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闻工作是胡乔木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胡乔木成为杰出的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学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从1941年6月起，胡乔木就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并在改造《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到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他写的社论共有56篇（按收入《胡乔木文集》者计）。其中《驳蒋介石》《教条与裤子》《请重庆看罗马》等篇传诵一时。1945年在重庆，为《新华日报》写过评论和新闻。在转战陕北途中，胡乔木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新华社不时播发他写的社论。
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后，胡乔木出任新华社总编辑。为迎接全国解放新局面的到来，党中央决定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在刘少奇主持下，胡乔木负责集训的组织领导。参加者有范长江、吴冷西、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朱穆之等十多人。胡乔木主要通过编发稿件，特别是每天晚上的稿件讲评会来训练干部。通过集训，既完成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宣传报道任务，又提高了每个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新闻业务水平。集训期间，胡乔木发现新闻工作中存在不少带普遍性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并由他主持起草，以中宣部和新华社名义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内容涉及“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改善新闻通讯写作”、“改进新闻报道”、“克服新闻迟缓现象”、“加强综合报道”等方面，对整个新闻工作的改进很有益处。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是第一任社长。
中国成立，胡乔木担任新闻总署署长，1950年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的主要是新闻。在制定新闻工作方针政策、领导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胡乔木作为新闻学家的敏锐、精深和渊博。1956年为贯彻“双百”方针，他又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50年代他为办好《人民日报》倾注了心血。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还是一如既往：写稿、改稿和报纸评讲会。据粗略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和审改的评论和文章总计近五百篇，其中国际评论约二百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杰作。
进入新时期后，胡乔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关注并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篇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短评、杂感、随笔。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力于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
胡乔木毕生写下的大量社论、时评和新闻，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范本。他对新闻工作的大量论述和关于新闻学的系统讲座，则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写作、领导新闻事业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结晶，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
关于办报方针。胡乔木提出，《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他多次强调，“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1950年3月，他对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三条意见：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要把我们的报纸当做表现群众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工具。要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和建设工作上去。并指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对于共产党的报纸来说，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则。
在1956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改版写的社论《致读者》中，胡乔木对报纸的性质和办报方针作了这样的表述：“《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明确了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广泛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明确表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从此在报纸上开展了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改版对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又注意警惕右面来的干扰。1982年春，有人曲解“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命题，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为新闻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胡乔木及时指出，这种说法“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成立”。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胡乔木阐明：“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据此，胡乔木指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新闻事业既是党的新闻事业，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对非党的新闻工作就提不到党性原则。”胡乔木特别强调，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报纸要创造性地阐释中央政策，《人民日报》不能脱离党中央的领导。
胡乔木十分重视评论。他指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党所以要办报纸，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他说：“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社论之外，还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评论。”还要创造各种形式的评论，特别是“评论性的消息”、“评论式的报道”和“报道性评论”。
对怎样写好评论，胡乔木有很多精辟之论。
第一，题目要具体。我们写评论“是为了解决群众提出的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所以题目越具体越好。”“报纸不能要求自己的评论是不朽的，而要有使评论和所指出的缺点‘同归于尽’的精神。”针对有些人好写不着边际的泛论，胡乔木指出：“我们的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与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
第二，文章要生动。他说：“不但文章要生动，题目也要生动；题目要生动，就要具体，有感情，甚至也可以有幽默”。胡乔木对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文章要写得好，“在于能不能提出问题，在于有没有感情。这和作者的为人很有关系。”“不只是个写法和感情问题，而且是个逻辑问题。”“总起来说，就是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没有这些，文章是不会好的。”胡乔木还从反面讲，指出：“文章不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把抽象的东西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这也说明作者没有反映出客观世界的丰富性。”胡乔木从根本上阐明文章生动性的要义。他说：“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本质是带规律性的，是抽象的；现象是具体的，形象的。
只有全面反映出这种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胡乔木还对怎样把评论写得生动提出具体要求：
一、“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他认为，“《资本论》就是这样的典范，它是彻底夹叙夹议。其中有事实、有形象、有分析、有议论、有讽刺、有攻击……”他精辟地指明：“思想是抽象的过程。任何的议论，都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作者要说服读者，就要提出它的结论的相当的根据，让读者享受这个抽象的过程。”
二、要有具体的叙述。他指出：“任何文章，如果没有具体的叙述，就不会是好文章。”“没有具体事实的评论，就是枯燥无味的。”
三、“文章要生动，还要有特殊的味道，要有个性。”
四、文章要写得“议论风生”。他指出：评论“要写得有兴味，不要老板起面孔说一些枯燥的话”。评论“要有故事、有俏皮话、有议论，把这些融化在一起，议论风生”。
五、好的评论要“有一定的幽默”。他说，评论“没有一点幽默，是不好的”，认为“评论里真正的幽默是表现一个人有很高的逻辑的能力，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有了讽刺，有了幽默，就能加强辩论的力量。”
第三，要善于提笔。胡乔木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强调写文章要善于提笔。他说：“毛主席常常对我说，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在看似平常的地方忽然提高了，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他在指导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要求：“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这些要求是同样适用于评论的。紧接着他就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说：“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科学的着作，也很注意使文章有波澜，有变化。哪些地方有严密的论证，哪些地方有生动活泼的叙事，哪些地方有讽刺，引用莎士比亚的诗，或者自己写些挖苦的话，他都是很用心思的。”
第四，要有科学态度。胡乔木深刻地指出：“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革命的文风要求有正确的分析、推理和表述，要求有革命的立场、信念和感情，要求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谆谆教导说：“一篇写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对他所要写的东西作了长时期深入观察的结果。”“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就要下苦工夫， 这是没有便宜可占的。”
关于新闻、通讯。早在1942年为改进《解放日报》的工作，胡乔木就提出要善于把每天发生的丰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新的东西写成新闻和通讯来供给报纸；我们最需要努力发展的，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报纸的生命主要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他认为，只有详细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以为记者不定点、满天飞更好，写出的新闻和通讯可以上下左右地议论和比较，现在和历史比较，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读者爱看。
关于副刊。胡乔木在1946年那篇《短些，再短些！》的名文中要求副刊没有太多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每天万把字的版面“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谈了办好副刊的意见并亲自改写“副刊稿约”，他主张副刊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只有一种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写稿。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稿件的篇幅在一千字左右。此后，《人民日报》的副刊基本上是按照胡乔木的主张办的。
胡乔木十分重视新闻队伍建设，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这是胡乔木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期望，带有战略眼光。他指出，培养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他认为，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他指出：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应该毕生努力，从三个方面培养提高自己的修养：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编采业务方面的修养。
关于文风。在延安为改进《解放日报》，胡乔木就提出“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打破一切固定格式”，“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要求。1946年他又提出“短些，再短些！”的着名口号。50年代，他反复强调改进文风，提出“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要尽可能地删短”，要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使读者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胡乔木总结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把革命文风同科学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指出“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革命文风。”科学态度有两个基本要求：“要求对客观真实的忠实。忠实于实际，而不是忠实于个人的愿望、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还要求对客观事物作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要求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树立革命的文风，“必须自觉扫荡八股和诡辩”。“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写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