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梅耶。确立坦克思想。

    在“官运”和“使命”之间选择了“使命”。

    出版《建立职业军》，有人把该书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提并论，并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但在法国本地却被官方坚决否定。

    戴高乐回到巴黎后，从1932年起，就经常和一些知交交流。经挚友纳香中校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奇怪而妙趣横生的老人，同他情投意合，成为忘年之交。这位老人就是80高龄的犹太退休军官埃米尔·梅耶。梅耶曾在查理曼中学与霞飞同班，在巴黎综合技术学院与福煦同学，是莱昂·勃卢姆的表兄。霞飞和福煦后来都成了元帅，进入统帅的行列，而梅耶直至最后还是个小小的上校。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梅耶以观点新奇著称，很有学问，无限忠诚。他的事业从1895年开始受挫，那时，他公开发表意见，不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不久，他出版一个小册子《不要军队，不要战争》，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17年，他又为拯救被德军俘虏的朋友纳香，曾给德军战俘营领导奥夫拉格写信，要求释放纳香，并对德国人表示钦佩。不料，此信被法国军事检查机关扣发，因此误了前程。这也使他极为不快。这是他自己的“造化”。但是，他依然精神焕发，思想活跃，社交广泛。他同一些大作家、大政治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例如，与之保持书信来往的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丁·杜伽尔，有他青年时代的朋友，19世纪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伊波利特。中断军事生涯离开军队后，梅耶成了一位军事理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写了很多论文，其中有的显示了惊人的远见。1903年，当法国军方酝酿不惜任何代价进攻的计划时，他预言说，战争将是阵地战的形式，火力威力将使得积极的进攻行动变得非常困难。贝当当时可能就是从他那里接受了炮兵优势论的。戴高乐也就是因为当年持此观点而受到贝当青睐的。

    戴高乐顽强的性格、坚定的信念、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决的行动，都给梅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梅耶与戴高乐一见如故，觉得戴高乐有独立见解，举止非凡，在军界非常出众。戴高乐还由纳香介绍认识了其他一些知识界、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梅耶是这个小团体的心脏，而戴高乐后来逐渐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中心。

    这一伙人每星期一晚上到蒙帕纳斯火车站对面的迪梅尼尔咖啡馆聚会。戴高乐还常邀请他们到他在圣·弗朗索瓦·格拉维埃大道的住所做客。他们还常在曾任白里安办公厅主任的保罗·格鲁尼和梅耶的女婿鲍姆·巴兰在包塞朱尔林阴大道的住所举行沙龙聚会。这个团体使戴高乐受益匪浅，使他有机会检验自己的信心，提出自己的思想，让大家讨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许多新东西。同梅耶的交往对戴高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让·拉古都尔说，梅耶是惟一能同安德烈·马尔罗一样，“对戴高乐的思想和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人”。

    拉古都尔还断言，正是在梅耶和戴高乐的交谈中，才产生了建立职业装甲坦克部队的思想，产生了不久成为戴高乐战斗纲领的思想。

    社会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军队装备新技术，以及由此而在战术、战役法、战略上出现革命性变化，是工业发展和新技术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戴高乐军事历史知识渊博，通晓古时骑兵在战争中创造出很多奇迹的会战。过去，骑兵是攻无不破的攻城槌。现代，取代马匹的是摩托，取代铠甲和头盔的是装甲。坦克，肯定是起决定作用的兵器。只有坦克，才能救法国。

    戴高乐深知，法国在军队的数量上不能与未来的敌人——德国相比，因为法国的人口比德国少得多。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口空前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年出生人口83万人，而在30年代，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人。死亡的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得多。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仅占欧洲人口1／16。总而言之，戴高乐和梅耶讨论了法国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但人数不多的军队。一切都寄希望于坦克。

    戴高乐非常关注军事的迅速发展和军队的各种实践。他到处为自己的假设求证。他知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就成功地使用过独立坦克军。英国将军富勒和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那时即已积极主张使用大装甲坦克兵团。尽管法国军事领导当局轻视坦克，没能认真分析坦克的出现对现代战争性质的影响，特别是没能考虑到，坦克部队可独立行动，打运动战，而不只是可用于支援步兵，但是，在法国也进行过一些类似尝试。1917年4月17日，埃斯蒂安将军曾把他专门建立的坦克兵团派往步兵前面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斯蒂安将军于1920年建议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能夜间开进80公里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突击力量应是由4000辆坦克和2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埃斯蒂安将军在军队里被称为“坦克之父”。1928年，杜梅尔格将军向最高统帅部提交过一份建立装甲坦克师的建议草案。但是，他的草案未被采纳。诚然，1933年，由各部队抽调力量在恕伊普兵营组成过1个轻型坦克师。但是，这个轻型坦克师的使命只是侦察和警戒。

    由于法国最高军事统帅部不愿听取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兵团的建议，所以到此时为止，还在执行1921年在贝当元帅领导下制定的《大兵团战术使用临时条例》。该战斗条例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应在坦克和飞机的可能帮助下，“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并于尔后给予支援”。按照条例，坦克只能作为步兵的支援力量。这是法国在1914~1918年战争中的战术。

    但是，在德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德国战斗条令明确规定，坦克兵团应充分运用自己在速度和火力上的优势独立行动。

    戴高乐认为，决不允许再推延实现自己的新思想，因为他日益确信战争迫在眉睫。他决定诉诸舆论，提出自己的计划。但他觉得，要把自己的企图提交给军界上层，那是幼稚的。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计划。

    1933年5月10日，他根据梅耶的倡议，先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职业军》的论文。本想以此放颗“炸弹”，对这篇论文抱有很大希望，结果反响不大，令人失望。而且有位挚友警告他说，他应在“官运”和“使命”之间做出选择：或看重“官运”，珍惜前程，或看重“使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进。戴高乐选择了后者。他发现，要打动那些握有大权的军界顽固派，单凭发表一篇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决定，尽快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一本书，题目仍叫《建立职业军》。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戴高乐所著《建立职业军》一书终于1934年3月由贝尔热一莱夫罗尔出版。但出版后，除军界上层外，反响不大。后来人们对这本书的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能否算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还有待讨论，也有人认为，它可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提并论，并把它列入世界十大军事著作。

    实际情况是，《建立职业军》的篇幅不长，法文版仅有200页，比《剑刃》多40页。但它论述的问题包括战略、战术，以及许多有关建立坦克职业军队的技术性细节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常有的文学亮点。戴高乐很了解艺术这个词的价值，所以在正文和题词里，他宁愿引用一些诗人、作家和哲学家的话，而不引用一些军事理论家的呆板公式。在他引证的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中，有文学家安纳托利亚·法朗士、莫里斯·梅特林克、让·里什宾、阿尔贝特-萨迈、乔治·杜亚美；有思想家布列兹·帕斯卡里、弗朗索瓦-拉罗什富科、乔治·里格尔。这不仅排除了书中的一些严厉，甚至严酷的思想，而且也加强了书中独特的文学色彩。

    《建立职业军》全书中共分6章：《掩护》、《技术》、《政治》、《编成》、《使用》及《指挥》。

    在第1章《掩护》里，戴高乐引证了拿破仑的这一思想：“国家的政治在于它的地理。”戴高乐首先分析了法国地理位置的特点。他指出，在法国东北边界上的“大缺口”，为敌人入侵开辟了方便之门；那里没有什么地理障碍。戴高乐预言，在未来战争中，比利时的领土将为敌人进军所用。接着，他把法兰西和日耳曼“两个种族”的民族心理和传统做了比较。他指出了为什么德国对外扩张不可遏止；法国为什么总是对战争准备不足。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法国可能受到悲剧性打击，决不能依靠仓促防御，以阵势紊乱的军队来抵制最初的打击。据此，他得出结论说：“后备队和新兵是我国国防的主力，但这种力量，却不易召集，运用起来也不灵活。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必须另外再加上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使用武器的部队。”［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在第2章《技术》里，戴高乐阐述了军队实现机械化的规律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机械化的有效使用，要求士兵要有相应的高度专业素质。但是，由于当时在法国实行一年制兵役制，要士兵具有这种素质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曾忧虑地指出：“已经有人在谈8个月的服役期限，期待今后把服役期缩短至6个月或4个月。”他得出结论说，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训练士兵掌握最新技术。接着，他分析了技术兵器的战斗性能，特别兴奋地谈到了坦克。这一章包括了他以前在论文里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他指出：“今后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如果有精选的人员，能使威力特别强大、种类极其繁多的兵器充分发挥最大效能，就将对一群乌合之众取得压倒的优势。”同上。

    在第3章《政治》里，戴高乐指出了对外政策和军事组织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虽然法国没有扩大领土的要求，但是单靠防御技术决不可能捍卫它的民族利益。法国军队应能支援在欧洲任何地方的盟军。戴高乐写道：“在第二帝国时代，我们让奥地利在萨多瓦之战溃败，而不进兵莱茵，这个错误曾使我们付出多少血泪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随时能到外国去作战。建立专门的职业军，是顺利实施外交政策、争取胜利和维护集体安全原则的必要条件；集体安全只有依靠力量才能得到保障。”

    之后，戴高乐把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工业潜力和人力资源都做了比较，指出了德国的优势。因此他强调，法国必须建立专门的职业军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第4章《编成》的内容是职业军思想的具体细节。他指出，这支职业军的全部现役人员应在10万人左右，其服役期应为6年。他们在职业军服役期满后，有的将来可充当新兵队和后备队的干部。这支职业军的具体编成应有6个第1线师、一个完全摩托化和部分装甲化的轻装备师，以组成决定胜负的兵力。每一个第1线师的编成内应有：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轻型坦克营组成；一个步兵旅，由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队组成。为配合这3个旅行动，师应直属有一个搜索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一个伪装兵营。轻装备师应装备轻便的机械，以便执行侦察和防袭击任务。

    在第5章《使用》里，戴高乐阐明了自己关于这支职业军队突破敌人坚固防御的实际行动计划。他描写了一个蓝图：在一夜之间可调遣大坦克兵团，在步兵辅助部队、航空兵和炮兵协同动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50公里宽的正面上，用3000辆坦克同时进攻，每日进攻速度可达50公里。敌防御一旦被突破之后，戴高乐写道：“就开辟了伟大胜利之路，由于胜利向大纵深发展，很快就能使敌人完全溃败……这样，便可在战略上扩大战术成果。这是战争艺术的最高目标，也可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

    在第6章《指挥》里，戴高乐分析了由于建职业军而在战争中指挥上所发生的变化。他指出，现在指挥官个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从前，指挥官可在可靠的掩蔽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而现在则必靠前指挥，深入战斗。只有如此，指挥官才能指挥战斗，使战斗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猛发展。这里所说的指挥官的个人作用，与戴高乐在《剑刃》里所表述的思想类似。

    但是，谁应当来实现他所建议的改革呢？戴高乐已说得很清楚，他不寄希望于军队本身的领导，因为军队领导因循守旧，敌视一切勇敢和新鲜的东西。戴高乐坚决认为，改造军队是国家的任务。他在未来职业军队的组织方面，考虑到了一切问题，直至每个营的作用，但在实现方案的问题上，却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实际上，他没有向当时法国的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家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一般地寄希望于国家。然而，戴高乐又认为，国家应对当时军队的衰落和战备不足负责。他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被剥夺了系统而有计划的领导权的指挥干部已陷入因循守旧的政权。”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消极的军事理论。他强调说，这种消极的军事理论适应了那种消极的体系。戴高乐既然认为这一体系有不可救药的毛病，那又怎么能指望它进行这样严肃的改革呢？”戴高乐说：“我们还需要路伏瓦和卡尔诺这一类人。”

    路伏瓦是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彻底的军事改革者，是一位以最新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的创始人。他重点改革了精锐突击团，使其取代旧的火枪，装备了新的快速火枪。他的名字也同“龙骑兵”，同镇压基督徒联系在一起。而卡尔诺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一位具有非凡天才和毅力的组织者、学者和统帅。在大革命年代，他的传奇性活动使他荣获“胜利的组织者”的光荣称号。

    路伏瓦的成功改革，保障了路易十四的绝对政权。卡尔诺取胜是依靠了由革命唤醒的强大的人民群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法国没有这种类似情况。当时情况使戴高乐看到，在法国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家或军事活动家在个人品格上可与路伏瓦和卡尔诺相比。于是，可以推测，戴高乐可能在此借指路伏瓦和卡尔诺来暗示自己。

    最后，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还有一个远远超出了本书所谈具体问题范围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戴高乐的第一次公开而明确表明的愿望：不仅要实现军队的改革，而且要实现整个法国国家的改革。他指出，军事改革只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一个因素。他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在为法国革新而不懈地努力中，军队将是支柱和鼓舞者，因为宝剑就是世界的轴心，而国家的伟大与军队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

    该书中关于国家“革新”的一些不确定的话语看来是相当不可理解的。

    戴高乐的这一计划尽管已见于印有几千册的这本书上，但现在毕竟是纸上谈兵。那本小册子仅售出750册。戴高乐写道：“我的书《建立职业军》曾引起一定兴趣，但未能使人产生热情。”是的，在法国的情况的确如此，但该书在德国却大受欢迎。该书在德国很快被译成德文出版，此书的读者比在作者祖国还多得多。希特勒的顾问向他报告了这本书的情况，他曾叫人把这一书读给他听。希特勒的参谋人员很重视这本书。德国国防参谋总部的纳林上校于1934年7月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所提出的装甲师计划实际同戴高乐的计划一模一样。当然不能说，戴高乐的书对德国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本书基本思想从前也有人提及。戴高乐只是把那些思想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系统化了，并采用了感人的形式加以阐述。

    菲力普·巴雷斯（前面我们已提及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之子）曾引用了这样一段对话：“至于马奇诺防线，——希特勒的外交家直言不讳地说。——那我们将用坦克的威力将其突破……我们的专家古德里安将军已肯定了这一点。我知道，你们的优秀技术专家也坚持此种意见。”“那么谁是我们的优秀专家呢？”——巴雷斯问道，并得到回答说：“是戴高乐上校。他在你们法国还鲜为人知，是吗？”

    的确，在戴高乐自己的祖国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甚至有人看到他的这本书，就会当即否定它。在该书出版的一个月后，1934年6月15日，在下院讨论军事拨款时，四届内阁的陆军部长达拉第曾经发言：“我们的选择，早已做出，我们认为，我们组织的防御，应有水泥工事为依托，应有强大的自动武器火力配系作保障；这种武器对进攻军队的强大效能已有过去的战争作证。”激进党的一位在军事上很知名的领袖在发言中直接提到戴高乐和他的书，但明显的是同戴高乐的书进行了论战。他指出1914年的经验后，坚决否定了某些主张进行进攻行动的思想，并颂扬了依靠“马奇诺防线”的防御优势。

    后来，前总参谋长魏刚将军还在《明日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戴高乐。他认为，戴高乐的计划是要军队分成两部分，所以他声称：“要有两支军队吗？——任何情况下都不行！”按他的意见，军队现有的手段已经足够了。他说：“我们有机械化、摩托化和骑兵预备队。没有什么必要再建立别的部队，因为一切都已具备。”实际上，当时法国只有在兰斯的一个轻型摩托化师。

    此后，在里尔举行赛马时，魏刚将军还说：“我认为，法国军队现在拥有的卓越质量是史无前例的：它拥有高质量的武器、头等的筑垒工事，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高级指挥……如果要求夺取新的胜利，我们马上就能夺取……”

    而接替魏刚担任总参谋长的甘末林更断言说：“我不相信戴高乐的理论。他的理论看不出有什么英明之处。他的理论是不现实的……他的理论像点燃干草瞬间的闪光。”有一次，最高国防委员会在总统府开会结束时，甘末林将军曾严厉地对戴高乐说：“再见吧，戴高乐！有我的地方，就没有你的地位！”在甘末林的办公室若有客人提到戴高乐的名字，他就大叫道：“他找到了一个听话的作家皮让诺，一个留声机保罗·雷诺。”

    至于在杜梅尔格政府担任陆军部长的贝当元帅这时对戴高乐《建立职业军》的态度怎样呢？他只感到愤怒，甚至唆使一些军界名人出来反对戴高乐。

    自1934年至爆发战争，贝当元帅一直强烈反对戴高乐的建议。在邵文将军《还可能再发生入侵吗？》一书的前言中，贝当宣称，敌对的入侵是不可能的。他说：“马奇诺防线提供了更稳定的欧洲平衡。”至于装甲坦克兵力，贝当写道：“当有大批坦克向巴黎地区开进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一些车载部队和几辆坦克即足以预防德国装甲坦克兵团可能的入侵。”他还断言说：“说敌人空军会直接参战，那是幻想。”

    实际上，戴高乐这本书问世的时机可以说是正好，也可以说是糟糕。说它正好，那是因为适逢日内瓦刚召开裁军会议，法国新一届政府刚宣誓就职，希特勒在德国刚刚掌权，英国敦促法国缩减常备军，这一时机很适宜于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更精锐的军队。说它糟糕，那是因为法国政府正花费巨额资金修建马奇诺防线，而贝当又当了国防部长。总之，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在德国引起特别关注，而在法国却遭官方坚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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