志转我看了。曾送陈云同志，但他说记不起来了。”他表示：“我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并认为（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他肯定“这篇文章批评反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和反对第三种人，从纯粹理论上说是值得注意的”。他还由此而论这篇文章在张闻天前进途程中的意义，指出，“亦要注意张闻天同志当时思想中既有‘左’倾的一面，也有反‘左’倾的一面”。胡乔木这一指点，使刚刚起步从事张闻天研究的同志豁然开朗，认识到：这篇文章不仅是30年代初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中明确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篇文章，而且是张闻天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节点。可以说，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就是由此发轫的。

    胡乔木对歌特的这篇文章很重视，认为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作为史料重新发表，并建议编者“可加一按语，说明情况和价值”。遵照胡乔木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另一篇《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起收入了《张闻天选集》。

    此后，胡乔木一直关注着《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重新发表后的反响。1985年，他在写回忆张闻天的文章时，以欣喜的心情说，这篇当年登在《斗争》上的文艺论文重新发表以后，“受到很多党史研究者和文学史研究者的注目”。1991年夏天，胡乔木在北戴河抱病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30年代初对“左”的指导思想有所突破的那一段文字中，胡乔木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1932年11月在《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并且强调：‘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坚决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D胡乔木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当然不单是出于对老革命家的敬重，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当时胡乔木的注意力是在纠正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错误上，所以他特别赞赏张闻天的这篇文章。

    （三）编辑重要文件、档案集

    胡乔木指出，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公布档案资料。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支持、指导和亲自负责做了许多工作。

    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支持下编辑出版的。以后又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文献系列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同意和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的。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他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对编入这部文献的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认真作了考证，确定陈云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为选用张闻天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他不仅让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提供意见和文本，而且还从档案馆调阅了张闻天1943年所写的长达四五万字的延安整风笔记，亲自考量，从中节录了约一千二百字的一段，加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标题，收入这部文献集。为了写好《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段落，他和邓力群一起主持编辑了两部篇幅相当大的资料集：《“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五册）和《“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三册）。D胡乔木还指示党史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住到中央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

    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由衷地称赞：“乔木同志对党的文献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当之无愧地堪称是党的文献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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