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摩托上校”后，吉罗将军对他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休想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
戴高乐清楚地看到，最高军事领导人如此盲目行事，对法国是个威胁，会给法国带来严重灾难。所以，他顽强地为建立突击坦克军而继续自己的“十字军远征”。他早已感觉到法国政治生活中对他设想的这种体制所持的蔑视态度。这在议会和议员，政府和大臣，当然还有新闻报刊等方面都有反映。于是，他经常要向这些方面求助。他常耐心地等待编辑们接见，邀请记者赴早宴、午宴，要求他们审读自己的书稿，甚至静听他们的意见。他不止一次地遭到无理拒绝，受到羞辱。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能使法国得救，他都在所不惜，仍继续奔波。
最后，戴高乐终于使几个记者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积极宣传戴高乐的计划。例如，《巴黎回声报》编辑安德烈·波隆诺发表了40篇阐明戴高乐思想的论文。戴高乐被俘时的难友雷米·鲁尔也在《时报》上积极支持戴高乐的思想。在《论争杂志》、《秩序报》、《晨报》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出现了支持建设装甲坦克军的论文。自然，可靠的志同道合者吕西安·纳香和埃米尔·梅耶也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支持文章。戴高乐还得到了一些将军的支持；这些将军有巴拉香、丘尼雅克和杜瓦尔等；他们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他。
但是，“马奇诺防线”的崇拜者决不愿放下武器。他们依靠官方的支持，发动了更广泛的反攻。例如，《费加罗报》刊载了这样一些文章：《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坦克的弱点》。《法国水星报》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的侵略者，自然就必须有坦克师。但是法国是爱好和平的；它的任务是防御，不可能拥护摩托化。”有些报刊把戴高乐变成了嘲笑的靶子。有人把戴高乐与一个讽刺喜剧的主人公尤比国王相提并论；尤比国王代表个人主义和迟钝。如一个大文学评论上这样写道：“对这样近乎狂妄的想法，我们评述时很难保持应有的礼貌。”
戴高乐的计划不仅受到来自官方军事理论的盲目捍卫者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左翼反对派的猛烈批评。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中曾声称，军队应成为国家革新的工具。另外，书中还有些不确定的东西。这都给他们提供了怀疑的根据。当时，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戴高乐的计划可能导致他建立自己的特种禁卫军；这支军队可能变成幻想独裁专制的反动工具。虽然戴高乐已经指出，要保留由新兵组成的群众性军队，而建立一支由10万受过职业训练的人组成的精锐突击军，其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原有的群众性军队，但是，很多人仍说，按照他的思想是要取消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群众性军队，并使其代之以雇佣的帮会军队。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于1934年在《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充满怀疑和警告的论文。其中最露骨的有：《我们需要职业军吗？》、《打倒职业军队！》。
不过，在报刊上的这种论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结果。因此，戴高乐又幻想争取议会中的支持。然而，怎样才能打入隐蔽在波旁宫圆柱后面的这个世界呢？还是由于埃米尔·梅耶的关系，戴高乐得到了这样的机遇。1934年6月，戴高乐在梅耶女婿格林保姆·巴兰家结识了一个青年人，叫让·奥比坦；他是主人家一个朋友的儿子，与政界联系颇多。在第一次相互交谈时，戴高乐就使他信服了自己计划的优越性。两人交谈后得出结论说，在这方面需要说服某个著名的政治家。两人认定，保罗·雷诺可能是这样的政治家。奥比坦叫戴高乐送给雷诺一本题有致敬字样的《建立职业军》，并与雷诺说好，让雷诺接见戴高乐。
保罗·雷诺是一位能干的律师，出身富豪家庭，又是一位站在“温和自由主义者”右翼一边的著名议员，被认为是经济专家。他已是几届内阁阁员，已表明自己是一位坚毅能干的政治家，常发表讲话支持旨在巩固法国阵地的外交政策。诚然，他缺乏果断性、彻底性和独立性。例如，他从不愿违抗情妇拉波尔特伯爵夫人的影响。这位伯爵夫人是位很坚强的女士；她的关系遍及经济界和法西斯拥护者。但是，戴高乐觉得，雷诺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很灵活，长着一副像东方人的脸，素有“小老鼠”、“蚊子”等外号，虽然个子矮小，但有大政治家的虚荣心。两人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印象很好，立即答应支持戴高乐。后来，在《法国军事问题》一书中，雷诺写道：“当1935年戴高乐见我并向我讲述了他的装甲坦克军的计划后，我突然感到，法国的未来有了希望。”人们普遍认为，雷诺的感觉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可以有效地采用戴高乐的方案。而戴高乐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便自告奋勇为雷诺草拟到议会发言的提纲。
1935年3月15日，当下议院就士兵服役期限延长至两年问题进行辩论时，雷诺介绍了戴高乐的方案。他在发言中，概述了《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基本思想和论证。他是个很有经验的演说家。他说：“法国的问题在于，要建立一支能歼灭性反击任何进攻的专业化军队。我们有政策，我们应有一支能实现这一政策的军队。我们的政策是相互援助和国际合作。不知大家考虑过没有：如果希特勒横行欧洲，而我们在法国领土上采取消极防御，那会使相互援助受到什么限制？”
雷诺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他很快提出一个议案，主张“立即建立一支特种军队，其编成内包括6个第1线师、一个摩托化师、总预备队和各勤务部门”。这支部队最迟应在1940年15日前做好全部准备。
该议案照例送至下院武装力量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按惯例稍事拖延后，即去征求军事权威和负责部门的意见。结果，在提交议案的报告中得到了令人伤心的批复：“军队改革是无益的，不可取的，是与逻辑和历史相抵触的。”议案被埋葬了。这一结局是不难预料的，因为早在1935年3月15日，当雷诺在下院提出建立突击装甲坦克军队问题时，陆军部长甘末林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就宣称：“我们既已花费巨资筑成了这样一条坚固的防线，如果我们竟疯狂地越过这条防线去做不可思议的冒险，那只能是狂人。”
说实在的，在最高军界，都把戴高乐看成狂人。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贝当元帅、魏刚、甘末林，以及乔治、迪菲厄等将军都对戴高乐持学究式的激愤态度。戴高乐开始的知名度和独立性激怒了他们。他们说，他是“记者”、“政客”、“阴谋家”。甘末林将军甚至曾要把戴高乐送到科西嘉岛去服役。但是，如同戴高乐回忆所说，甘末林将军虽然如此喊声如雷，吓唬他，但终因能宽宏大量，没有对他进行闪击打击。
但是，戴高乐并没有因为甘末林的大度而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建立突击军队的计划一点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更使他愤怒的是，事件的发展愈益证实了他那些最坏的担心。
希特勒上台还不到一年，就开始实施他的侵略计划。1933年10月，德国悍然退出国际联盟。
1934年，德国开始准备掠夺奥地利。7月，法西斯分子杀害了奥地利首相多尔富斯。10月，在马赛，试图实现集体安全计划的法国外交大臣巴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被法西斯分子暗杀。接替巴都的赖伐尔开始公开帮助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准备世界战争。1935年1月，他促使把按凡尔赛条约由法国监督的萨尔工业区交给了德国。希特勒政权在国内外都巩固了自己的阵地。1935年3月，德国恢复了普遍兵役制。10月，墨索里尼得到赖伐尔的同意后，悍然向埃塞俄比亚进军。1936年3月，德国仅以几个营的兵力即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本来法国完全有权干涉。只要法国派出一个师，也能使希特勒的冒险行为遭到破产，从而动摇希特勒的政权。但是，法国按兵不动，只是由总理发表了一个可悲的声明：“不能容忍斯特拉斯堡处在德国大炮的射程之内。”预防新战争的一次机遇被错过了。戴高乐认为，只要法国有几个坦克师，坦克履带的铿锵声和摩托的轰鸣声就足以使得希特勒的这次冒险和后来的多次冒险遭到破产。
更糟糕的事件以排山倒海之势，接踵而至。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叛乱使得法国后方受到了威胁。法国不顾自己的民族利益，背叛西班牙，让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下推翻了西班牙共和国。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后，希特勒又打破了法捷同盟。法国没有对侵略者采取任何抵抗行动，结果使自己大难临头。
而戴高乐此时只是处在预言者的地位。虽然形势对他做出了响应，但人们却仍对他置若罔闻。这时，戴高乐仍抱一线希望，继续为坦克“长征”。戴高乐竭力催促雷诺出马援助。这时，对雷诺来说，戴高乐的思想是加强其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在其他右翼代表中，有让·勒库尔·格朗梅松先生积极支持戴高乐的计划；他是议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倾向于支持戴高乐计划的，还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亚历山大·米尔朗、约瑟夫·保罗一彭古尔、卡米尔·肖坦。
戴高乐还曾向一些左派人士请求支援。
戴高乐的拥护者们，首先是梅耶，做了巧妙的安排，使得社会主义者首领和人民阵线主席莱昂-勃鲁姆于1936年10月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
戴高乐走进总理勃鲁姆的办公室。与他迎面而来的是个白发下垂、高个子、瘦弱的老头。至于勃鲁姆对戴高乐的印象，勃鲁姆写道：“我看到他进来时，从容不迫，非常沉着，他那高高的个子和宽宽的肩膀显示出形象有些高大。他聚精会神地直看着我，他见我时的举止和慢腾腾的讲话，都表明，他只怀着一个思想、一种信念，而其他事他都可以置之不顾。”
勃鲁姆用自己对孩子般的语气马上表示了对戴高乐的信任，对戴高乐的计划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过，——戴高乐尖锐地回答说，您一直反对这些计划啊。”“一个人做了政府的领导人以后，——勃鲁姆解释说，——他的观点是会改变的。”后来，他们又谈到，当希特勒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军时，法国应该怎么办。“很简单，——戴高乐带讥笑的口吻说，——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首先从预备队和后备队调人。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工事里透过枪眼，看着欧洲被奴役就得了。”
“什么，——勃鲁姆大声道，——难道你叫我们派一支远征军到奥地利、比利时和波兰去吗？”
“不，——戴高乐答道，——如果德国国防军沿着多瑙河和易北河前进，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兵莱茵呢？如果德军进入维斯瓦河流域，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入鲁尔区呢？同时，只要我们能这样还击，无疑就能限制德国的侵略行为。但是，我国的现行体制使我们动弹不得。如果我们有坦克军队，我们就能这样行动。如果政府对此预有准备，难道政府不会充满信心吗？”
这位闻名的总理以极友好的态度同意了戴高乐的说法。然而，他同时又说：“如果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朋友暂时被征服了，那自然是很可悲的。但是，如果希特勒最后打不败我们，他还是会毫无所得的。相信你也会同意，我们的体系虽不宜于进攻，但对防御还是顶呱呱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防线和筑垒工事都将能保障我们领土的安全。”
“那才不见得哩，——戴高乐回答道，——早在1918年就没有所谓的不可攻破的防线存在了。请你看看，从那时起，坦克和飞机的发展有多大进步！在未来战争中，只要密集使用足够数量的战斗机械，就能在任何选定的地段突破任何防御壁垒。一旦打开一个缺口，德军就可以用大量快速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深入我们的大后方。如果我们拥有与他们数量相同的坦克，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一切输定了。”
莱昂·勃鲁姆告诉戴高乐说，政府也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要制造坦克和飞机，并为此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经费开支计划。戴高乐则对勃鲁姆说，预定制造的那些坦克都是用于护送步兵的，那批庞大的经费并不是用于建立独立精锐的坦克军队的，所以钱将白花。“至于拨归国防部的经费将如何利用的问题，——总理答道，——这是达拉第先生和甘末林将军的事。”戴高乐答道：“恕我直言，对国防状况负责的应该是政府，是总理，而不是他们。”
在交谈中，虽然戴高乐反驳了勃鲁姆总理的观点，但勃鲁姆对他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并且表示希望看到他在陆军部长的身边工作就好了。当戴高乐激烈反驳时，他也未及解释自己的建议。不过，后来他又推诿说，戴高乐已于1937年受命在最高军事研究中心工作，在那里试用期间不能另接受其他任命。看来，戴高乐就只能在达拉第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达拉第是戴高乐军事理论的死敌，对戴高乐很不友好。
戴高乐这时还是个中校。中校和总理的严肃交谈持续了很长时间。此时，勃鲁姆得不断去拿起话筒接电话。其间，有10来次因要解决一些议会和行政琐事而打断他们的谈话。戴高乐临别时，勃鲁姆失望地做个手势，疲惫不堪地说：“瞧，一个政府的首脑，甚至没有5分钟的时问来集中思考一个问题，要坚持你的计划，谈何容易！”
戴高乐觉得，这位政府首脑是个束手无策、优柔寡断的人，不能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情况的确如此。勃鲁姆在这次谈话中，面对戴高乐的计划，也表示了一些同感，但他同样未对抵制这些计划的敌人而采取任何措施。戴高乐因得知那些军事要人愚蠢地顽固坚持其陈腐的观念，所以早已对他们感到失望。此时，戴高乐了解了政界最高人物的观点后，便对政治活动家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犹豫不决，胆小怕事，不负责任，无原则地支吾搪塞。但是，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人能理解戴高乐的计划，并准备不顾以老统帅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异议，而支持戴高乐的计划。有趣的是，后来，法国溃败时勃鲁姆被关进法西斯监狱后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犯的一个大错就是，当时没有支持戴高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看来，可能是低估了戴高乐的计划和我自己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实现戴高乐的计划，后来就可能避免战争失败的灾难。”
戴高乐的建立装甲坦克突击部队的计划未能实现，什么目的也未达到。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责怪自己。他尽了一切努力。他所做的努力，按照他的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想像的。当一般人都认为他已无任何可能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仍像堂·吉诃德那样顽强地抱着既定信心，继续进行斗争。怪不得，有位漫画家画了一幅漫画：戴高乐骑着一匹堂·吉诃德的瘦马。从外表看，戴高乐的高大而消瘦的体形，的确很像个传统的骑士，但不能仅仅从外表看他。从另一方面看，他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为国家安全找到了很可靠的手段，清楚地预见到了形势的发展进程，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他对军事和法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但是，他完全合乎规律地陷入了孤立境地，常常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甚至他无限忠心地为其服务的一些人，也与他疏远起来。这些情况给他带来了暂时的失望和痛苦。也许有人能使戴高乐转向妥协，以让其飞黄腾达。但是，这种妥协会埋葬一种特殊的命运，而戴高乐认为，没有这一特殊的命运，生活就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为坦克而斗争的失败并未能动摇他的坚定意志。不管怎样，他仍毫不动摇地继续为建立突击坦克部队而战。
1937年中，戴高乐奉调到被誉为“元帅之校”的最高军事研究中心工作。
1937年9月，戴高乐被任命为第507坦克团团长。
1937年9月末，勃鲁姆再次接见了戴高乐。
据戴高乐本人对这次会晤的说法，他惯于以文人雅士面貌出现，并以一个宽厚巨人的威严声调对这位脆弱的政府首脑讲话。在他的记忆中，这次对话似乎尚能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位第三共和国行政长官，在某个重大事件上，既不能专心思考，也无权进行指挥，更不能意识到他的权力和责职的重大。他向莱昂·勃鲁姆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国防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这场争论并非徒劳无益。戴高乐也许更加理解这位终身法学家、“正直者”、舆论家和对话人的忧虑。勃鲁姆后来经受了双倍的创伤，成了思想大胆、喧嚣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戴高乐。1940年初，战祸发生前夕，这两个人再次相逢。此后，1945年他们两人成了法国渴望统一、消除分歧的象征。
1937年12月，在保罗·雷诺斡旋下，戴高乐晋升为上校。而戴高乐当年在圣西尔的同学朱安翌年即晋升为将军。
这时，对戴高乐来说，建立职业装甲坦克突击军已成幻想，但不可逆转的战争日益逼近。他深深意识到做好战备工作的重要意义。因此，就任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团长后，他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力求部队训练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这时，他作为上校团长，经常身着坦克兵的短上衣，戴着白手套和坦克兵的头盔，不顾个子高大，爬进狭窄的坦克。该团的驾驶员、机械师、射手和通信兵都操作得很出色，从而使第507坦克团成为模范团。戴高乐也因此得名“摩托上校”。1938年7月14日国庆节时，军长吉罗将军曾在阅兵式上向戴高乐上校表示祝贺。但是，吉罗将军是个典型的美国老军人。他总是严格按条令原则思维和行事，对戴高乐不够重视，因为他知道戴高乐同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分歧。有一次，在师演习中，戴高乐建议违反条令让他的坦克团投入独立冲击。吉罗将军断然打断他的话说：“可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您就休想在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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