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相助，场眉吐气。

    回军事学院演讲，趾高气扬。

    为元帅著书，给两人的关系投下阴影。

    特里尔当营长，为战士披麻送葬。

    携妻儿去中东供职，为正确处理非殖化问题打下了根基。

    1925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军事评论》上发表《先验论和时机论》。这是他对军事学院空论派的有力反击。在当时，该文特别引人注目。

    在离开军事学院9个月后，1925年7月，戴高乐终于被贝当救了出来，被调往贝当元帅的办公室工作，做贝当元帅的幕僚。这时，贝当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实为法军首领，因为主席由总统兼任。于是，戴高乐到荣军院大道46号定居。从此以后，在戴高乐办公的房间里，只有整个大楼都已入睡，才能看到熄灯。戴高乐对这一工作非常满意，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人们常可看到他上下班时头戴黑色圆礼帽，挥着手杖，趾高气扬地大步穿过战神广场的花园。

    元帅没有忘记过去曾在阿拉斯跟随自己工作的少尉。他原来看到从军事学院毕业又如此能干的一个军官竟未能分到一个较高的职务，感到惊讶和愤慨。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决定运用自己的职权来纠正这个错误。他听说过戴高乐上尉和穆瓦朗上校之间的争论，认为戴高乐是正确的。现在他把戴高乐调到了自己的身边，戴高乐应感到如愿以偿、万事如意吧！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当戴高乐受命就保卫法国边境的要塞和其他防御工程的作用问题准备一个报告时，情况就开始复杂了。

    这个课题已列入关于在法国北部和东部构筑防卸工程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自1920年以来即在军界和政界进行了讨论。拥护这一计划的人断言：战争表明，对防御战术有利，在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法国无意扩大领土，只需要可靠的防卫手段，因此，应建立起难以接近的筑垒线，以永远保障国家安全。在这里，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些基本的东西，如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法国构筑防线，等于预先告诉敌人法国在未来战争中将采用什么作战方法，从而可让敌人老早就准备好反措施。上述有害论点都是法国军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的产物。但是，经过长期辩论，后来议会终于在1929年12月通过法案：耗资3．5千万法郎，修建一个巨大的防御工程体系，史称“马奇诺防线”。这一体系自然成了法国总参谋部全部战略的基础。不难看出，“马奇诺防线”的思想完全符合穆瓦朗上校的防御理论。而这一理论是戴高乐坚决反对的。但是，全部的复杂性在于，戴高乐的靠山贝当元帅本人也是修建这一防线的拥护者！戴高乐面临令人非常不快的境地，因为要他去证明为他所绝对否定的思想是正确的。

    戴高乐经一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这个课题。1925年12月1日，在《法国军事评论》上发表了他的这篇论文《法国筑垒工事的历史作用》，令人赞不绝口。与那些不怀好意的断章取义的看法相反，这不是对未来“马奇诺防线”的赞扬。他在该文中，开始先分析了这一问题的一些历史和地理要素。之后，他表述了自己对法国安全的观点。他的观点与法国官方代表们的腔调格格不入。他们当时大谈世界和平，似乎由于有国际联盟的保障，有与德国“议和”的政策，又有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本人的保证，世界和平是牢不可破的。

    戴高乐在文中写道：“不久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尽管法国的军事准备非常好，国内又史无前例地统一，但是它在北部和东部的脆弱边界还是被敌人攻破了。在头几次会战刚过8天，法国人就听到了敌炮在首都城下的轰鸣。尽管此时主要的敌人变弱，暂时保住莱茵，收复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与比利时结成联盟，卢森堡表示善意，国际机构得以建立和发展，但是，一回忆起敌人的局部侵入，回忆起因忘记和忽视边境的不利条件所付出的代价，就深感沉痛。边境条件不利的弱点，大概是法国的特点。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自然环境都很有利于国防。法国的这一绝对和相对的弱点引起历代政府的不安；历代政府都试图依靠扩大领土、签订国际条约或构筑筑垒工事，来弥补这一不足。根据不久前的一系列经验，法国决定放弃扩张领土，而与别国结盟，力求发展某些国际机构。”但是，法国应不应当加强自己的边界呢？

    根据首长的方针，戴高乐对这一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一方面让步，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与官方路线显然相反的附加条件。他断言，决不应把全部法国军事理论建立在只用强大防线的基础之上，否则会注定导致军队的消极行动。对于筑城线，他认为筑垒点只是军队多样化机动的基础。可见，他表示妥协，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拒绝让步。在贝当元帅的周围，有人称赞这篇论文，也有不少人对这篇论文提出异议。戴高乐在把筑垒线问题同军事理论联系思考后，觉得自己的行动可能轻率。他很清楚地发现，元帅对他的庇护有不利的一面，因为限制了他的独立性。要完全按贝当的意见行事，他已深感困难，因为过去有时也批评过官方战略方针的贝当，此时已经70岁高龄，在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问题上他已成为落后代表的支柱。因此，后来戴高乐说：“元帅1925年即已经死亡。”

    然而，戴高乐和元帅之间仍保持着昔日的关系，而且元帅还继续庇护他。戴高乐不再就战略战术问题做一些故意令人注意的报告来阐述自己的特别观点。这也是因为他要埋头写作。贝当因看过他的许多论文，特别是《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很欣赏他的文笔，同时又知道他的历史知识渊博，所以决定要戴高乐为他撰写法军的历史。戴高乐欣然接受这一特殊使命。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埋下了他们两人后来决裂的种子。

    1926年底，戴高乐被列入晋升少校的名单。在上级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的挚友吕西安·纳香少校向他祝贺。他说：“升迁固然是好事，但这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有所成就。”

    这时，贝当元帅对戴高乐的工作感到满意。他开始想到应实现对戴高乐所做的第二个诺言了。1926年的一天，他对军事学院的新院长埃兰将军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而这位新院长是阿尔萨斯人，颇有眼光，也已认识到机械化战争的巨大潜力。1927年，贝当顿生让戴高乐去军事学院进行报复的妙计。这不仅是为了让戴高乐报仇雪恨，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因为他想到，25年前，他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时，因鼓吹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职。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提升教授过程中，又因主张“火力优越”冒犯了那些主张“刺刀冲锋优越沦”的正统派专家们，使他的晋升遇到过挫折。另外，贝当还指望戴高乐在讲演中能把他这位老“凡尔登英雄”的形象描写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一天，为落实这一计划，贝当元帅给埃兰将军指示说：“请你近期在学院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我来主持。我要把几位教授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这样，第一讲于1927年4月7日在军事学院圆形大会堂举行。参加听讲的人为两届学员和全院教员和干部。元帅在埃兰将军陪同下，带着戴高乐进会场时，教授们竞相让路，请元帅先行。可是，元帅让戴高乐上尉走在前头，真像演戏，会堂里座无虚席。全身戎装的戴高乐洋洋得意地走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在桌上，把佩剑置于一侧，然后，从容不迫地摘下他那副洁白的手套。

    这时，贝当元帅站起来，开门见山地郑重宣布：“先生们，今天由戴高乐上尉做报告，大家要注意听！”接着戴高乐泰然自若地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是他这次讲座的第一讲，题目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他讲演时不看讲稿。一开始他就熟练地引用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作家的名言警语。他的记忆力和口才使许多人折服，也使一些人恼火。有人觉得他讲的就是坐在台上含笑的贝当元帅，贝当也觉得他讲的是自己。也有人觉得他讲的是他自己。又有人觉得他讲的既是贝当，也是戴高乐，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对他的演讲，有人惊喜，有人忌恨。特别是当他讲到：“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甚至使人讨厌。即使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生涯中也很难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有些被激怒的老教授们觉得，他的这番话也是既指贝当，又指戴高乐。因为贝当在1914年前一直受到压制，未能晋级，而戴高乐虽才华出众，在军事学院毕业时得了“良好”成绩，结果被派去管冷藏。尤其有些教授觉得他所说的“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就是指的自己。于是，他们感到受了羞辱，如坐针毡。但是，由于有元帅在场坐阵，他们也不敢随意离去，只得憋着气违心地听讲，一直听到散场。

    一周后，戴高乐仍由元帅领着举行了第二次讲演。再过一周后，戴高乐又在同样仪式下做了第三次演讲。

    第二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在这一讲里，在谈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时，他颂扬了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前者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曾未执行拿破仑三世的命令，却打了胜仗，荣获公爵和元帅称号。后者在1914年虽有违上级命令，却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特别是在谈到费希尔对海军上将杰利科的评论时，戴高乐原原本本地引证费希尔的话：“他具有纳尔逊的一切品德，只是不知道如何违抗命令。”［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不少人认为，在军事学院里大谈特谈违抗命令反能取胜的观点非常不妥。

    第三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威望”。戴高乐在这一讲里又谈到了领袖人物的品质。他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地见其形，但其影响却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同上，第58页。有些人一听到这些话就已认为讲的是贝当，后来又认为这完全是戴高乐他自己。

    这三次雄辩的报告折服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多数人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博引强记、铿锵有力的演讲所倾倒。也有些人，特别是那些老教授们，对第一讲感到气忿，对第二讲感到厌烦，对第三讲感到平淡。一些人认为他的演讲犹如自我画像。另一些人认为，他的演讲是对贝当的颂扬。事实上，戴高乐在讲话里所塑造的二位兼而有之的人物，既有贝当的许多特点，也有戴高乐自己的才华。贝当在报告里是被列举的惟一的当代健在的大军事家。显然，戴高乐演讲达到了贝当预期的目的。贝当对这次演讲自感满意，戴高乐也感到扬眉吐气。

    被俘上尉戴高乐（右）（1916年3月）但是，总的来说，演讲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他那令人感到不习惯的和意外的动人而夸张的声调，使得听众产生了敌对的情绪。由于军队的头号人物贝当元帅如此示威式地庇护，引起一些听众的嫉妒和仇视，从而更加深了听众对戴高乐的敌对情绪。他们觉得，戴高乐是个名不见经传但很自负的上尉。

    然而，经贝当允许，不久后，戴高乐在索邦（巴黎大学）给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重做这些报告时，效果却全然不同。听众们虽然对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并不甚了解，但看到戴高乐记忆力非凡，旁征博引，对史实年代了如指掌，对名人言论引用自如，不禁钦佩不已。在这里，戴高乐以其文化、独创和勇气，以及激昂的表达姿势，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不管怎样，这些演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了戴高乐的动力，推动他几年后写出了一部标题令人感到惊奇的新书《剑刃》。

    此后，贝当元帅一直把戴高乐视为军队的希望，并常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戴高乐则埋头按贝当的主意撰写法国军队的历史。经几个月的努力，戴高乐写完了1914年前的所有部分。贝当感到十分满意。但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考虑到有很多问题涉及贝当本人，需要慎重考虑，戴高乐就把撰写工作停了下来。

    不久，戴高乐在当了12年上尉之后，于1927年9月被正式批准晋升少校，戴上4条纹肩章，并同时被破例任命为法国驻德国莱茵区占领军第19轻步营营长。自此，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工作。

    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后，奥德中校接替了他的工作，并接过了经元帅细心修改的《法军历史》一书的手稿，而且很快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戴高乐。戴高乐回信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人，直到目前这个人就是我……我反对在书中破坏我的思想、我的哲学观点和我的风格。我要把我的意见告诉元帅。”元帅接到他的信后，愤怒之下，中断了奥德的工作，并给戴高乐回信说：“你是根据我的指示撰写的，这是一项公务。”这样，他们之间产生了无可挽回的不和，但双方都秘而不宣，外界也一无所知。不过，从此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投下了一个阴影。

    戴高乐于1927年12月离开荣军大院，即携妻子和3个孩子来到第19轻步兵营驻地特里尔上任。由于常常要向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展示优秀部队，戴高乐的营就成了法军闻名的一支精锐分队。

    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戴高乐整天要求士兵们参加战斗演习、执行警戒勤务、强行军、队列训练、打靶和各种竞技活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有时还要听他做报告。考虑到该营青年军官虽战后受过军事教育，但未参加过实战，缺乏对战争的仇恨感，所以他的报告内容多为战史或战略战术。官兵们常对他的报告听得着了迷，全营721名官兵都很爱戴他，把他视为尊敬的偶像。

    有一天，未报上级批准，他自作主张带领全营官兵搞了一次急行军，拂晓出发，当晚返回特里尔营地。临行前有人提醒他说，此违纪错误，按纪律条令规定，会处以两周禁闭。但戴高乐毫不在意，并很自信地说：“准保没事。”果然，事后上级未予追究。

    1928年冬，摩泽尔地区出现严寒，气温下降到零下25℃，一些有名的葡萄园因冰冻受灾，法军中爆发流感。在特里尔有30多名士兵病死。这一消息传到了巴黎。第19营中有些对战斗训练紧张不满的人向议会告状。据此，议会派出一个高级工作组到特里尔进行调查。结果工作组查明情况，并由成员皮科上校向上做了报告。报告表明，第19营的工作很出色，堪称典范。报告人通报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插曲。在流行病猖獗时，士兵古罗病死；他身后没有任何亲人，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那时，少校营长戴高乐竟断然身穿丧服为死者送葬。

    议员们听到这一情况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在政府办公的彭加勒总理听到这一情况时，特别表示称赞。戴高乐对士兵的关注和尊敬后来变成了他对全体法国人的永远关注和尊敬。

    就在这年，戴高乐个人遇到了不幸。那时，他的家住在营房对面摩泽尔河边一所简朴的房子里。他每天快步过桥去上班，中午自己在军官食堂里吃饭，到傍晚过桥回家陪妻子和看孩子。1928年1月1日，伊冯娜生了第二个女儿，叫安娜。因生产前几天伊冯娜一次外出被汽车撞倒，受过惊吓，或因戴高乐父亲与表妹结婚，隔代遗传影响，很快发现，这孩子患严重的先天性弱智病。当时有人建议把她送到育婴院去，但戴高乐夫妇对安娜特别溺爱，总想把她留在身边，更好地照顾她。伊冯娜给她的一个朋友写信说：“只要安娜能同别的女孩一样成长，我和戴高乐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不知为什么，可以说1928年对戴高乐来说是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又发生了一起险些使戴高乐受到关禁闭60天处罚的事件。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士兵觉得，在他国异乡的特里尔，气候寒冷，训练严格，生活紧张，纷纷想通过各种关系调回本国到条件舒适的地方服役。戴高乐对此十分恼火，断然向全营官兵宣布：对试图调往他处服役的人员必予惩处，决不姑息。不料，此后不几天，戴高乐收到上级一个电令，要调走该营的一个士兵。戴高乐大发雷霆，不仅未让这个士兵调走，反而把他关了两星期禁闭。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个士兵的后台是一位议员。这位议员得知此事后，便向陆军部告状。陆军部下令调查。驻莱茵区法军司令吉纳马将军立即对戴高乐大加申斥，并警告他说，这是不执行陆军部长命令的严重违纪行为，轻罚要关禁闭60天，重罚则要被撤职。戴高乐见势不妙，速往巴黎荣军大街总司令部向贝当元帅求救。幸得元帅向陆军部长保罗·潘勒韦说情，戴高乐才免了这场灾祸。

    1928年8月27日，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正式签订。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白里安为之欢呼。一年后，白里安提出泛欧洲计划，认为该计划可作为绝对消除战争的可靠手段。但在德国，佩戴“卐”字袖章的冲锋队员的队伍已在行动。年轻的希特勒信心十足地想夺权。鲁尔的主人们正欲寻找“强有力的人”；秘密改装已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戴高乐亲眼看到德国的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正在急剧地发展。所以他完全同意安德烈·塔尔季埃在议会上发表的声明：“白里安先生，您的政策，这是随波逐流的死狗政策。”

    戴高乐从不对那些被白里安的持久和平奢谈弄得昏昏欲睡的人抱任何美好希望。这时，与德国议和的乐观情绪使得戴高乐感到愤慨。他感到未来将很昏暗。1928年底，他在给吕西安·纳香的一封信中说道：

    “事件的进程，有力地打破了欧洲现有的一切协同一致的和其他可贵的壁垒。不可以不看到，德国侵奥在即。之后，德国将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夺回被波兰从他那里攫取的一切。再后，德国就会向我们要阿尔萨斯。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

    戴高乐愈益愤慨地看到，那些最高军事领导人洋洋得意地自认为是1918年胜利的缔造者，极力想维护他们的经验和方法，千方百计地阻挠实现任何新思想。他们指望，法军在未来战争中能躲在筑垒工事后苟安；现正对构筑这种工事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军队的技术装备却停滞不前。

    1929年6月20日，戴高乐在给纳香的另一封信中，唉声叹气地写道：“现在当个军人真是活受罪！但又不得不当。过不了几年，他们将紧拽我们的军服后摆，央求我们拯救国家，到那时，首先出来央求的是那些群氓。”这些话既反映了他一时的悲观情绪，也反映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到1929年底，戴高乐在莱茵区供职期已经届满。由于对陆军的幻想已经破灭，加之自己又不愿重回陆军总部，戴高乐主动要求调往黎凡特工作。也有的资料说，他是因为受到军事学院一帮人的排挤，而被迫要求去黎凡特工作的。

    黎凡特这个词今已少用，所指范围包括地中海东岸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400余年的几个行省。帝国崩溃后，在该地区出现了众多自主民族。建于1919年的国际联盟授权法国管理这一地区的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大片土地。1929年，法国在这片土地上驻军约3万人，总司令为德比戈·德·格朗德鲁。

    戴高乐要求赴黎凡特获准后，于1929年11月从特里尔出发，未在巴黎停留，直去黎巴嫩的贝鲁特赴任，担任法国驻军总司令部的参谋。

    这时，戴高乐的妻子和3个孩子一起住在贝鲁特市内德鲁兹区一所宽敞的房子里。儿子菲利普进了耶稣会学校，大女儿伊丽莎自在古老的拿撒勒女修道院开始学习，小女儿安娜在家里天天由伊冯娜照料。戴高乐仍像在特里尔一样，每天早起，步行上班，很少和夫人一起外出活动。只是到1930年全家才到“圣地”度过两星期假。

    在中东期间，戴高乐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阿莱卜和耶路撒冷。他到贝鲁特6个月后，在给他的挚友纳香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印象是：我国在此地的影响甚微。此间人民一如当初，与我们格格不人；反之亦然。我国想使此间人民自理其事的行动方针简直是拙劣透顶……君不见，若无鞭笞，焉有尼罗河灌渠之竣工，巴米尔渡槽之落成，罗马大道之修建，乃至橄榄园之开辟。依我所见，我们将面临两种前景，或者诉诸鞭笞，或者一走了事。”人们可以看出，他流露出的这种感情就为后来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凡是不能“留下印记”的地方，为什么非要留下呢，为什么不去摆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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