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尔军校执教，到军事学院深造。

    反对陈旧的军事思想，引来烧身大祸。

    上司打击，毕业后被派往部队专管冷藏。

    戴高乐与伊冯娜结婚不久，从波兰回国，于1921年10月1日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军事历史副教授，从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崭新阶段。

    这时他想，像他这样年龄的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已征服近半个世界，法国的拿破仑已当了多年将军，奥什在大革命中也已当上了4年元帅，而自己已经31岁，却还是个区区上尉。他感到似乎真的生不逢时，时运不济，没得用武之地。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坐待良机，决心要在军事教学中施展才华，积累资本，去迎接好运。

    戴高乐回圣西尔军校执教后，在科乐内尔的布勒瓦尔找到一所公寓，和妻子在那里居住。那公寓恰巧位于军校和贝当家的拐角处，地铁几乎就从他们头上通过。由于教学任务不重，每周只上几小时课，所以他有相当的业余时间在家里陪伴妻子或自己备课和写作。

    1921年12月8日，伊冯娜生了第一个男孩之后，他们又搬到远离贝当家的一处更宽敞的住所居住。他们为表示对贝当的敬意，以贝当元帅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菲利普。贝当则借机送给戴高乐一张照片，并在照片上题词：希望小菲利普继承父志。

    戴高乐决心把课讲得出色、动人。不过，尽管他在因戈尔施塔特曾经常给难友们做过报告，在波兰曾借助翻译给波兰军官上过课，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而且口齿伶俐，博闻强记，历史知识也不错，但还不足以得到学员的满意和信任。他的身材过高，体形不雅，姿势呆板，而且喉音又有点重，极易嘶哑，这一切都增加了他同学员们接触的困难。教员的一些令人感到奇怪和不习惯的动作都会引起学员的嘲笑。况且，戴高乐这个表面沉静的人讲起课来往往非常激昂，容易冲动，会渐渐陷入神魂颠倒的状态。这对一个教员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讲课时即使稍有一点失控，都会很快引起不良反应。只有真正是个很好的演说家，才能打动人心。幸亏，戴高乐就是这样的一位演说家。

    关于戴高乐上尉讲课时的情况，有一个学员在其笔记本中曾根据印象做过一次颇具代表性的描述。他描述的是，戴高乐讲述在1870年战争中的一次不幸，特别是在维尔特附近失败的历史情况。由于将领们无能，调动军队错乱，导致法军3．5万人对德军13．5万作战。法军士兵虽然作战英勇顽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击溃。关于法国军事史上的这一悲剧，戴高乐在结束其讲课时，曾这样说道：“就这样，麦克马洪元帅大哭着走在自己的士兵中。突然一个步兵上士向他提问道，‘元帅阁下，我们真的因怕死而惊慌失措了吗？”’

    这时，戴高乐用右拳一擂讲台，继而突然以响亮的声调说道：“没有，他们没有被死吓倒！请起立向为不幸而忧伤，但未丧失任何自豪和勇气的人致敬吧！”

    他的学员们屏息后有的脸上一阵发白，有的脸上一阵发红，还有的眼里落下了泪。本来是非常令人伤感和有些夸张的东西，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显得很自然，很有感染力。这样，他讲起课来，总是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使历史真正起到了活教师的作用，深受学员欢迎。

    但是，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轻教官都向往进军事学院深造。自然，戴高乐也不例外。果然，他于1922年5月2日顺利考取军事学院。在129名录取的考生中，他名列第36。

    由于在圣西尔军校的基础，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府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这所学府的任务是培养能领导司令部工作和指挥兵团作战的有潜力的将军。戴高乐在这里虽又当了学员，但其水平却不同了。他这时比入圣西尔时大了10岁，经历过战争，受过伤，当过俘虏，也成了家。他指望并确信一个特殊使命在等待着他。他在这所高等学府有个同学，名叫沙文，后来当了将军，有一次对戴高乐说：“我感觉您注定会走大运。”

    任何处于戴高乐地位的其他人都可能对这一说法置之一笑。但戴高乐却坚定沉着地、满怀信心地说：“是的，我也有此感觉。”

    戴高乐的另一个同学叫拉法尔格，当时也是上尉，后来也当了将军。他在其《来自哈斯科尼的步兵》一书中，给戴高乐画了一个有趣的像。关于戴高乐缺乏稳健性、忽视现实和不可思议的固执等情况，他写道：“戴高乐总是非常坦然，走起路来，挺着胸，十分傲慢，一本正经，好像他把自己的雕像搬出来，让他阔步前进一样。”

    戴高乐的举止虽然如此不寻常，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优点、感情，处事很有分寸，对那些甚至不太喜欢他的人，也怀敬意。拉法尔格曾多次在批判戴高乐后承认：“戴高乐个子比我们都高。他实际上并不怎么高傲和盛气凌人。当然，他与我们相比，比较寡言，感情不太外露。但他总是平易近人，健谈，说话新奇、幽默。”

    拉法尔格特别强调戴高乐的尖锐的讽刺。他还说：“在军官食堂的大厅里，为了欢迎两位西班牙同学，我们正在即兴表演一场斗牛游戏……戴高乐像一个沉默的巨大幽灵在这场转动的漩涡中走来走过，从不参与这场狂乱的斗牛，却又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个细节。此刻，当我和威尔辛格的腿绑在一起跳着飞跑并经过戴高乐身边的时候，我听到他喉咙里进发出的声音：“在所有两个人合伙的游戏中，总有一个要被另一个牵着走。”尖锐的讽刺和蔑视人的幽默，是戴高乐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不过，戴高乐却很喜欢交友。他的周围都不是些胆小鬼和循规蹈矩的人。每星期他总在家里接待他的三位校友，他们也是上尉，均非平庸之辈。一位是乔治一皮科，研究所成员的继承人；另一位叫布里杜，其父为将军，死于大战之中；第三位卢斯托诺一拉科，是贝亚恩地区的农民和女小学教员的儿子，同届毕业生第一名。戴高乐很赏识前两人的智慧，但1940年后，他们却站在同他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乔治一皮科先到叙利亚，后去阿尔及尔，再后回巴黎。戴高乐永不原谅他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时拒绝参加戴高乐的队伍。第二位成为维希政府的陆军部长，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判处死刑，死前担任佛朗哥军事顾问。卢斯托诺一拉科类似落拓不羁的达达尼昂，忽儿充当维希派，忽儿成为反维希分子；他声音洪亮、眼光敏锐、个性孤独，是个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出色的论战者；他暗中与戴高乐的密使进行过谈判，后来被流放，死时为将军和左翼议员。

    在谈到维希政府时，也就不能不想到过去戴高乐同贝当元帅保持的亲近关系。元帅曾请他到家里长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非常能干。

    尽管在那些年戴高乐与乔治一皮科、布里杜、卢斯托诺·拉科等人过从甚密，但当时他们之间仍有一定的界限。这种界限，与其说是来自信念差异的结果，勿宁说是来自性格不同的结果。戴高乐从到军事学院学习开始即明显表现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一条原则，就是言行符合信念。这种原则性让戴高乐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当上尉12年没有晋衔，这决不是偶然的。

    戴高乐一进入军事学院就发现他与那里的学术气氛格格不入。当时在军事学院学术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战术理论。因福煦元帅而享誉中外的战术教研室主任换上了穆瓦朗上校。此人虽有学识，一丝不苟，能力很强，但很学究气，是先验论方法和“阵地战”战略的辩护人，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理论的主要代表。他竭力维护这一所谓“既定”战术理论。这一理论来自1914～1918年的经验，其主要观点是：防御战术是最有利的；任何运动、机动都是极危险的；火力威力决定一切。按照这些思想，必须预先选好战场，在战场建立火力优势，等待敌人进入自己的火力圈。而且预先拟定的行动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改变。戴高乐认为这种办法有致命危险，并与其相反，根据不可能预见的情况，提出了自己在战斗行动中的战术理论。他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是：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战，将是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运动战。他的思想充满了他的精神导师贝格森的精神。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在第一学年时，戴高乐还比较谨慎，虽有时也会向教师提出意外问题，使教师尴尬，但对官方理论不公开攻击。正如他自己笑言，这是为了能被允许“进圣餐”。

    1924年3月，戴高乐根据在战俘营时从各种德文报刊上所收集的大量资料撰写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终于问世。这是戴高乐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当时印数不多，只有1000册，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佳作，有识之士已能从中看出戴高乐切中时弊的尖锐目光和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全书除前言外，正文由5章组成。

    在前言中，戴高乐阐述了他多年所形成的一个观点：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不会被意识形态改变的特点。正是这一观点对他影响至深，使他后来成为向社会主义国家伸出橄榄枝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元首。

    在前言中，戴高乐还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心中的花园。他说：“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颗大树想以自己的浓荫窒息其他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池塘无增添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有时会发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于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47～4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相形之下，他把德意志描绘成这样一个民族：“生性好高骛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治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同上，第47页。

    同时，他也清醒而客观地看到，德意志这个民族一向知道如何显示其克敌制胜的集体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以指导和协调此种努力为己任的德国军事首领们表现得勇敢顽强、富有进取精神、必胜意志以及运用人力物力方面的巨大魄力。该书正文的前几页里，关于德国克罗克将军拒绝服从总参谋长小毛奇的问题，戴高乐引证凡尔登战例，指出：“在战争中，除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可以普遍采用的体系，起决定作用的只是实际情况和个人性格。”

    戴高乐在正文中指出：1914年8月，由于冯·克鲁格将军指挥的逼近巴黎的德军缺乏纪律，军官横行霸道，这有利于法军，所以导致法军后来在马恩河取得了胜利；海军元帅蒂尔皮茨宣布要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并在同贝特曼一霍尔维格首相的斗争中获胜，这促使美国参加了协约国方面的战争。书中还指出：德国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盟军指挥部；鲁登道夫企图建立自己的独裁，企图把贝特曼一霍尔维格逐出政治舞台，从而导致德国政府于1917年面临危机。他描述了德军及其领导人物兴登堡、鲁登道夫和蒂尔皮茨的活动，指出：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强使政府接受他们的决定，这正是德国失败的一个最重的原因。总之，他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事当局采取了以军事独裁的形式蚕食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政策。军人不尊重政治制度。国家权力的竞争违背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原则。

    但是，《敌人内部的倾轧》不是一部纯历史著作。他几乎没有触及德国失败的这样一个因素：协约国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方面比德国占有巨大优势。所以在阐明德国失败历史的意义方面，该书有一定的局限性。

    戴高乐在该书中还借助在德国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来提出一些与法国军事上层针锋相对的思想和原则。法军上层代表人物常常颂扬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活动，而戴高乐则彻底揭露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活动，指出其对民族利益造成的极其有害的恶果。该书最主要的思想是说明：军事当局在战时，特别是在战时，应该服从行政当局，即服从国家；只有行政当局（国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制定军事策略和战略。该书指出，军事当局压制国家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更普遍和广泛的观点是，军事行动及其方法和目的应决定于政权，决不应使一切都服从作战需要。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与法国军事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完全对立的。几十年来，法国军事领导人极力争取把军队变为不属于国家的某种群体。他们拒绝共和政体要对军队施加影响的一切试图。尤其是，军队要凌驾于国家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就是如此。议会、政府、警官、情报和司法部门，都得服从以霞飞为首的总参谋部。只是在出现残酷的斗争和尖锐的矛盾之后，这一军人独裁体制才于1916年12月被推翻。但是，后来军事统帅仍不时争权夺利。这明显地反映在如福煦和克莱蒙梭之间的斗争上。

    戴高乐的书中所谈的主要是德国问题。但那是在“指桑骂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戴高乐本人也对读者清楚地承认他从德国经验中得出的那些结论的普遍意义。这部书是戴高乐对法军上层斗争的开始。根据在该书中所表述的原则，戴高乐为法军改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该书中还反映了戴高乐的其他一些与穆瓦朗有分歧的思想。他否定军事战术上的教条主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强调经验、直觉和灵活性的意义。

    1924年6月，学习临结业时，学院要求学员必须参加演习，指挥实兵兵团行动，展示自己的战术素养。戴高乐主要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而穆瓦朗的理论是错误的。1924年6月17日，在洛林区离科隆贝数公里的巴叙欧伯接近地的演习中，戴高乐接受考核：指挥一个军作战。在整整一天演习中，他不断引证直觉的战略解答问题，坚决拒绝“阵地战”战略。这是对官方教学的最明显的否定。傍晚，演习快到讲评的时间了。穆瓦朗上校因对戴高乐的态度心怀不满，想找个借口使戴高乐难堪。于是，穆瓦朗突然向戴高乐提问：

    ——“你右翼师左翼团的辎重队的位置现在在何处？”

    戴高乐把脸转向他的参谋长说：

    ——“夏托伟厄，请你回答。”

    上校大为生气地说：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以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级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夏托伟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原认为在演习中打败仗也比违规好的穆瓦朗上校捂着脑袋，看着戴高乐违反他过去所教的一切原则，而出其不意地采取一些奇怪的大胆行动，便大喊道：“这是亵渎行为！”戴高乐回答说：“但我指挥的战斗却打赢了！”

    很多人说，戴高乐当时如果不赢穆瓦朗可能还好些，因为穆瓦朗后来一直千方百计与戴高乐为难，为戴高乐晋升设置障碍。

    演习结束后，接着要对每个学员的学习成绩进行总评了。总评的成绩一般分为“优秀”、“良好”、“好”三等。所谓的“好”意味着勉强及格。在给戴高乐总评时，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评委会的委员们多认为，戴高乐记忆力强、知识渊博、作风果断、目光锐敏，但难以与人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因此，争论的问题不是是否给他评“优秀”，而是给他评“良好”或“好”。该院副院长迪菲厄将军主张给他评“良好”，而穆瓦朗上校则带头坚持给他评“好”。在他们争吵不休之际，适逢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元帅外出视察。他得知此事后，明确表态，进行有力干涉。为此，他召见军队高等教育事务主任德拉尼里安将军，让他提示迪菲厄将军给戴高乐修改总评。因为贝当认为，应给戴高乐评“优秀”，并断言戴高乐是年轻人的希望。但是主持学院领导工作的副院长迪菲厄将军既未接受贝当元帅的意见，也未接受以穆瓦朗上校为主的多数评委的意见，而采取折衷方案，给戴高乐总成绩评为“良好”。这样，戴高乐在军事学院毕业时名列第5名。

    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向法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抵抗德国法西斯几乎与此同时，穆瓦朗上校给戴高乐写了这样一份鉴定：“该员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且严肃认真、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这大大损害了他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法］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第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戴高乐在加布里埃尔宫礼宾大院里得知上述消息后，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以后不当上院长，我就不回这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我不给它来个大翻个才怪哩！”［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戴高乐为何如此大发雷霆呢？因为这样的总评和鉴定意味着给他埋下了祸根，使他受到了一生中继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之后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本来，如果戴高乐的总成绩评为“优秀”的话，他毕业后就会被分配到总参第三局（计划局）工作，更好地发挥他的战术专业特长。但是，因为他的总成绩是“良好”，所以只能另行分配，被分配到总参第四局（运输供给局）工作。为此，戴高乐怎能不感到大失所望，闷闷不乐呢？

    但是，不管怎样，他还得服从军事学院的分配。临行前，他怀着委屈的心情，到荣军大街法军总司令部去向贝当元帅告别。贝当对戴高乐深表同情，坦率地对戴高乐说，他将设法给戴高乐在他的总部里安排个合适的职位，同时，他还说总有一天他会同军事学院的那帮人算账！

    结果，戴高乐于1924年6月到总参第四局报到后，开始在总参参与运输和供给业务。几个月后，他又奉派到驻美因茨的法军莱茵区占领军司令部工作。实际是专管冷藏工作。他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真是奇耻大辱。

    这样，他重又到了德国。但是，这次他不是俘虏，而是占领军的军官。不过，他这时又像战争之初一样，因为上述情况而为法国和它的军队感到屈辱。1923年1月，由于德国未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及时交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法国彭加莱政府又派往鲁尔区5个法国师和2个比利时师。其直接目的是迫使德国按时交付赔款。但主要目的是想控制鲁尔的矿业和工厂。可是，昔日的盟国——美国和英国都不支持法国，而是支持德国。法国鲁尔冒险的结果是，不仅被迫减少了德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反而要法国付大笔占领费，而且法国还被迫从德国撤军。这一伤害尊严的结局引起了戴高乐的极大痛苦。由于撤军，戴高乐在德国只呆了3个月。这时他感到，无论如何不能不警惕德国沙文主义在抬头，甚至公然准备复仇。德国经常引起戴高乐的沉思、疑虑和担心。在羞辱和担心中，他常想起临离军事学院时贝当元帅给他的允诺，暗想总能有良机大展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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