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戴高乐少校在法军驻贝鲁特司令部的两年任期结束，奉命重返巴黎。戴高乐与拿破仑不同。当年，拿破仑由外地重返巴黎，于1799年发动雾月18日政变，自己当上首席执政。而此时，戴高乐由外地重返巴黎，则就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这一不高的官职。最高国防委员会是由贝当元帅创立、由总理领导的一个常设机构。其任务是负责评估国家的战备状况，使国家和民族准备应付战争。这要求秘书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戴高乐能调任这一工作，也许又是贝当的主意。
戴高乐上任后，分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同伊冯少校合作，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
1932年3月，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不幸病逝。他因永远失去在事业上一贯扶持自己的亲人而悲痛不已。
1932年5月，戴高乐的《剑刃》一书，由其挚友、军事书刊出版人贝尔热一莱夫罗尔在因戈尔施塔特第一次出版。该书出版后，犹如一把利剑出鞘，引起人们的极大注目，后为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但在我国迄今尚无全文中文译本。因此，本书拟对《剑刃》多做些介绍。
《剑刃》法文版一书仅有160页，开本小而字体大，若译成汉语，不过10万字左右。戴高乐在用羔皮纸印刷的该书特别本的扉页上，印有专给贝当元帅的献词：
献给贝当元帅
本书只献给元帅阁下一人，
因为您的赫赫功绩最能证明：
思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
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作者接着在献词下面亲笔题词：“致最崇高最热忱的爱戴之意——戴高乐。”戴高乐对贝当元帅感恩戴德，对元帅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在第一章还有3处直接赞扬元帅，但对贝当的上级福煦元帅却只字未提。
《剑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军的地位和前景。戴高乐力图以史例论证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其主要议题不仅有战争的战术和技术问题，而且有指导战争和军队训练的智慧和才能。主要意图是展示领导人物的智慧。
《剑刃》全书除前言外共分5章。第1章为战争行动，第2章为性格，第3章为威望，第4章为学说，第5章为政客和军人。前3章是戴高乐1927年在贝当元帅主持下于法国军事学院所作的三次演讲的修改稿。那三次演讲第一讲的题目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第二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与“纪律的含义”，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三篇讲稿曾于1928～1930年间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第4章是戴高乐1925年写的“时机论”的修改稿。而第5章则是将军的新作“政客与军人”。这一章可以命名为“雷诺和戴高乐”，也可以命名为“政客戴高乐和军人戴高乐”。这是一章有关军事问题的随感。
戴高乐在《剑刃》前言标题下引用了《哈姆雷特》的这样—句名言：“成为伟人的必由之路，就是要支持大论战。”接着，一开头他就说：“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风云变幻，令人莫测。有多少法规遭到破坏，预言变为谎言，学说被人践踏！有多少苦难、不幸和失望使我们蒙受挫折！又有多少冲突和奇袭使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受到震撼！刚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军队首先只感到痛苦，并为失去的激情而悲叹。”这是戴高乐对当时法国社会和军人心情的深刻写照。面对这一危险的现实，他强调决不能无动于衷，而应培养为集体牺牲和为荣誉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认为，杰出的军事人物应重新认识自己的头等作用，并致力于实现自己在战争中的目的。
在第1章《战争行动》里，戴高乐非常强调战争的偶然性。他认为，在战争中未知数太多，敌人的行动往往千变万化，敌人的兵力和企图不易准确摸清，地形不会处处一样，气象也变化无常。“因此，进行战斗的部队往往面临新情况，面临至少部分是出乎意料的新情况。希腊哲学家有一条可普遍适用于战争和生活的真理：‘已发生的事永不会再次发生，无论什么行动都不会完全重复出现，而只会与原行动有所不同。’……战争行动对人提出的问题可能是最费力的，因为人若要解决它，就必须脱离常规和勉强自己行事。事实上所谓聪明，其实质上就是善于对付稳定的、确定的不变情况，避开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多变情况”。这里，深刻反映了柏格森对他的思想影响。
《剑刃》寓意含蓄，气势磅礴。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剑刃》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天性，战争是不能彻底避免的。因此，若无军队，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正是由于军队的流血牺牲，世界上才出现了希腊文化、罗马秩序、基督教和现代文明。总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军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决定力量。书中把军队比作剑，并在结束语中断言说：“剑——就是世界的轴心。”要赋予剑以利刃。
在第2章《性格》里，当谈到领袖人物的性格时，戴高乐说，领袖人物应是强有力的人物，而强有力的人物往往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不得人心，即使确有真才实学，也难受到重用。他认为，领袖人物应是性格刚强的人物。关于性格刚强的人物，《剑刃》中有以下独特的实际是反映戴高乐性格的论述：
性格刚强的人
面对事端，性格刚强的人总是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性格左右事态，勇于承担义务，并视之为己任。
像天才能给艺术作品打上具有独特含义和表现力的印记一样，性格能给整个行动打上自己的活力印记，从而使行动具有个人的性质。
就像天才在艺术领域里能给题材以生命一样，性格刚强的人在精神上能给行动以活力和生命。
这种能使事业生机勃勃的特有能力，需要毅力保证才能实现。性格刚强的人总是迎难而上，因为只有在同困难搏斗中，他才有用武之地。
在第3章《威望》里，当谈到领袖人物的威望或权威时，戴高乐说：“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此种观点简直近似笑话。一个初生幼儿怎么能谈得上什么权威和气质呢？这不过充分反映了戴高乐的世界观。在阐述威望的问题中，《剑刃》还认为，为了树立威望，首先需要一种神秘感。对神秘感的描述，《剑刃》中有这样一段名言：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令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不难看出，这段话可认为是戴高乐对自己为人处事的独特性格所作的最深刻的自白。
在第4章《学说》里所阐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时机论。按照时机论的观点，在了解战争的实质和进行战争的原则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处方和规律，因为在战争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指挥官必须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准备应付一切情况，并在甚至所有军事学说均告无用而只能靠直觉行事的完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能够正确行动。戴高乐在此发挥了贝格森的教诲，把军事提高到哲学和艺术的境界。
除上述主要问题外，《剑刃》还论述了许多其他问题，诸如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国家对武装力量的使用、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的协同以及各种哲学观点等等。
在第5章《政客和军人》里，戴高乐坚决主张，军队不应参与政治，而应完全从属于政府。但同时认为，如果发生全国危机，军队领导人物则应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他在文中引用了福煦元帅甚至蔑视克莱蒙梭文官政府一事作为例证。事态表明，后来当国家陷人危机时，他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些主张行事的。
《剑刃》引经据典，文体高雅，气势磅礴，寓意含蓄。所以在该书问世之初，其意义还没被人们充分认识，反响不大，销售数量有限。只有纳香于1932年11月在《军人子弟报》上写道：“一下子把思想提得如此之高，需要胆量，也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迫使自己成为体现这些观点并把它们有所实践的人需要冒大的风险。”这既表明对他洞察力的赞扬，也表明少数人已对他产生好感。不少有识之士还只是在多少年后，才恍然大悟，发现该书的重量和意义非同一般，才意识到原来书中所描绘的领袖人物就是作者本人。总之，戴高乐在《剑刃》这本书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身塑像。后来，不少人把戴高乐的这部《剑刃》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纳赛尔的《革命哲学》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认为《剑刃》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其实，就文字简洁而言，《剑刃》更近似《君主论》。《我的奋斗》表明了希特勒自己要怎么做，而《剑刃》则预言了戴高乐自己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物。
《剑刃》一书出版后，戴高乐从撰写《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全力转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新工作，主要参与一些与国防有关的各种政治、技术和行政工作的策划。他特别需要熟悉安德烈·塔迪厄和保罗·彭古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分别提出的裁减军备和安全计划。众所周知，他对这些计划不是蔑视就是怀疑。他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力量反复修订战时国家组织法案，还必须研究动员民政、工业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措施。“履行这些职责，——戴高乐回忆说，——参加一些会议，与各方政治家接触，从而使我看到了我国的国力是巨大的，同时也看到了国家机器是虚弱的。”
此时，戴高乐由于地位关系，更接近决定法国命运的人们和机关。这样，他就有可能不只单靠报刊资料和与同事的交谈来评估国家的国防措施；他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机密文件、计划和决定了。这一切对他都非常有利。
戴高乐与伊冯娜喜结良缘（1921年4月6日）战时国家组织法案的准备历史，使戴高乐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他从事这一工作已达6年之久。该组织法案的最初草案是早在1923年编制的。1927年3月，下议院通过该草案，但上议院做了一些修改。之后，草案回到下议院，第二次通过，上议院又重新做了一些修改。此后，草案就被搁置了。戴高乐曾按建议多次修改这个草案。但是，在经济危机紧张的时刻，谁也不愿从事此事。于是，戴高乐决定采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唤起社会的关注。1934年1月1日，他在《法国军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但是，由于草案还需一年半时间征求意见，才提交国会再次讨论。结果，该草案经长期拖延，直至1938年3月22日才付诸表决。待参议院最后通过时，已是举行慕尼黑会议那年的7月11日。这时，希特勒上台已经5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13个月了。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极成功的结果。否则，要使法军对不可避免的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戴高乐忧虑地看到，法国对下一场战争又准备得晚了。法国军事领导人的思想大部是1914～1918年的观念，总参谋部自1919年一直是稳定的。领导军队的仍然是上次战争时的那些腐朽的统帅们。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1931年前是贝当元帅；后来，在1930~1935年由魏刚取代；在魏刚之后，直至1940年溃败前，甘末林担任该职。只要一回忆起上次战争，他们就会完全情不自禁地对战争经验做出结论。法国胜利的代价被精心掩盖了。关于战争的书都受到了特别检查。例如，很少有人能知道，法国步兵伤亡达70％，而德国步兵伤亡仅及40％。法军迎战上次战争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进攻”。而此时，法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防御”。从表面看，法军完全汲取了上次战争的经验。但是，这是虚构的，因为条件全变了。不论上述哪种战术，对法国来说，都是死亡战术。戴高乐认为，对民族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害怕自由讨论上次战争的总结。
从1921年起，贝当坚持成功地修筑了法国东北边界上的筑垒防线。但是，与比利时的边界没有得到加强。1934年，贝当成为杜梅尔格政府的陆军部长时，立即下令停止构筑沿法比边界的一些筑垒工事，因为他深信，阿登高原是不可逾越的。
此时，给军队装备新技术的任何建议都被否定了。甚至有人宣称，一般的摩托化也是有害的。骑兵总监兼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布列卡尔将军甚至把两个师的机械化计划称为“最危险的空想”。当时，虽按国防预算建立了航空兵，但几乎没有制造轰炸机，而对强击机也未考虑制造；认为坦克仅适用于支援步兵，坦克都分散配置在部队，而且行动低速，装备轻型加农炮。炮兵则只能从预先准备的阵地发射，不适用于机动和进攻行动。最起码的东西都未得到关注。战争开始时，发现手枪、靴鞋和被子都很不足，要到1942年军队才能做好战争准备。
由于1939年法国还没有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政府赞成将军们不采取行动。当时拨给军队的一些经费被莫名其妙地花费了。其中，66％用于军官薪金，40％用于士兵生活费，只有24％用于保障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费用。
贝当、魏刚和其他一些穿镶金边服的老头们认为，未来战争的形式是静待德国因封锁和消耗必然垮台。按照他们的看法，隐蔽在1930~1935年间在瑞士边境至卢森堡修筑的“马奇诺防线”水泥后面的法军，只需不厌其烦地耐心观察德军如何崩溃就行了。总之，被动主义成了法国国防政策的原则。
戴高乐认为这一原则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非常危险的。从战略上看，这就等于把主动权完全拱手送给了敌人。从政治上看，这就等于鼓励德国人向萨尔区、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波兰等薄弱地区进攻，因为这些地区从那时起已陷入孤立地位。最后，从民心上看，将使人民相信，法国会尽量少参加作战，会避免派军队越出国界。这也是很可悲的事。
从事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的工作，使得戴高乐得以看清这一切。但是，他能否采取行动呢？他1933年才晋升中校，地位不高，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着行动的哲学、国家对于军队的鼓舞和运用，以及政府与最高统帅部的关系等问题，并且在一些著述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自1933年希特勒当上德国国家元首后，他更感到需要行动，需要提出自己的计划和看法，需要提出一些其他具体的实际建议。但是，提什么具体建议呢？这需要与志同道合者交流。那么，到哪里去寻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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