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两年风雨，国内抵抗运动各战斗组织纷纷投奔“自由法国”。
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首先发出抵抗号召的目的是号召重建法国正规军，以期站在盟国一边对希特勒作战。但是，法国人民无此耐心，不愿容忍法西斯占领和维希为虎作伥，不愿消极等待盟军的到来。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他们同仇敌忾，愤起投入残酷的反侵略斗争，在灾难深重的法国本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抵抗运动。
戴高乐明白，他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无异于一个脱离人民的侨民组织，很有可能，在法国得到解放时很少有人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组织。难怪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不时地说，“自由法国”是一个完全没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法国、仅服从一个无名将军的组织。戴高乐深刻意识到，没有国内抵抗运动的支持，绝难达到既定目的：保证法国进入战胜者大国的行列。
然而，自“自由法国”成立一年来，戴高乐几乎还没有在法国领土从事抵抗运动，同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同国内抵抗运动联合起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但是，在全力巩固我们的海外基地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殖民地所属国。在那里怎么办呢？应如何争取什么帮助呢？当没有任何办法在法国国内行动，而且我们甚至还想不出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曾致力于制定出一些远大的计划，希望全国能同我们联合在一起……但是，地下斗争的这一领域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不熟悉。法国绝对没有对其所陷入的境地做好应有的准备……
简而言之，在殖民地所属国，我们完全不能依靠我们在行动中曾依靠的力量。”
从德国人占领法国之初，在法国就开始了反占领者的行动。当时，法国分两个地区：北部包括由德军占领的巴黎；南部包括由贝当控制的维希的“首都”。在以里昂为抵抗运动中心的南方，早于1940年6月便出现了一些战斗小组，后来发展成为“战斗”、“解放”、“狙击兵”和“阵线”等组织。北方的条件严峻得多。在这里不得不直接与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周旋。但是，在这里的抵抗从一开始就具有特别明显的战斗性。
这里也有很多组织，如“民族阵线”、“解放法兰西”、“解放北方”、“抵抗运动”等。总之，那时的抵抗组织是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有些后来消失了，联合了，分裂了。曾有很多英勇的战斗队和战斗小组，它们消失时没有留下自己的任何信息。它们都是在地下状态战斗的，甚至常常互不知道各自的存在。在斗争中献身的人员来自各个方面，他们的社会出身、政治观点、职业和年龄等，都不尽相同。
其中，有工人和农民，有贵族和教士，有教授和大学生，有家庭主妇和军官。抵抗运动好似一面明亮的镜子，它照出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切优秀、勇敢和崇高。对祖国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把抵抗战士联合在一起了。当时，参加抵抗运动的政党组织很多，所以在抵抗运动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也很多。
因此，当1941年戴高乐决定同抵抗运动直接接触时，不得不同众多的组织联系，因为那时国内抵抗运动还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这一情况倒对在伦敦的戴高乐十分有利。
因为他可站在抵抗运动的分歧之外，不与他们的矛盾有牵连，从而提出担任领导角色的要求。“自由法国”同国内抵抗力量的接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直到最后，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个深渊；尽管在这个深渊上架了几座不稳定的小桥，但解放后这些小桥都很快倒塌了。
戴高乐同国内抵抗运动的严重分歧来自策略问题。戴高乐认为，国内的抵抗运动应成为拥有秘密军火库的地下战斗队伍。他自己应成为这些战斗队的当然总司令。各战斗队只应根据他的命令行动。当国内抵抗战士们奋力投入反德寇的战斗时，戴高乐要他们等待命令，而他的命令必须随盟军进入法国之后才能到达。
此时，国内抵抗运动应起的作用是，巩固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威望，而将来则应帮助戴高乐在殖民地所属国建立自己的政权。按戴高乐的话说，“抵抗运动应成为与各国军事行动相配合的一个整体。暂时，它应作为预备队。现在在殖民地所属国公开进行战斗的时机还未来到。”
但是，各抵抗组织不理解也不愿执行他的这一策略。他们于1941年秋开始对德国占领者发动了群众性袭击。1941年10月23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说：“法国人起来杀掉德国侵略者，这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侵略者如果不愿死在我们手里，那就应该只呆在家里……但是战争必须有策略。战争只能由负责作战的人来领导。
目前我命令在沦陷区的人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惟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这话使得国内的抵抗战士不知所措，并感到震惊。
戴高乐的这一命令未能被抵抗战士理解。他们认为，这个命令等于要他们停止抵抗，拒绝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最积极的斗争形式。更使他们愤怒的是，戴高乐建议抵抗战士的活动仅限于在帕西上校或雅克·苏斯戴尔（戴高乐的另一代理人）监督下搜集情报资料。抵抗运动的各战斗组织不愿听从这个命令，认为这个命令无疑是一个投降命令，是纯粹为提高戴高乐作为抵抗运动领袖的威望的。
戴高乐在伦敦BBC电台发表演说（1940年6月18日）尽管如此，戴高乐还是扩大了同国内抵抗运动的联系。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尽管与戴高乐有分歧，但都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斗争领导中心。他们迫切需要武器和经费，而这一切都必须由戴高乐提供。因此，他们同伦敦的接触虽有重重困难，但仍不断扩大。尤其英国情报处还常对戴高乐进行干扰。英国情报处在法国建立自己的间谍网，直接同“自由法国”竞争。
对戴高乐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尽快取得抵抗运动的一些著名领袖的支持。但是，原来从伦敦方面派给戴高乐的人多为“法兰西行动”成员、情报军官和职业间谍，他们多对国内抵抗战士缺乏同情心。这时特别需要有一个深为抵抗战士尊敬并倾向支持戴高乐路线的人。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他为解决抵抗运动的问题给戴高乐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人就是40岁的让-穆兰，厄尔一卢瓦尔省省长；在德军占领沙特尔城时，他被敌人捕获，不久又被释放。此后，维希政府撤了他的省长职务，他就成立了一个抵抗运动的地下组织。让·穆兰看到抵抗运动过于分散，深感抵抗运动需要联合。不久，他也得到了抵抗运动其他一些领导如“战斗”的领导人弗赖奈的支持。1941年10月，穆兰好不容易从法国到达里斯本，后又几经周折，从里斯本到达伦敦。1941年12月，戴高乐同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他的天赋和决断能力印象很深，便决定派他回法国去，做他的政治和军事代表，领导法国非敌占区的抵抗运动。经过短期突击跳伞训练后。穆兰于1942年1月1日乘一架英国飞机伞降着陆，回到法国。他的密码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
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小组，设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保持联系。回国后，他巧妙地把南方三个最大的组织联合起来，组成联合抵抗运动。他被抵抗运动的大多数领袖承认为戴高乐的代表，并建立了戴高乐驻法国总代表团。虽然在伦敦把这个总代表团描绘成领导国内整个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上这最多只能是一个负责分配武器、经费等的中介机构。这样一来，穆兰成功地取得了国内抵抗志士和伦敦“自由法国”人的“共同承认”。
几个月后，国内抵抗运动的其他几个代表也先后到达伦敦投奔戴高乐。这些代表中，有社会党人克雷斯蒂昂和工会联合会的皮诺。皮诺是“自由北方”的代表，于3月来到伦敦。他年约40岁，微胖，头发稀疏，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精力非常充沛，长于从事秘密活动。戴高乐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想同他制定一个共同行动纲领。但是，戴高乐同他只谈恢复法国的伟大，并极力指责贝当和第三共和国。皮诺对此感到害怕，觉得戴高乐以此表示拒绝战后恢复议会民主。于是，两人未能达成一致。到4月28日，皮诺登机准备离开伦敦时，有一个摩托兵给他送来一份戴高乐告抵抗运动书提纲；提纲中没有把维希同第三共和国等量齐观，同时允诺恢复民主自由和进行社会改革。最后，戴高乐和皮诺才达成了一致。皮诺于4月底回到法国后对国内的秘密抵抗组织的团结与合作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皮诺之后到伦敦的是皮埃尔·布洛索莱特。他也是个社会党人，年近40岁，身材瘦小，一到伦敦立即欣然承认戴高乐为领袖。帕西对他印象很深，戴高乐很喜欢他。他后来回国后成了抵抗运动的最出色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一。
在布洛索莱特到伦敦后不久，抵抗运动中的一个大组织，“解放”的领导人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于4月底乘一艘潜艇来到了伦敦。
他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他的那个氏族出了好几个拿破仑和路易一菲力普时代的内务部长。他自己原是个海军军官。他也拥护社会改革，拥护法兰西民主化。开始，不列颠反间谍人员令人厌烦地询问了他好几个小时，后来法国反间谍人员又询问他。最后，他才被邀请同戴高乐谈话，并就合作抵抗问题双方达成一致。
此后，戴高乐深深地意识到，必须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并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讲话内容。于是，在他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些在他的词典里是很不寻常的话语。1942年4月1日，他说道：“被特权集团和统治上层出卖了的法国正在完成我们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4月30日，戴高乐宣称：“法兰西劳动者是抵抗的榜样，他们不顾一切维护法兰西人民的忠诚、光荣和伟大。”
1942年6月23日，在抵抗运动的地下报纸上发表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个宣言。宣言中概括了戴高乐和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文件中也肯定他以前提出的任务，即恢复法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等。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关于胜利后国内结构的一些重要保证。这个宣言非常重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1942年6月23日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出版的秘密报纸上发表的宣言［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52～65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1942年6月23日
敌人和卖国贼对法国的阴谋的最后一层蒙纱现在已经扯掉了，这次战争所要解决的问题对所有法国人都是清楚的：不是独立就是处于奴隶地位。每人尽力打败敌寇，解放我们国家，这是他的神圣责任。除了胜利以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我们也没有任何前途。
可是这个重大的考验已经向国家表明，威胁它的生存的危险不仅来自外方，没有勇敢而彻底的国内改造，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一个被贪污腐化所瘫痪了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在战败中下台。另一个在罪恶的投降中产生的制度，正沉醉于个人的权力。两个制度都是法国人民所严厉斥责的
尽管有奴役制度的镣铐，但国内向我们发来的千万个信号，使我们看到它的心愿和希望。我们代表法国宣布这些心愿和希望，并确认法国人民作战的目的。
我们要求我国恢复它所有的一切。对我们说来，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因为我们要使法国再次成为完全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样我们也要只使法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时，因为它从敌人压迫下解放出来，一切的国内自由必须恢复。一旦敌人被从我国国土赶出去，全体法国男女将选出一个国民议会，由它行使全部主权，决定国家的未来。
我们对法国权利、利益和荣誉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每个打击都要加以报复，还要消灭一切危险。这首先意味着，破坏战争法规、损害法国生命财产的敌人头子们必须和与他们合作的卖国贼一同受到惩罚……
我们要求全体法国人能够安全地生活。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必须获得物质保证，在国内，必须作出实际的保障，以终止对权利的不断侵犯所造成的压迫，以保证每个公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自由和尊严。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和社会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不可分的目标。
我们要彻底摧毁敌人侮辱宗教、道德和人道，只相信自己强大得能够任意支配世界而成立的那些傀儡群众组织。同时，久受尊崇的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今后将成为我国的现实。人人都有思想、信仰和行动的自由，人人都受到别人的尊敬，并在困难时得到援助。
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各国人民的未来、把各民主国家团结在同一斗争中的战争，结果会产生一个世界组织，能在每个方面都建立永久的团结和各国的互助。我们打算让法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因为它的天才和特长是有资格占有这种地位的。
法国和世界为自由、正义和个人自决权而奋斗并遭受苦难。这个自决权、正义和自由必然在事实上、法律上赢得这场战争，这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利。
只有法国和人类获得这样的胜利，才能补偿我国所经受的空前考验，再次为它开辟走向伟大的道路。做任何努力、任何牲牺来获得这场胜利都是值得的。我们一定胜利。
在戴高乐发表这一讲话之后不久，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力普于1942年7月27日，参加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内务委员。从此，帕西仅负责抵抗运动的军事问题，而抵抗运动的政治问题则由菲力普负责。
这样，在“自由法国”成立两年后，戴高乐联合统一国内抵抗运动力量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进展有力地加强了“自由法国”在世界大国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戴高乐反法西斯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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