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业步兵，重随贝当。

    一战杀敌，多次负伤。

    肉搏倒地，误为“阵亡”。

    圣西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去向。戴高乐因毕业时成绩名列第13名，所以也享有此权。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问题：到哪里去开始服役呢？按当时隋况可供他选择的有：享有最高传统威望的骑兵；多苦多难的步兵；1911年摩洛哥事件后变得吃香的殖民军；特别盛行的海军和新生的航空兵。经过深思熟虑，他令人意外地选择了步兵，决定到自己曾在那里当兵锻炼，驻在北方阿拉斯的步兵第33团去服役。戴高乐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可能有三个：

    第一，他可能看出了有效的骑兵在大量使用机枪的条件下，自然失去了昔日的荣誉。炮兵在法国被认为是辅助兵种。而要去特别流行的海军和新生的航空兵，则需要复杂的专业训练。只有步兵是他向往的能建立真正伟大功勋的主要突击力量，正如他后来在比约特开玩笑解释此事时所说：“步兵更有军队的味道。”

    第二，他是里尔出生的人，与北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母亲和外婆的出身，决定了这个出生于里尔的人的服务地点。按照自己的性格和气质，他接近大大不同于南方的北方人的传统和精神。戴高乐深受法国历史的感染，主要是深受军事历史的感染。他知道，正是在北方进行过一些伟大的会战，他总觉得，好像他自己也参加过这些会战似的。他坚信，即将面临的会战必然会在这里爆发。

    第三，戴高乐这时也已知道，菲利普·贝当于1912年6月被任命为第33团新团长。贝当不但才华出众，深孚众望，爱惜人才，而且对官方军事理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他还对部队中普遍为人接受的传统习惯挑战，公开支持军官到教堂做弥撒。总之，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官，有名望的指挥官，聪明、坚毅，要求严格，从他那里能学到军事本领。

    于是，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戴高乐，于1912年10月10日戴着闪光的新生肩章，来向自己的上校贝当报到。贝当在阿拉斯的施拉姆营房里接见戴高乐，说欢迎他到“陆军”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眼睛、22岁的少尉，与一个蓝眼睛、目光锐利、留着稀疏短发、56岁的上校面对面地站到一起了。在军阶和年龄上如此悬殊的两个人却多少发现了一些相互的倾向。戴高乐的命运从此长期同贝当联系在一起了。

    贝当原为上校，后来升为元帅。戴高乐作为一个青年军官，多年在贝当的领导下服役，把贝当视为老板，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意。有趣的是，后来贝当成为法国的叛徒、可耻地完蛋之后，戴高乐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这种感情。戴高乐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所遇到的头一个团长是贝当，他教我认识了指挥艺术和指挥天才的意义。”［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戴高乐就这样在步兵第33团开始了独立生活。但不能说，他受教育的时期已经结束。军官勤务强化和深化了他的性格的某些特点。当时在法军中派系习气很浓，尽管共和国多次试图使军队实行民主化，但它仍保留着君主政体军队的基本特征。虽然教堂的作用受到有效的限制，但严格的君主体制却未动摇。

    军队按照路易·菲利普时代1832年通过的法律建立自己的生活。甚至在“德雷福斯案”被揭穿后，一点也没有变。军队仍然是国家中的国家。军官蔑视一切非军人，蔑视议员、议会，特别是政府。因此，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军人没有选举权，形式上处于政治之外。但这只能加强军官对非军人的反对立场。不难看出，这一趋势与年轻的戴高乐的反议会情绪不谋而合。

    职业指挥官可发号施令，决定下级的生死存亡问题，纪律特权不允许对命令进行讨论，剥夺了下级人员的讨论权。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加强人的专横特性。这一点在戴高乐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他过去就很难与人接近，现在当了军官，就更促使他认为孤独是自然现象。军职特别能使人变形，它能增加人的成熟、傲慢和自豪。而戴高乐在就军职之前，早就有类似这些品质的苗头了。

    衔低、职小并未影响戴高乐极其勤勉和认真地工作。他认真给士兵们讲责任与义务，并能惊人地记住每个士兵的生活细节。而且每当随军神父在引用圣奥古斯蒂娜的一句话出现错误时，他总能立即给予纠正，同时他对全团每个人的战斗经历也都了如指掌。可是，军士们不喜欢拘泥细节的青年指挥官。他们发现戴高乐工作非常精细，认为对他们只能起妨碍作用。但是，戴高乐却对这些来自北方的矿工和农民的北方士兵非常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些北方兵粗犷强悍，能吃苦耐劳，将来打起仗来必然大有作为。贝当很喜欢戴高乐对自己的天职如此忠诚。1913年，贝当曾给戴高乐做过这样一个鉴定：“该员从一开始即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对未来有伟大抱负的称职军官。”贝当当时还曾写道：“他聪明能干、恪尽职守，不论在射击训练或教学作业中都表现得很出色。一切赞美均不为过。”这是多么有分量的评价！

    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同时，不论当时还是后来，戴高乐都对上级从不逢迎。相反，他一直保持着自己原有的性格。当然，这不指那些轻率的任性。这里可回忆一个有趣的故事。1913年，有一次，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指导青年军官进行作业，给他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当他向他们讲述1654年的阿拉斯包围战，讲到孔代王子迂回罗堪库尔而使拉斐尔德军队陷入混乱时，突然，青年中尉戴高乐打断贝当上校的话说：“是蒂雷纳元帅在那里，他用炮火压倒孔代，才使阿拉斯得以解围的。”这话看来，当然是不知分寸的。可是，贝当因为早已反对官方强调以运动、刺刀和冲击为基础的军事理论，认为炮兵火力具有重要意义，强调炮兵的决定作用，所以不仅对戴高乐的插话一点也未表示出不快，反而挽起戴高乐的胳臂，拉着他离开其他军官，同他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的各自长处来。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贝当的青睐。此后，这位青年军官也因此更加自信和受到爱抚，更不说从此他以军事历史知识渊博而闻名了。从此，在这位高级军官和这位有才华的青年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然而，纪律重于友谊。1913年法国国庆节那天，贝当下令给戴高乐关禁闭处罚。其原因是当天贝当骑马检阅部队时，戴高乐竟让部队解散了，以致惹得贝当大怒并做出这一决定。戴高乐认为自己冤枉，但也无可奈何，准备放弃次日回巴黎看家的机会。可是，在最后一刻，贝当取消了对他的处分。戴高乐喜出望外，一口气跑到火车站，上车走进一个包厢时，不巧正看到贝当坐在座位上。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赶不上火车吧？”上校说。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人答道。

    “可是，你那时还在被关禁闭哩！”

    “那倒不错。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您一定会撤销的。”

    这时，戴高乐对知识具有很大好奇心，经常阅读《时代报》。这使他的同僚大为惊奇，他们认为这份报纸相当严肃，“共和国”色彩太浓；同时在他的野战箱里还经常装着几份《半月丛刊》杂志。他在和平时期锻炼了自己的指挥艺术，掌握了每个人在20岁本应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地理知识（如同加斯东·鲍纳尔出色的报道所说，他“能对塞纳河的支流了如指掌……”）。

    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几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超过和排挤老牌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英法占有的广大殖民地。德国力图：击败其主要对手——英国，把它的殖民地据为己有；战胜法国，巩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既占的地位；削弱俄国，从其手中夺取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打败比利时和荷兰，占领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置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并与奥匈帝国一起进一步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英国想要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德国，同时削弱自己的盟国——法国和俄国。法国企图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俄国则企图阻止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扩张，巩固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爆发反帝的人民起义。5月，法国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菲斯。7月，德国“豹号式”军舰驶入摩洛哥海域。在德法战争一触怒发之际，英国出面干涉。德国被迫承认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但法国则割让刚果部分土地给德国作为补偿。结果法德关系表面缓和，实际日益加剧。

    在摩洛哥危机还未过去，1911年又发生意土战争。意土战争加剧了巴尔干地区危机，导致巴尔干地区1813年接连发生局部战争，使巴尔干变成欧洲的火药库。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果然，1912年12月，欧洲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这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土耳其的战争似乎已近尾声。君士坦丁堡处于危急之中，土耳其同意休战。但是，奥匈帝国继续进行动员。有鉴于此，俄国在与奥国邻近的边境进驻重兵。俄国推迟老兵复员期限，禁止马匹输出。此时，领导法国政府的彭加勒也蠢蠢欲动。俄国和法国都还未做好战争准备。

    这时，法国军队仅有48万人，德军有83万人。两军相比，法军差35万人。至于有训练的预备队，其比例也不利于法国。但是，法国统治集团的行动表明却仍在走向战争。彭加勒于1913年1月被选为法国总统。

    1913年3月，法国通过了延长士兵服役期限的法令，规定士兵服役期限由2年延长至3年，指望以此来加强战备。但这一举措无济于事。

    更严重的是，被宣称为绝对正确的法国军事学说是：认为基干军起决定作用；忽视必须动员预备队，即忽视军队的基本力量，完全没考虑到未来战争是由空前众多的军队进行的战争。1913年，步兵委员会主席宣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要开始没有后备兵的作战。”当局在战术方面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任何条件，就是进攻。在1913年野战勤务规程中，故意忽视堑壕技术和利用地形修筑牢固阵地。至于军事技术，法国军事学说公然蔑视新成就，认为那些东西太复杂。1909年，总参谋部的代表曾宣称，没有重型炮兵对军队是件好事。战争前夜，炮兵勤务部门坚决抵制实施组建重型炮兵纲要。1910年，步兵总司令宣称，机枪毫无价值。至于对航空兵的蔑视，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及。

    戴高乐中尉看出了总参谋部政策上的这些缺陷。他心目中的绝对权威贝当上校也批评了总参谋部忽视炮兵的问题。贝当和戴高乐两人都来自北方，都信奉天主教。由于在军事观点上不谋而合，他们成了忘年之交。可惜，1913年下半年贝当调离步兵第33团，晋升旅长，当了将军。此后直至1921年达8年之久，两人未曾见过面。

    在贝当晋升旅长前，国防部有位高级官员说，贝当因军事观点有违领导，绝对当不了将军。贝当闻此感到气馁，认为自己的事业已到尽头，甚至到加莱海峡省的圣欧梅附近买下一所房子，准备退休后去住。

    贝当于1913年下半年离开步兵第33团后，青年中尉戴高乐仍留在团里，在第3营第11连当排长。这时，他虽对将领们原有的信念有所怀疑，但仍一心履行自己的天职。他认为，军人天职的实质就是纪律、服从和盲目信任。因此，他像以往一样，不仅不怕战争，而且以直觉的希望，期待着他想像中非凡的法国特殊命运，期待着法国的胜利和伟大。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果然，戴高乐期望的这种机会终于来到了。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为假想之敌，由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担任指挥，在波斯尼亚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黑社会”领导的几个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在街头刺杀身亡。

    这一事件立即成为引发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迫不及待地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和法国表示支持塞尔维亚，而英国则一方面向德国表示要防止战争，一方面加紧备战。德国于8月1日和3日先后向俄国和法国宣战。英国于8月4日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大战爆发前9年，戴高乐15岁那年做了一个恶梦，梦见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自己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没有想到这次梦中所见的事，除阵亡外，都奇怪地应验了。战争一开始的头几天，还未满24岁的戴高乐中尉就接受了战斗的洗礼。法军统帅部在对敌方兵力和企图及己方兵力都估计很不足的情况下，按预先拟定的“第17号计划”同时在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三个方向发起进攻。8月5日，戴高乐所在的步兵第2师第33团奉命越过比利时边界，向那慕尔运动。他们所到之处，正是德军猛烈实施主要突击的地段。德军开始实施早于1905年制定的“施里芬计划”。按照该计划，德军于1914年8月21日一25日在法比边境展开“边境交战”。其目的是入侵比利时，进入法国，经巴黎西部实施迂回，以围歼法军主力。法军统帅部本来对德军的这一计划早已了解，但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戴高乐过去还从未闻到火药味。他在一生中第一次发现什么是他要为之执行自己使命的真正的战争。开始时，一切都还像在机动中一样。后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谈到对第一次真正的战斗的印象时，戴高乐在《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写道：“忽然，敌人的火力开始准确、集中射击。步、机枪的猛烈射击不断加强。幸免于难而未被敌人击中的人，都紧贴着地趴下。他们同呻吟的伤员和无声的尸体混杂躺在一起。仍想站着死的军官们故作镇静，在有些地方士兵们还英勇地手持步枪刺刀前进，还能听到发出冲锋信号的军号声，还有个别官兵英勇向前跃进。这一切在这里都已无任何意义。有时会令人感到，世上任何英雄在火力面前都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戴高乐在敌火力下仍保持坚定不移。然而，他那令人注目的站在仪仗式队形里的高大身体却成了敌人射击的好目标。1914年8月15日，戴高乐的那个排作为第11连的尖刀排，奉命扼守默兹河上的迪南大桥，以阻止德军通过。当他率全排奔向迪南大桥的一瞬间，忽然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在他倒下的同时，副排长倒在他的身上死了。他在地上听着子弹击中其他倒在地上的伤兵和尸体发出的砰砰声。一会儿，他忍痛爬起来随其他伤兵到迪南的一个好友的家躲避起来。这是戴高乐第一次负伤。

    戴高乐的这次伤势并不危险，但要把他送往阿拉斯的野战医院却相当困难。从北方经该市向南方去的难民和士兵川流不息，拥挤不堪。德军进攻顺利，法军被赶入法国腹地。战事发展迅猛，战线无情地接近位于通往巴黎之路的阿拉斯。戴高乐不愿在战争才开始几周就落于德军之手。他离开阿拉斯，先去巴黎治疗，在巴黎圣瑟夫医院做了伤口清洗手术。但不久德军逼近巴黎近郊，9月2日，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后来，他又去里昂和夏朗德省的医院进行治疗和康复。

    在戴高乐住院期间，法军在霞飞、加利埃尼和福煦几位败而不馁的将军指挥下，于1914年9月进行了马恩河会战。会战结果，法军获胜，德军被迫后退。

    1914年10月2月，戴高乐在离开战斗生活3个月后，即第一次负伤康复后重返位于香槟战线的步兵第33团，并成为上校的助理。不久，步兵第33团已调往马恩河畔夏龙占领阵地。这时，双方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作战形式由机动战转为阵地战，部队进入地下，基本上只进行一些小规模战斗。由于作战中机智勇敢，戴高乐于1915年1月20日在第2师命令中受到表彰。命令说，他在“极危险情况下，多次侦察敌阵地，获取众多有益情报”。

    少年戴高乐1915年2月，戴高乐晋升临时上尉。同年3月初，在香槟的战事激烈起来。法军预计实施几次进攻战役。3月5日，戴高乐在香槟前线梅斯尼尔一雷斯依尔吕斯第二次受伤，一块弹片炸伤了他的左手，虽属轻伤，但因感染而被送进医院。直到1915年6月，他才康复回到团里。他于9月3日，被正式授予上尉军衔，10月30日被任命为第3营第10连连长。

    1916年2月初开始，德军统帅部决定在东线进行防御，而在西线则对法军战线右翼部队所依托的“凡尔登突出部”实施突击。德法军队在凡尔登地域的这次交战史称“凡尔登战役”。由于这次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众多，伤亡惨重，所以这次战役又有“凡尔登绞肉机”之称。在这次战役中，德军开始动用17个师，由威廉皇太子亲自指挥，于2月21日发起进攻，至25日攻占法军3道防御阵地和都奥蒙堡垒，使法军防线被分割成数个小段，与后方的交通联络也被完全切断。显然，凡尔登形势告急，整个法国的命运也系于此役。在此万分危急之际，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于2月25日命令第2集团军投入交战。据此，步兵第33团第3营第10连应开赴被德军刚刚占领的都奥蒙堡垒附近的战线，接替步兵第110团，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一天夜间，戴高乐奉命率第10连官兵乘车开赴指定位置后，第二天天气阴晦，满布弹坑的大地上尸横遍野，出人意料地没有恢复战斗。戴高乐紧张地等待敌人冲击的战斗间隙持续了48小时。3月2日早晨6时半，忽然间，相对的沉寂被可怕的隆隆炮声打破。敌火力和钢铁巨流向法军倾泻。法军损失惨重。法军的机枪火力未能阻住敌人冲击。在情况极为严峻之际，突然有人喊道：“上尉，您看，有援军来了！”戴高乐精神为之一振，但一看，原来那是德军，他们把自己的尖顶头盔换上了从法军尸体上摘下的平顶头盔。第10连余部陷于敌人包围之中。戴高乐企图组成环形防御，但防御圈仍被挤得太紧，太小。于是，他指挥所余士兵上刺刀进行白刃战突围。在进行激烈的白刃战时，戴高乐忽然感到大腿一阵巨痛，便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当时，团长布多尔上校在阵地上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第10连余部如何被敌人歼灭和连长如何倒在地上。因此，他认为戴高乐已经阵亡，除把这一情况报告上级外，也通知了戴高乐的双亲。根据布多尔团长的报告，时任凡尔登战区司令官的贝当下令“追授”戴高乐上尉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签署一道表彰令。令中写道：“以德智兼备而闻名的连长戴高乐上尉，在其营遭敌猛烈扫射、受到重大伤亡、全连被敌四面包围的情况下，鼓舞并带领所部投入勇猛冲击，与敌展开激烈白刃格斗，但不幸在激战中壮烈阵亡，不愧为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然而，谁都没想到，在贝当和戴高乐双亲为戴高乐“阵亡”而惋惜和无比悲痛的时候戴高乐正与德军在一起。原来，戴高乐并没死。他的一条大腿被刺刀刺中，受重伤，在昏迷中被一个刚刚同他拼刺刀的德国士兵救起，当了俘虏。当他醒来睁眼看时，如他后来所说，发现在他身旁的就是他刚刚在白刃格斗中与之拼杀的那几个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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