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连当兵，受贝当青睐。

    返校就学，外号不迭。

    刻苦向学，以优异成绩毕业。

    对戴高乐来说，考取圣西尔军校，是其军旅生涯的开始。这当然是美梦成真，如愿以偿。但当时国家、军队所处的形势如何呢？

    本来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人们都把报仇雪耻、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希望寄托到军队的身上。由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情绪的高涨，整个法国都对军队怀有爱慕、敬重之情。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以考取圣西尔军校为自豪。但自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最初10年间，法国军队声望每况愈下。

    首先，顽固的保皇分子布朗热于1886年就任陆军部长后，因主张解散国会、修改宪法，谋取实权，阴谋推翻共和政府，建立波拿巴式的军事独裁，彻底暴露了他的“最忠诚的共和党人”的假面目。他于1887年被免职，1889年因发动政变未遂逃往比利时，不久殉情自杀。从此，资产阶级乘机清除了军界一大批共和分子，在法国“开始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漫长历程。爱国主义同军队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嘲笑复仇，不再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沦陷而悲伤”。［法］奥利维埃·吉夏尔：《我的将军》，第1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1894年，在法国又发生了一起影响至为深远的事件，即前面已提到的德雷福斯案件。这一事件持续了达12年之久。这是法国反犹太军官团炮制的一个恶性案件。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左派多数人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无罪的；右派多数人认为德雷福斯有罪；而军方则上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尽诬蔑之能事，硬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为了军队的所谓荣誉和威信，反对改判给德雷福斯平反。结果，军方的行径暴露后，军队威信一落千丈。这对军队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然而，无独有偶。军队在受到上述伤害的同时，还因政府1880~1905年间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有大批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高级军官遭到清洗。这不仅降低了教会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影响。

    这样一来，军队的威信扫地。原在法国对军队、军装和军旗的崇拜已为不信任和蔑视所取代。人们不再颂扬军队，青年也不再羡慕军人。由于这一影响，本来在19世纪末每年报考圣西尔军校的人员有2000人，而到1908年则只有300人了。另有资料说，从1900年到1911年，报考圣西尔军校的人数从1895人减到831人。

    在军队面临如此困境，圣西尔军校处于如此不景气的形势下，戴高乐仍然初衷不改，矢志不移，仍决定到军队去，进圣西尔军校去寻找他的法兰西。他后来在《法国和它的军队》中写道：“我之所以报考圣西尔军校，完全是为了阿尔萨斯和让法兰西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对军队仍保有原来的信念和希望。正如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说：“当我参加陆军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当时各方面虽然有许多批评苛责之词，然而军队还是镇定若泰地，甚至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戴高乐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心情，遵照共和国1905年3月颁发的关于圣西尔军校新生必须首先下连当兵锻炼一年的规定，于动荡不安的1909年7月背起行囊，前往法国北方，到现为加来海峡行政区中心、位于里尔和巴黎之间的老城阿拉斯，去步兵第33团第9连当兵。

    这个又高又瘦的步兵，身上紧裹着一套军装，手持一支沉重的“勒贝尔”步枪，毫无怨言，但却闷闷不乐地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除放哨、演习、队列训练外，打扫卫生、削土豆等公差勤务，日复一日地使他在阴沉沉的兵营里经受没有尽头的煎熬。一些陌生、粗鲁、简单的人，整天盼着礼拜天放假，喝白酒，有些人净说淫秽的笑话、骂人，士官们粗野打人，伙食令人很不习惯。这一切在当地驻军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对这种生活不禁感到枯燥乏味。

    戴高乐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打趣地写道：“真的，我那时认为任何一个天才的联想家，都绝不可能找到削土豆与爱国和收复失地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难得的一点闲暇时刻，他就到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去看僧侣们精心收藏的图书。此外，他入伍时自己还携带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籍。他最喜欢阅读深刻描写士兵遭遇的卓越作家维尼的著作，借以自慰。要知道，维尼是一位热情宣传军人光荣和英勇的作家。他的著作对戴高乐下决心参军起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但是，对戴高乐这个年轻的步兵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维尼的《士兵的不自由和伟大》。因为维尼深刻了解军人内心世界，他说出了士兵职业的真情：“军队是民族中的民族：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之一。这好似从民族身体上分离出来的一个活人，这个活人又好像一个智力不发达，被禁止发展的小孩。现代不打仗的军队被认为酷似宪兵队。它似为自己的存在而羞耻，它自己也不知道它相信的是什么和它在现实是什么。”

    维尼的这番话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这个年轻人带着复杂的感情同意士兵是“人类野蛮行为中最不幸的残余，但他同时又比什么都值得民族关怀和爱护……”他特别喜欢维尼所说的一句话是：“一切能促使明理人当兵的最高尚的东西，与其说是战斗荣誉，勿宁说是能自豪无悔地克服困难和不懈地履行有时令人仇视的义务的本领。”

    维尼是戴高乐一直喜欢的作家之一。戴高乐常以维尼的话勉励自己。因为维尼的话能给他力量，帮助他克服困难。这时，他的衣袖上有个特别的条纹，证明他是预备军官，在兵营里不过是个临时过客。由于在很多场合别人都把他看作和军士一样，所以他的活比普通士兵轻便多了。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怀有无限的希望，所以他虽比往常更孤独傲慢，但对自己轻松的工作却做得特别无可指责。可是，到1910年4月，与他同期的大多数军官候补生都已得到中士军衔，但戴高乐没得到提升，还是一名下士。这时，有人问他的领导上尉连长杜涅为什么戴高乐的模范行动得不到表扬，得不到提拔？对这个问题，杜涅上尉打趣地回答说：“难道您要让我把一个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心满意足的人提升为中士吗？”

    上尉知道自己答话的含义。虽然他的这个士兵，更准确地说，是见习学员，执行列兵勤务很出色，但未必会只想当个军士。

    但是，戴高乐对这一不公对待并未当回事。他仍陶醉在阿拉斯的梦幻之中。黎塞留曾经围攻过这个城市。后来，蒂雷纳在此战胜了当时与西班牙人共同反对过法兰西国王的伟大的孔代。在阿拉斯有很多往事值得回忆。这也给戴高乐提供了思维的营养。他对现代法兰西现实的顾虑，比对法兰西历史的顾虑少得多。这只是由于兵营的围墙把共和国的士兵牢牢地与引起国家波动的一切隔绝了。当时，军官们不让他们看报。如果军官发现在列兵手里有饶勒斯的社会主义《人道报》，那会引起爆炸性效应。

    那么法兰西当时的形势怎样呢？早在1905年末，即最后通过了“政教分离”的法令。围绕驱逐宗教协会引起的冲突逐渐平息。据一位能说善辩的大臣所说，吸引劳动者注意力脱离农事的圣火已彻底熄灭了。

    然而，罢工的浪潮却更汹涌地掀起来了。仅在1909年，即在戴高乐进圣西尔军校的那一年，在法国就发生了1025次罢工。士兵常被带出兵营，被迫向工人开枪。尽管于1907年夏，有1个团的士兵把枪口转向了另一方。但是，在兵营里，关于这一点，甚至私语都不敢说。在这里，很多地方都与外界不同。邮政铁路工人的罢工，被说成是外国间谍的诡计。顺便提一下，1910年10月初，当戴高乐在阿拉斯当兵期满要回到圣西尔军校时，发生了铁路工人总罢工。这次罢工正是在连接阿拉斯和巴黎的北方铁路开始的。只差一点，就可能影响他如期回校。命运使他免除了因这次罢工可能造成的不快。

    1910年10月14日，戴高乐到部队当兵一年的锻炼期结束。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冒雨回到理想中的第一个目的地、培养法国军官的著名军事学府——圣西尔军校。这个军校是以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圣徒圣西尔的名字命名的。据说，公元4世纪，年仅3岁的圣西尔殉道。这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时，与凡尔赛宫仅有一墙之隔。学校由路易十四的宠妃德曼特农夫人于1686年出资兴建，旨在教育破落贵族家庭的姑娘。法国大革命时，这所学校被取消，学校的大楼被接管，但仍保留圣婴圣西尔的名字。到拿破仑时，把它整修后改建为圣西尔军校，以代替封丹布劳军校。

    戴高乐成了一个享有全权的“西拉尔”，在军人行话里叫圣西尔人。正如照片所示，这时他还不足20岁，显得非常出色。他的军官服很漂亮，上面的扣子和腰带上的铜牌闪闪发光，很适合他那高大和匀称的体形。肩上佩着阔绰的红色带穗肩章。脖子上围着一个有金色刺绣的高领。头上戴着一个夺目的头盔，上面带有华丽的帽缨。手上戴着白色手套，紧握着剑柄。真是一个英俊魁武的军人！

    从另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戴高乐肩扛步枪，站在队列里。他站在第一排第一列，为右起第一人。10年前，他还是个《雏鹰》的热情小观众，而如今他已身高近2米。当发出“向右看齐！”的命令时，只有他一个人仍然不动。而与他同在横列里的其他人，都得马上转头向他侧面看齐。当行进时，队伍能否保持整齐，要靠他——右翼的行动决定。

    不过，大家因他的个子高，鼻子和耳朵太突出，很快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两米夏尔”、“大芦笋”。甚至还让他躺下当尺，测量院子的长度。这本来是对他的欺辱，但他能忍自安，他掩藏住自己不露声色的自豪感，听任这些粗野的嘲弄。因为他知道，当时在法国的任何学校里，“老者”对每个“少者”，都会如此嘲弄。有一次，人们逼他爬到桌子上朗诵《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中有关鼻子的著名独白。他能背诵《罗斯丹》，能轻易朗诵这个全篇独自。

    于是，他又得了一个外号，叫“西哈诺”。但是，他对别人给他起外号毫不在乎。他性格乐观、开朗并时常表演节目。1911年，在一次业余文艺活动中，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农村婚礼上的新郎。这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次年，他又一次在一个同类欢庆仪式上，戴着一个尖顶圆帽，扮演一个古代小丑。还有一次，他在好友西埃耶斯组织的演出中，表演了高空杂技。看来他真是个乐天派。不过，这都是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有意为友谊做出贡献。但他那孤僻、傲慢、目空一切的性格也表现出来。因此，他又得了一个外号，叫“大公鸡”。

    在戴高乐的笔记本里，人们发现他摘录有维克多·雨果这样的名言：“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这显然是他的座右铭。这表明，从这时起他已开始刻意培养自己这种性格了。他常在即席发言中，引经据典，精确列举历史年代日期，令人听之瞠目结舌，交口称誉。

    戴高乐一家，戴高乐、伊冯娜、菲利普、伊丽莎白、安娜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和作息时间是安排得相当紧张的。早晨5：30起床，6：00吃早饭；然后学习到7：00，再练2小时体操、击剑和马术。此后又是学习，直至吃午饭。下午，学习军事课到4：30，然后自习到7：30。晚饭后自由活动，9：00点名，10：00熄灯。在讲堂的课程有军事历史、地理、地形、行政管理法规、工程和炮兵。此外，还有野外实习和强体力训练。除击剑、早操、骑马、靶场打靶外，还要定时擦枪、洗衣、打扫卫生。从早起床号到晚熄灯号之间，一切都有安排，很少有休闲和娱乐时间。

    在圣西尔军校学习的第一年里，戴高乐就是过着如此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周只有星期天他才可以去巴黎看望父母。有一次他回家时，可能为了提前过把将军瘾，同双亲开了个终生难忘的大玩笑。到家之前，他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并预先给家里捎了个信说，有位高级军官要求访问。走到家门口时，他敲敲门，递进一张“费代尔布将军”的名片。待妈妈开门看到他那副“将军”相时，不禁放声大笑。他自己也跟着妈妈大笑起来。他为什么要用“费代尔布将军”的身分来同双亲开这样的玩笑呢？据说，费代尔布是普法战争期间从未打过败仗的法国将军，曾被誉为“北非英雄”。这只能表明他对这位北非英雄的羡慕之心。这时，戴高乐年方20。

    1911年7月1日，戴高乐作为候补军官所在的班，被以法军占领的摩洛哥首都的名字命名为“菲斯班”后，学习情况一切如旧，没有任何变化，仍然非常紧张。

    当然，也有“空暇”，每天约有两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戴高乐照例多把这点时间用于看书和同朋友散步。他们几个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边议论边在离凡尔赛宫不远的圣西尔附近的槭树和榆树下散步。

    他们讨论的议题很多，但军事问题特别能引起他们这些未来军官的兴趣。战争的威胁日益明显。欧洲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联盟——以协约国，即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另一方。这两个阵营都在加强军备，准备战争，瓜分世界。特别耀武扬威、叫喊战争威胁的是德国。德国认为自己分得的殖民地少，贪心地看着自己的邻国法国；法国虽在1870年失败，但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

    1911年7月1日，德国为反对法国要独霸摩洛哥，而突然把“豹式”炮舰开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湾；不久，代替这艘小型舰的一艘巨型“柏林号”巡洋舰又开进港湾。德国媒体热烈庆祝这一行动。有一家德国报纸欢呼：“万岁！我们在行动”。空中战云弥漫。但是，这时还未达到爆发战争的地步，因为协约国有的国家还未做好战争准备。不过，这只是战争的延期。阿加迪尔的危机，使得即使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也看到了战争一触即发，近在眼前。

    戴高乐和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都未感觉到战前的可怕。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所幻想的是，有朝一日，胜利的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扩大自己的领土到自然边界——莱茵河，加强自己的殖民势力，凭借武器的力量把法兰西变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武器应该是什么样的武器；应该怎样组织和装备法国军队。这些未来的军官们所争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法国军队改革的各种方案。曾引起他们热烈辩论的是霞飞将军的这一论断：“是飞机吗？这是一项竞技运动工具。它对于军队等于零。”

    1912年9月，戴高乐于圣西尔军校毕业，领少尉军衔。毕业时，在所修课程中，他的步枪射击成绩较差，但其他武器的射击、马术及击剑术均为良好，军事历史、地理、地形、行政管理法规、工程和炮兵均为优秀，尤其在野外演习和强体力训练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他在211人中取得了第13名的好成绩。这是非常光荣的。但是，由于他的性格原因，有人对他不怀好意。有位教官给他写过这样的评语：“该生除个子高而外，各门功课成绩均为中等。”在受到这次讽刺之后，这位20世纪法国未来的最大政治活动家，在授衔仪式上竟做传统的宣誓说，他将永不从事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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