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格森、贝玑、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影响。
立志为法兰西的伟大而战。在212名
考生中，名列第119名，考取圣西尔军校。
戴高乐这个非凡少年的非凡之处表现在诸多方面。
法国人一般都喜爱历史，而且都为祖国的伟大历史自豪。戴高乐酷爱历史。为了阅读历史剧本，他甚至常常连节假日也都忘了。早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嗜好。在沃吉拉尔这所耶稣教会学校里，历史成为他最喜爱的课程。因此，他积累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尽管这些知识比较单一。要知道，在耶稣教会学校的历史课只列举一些战争、会战概况，描述统帅和国王的业绩，宣传神的预见和统治者的天才主宰一切。
但是，戴高乐从如此陈腐和保守的历史课程中还是汲取了有助于他形成整个世界观的思想。他的整个世界观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占绝对优先地位的民族因素。在他的概念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生活的要素；尽管现实在变化，但这个要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总认为法兰西民族的存在和巩固是历史的最高目标。一切都应服务于法兰西的伟大。年轻的戴高乐开始坚信，个人的生命也应该服从这个原则。“早在上学时，他就知道，——多年后，他的弟弟皮埃尔告诉人说，——他的任务就是拯救法兰西……”
这位20世纪的年轻人就是如此掌握了由18世纪的概念和观念形成的文化。他的全部意念所向之倾注的就是法兰西。
在这位蛮横、富于幻想的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作品和任何友情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历史小说的作用相比。从阿莱西亚军营到色当军营，从加洛林王朝的教育法到法鲁先生的教育法加洛林王朝（751~987）是法兰西王国最高统治者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继任宫相，依靠教会支持，篡夺王位，结束墨洛温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法鲁（1811~1886），法国政治家。1848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部长后，起草了教育自由法。，从隆格维尔夫人的武装出征到贝雷公爵夫人的鲁莽行动隆格维尔夫人（1619～1679）是隆格维尔公爵，即后来的亨利二世之妻。贝雷夫人（1695～1719），1714年守寡，她的才智和荒淫生活闻名于世。，从法国古时的盐税改革到当今的国家财产法，他都能通今博古。
基于对历史的爱好，出于爱国主义的激情，为了对德国报仇雪耻，1905年，戴高乐在学习之余，精心写出一部短篇小说《德国战役》，虚构了一场战争：
敌情：
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德军分3个集团，跨过沃日。第1集团德军，20万人。配属火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贝尔福特进扰巴黎。
§§§第2集团德军，17．5万人，配属火炮480门，直越群山，向南锡挺进。
§§§第3集团德军，约10万人，为第2梯队，随第2集团德军之后跟进。
德军总指挥为俾斯麦将军。
友情：
1931年1月18日，在维也纳参加会议的首脑向法国发出许诺，保证对双方保持中立。
我情：
法国经紧张准备，已完成战备。
法国统帅部决定由戴高乐将军担任前线总指挥，率20万人，配属火炮518门，迎战来犯之敌。
决心：
先拯救南锡，尔后指向布瓦德佛尔，阻止敌人会师，先机制敌，歼灭来犯之敌。
据此，戴高乐首先周密制定南锡战役计划。然后按计划指挥20万大军兵分三路向南锡挺进。结果，将来犯之普军大部围困于麦茨痛歼，德军获胜。要知道，梅斯是1870年法军巴赞元帅向普军缴械投降的故地。由此可见，戴高乐为当年法军失败燃烧起来的复仇之火多么炽烈。
虽然这个小说文学价值并不很高，但情节逼真，寓意很高，充满少年锐气，有助于全面认识戴高乐这个历史人物。
除爱好历史外，在家庭教育下，戴高乐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他很喜欢每天晚上倾听父亲给他读拉辛或塞涅卡的著作，尽管他当时偏爱罗斯丹的著作。他能背诵全部剧本：《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还有，学校还给学生们传授古希腊文学和法国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所以戴高乐在传统的经典基础上，也受到严格的文学教育。他一生中一直保持了他少年时所学到的演讲和说话的风格。他的演讲与众不同，往往具有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风度，其特点是庄严、沉着、简明、精确，而且他用词大胆，思维生动。这一切就使他能说善辩，讲话效力高，通俗易懂。
对文学的爱好，不仅使他始终充满着阅读文学作品的激情，而且还驱使他想在诱人的文学场所检验自己的力量。1906年16岁时，有一天，他给举办一次诗歌比赛的奥尔纳省文学杂志主编寄去了一首押韵寓言诗。这是夏尔·戴高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据阿尔弗莱德·法勃尔·吕斯的看法，这首题名为《苦相逢》的处女作大量袭用了自编自唱艺人古斯塔夫·纳多的手法。
这篇小品，虽然平淡，倒也出奇：出奇在像他这种年龄的孩子把他的诗韵押在诡计上，而不是押在女人身上。他在这种时机里做出的这个举动更有其特定的意义。杂志社授予他一等奖。他可在获得25法郎或发表小册子之间任选。他选择了后一种，真正具备了文人风度……
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嗜好。但后来这种嗜好还是降到了第二位，因为他对历史更有兴趣。如果说，文学使戴高乐形成了表达思想和观点的方式、方法和风度，那么，历史则形成了戴高乐的世界观。
到1907年，戴高乐在沃吉拉尔学校顺利修完了修辞班的全部课程，但因年纪太轻，不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于是，学校就让他在哲学班学习。然而，他最后还是未能完成在沃吉拉尔的全部学业。因为在这一年，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严禁耶稣教徒教书，沃吉拉尔学校被迫关闭。父亲为生活所迫，自己在巴黎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同时送戴高乐出国到比利时图尔奈附近的安托万学校续学。
这所学校是流亡到比利时的法国耶稣教神甫创办的。这里紧靠法国边境在图尔奈附近的安托万，离丰特努瓦古战场不远；那儿现在都种上了甜菜。这里离滑铁卢古战场也不远。这是一所重要享有特权的学校，很多学生的姓名都含贵族前缀，相互之间交往都只称呼“您”。这所学校位居过去德·利尼亲王的华丽官邸；其砖砌正面高高耸立在埃斯考河上。
夏尔·戴高乐在该校专设的数学班学习，并充分显示出他对数学的极大天赋。教师都劝他在这所学校毕业后进综合技术学校学习。但是，这个一度想当传教士的少年这时对自己的前途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想当军官，开始做起进圣西尔军校修学的美梦。他想当职业军人，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一选择是他对祖国命运和个人前程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的思想在20世纪初紧张而矛盾的法国精神气氛中发展的必然结果。
后来，戴高乐自己也描述过这种气氛。他说，在少年时代，他已感觉到革新法国哲学生活的布特鲁和贝格森的出现，贝玑的神秘魔力，巴雷斯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他使上流社会意识到永恒的民族价值，把文学与前人连结在一起）。
其实，从他列举的这些人物、流派和现象中，即可找到了解夏尔·戴高乐的锁钥，从而了解青年戴高乐的精神世界，了解他在15~20岁所受的影响，了解他保持终生的思想方法和处世态度。
戴高乐所提及的他的老师布特鲁，首先发展了自然规律的偶然性、不完善和不长久的理论。布特鲁企图使科学的发展符合唯心主义，符合精神原则的决定意义。
但是，对戴高乐影响最大的，还是一度自称布特鲁弟子，但比布特鲁走得更远的贝格森的理论。贝格森了解变异性的万能性，并解释说，新的质的东西的不断诞生，就是发展的过程。他号召要认识行动的必要性，并表现出创造性的毅力。这给戴高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不止一次地引证贝格森的这条原理：“我们的思维，没有一种不准确适应生活现象的。如果我们力图把现实装入我们的某个框架，那将是徒劳的；所有那些框架都会吱吱作响，它们太狭窄，太不能随机应变，特别是对那些我们要将其装入的东西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以后我们可看到，戴高乐后来如何不相信某些陈旧的、习惯性的思想的价值，而提出一些令人意外的、勇敢的和新奇的决定。
戴高乐一生之所以向往贝格森，看来与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具有华丽的文学形式不无关系。后来，贝格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由于对文学的向往，形象地接受贝格森思想倾向，戴高乐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境界。
但是，这时他的精神境界还远未成型。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还未定型。著名诗人和政论家贝玑的创作是对他散发出神秘魔力的第二颗星。这是一个非常卓越、天才、矛盾和复杂的人物。贝玑出生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普通农民家庭，但在青年时代，即已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长篇史诗《德雷福斯案》中，站到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的行列，反对军国主义分子、教权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有时，贝玑接近让·饶勒斯和罗曼·罗兰。但是19世纪90年代，他强烈反对贝格森，拒绝贝格森的理性和科学价值上的怀疑论。可是，后来他却成了贝格森哲学的狂热的崇拜者。
贝玑是一位天才诗人，在他的笔下，民族主义具有高尚的外表。他极力使过去的法兰西，特别是贞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战士和拿破仑的卫士。他创造了神秘主义的、充满宗教魔力的祖国的面目，创造了浪漫主义的法兰西形象及其形体和高尚的命运。自然，他的著作不可能在青年夏尔·戴高乐心中没有反映，因为戴高乐从小就受到这种思想的教育，就受到了罗斯丹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熏陶。
在戴高乐后来的许多著作和讲演中，处处都能明确感觉到贝玑的影响。至于当戴高乐直接援引他少年时代所爱戴的这位诗人的诗句时可以看出的这种影响，那就更不用提了。戴高乐一生都受到贝玑思想的影响。在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影响：“在我的想像中，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其命运是极不寻常的。我本能地感觉到，命运注定，法国将来如果不能完成伟业，就会受到严重惩罚。然而，如果在它的行动中表现幼稚，那我只能认为，这是反常现象，其过失在于迷惑的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因此，我们谈到戴高乐的少年时代时，不可不提贝玑的创造性方面：强烈崇拜军队、军人荣誉和法兰西的军事光荣。在贝玑的著作里，士兵的面貌总与最高尚的理想和感情紧密相联。难怪安德烈·莫鲁阿曾写道：“贝玑的作品，他的散文如同团队之歌。”战争不仅不使他害怕，而且在他的幻想中，他还把颂扬战争同颂扬法兰西联系起来。贝玑的这种思想对戴高乐的少年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在戴高乐的思想里，还有一位民族主义作家巴雷斯的著作，对他更有魔力，因为巴雷斯也像贝玑一样，他以敏锐的文学形式赋予国家概念以神秘的形式，并制定了培养爱国主义的理论。其方法是，精心保持法兰西某些领域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保持巴雷斯出身地洛林的历史传统。
作为议员并积极参与内政的巴雷斯，对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思想影响也不小。他无情而正确地抨击第三共和国的腐化议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上流社会贪赃舞弊、耍政治手腕和厚颜无耻等丑恶行径。
后来，有一位最有权威的传记作家让·莱蒙·图尔努曾引证巴雷斯集中其政治哲学的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应主宰宇宙”，并强调说：“这一点非常适合戴高乐将军的思想。”
在戴高乐的青年时代，除贝格森、贝玑、巴雷斯外，还有其他一些精神偶像，对戴高乐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夏尔·莫拉斯，他曾极力宣扬其“完整的民族主义”。莫拉斯的许多观点也都符合当时已为戴高乐接受的思想。但是，戴高乐并不赞成莫拉斯关于为了法兰西利益必须恢复君主政体的论断。戴高乐认为，这一陈腐的君主主义必将加深法国社会的内部冲突。尤其由于对民主的仇恨，莫拉斯走到极端黑暗势力的泥坑。后来，莫拉斯自然成为贝当的官方哲学家，陷入与戴高乐敌对的营垒。虽然戴高乐曾说，莫拉斯有足够的智慧，成为一个疯人，但是，决不可忽视戴高乐的一些政治思想和莫拉斯的一些观点极其相似。
这里顺便提一下，戴高乐在出版其第一部书《敌人内部的倾轧》后，曾赠送给莫拉斯一本，并在书上题字“赠给尊敬的夏尔·莫拉斯，1924年3月24日，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五兄妹：格札维埃、阿涅斯、戴高乐、雅克、皮埃尔（1900）由于受贝玑、巴雷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爱国主义影响，据说，促使戴高乐走上军事舞台的是诗，而不是粗鲁的沙文主义的军号。戴高乐的民族和祖国思想自行升华并诗化了。他坚信：在法国，正是军队，才能保持和培养他心目中珍贵的历史传统。
要知道，在戴高乐青年时代，促使法国文化辉煌的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如在政治方面，有饶勒斯；在文学方面，有罗曼·罗兰和法朗士。
罗曼·罗兰在其著名的小说《让·克里斯托夫》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当时青年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发展。他写道：“这些仅从书本上得知战争的孩子们，他们不了解战争的本性，他们成了侵略者。他们厌烦和平和抽象观念，一心要为“战剑”增光，他们将不得不以血迹斑斑的双手用这个剑去挖出法国的强大威力来。
罗曼·罗兰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塑造了一些典型的形象和情节。这给戴高乐的影响很深。他在回忆录中回忆其青年时代时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在少年时代，就没有感到战争可怕，而且还把我尚不得不经受的战争说得天花乱坠。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必将经历一场最伟大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能为法国建立丰功伟绩，而且我深信，我将来总有一天能得这个机会。”［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1908年，戴高乐18岁时，还写过一首抒发自己决心在战场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的无题诗陈乐民：《戴高乐》，第6～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我愿！……
如果我必将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脆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逝去的夕阳可能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予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将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灼热的一吻。
1908年夏，戴高乐在比利时安托万圣心学校中学顺利毕业，10月回到巴黎，进入圣·斯坦尼斯拉夫学校圣西尔军校预备班学习，准备正式报考圣西尔军校。他的双亲同意他选择军事学校、将来当军官的决心。专门的圣西尔军校与综合技术学校一样，其校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在这里，像过去一样，是培养相当家庭出身特别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圣西尔军校可为其毕业青年开辟一条得天独厚、飞黄腾达的道路。
一年后，1909年8月，戴高乐顺利通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在这些考试中，有些难点是神话，但对戴高乐来说，却很容易。不过他考试的总成绩属中等。在212名考生中，名列第119名。不久，戴高乐于1909年8月末正式接到圣西尔军校录取通知。这样，他从戎的幻想实现了！美梦成真了！他就要开始戎马生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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