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当元帅最后决裂。

    父亲和挚友双亡。

    战争临头，迎战古德里安。

    临危受命，出任雷诺内阁国防部次长。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9月，戴高乐的第4部著作《法国和它的军队》出版。该书反映了戴高乐对军队的历史和作用的独特的认识。他指出：若干世纪以来，军队一直体现了法国的灵魂和未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都世世代代通过它的军队得到反映。这部200页的作品是法国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这便是我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向祖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该书的出版也导致了戴高乐同贝当关系的最后决裂。

    本来，戴高乐自当上少尉以来，因有独立见解，深受贝当青睐，一直得到贝当的庇护，从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题词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但是后来情况变了，贝当由进步转为因循守旧，变成了另一个人。1927年后，戴高乐不再常到贝当家里去了。戴高乐的第3部书《建立职业军》出版后，两人分歧加剧，关系恶化。当出版社通知戴高乐要为其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时，戴高乐考虑到该书是他1925年根据贝当指示，在贝当领导下写成的，便写信给已74岁的贝当，请贝当同意出版。

    谁料，这个虚荣的老头同意戴高乐出书，但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让他当合著者或主要策划人。这完全符合法国的一种老传统，根据这一传统，上级自然认为有权从下级的著作中攫取著作桂冠。但是，这时刀碰上了石头；这石头就是戴高乐的性格。关于这一冲突，有几种说法。例如，戴高乐传记的一位著名权威作家写道：“贝当当时要求让他作为作者署名。这本书是戴高乐一个人写的。他没有同意贝当的这一要求，并且改变了原来的献词。原来，贝当同意戴高乐出版这本书后，要求在书的扉页上必须附上上校给元帅的献词，并于9月5日寄给戴高乐一则献词草稿，征求戴高乐的意见。献词草稿写道：“谨向贝当元帅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在1925~1927年间指导我写本书的第2章至第5章（“旧体制”、“革命”、“拿破仑”、“从灾难走向灾难”）。而戴高乐觉得这样有点平铺直叙，没有通知元帅就把献词草稿改为“献给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希望此书问世，并指导撰写前5章，而且由于他的指导，我才赢得了本书后2章的成功。”这使得贝当非常不满，又引起他俩之间一场争论。但是，军队历史问题专门委员会审查了他们的争论，并承认了戴高乐的权利。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争执并无多大必要。因为第一次印刷的该书到1940年还未售完。《法国和它的军队》虽然是在贝当指导下撰写的，而且贝当本人也参加过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但是，在书中那优美的文笔，史诗般磅礴的气势和字里行间充满的爱国主义激情，无一不具有戴高乐的特色，无论从哪方面看，这完全是戴高乐的作品。

    贝当元帅狂怒地说，戴高乐忘恩负义，冷酷无情，并示威式地在一些正式见面的时候，拒绝同戴高乐谈话。但是，戴高乐不欠他的债。这时，上上下下正好都在议论组建预计由贝当担任陆军部长的新政府问题。有人建议由戴高乐任该部副部长。贝当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你们不要相信他，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两面派人物……”

    从此，戴高乐同贝当的关系彻底决裂了。

    《法国和它的军队》于1938年9月出版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不幸去世了。11月，戴高乐的老朋友梅耶上校也不幸去世了。这两位老人的去世使戴高乐无比伤感。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还是当前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他已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1939年9月3日，战争终于爆发。德军坦克师两周内便击溃波兰。而法国如同戴高乐所预见的那样，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盟国垮台，躲在“马奇诺防线”后，连面都不露。有人说，法国像个老乌龟，把头缩到自己的龟壳里。实际上，这个所谓龟壳无异于一个鸡蛋壳，一打即碎。然而，德国这时在其西部边境仅留有薄弱力量实施掩护，若法国有突击装甲坦克军队，定可毫无困难地将其一举突破。

    战争爆发前一天，9月2日，戴高乐被任命为驻阿尔萨斯地区的第5集团军坦克司令官。这一提升并未使戴高乐感到太高兴。“我的命运，——戴高乐说，——就是在可怕的骗局中扮演角色。我指挥的几辆轻型坦克，只不过是一粒尘屑。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将最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

    但是，谁也不想采取行动。没有做好现代战争准备的法军仍然停滞不前。官方人士发表一些安抚人心的讲话，说什么“马奇诺防线”具有不可摧毁的威力。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但法国统帅部在这场战争中抱有一种荒诞的幻想，竟指望不会发生真正的战争。

    1940年1月间，戴高乐去巴黎。当时身为外交部长的保罗·雷诺邀请戴高乐到他在瑞华利街的公寓进早餐。莱昂·勃鲁姆也在座；他问戴高乐对局势的发展有何看法。戴高乐回答说：“问题在于德国今春要西进夺取巴黎，而不是要东进夺取莫斯科。”戴高乐的这一看法使勃鲁姆大为吃惊。他说：“您这样想吗？德国人不会向东进吗？他们会不考虑俄国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吗？您认为，德国人会疯狂西进吗？但是要知道，他们无力冲破马奇诺防线！”

    戴高乐同幼女安娜在布列塔尼海滨（1933年）至于雷诺，他听了戴高乐的讲话，一言未发，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戴高乐和勃鲁姆默默地一起走出举行早餐会的公寓大厦。走到库尔赛里广场出口时，戴高乐让勃鲁姆站住说：“如果您能同雷诺共同采取行动，那您就行动吧，我恳求您……”

    戴高乐明白，巴黎的军事和政治情况都很混乱。这是勒布伦总统同他谈话后使他产生的印象。当时，勒布伦总统到第5集团军视察，曾满怀信心地参观了戴高乐指挥的几辆过时坦克。他也未料到会有什么意外来自德国人的方面。

    早在1939年11月，戴高乐就曾向总参谋部写报告说，应从德国国防军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中汲取教训。他强调了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的高效能和波兰防线的无力。但这个报告未获任何结果，只是得到迪费奥将军的一个蔑视的意见：“根据当今情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1940年1月，戴高乐满怀焦虑，又到巴黎游说。他在雷诺住所遇到前总理勃鲁姆，从相互交谈中，戴高乐发现，勃鲁姆认为德军既不能东进，因为他们怕陷入俄国泥潭，也不能西进，因为马奇诺防线坚不可破。当时当局还规定，在战争情况下，法国坦克兵力仍应按1936年8月12日颁布的《共同条例》行动。艾马斯贝格将军于1937年5月曾就这一情况在一个德国杂志上写道：“在法国条例中规定的坦克使用方法表明了法国对现实的惊人无知。”

    戴高乐还采取了对一个上校来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步骤。1940年1月26日，他给80位军政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重述了法国面临的极度危险局势和必须迅即采取的强有力措施。戴高乐警告说，德国人必将使用强大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支援下，大举进攻。他还预言，法国防线随时可能被敌人突破，到那时崩溃也将不可避免。他要求立即把部队现有的坦克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清楚。他引证在波兰的战争经验，写道：“在当今的冲突中消极从事，就意味着战败……法国人民无论如何不应抱幻想，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现在拒绝进攻战理论是与已开始的战争性质相适应的。事情恰恰相反，摩托使现代杀伤工具具有巨大的威力、行动半径和速度。在已开始的战争中，其规模、机动的迅猛程度、冲击的突然性、入侵和追击的范围等，迟早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决不可看错这一点。已经开始的战争，很可能成为曾破坏过世界的战争中规模最大、性质最复杂、程度最激烈的战争。由此战争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义危机是极其深刻和普遍的，最后必将在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结构中引起一次彻底的剧变。建立机械化部队已势在必行。现在已经是法国作出决策的时候了。”

    戴高乐上校的这一呐喊也成了旷野呼声，没有引起震动。而巴黎则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况。尽管德国的入侵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对德战争的问题却似乎被人们忘记了。当然，也做了一点事。在1940年初，法国终于建立了1个坦克师。但其装备为1925年生产的陈旧坦克，而且不像戴高乐希望的有坦克500辆，而只有坦克120辆。这显然不能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

    这时的芬兰和苏联正在进行战争。法国决定站到芬兰一方，卷入这场战争。虽然有大量德军准备对法国作战，法军本身极需大量军备，但是法国却向芬兰火速送去175架飞机、500门火炮、5万挺机枪和冲锋枪，及其他一些军备。1月8日，达拉第下令组建一个阿尔卑斯山特别旅，准备派往芬兰。1月19日，又下达指示，要求准备实施以消灭巴库采油业为目的的战役计划。魏刚将军被派往近东，准备向高加索进攻。只是由于1940年3月苏芬战争结束，才使法国的这些荒诞企图未得实施。戴高乐将军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当时法国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必须指出，有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不是如何对付德国，而是如何打击俄国，其办法是援助芬兰，或是轰炸巴库，或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完全迷失方向的大众，他们因感到无论什么机构或什么人都不能领导好国家，便处于疑虑和绝望之中。显然，一场严酷的遭遇将在全国掀起绝望和惊恐的巨浪，从而毁灭一切。”

    1940年3月1日，随着英、法联军远征挪威的失败，达拉第内阁被推翻。3月23日，保罗·雷诺受托组阁，他当时表现为拥护对德决战，有人称他为“法国的丘吉尔”。雷诺之所以获此声誉，与之不无关系的是，他自1935年以来曾大力宣扬过戴高乐的思想。他深刻地记得，戴高乐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时，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如蒙见爱，不论情况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愿效犬马之劳。”

    雷诺急召戴高乐去巴黎，要他给写一个政府声明。戴高乐很快给写出一份简单明了的声明。雷诺完全同意，并拿到议会里照本宣读。戴高乐第一次成为组建内阁程序的直接目睹者。他看到了一些人在议会中施展阴谋、相互勾结、尔虞我诈、强词夺理、丑态百出，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伪善、虚荣和自私。他们似乎都忘记了，现在是在打仗，法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戴高乐感到这一切实在无耻，令人惊讶。

    雷诺在分配部长们的职务时，不是考虑他们的能力如何，而是考虑到分给谁能得到议员几票的支持。于是，他把陆军部长这个重要职位分给了原总理，与他关系最坏的达拉第。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是不可能好好共事的。但是，雷诺需要激进党人的支持票。他任命激进党的11个代表担任部长。但表决时，该党的116个代表中，只有33人投票支持雷诺。为了争取主张与希特勒讲和的极右分子的支持，他竟任命印度支那银行总经理保罗·杜安——赖伐尔的朋友，绝不是法西斯的敌人，担任要职——国务部次长兼战争委员会秘书。可以说，雷诺为了同希特勒打仗，任命了一个亲希特勒分子当部长。议会场外有人说，这一任命是按雷诺的情妇拉巴尔特伯爵夫人的坚决要求做出的。

    3月23日，当讨论政府的声明时，戴高乐坐在波旁王宫的一个旁听席上旁听。他感到这个大厅的情景很令人害怕。他这样描述道：“当讨论时，只有自认为受到新组成的政府伤害的人或团体的代言人说话。有人谈到国家的危境，举国上下必须共同努力，促进自由世界合作等，但那只是为了粉饰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抱怨。”

    就这样，到了要通过新总理议案的时刻。甚至雷诺自己的党——民主同盟，也投反对票！当时场上混乱不堪。结果，雷诺获268票，有156票反对，111票弃权。政府得到的信任票只是一票的多数！就算是这样吧！戴高乐在会场走廊里听到有人公开说，统计票的数字被蓄意颠倒了。议会主席赫里欧先生后来对戴高乐说：“我不太相信政府得到了那一票。”

    戴高乐早就对议会不怀好感。在法国大难临头之际看到的这一情景，更使他一生都对议会感到厌恶。甚至当情况表明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完全正确时，他还会表现出这种厌恶感。

    一切都证明，他亲自来巴黎纯粹是白费。雷诺原建议由他担任新选出的战争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协调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宜。戴高乐认为这个委员会很重要，很多事情都决定于它。但是，在雷诺政府担任陆军部长的达拉第却声称：“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么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到楼下去给雷诺打电话，请他让戴高乐来代替我。”

    当戴高乐感情受到挫伤，正准备返回阿尔萨斯前线时，甘末林请戴高乐到万塞纳总部去见他。在甘末林总部这里比较安静。甘末林很能干，总是和蔼可亲，但无所作为。他与作战部队联系较差，认为事件只会按预计的那样发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同于贝当和魏刚，他不同堕落为希特勒“第五纵队”的法西斯阴谋家联系。甘末林告诉戴高乐说，已决定任命他为第4坦克师师长。这个师还未成立，预计5月15日前编成。戴高乐仍感到自豪，并向甘末林表示了感激之情，同时也说出了自己对法军无所作为和希特勒进攻逼近的忧虑。甘末林说：“我很理解您的心情，至于您的忧虑，我看没有什么根据。”

    总司令的这次谈话，未能使戴高乐消除对法军必败的忧虑。5个星期后，令人可怕的事实证实了他的忧虑。

    5月初，甘末林下令把法国和英国的精锐部队派往比利时纵深地带。5月10日，德军突然从盟军和法军之间的空隙发起猛攻，10个装甲坦克师和6个摩托化师大举西进，一举越过贝当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这是一次装甲巨浪的歼灭性冲击。这一冲击很像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中所描述的突击坦克部队的行动。是的，一切都是如此，只是这不是法军所为，而是德军所为。进攻第4天，德军即越过法国国界。古德里安的坦克军于5月14日，强渡马斯河，然后向右，直指拉芒什；5月18日，越过“马奇诺防线”，摧毁法军阵地，歼灭法军一个军后，到圣康坦重新集结，准备一举攻下巴黎或敦刻尔克；20日进抵海岸，切断留在比利时的盟军其他部队的交通线，迫使不列颠军队仓促撤退。

    “可以说，——戴高乐写道，战争的命运，在一周内就决定了。我们犯下的致命性错误，早就使我们的军队、国家机构、全国处于一个危险的陡坡上。现在整个法国已一发不可收拾地滑下去了。”

    5月11日，戴高乐受命指挥由一些分散部队编成的坦克第4师。5月15日，总参谋长杜奥蒙向戴高乐口述下达战斗任务：率坦克4师在兰斯稍北的拉昂地区独立行动，以保障第6集团军各师会合，掩护巴黎。戴高乐问道：“您为什么不把4个师联合成一个集团呢？”杜奥蒙悲伤地答道：“我所掌握的只有你的一个师。”

    之后，东北战线总司令乔治接见戴高乐。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说道：“再见吧，戴高乐！您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大显身手了。”

    离开乔治将军时，戴高乐感到“希望已经破灭，弹簧已经绷断。”他急忙赶到拉昂，研究地形，配置指挥所，集结分散的部队，以便指挥。但情况极度混乱，道路全被狼狈不堪的逃跑群众堵塞了。这是崩溃了。戴高乐写道：“我看到许多慌乱的人群，溃退的军队，又听到敌人轻蔑地侮辱我们，不禁心中燃起无名怒火。唉，真是笨蛋！战争一开始就这样非常不成功。但是，你必须继续打下去。说打仗，世界有足够的地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去，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正是在这一天，他决定了他今后的一切活动。

    这是1940年5月16日。戴高乐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于第2日，从拉昂向东北蒙特康内方向发动进攻，切断交通枢纽，阻止敌人向法军第6集团军阵地前进。5月17日拂晓，戴高乐得到了3个坦克营增援。他把这3个营与其他部队编组在一起，即率部前进，击退德军进攻，前进20公里，逼近蒙特康内。戴高乐企图强渡塞尔河攻占该城，但未获成功。部队遭德军猛烈炮击。德国“容克式”轰炸机不停地向戴高乐部队冲击和轰炸。戴高乐完成掩护部队的战斗任务后，于5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率部撤回拉昂北面的阵地。他这个仓促编成的师在各方面都严重不足。没有炮兵的掩护，没有航空兵的支援，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命令只能照旧靠通信员送达。然而，5月19日拂晓，戴高乐又率部在拉昂以北发起进攻，进至塞尔河边。这时，河对岸是配有重炮的德军主力部队。他们轻而易举地把企图夺取渡口的法军坦克击毁了。没有炮兵、航空兵和步兵的支援，要渡河是不可能的。德军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军突破法军战线后，转向海岸前进。此时，戴高乐的坦克师陷入古德里安坦克军的翼侧。“在这一时刻，——戴高乐写道，——我不能不想到我向往已久的机械化军队的能力。如果我现拥有这样的军队，我就能马上阻滞敌军的几个坦克师前进，使他们的后方处于惊慌失措之中……但是我们在拉昂以北地域的部队毫无价值。”

    戴高乐几乎与古德里安将军迎面相撞。古德里安在德国被认为是一位热衷于大量使用坦克的将军。他写过一本书，名为《注意，坦克！》，好似戴高乐《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德国方案。这可能是两个坦克崇拜者在进行独特的决斗！不过，不论戴高乐如何幻想，都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打。他的剑太短，不能阻止希特勒把德国的宝剑刺人法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得知，戴高乐的坦克第4师自5月16日参战……戴高乐没有回避过战斗，他亲率几辆独立的坦克，于5月19日突至距我指挥所两公里的地方。我有数小时感到信心不足。”

    德国坦克、自行火炮和步兵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越过塞尔河，开始向戴高乐师进攻。第2天下午，当第6集团军已经展开之际，戴高乐接到退却命令。经激烈战斗，蒙受重大损失，戴高乐师且战且退，于5月19日至20日的夜间退至拉昂附近；次日，穿过德军进攻部队，继续向南运动。

    5月20日，甘末林被免职，魏刚接任总司令。同日，贝当元帅作为副总理参加内阁。此时，魏刚73岁，而贝当已84岁高龄，他们都对胜利失去信心，一心只想求和、投降。这似乎就注定了雷诺政府的悲惨命运。

    戴高乐在拉昂战斗中的行动自然未能对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可以断言，作为一个师长，戴高乐尽了最大的努力，简直不可能再取得更大的进展。敌人的供词是很有趣的。德国蒂佩尔斯希将军在其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戴高乐将军所部的积极行动看来只有一个企图，就是要从南面迎击突入的德军。”

    但是，戴高乐师撤退后，于5月22日向西开进，并在那里投入了新的战斗。5天之内，该师前进180公里，并在靠近拉芒什海峡索姆河上阿布维尔东南占领阵地。德军依托阿布维尔，为尔后的进攻建立了登陆场。戴高乐受命歼灭阿布维尔筑垒地域之敌。5月27日晚6时，该师2万人、140辆坦克及6个步兵营，在6个炮兵营支援下，投入冲击。入夜，突人敌第1防御地区。德军丢下大量技术兵器和装备，仓皇撤退。戴高乐将军同自己的军官们在敌慌忙遗弃的雨比村要塞共进午餐。餐桌上，代替桌布铺的是一面带“卐”字形的德国国旗。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一局部小胜，是在以法国崩溃为阴暗背景下取得的一次偶然事件。

    5月28日拂晓，第4坦克师恢复了进攻。敌人以重炮从索姆河右岸猛烈轰击戴高乐的部队，德军航空兵也不断轰炸。戴高乐师损失约40辆坦克和数百名官兵。“尽管如此，——戴高乐写道，——战场上仍充满胜利的气氛。每个人都傲然不屈。甚至伤员也在发笑。似乎火炮也在欢快的发射。由于法军战斗顽强，德军不支而退。”戴高乐师把德军击退5公里远，进至距阿布维尔7公里处。

    同日，戴高乐因作战英勇、指挥得力，被授予临时准将军衔。

    5月29日晨4时，戴高乐部向控制阿布维尔地域的高伯山发起猛攻。付出重大代价后，戴高乐部攻占了山坡，但山脊仍在德军手中。诚然，德军的两次反冲击均被击退。经3日激战，把德军击退14公里。德军在阿布维尔桥头堡的阵地损失3／4。但是，戴高乐师也蒙受了惨重损失，可用坦克仅剩下34辆。

    在所有这些战斗过程中，戴高乐一直严格坚持按他在《建立职业军》中所说的行为规范行事。他不是老坐在有掩蔽的指挥所里，而是常常到战斗中心位置。他穿着坦克手的短上衣，与列兵毫无区别，在敌炮火下昂首挺进，处处可见他的身影。他冷静沉着地指挥这次会战，同时深刻意识到这次会战已无意义。“唉，——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这次会战能胜利吗？我当时想，除了这一纵深为14公里的狭小地带而外，我还有什么要夺取的呢？”5月30日那日，战争实际已经输了。

    同日，举世闻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开始了。21万5千英国远征军和12万法军开始向英国撤退。各种类型的船只穿梭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海滩上一片狼藉，遍地是被丢弃的武器装备和辎重。

    1940年6月1日，戴高乐到蒙特利堡去见于5月20日取代甘末林的新总司令魏刚。这位坚毅但个子不高的将军，性格爽朗朴素，溢于言表，这在1920年波兰战局期间戴高乐已早有所见。今天他显得有些忧虑。他首先祝贺戴高乐在阿布维尔战役中的胜利，接着问他，法军尚有的1200辆现代化坦克应如何使用。戴高乐建议把这些坦克集中编成2个突击集团，以便能有效地对进攻之敌实施突击。但魏刚对此计划未表示出应有的热情。相反地，他指出，德军的兵力比法军多一倍多，情势已不容乐观。接着，他说了许多“如果”，“如果事情不断发展得太快，如果我能及时地把自敦刻尔克退下的法军聚集起来，并有武器供给他们，如果自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军能改装后重返法国作战，如果英国空军答应全力参加大陆战争，那我们还有希望，不然的话！……”——魏刚摇摇头补充说，他显然不愿大声说出“投降”二字来。但是，那时戴高乐已全明白了。戴高乐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魏刚。

    戴高乐在回忆录里详细指出了魏刚作为军事首长的不足，说他缺乏果断、自主和激情等等。魏刚已同5月18日成为雷诺政府副总理的贝当沆瀣一气，力图阻止事态向有利于法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甚至企图不惜无耻地向敌人投降，葬送法国的独立。

    6月5日，德军恢复进攻，形势恶化。雷诺当夜改组政府。结果在政府里拥护停战的立场得到加强。但是，随机应变的雷诺想在自己的内阁里能有个反潮流的代表，以防万一。于是，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6日清晨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戴高乐。过一会儿，戴高乐也接到了一个证实这一任命的电报。这时，戴高乐毫不感到惊奇，显得非常平静，也许他事先早有耳闻。值得注意的是，戴高乐到内阁担任的这一职位，虽然并不高，但却在外国新闻界引起反响。英国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写道：“雷诺先生最有趣的革新是对在军界以著述闻名的戴高乐将军的任命……这个人物是一位强有力的理论家，是一位大量使用坦克的预言家。他聪明、锐利，既有行动，又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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