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德军在利比亚直接交战获胜。
戴高乐对英美密谋向北非登陆大为愤怒。
戴高乐自1941年9月从大马士革回到伦敦后，因面临应付国际关系、统一国内抵抗力量、整顿自由法国机构、处理家庭事务等诸多问题，未再远去，一直在伦敦呆了近10个月之久。
在这10个月期间，戴高乐过得并不愉快。本来，英国收留他并给提供资助，自应引起他的感激之情。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戴高乐很快发现，伦敦之所以能成为“自由法国”的发源地，不是出于丘吉尔的善心，而是出于丘吉尔的私心。戴高乐在回忆录里颂扬这位不列颠政治家时，常常强调他的那些含糊其词的谎言和做作的感情。总之，他的回忆录里有好多地方尖酸地描述了不列颠外交的诡计，至于特别令人愤怒的英国情报处，就更不用提了。有一种印象表明，好像英国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开始引起戴高乐的反感。戴高乐在回忆录里说：“就在那坚强不可动摇的英国的心脏，笼罩着我们的是寒冰。”于是，戴高乐想把总部迁至布拉柴维尔或贝鲁特，但是未能如愿。他在很多方面，还得依靠英国人。如经费、情报、通信工具、武器，甚至车辆等，都得从英国人那里领取。尤其从伦敦比较容易同殖民地所属国建立联系；而当需要依靠国内抵抗组织的时候，这种联系也显得特别重要。
这时，戴高乐仍住在“卡诺特”饭店，每周回家过礼拜六和礼拜天。他的家原在希罗普郡的埃尔斯米尔，不久又先后迁至距伦敦40公里的伦敦附近和伦敦的汉姆斯特区。当时，他家里共有3人：将军、夫人和女儿安娜。他的儿子菲利普进海军学校后，一直在轻型巡洋舰“罗塞里斯”号上航行和作战，后调至“9B”号鱼雷快艇上当艇长助理。女儿伊丽莎白在西翁圣母女子学校寄宿，准备进牛津大学上学。
“自由法国”的办公机构由不大的圣斯蒂芬大厦迁至卡尔登花园。在卡尔登花园的一座楼里，“自由法国”开始只能用一层楼，后来整个这座楼全归“自由法国”使用。但后来因为太拥挤，各个处（局）就分散到伦敦的多处办公。到1941年底前，“自由法国”的民政机构有96人，军事机构有280名军官和士兵，70名文职人员。戴高乐无力发给人们丰厚的工资。根据级别，每人每月仅可得15～30英镑薪金。从1941年秋起，这个不大的机构的活动开始具有政府工作的性质。大厅里庄重地挂着“卡尔登花园”大钟，每周不少于举行一次民族委员会会议；会议由戴高乐主持；各委员像是履行部长职责。但是，他们的职能是纯属协商性的和执行性的。一切由戴高乐一人主宰，他的决定不容批评。戴高乐曾写道：“在民族委员会里，从无任何人对我的最后决定提出异议……全部责任均由我负责。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归根结底，我这个可怜的人总是对一切负责。”
诚然，在戴高乐宣布成立民族委员会的前后，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策动了一次夺权阴谋。
一段时间以来，米塞利埃一直在找戴高乐的麻烦。他对与之关系密切的英国海军部说，戴高乐“患了狂妄症，‘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须更换，否则必须改变领导人的作风”。他的两个参谋甚至直言不讳地对关注自由法国事务的莫顿说，自由法国指挥部的多数成员决心迫使戴高乐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免他继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但是，这谈何容易！
1941年9月18日，米塞利埃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要求立即成立由自己任主席、戴高乐任名誉首脑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批准“自由法国”一切声明和政治主张。次日，米塞利埃在萨沃伊的一次午餐会上向他的同盟者宣布了他的这个计划。奇怪的是，这次午餐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丘吉尔的好友贝斯伯勒伯爵，莫顿也在场。并不支持米塞利埃的戴高乐的政治秘书处负责人德让也出席了这次午餐会。
午餐会结束后，莫顿向丘吉尔汇报了米塞利埃的上述计划。丘吉尔听后虽感满意，但又担心对戴高乐太过分了，怕引起“自由法国”内部的严重分裂。不过，这种担心已无必要，因为戴高乐已计划好要把米塞利埃清除出“自由法国”。
9月20日，米塞利埃在未得到戴高乐答复的情况下，又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用稍缓和的口气说，他将只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监督政治决策。戴高乐心想，即使这样也不行。21日晚，米塞利埃同其追随者拉巴尔特去见戴高乐时，戴高乐说，无论如何他决不会放弃对该委员会的控制。而米塞利埃则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就拒绝参加该委员会。
22日上午，米塞利埃给德让打电话询问戴高乐在同他们会面后改没改变主意。德让回答说，将军没有改变任何主意，他正准备成立民族委员会，米塞利埃和拉巴尔特都将不在其中。米塞利埃觉得难以忍受，气愤地说，那样的话，他将宣布舰队独立，自行独立继续战斗。事后，他还通告英国海军部说，他的舰队将听从英国海军部处置。这使英国海军部感到十分尴尬。
戴高乐闻此大怒，遂下令限米塞利埃于24小时内撤回声明，并声称，否则后果由米塞利埃负责。这时，丘吉尔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一方面对戴高乐把宣布成立民族委员会的时间推迟24小时，一方面派艾登领导一个小组从中多方进行调停。最后，问题总算得到解决，这场风波宣告平息。1941年9月25日，戴高乐宣布民族委员会成立，他自任主席，各委员对他个人负责，米塞利埃为普通委员。这样，戴高乐保住了自己对“自由法国”的控制权。英国人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戴高乐在同英国的关系中，痛苦的摩擦层出不穷。1942年春，类同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矛盾重又出现。英国人坚决阻碍戴高乐企图控制法属索马里的活动。后来就发生了一起使戴高乐暴怒至极的事件。1942年5月5日夜3时，戴高乐接到通知说，英国军队已登陆马达加斯加。英国人没有预先同戴高乐商量，而戴高乐此时正拟从这个面积比法国本土还大的岛上赶走维希的总督。当戴高乐要求艾登对此做出解释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模模糊糊的许诺：保证“自由法国”参加对马达加斯加的管理。戴高乐派出代表前往该岛，但英国人阻止戴高乐的代表启程，并在马达加斯加保留了维希的总督。于是，5月6日，戴高乐向英国政府声明说，如果英国人蓄意侵犯法国的任何领地，他将停止同英国合作。
威胁终于生效。5月10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会谈，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位不列颠首相谈到了他自己对法国的感情，谈到了他希望看到法国成为一个大国。同时他还说，如果日本人夺占马达加斯加，那会造成很大危险，因此必须立即行动。但是，他着重强调美国政府的意志，说美国政府不希望戴高乐参加马达加斯加战役。戴高乐回答说，他无论如何，决不向美国和罗斯福让步。丘吉尔说：“您不要强求！您看，要像我这样：一会儿欢笑躬腰，一会儿又挺胸。”戴高乐回答说：“这样做，对您来说是可以，要知道，您所依靠的，是一个牢固的国家，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统一的帝国和强大的军队。而我！有什么呢？这一切您都知道，我应当关心的是法国的利益和未来。这个重担太沉重了。我太不幸了，决不能让自己弯腰，卑躬屈膝……”谈话结束时，丘吉尔让戴高乐相信，他将不会阻挠戴高乐在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建立“自由法国”政权。
1942年7月14日，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将成为“战斗法国”。此后，他的运动改称“战斗法国”。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信，在1942年，将在战争进程中发生决定性转折事件。但是，他仅有7万人的武装力量，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来体现“战斗”这一称号呢？有关“战斗法国”武装力量的损失资料证明，易名是正确的。这时，它的飞机的损失超过作战人员损失的两倍。在有3600名现役军人的海军中，牺牲了700人。商船队有1／4以上人员在海上牺牲。在国内抵抗运动的牺牲人员数字不详，但也相当严重。
然而，这些损失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法国人多牺牲于日常性军事活动中，如护送商船和空中巡逻中。戴高乐幻想他的战士能参加大战役，争得大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用两个法国师（实际上按人数只有两个旅）参加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当英国人拒绝他这样干的时候，他便决定把这两个师派往苏德战线作战。英国人很不高兴他这样做，最后同意让法国人参加利比亚战斗。英国人的让步，还因为德意军队在隆美尔将军指挥下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早在1941年12月，丘吉尔曾通知戴高乐说，不列颠统帅部准备满足戴高乐的愿望。不列颠首相甚至建议戴高乐亲自去利比亚，对戴高乐说：“隆美尔是坦克将军，您也是坦克将军。您为何不去同他亲自一比高低呢？”但是，戴高乐由于当时在伦敦的任务更重要，同时也可能未理解丘吉尔的这番幽默的真意，所以后来才付诸行动。
1942年5月，戴高乐派两个法国师共1．2万人，约占盟军同时投入战斗的总兵力的1／5，占领在利比亚的比尔哈希姆阵地。5月27日，德军隆美尔开始向该地进攻。于是发生了戴高乐久已幻想的情况：自1940年以来，法国人和德国人首次重又在大规模交战中相遇。柯尼希将军指挥的法国师陷入危险境地。6月7日，隆美尔部队在比尔哈希姆将该师完全合围。法军猛烈抵抗。伦敦各报以“法军的英勇防御”为题，纷纷报道。戴高乐非常警觉地关注着战斗的发展。他知道，他的这个师面临被敌人全歼的危险。但是，6月11日，该师在战斗中突出了包围圈。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甚至原希特勒的将军们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法军的这一成功。戴高乐非常高兴。他写道：“比尔哈希姆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1942年6月18日，有1万法国人，包括军人和平民，在伦敦集会隆重庆祝“6·18”号召发出两周年。在艾伯特大厅演说台后悬挂着一个有洛林十字旗的三色帷幕，引起全场的注目。大厅的四层看台都挤满了人。厅内响起了马赛曲和洛林进行曲。戴高乐在欢呼声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
戴高乐将军1942年6月18日在伦敦艾伯特大厅“大不列颠法兰西人”大会上的演说［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47～6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8世纪法国大作家香弗曾说过：“理智的人忍耐，热情的人生活！”法国在波尔多投降和被出卖已有两年，可是法国仍旧……继续作战。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也忍耐了，因为我们是理智的人。
我说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只有一种热情：法国！在所谓停战以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非洲和东方的战场上，在各个海上，在英国、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的天空上，在圣纳扎尔的夜战或是早晨的刑场上献出生命时，用最后一口气念叨法国的名字。千百万立场坚定的法国人，不论是在本国准备复仇，在战争中打击敌人，在自由的帝国担任行政人员、民政人员、医师、教师、移民和传教士，捍卫它的神圣主权和有益的影响，或在外国注视着它的友谊联系和名誉，他们都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为法国服务；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对法国效忠。因为没有热情就不能成任何大事；责任所交给我们的伟大工作，要求对法国有热情。
我说我们是理智的人。的确，我们选择了最困难可是又最容易的道路，就是直路。自从我们开始了解放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工作以后，我们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脱离这条选定的道路。今天是1942年6月18日。至于我，我准备不加任何更动地重复我们在1940年6月18日后所说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两年以后还完全重申不变原来的立场和声明。可是我确实知道，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起就可以在任何时刻加以肯定。
我们，不仅到处与敌人作战，而且要把全部法国土地和军队都拉回战争中去，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成为为救国而战、服从法国召唤的法国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认识到并甘愿承担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说真的，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负担起执行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至少不得不作三项盲目的信赖。第一，我们必须信赖英国能够抵抗，单独地挡住德国和意大利的最猖狂的进攻。其次，我们必须相信敌人的野心会把苏俄和美国两大国拉入战争，没有这两国，任何决定性胜利都是不可想像的。最后，我们必须肯定法国人民不承认战败，尽管有德国的羁绊和维希的麻醉，终究要重新站起来而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有丘吉尔所领导的英国，在敌机的猛烈轰炸下像磐石一样坚定；我们看到它顽强地作战，在空前的大海战中取得胜利，在中东、非洲和远东作了重大努力，最后把自己变成进行决定性进攻的强大基地；我们看到斯大林所领导的俄国人民及其军队，在一年间的战争和1200英里长的战线上粉碎了德国及其所谓盟国的疯狂进攻。我们看到罗斯福所鼓舞的美国，正在把他们巨大的资源和慷慨的理想变为战争武器。我们也看到法国人民群众在抵抗中那样团结，以致敌人和卖国贼必须用尽残暴和欺骗手段来防止报复还感到不够。
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因为正在战斗的法国和准备战斗的法国是构成整个国家的不可分的整体。今天我们公开地对我们法国勇敢的战斗团体，对“解放”、“战斗”、“真理”、“义勇军”、“民族解放”等团体，对我们工会里工作得那样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对我们大学里的抵抗组织，对他们的全体领导者和一般成员，致以兄弟般的祝贺。我们公开地向这些忠诚的公民致敬，他们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志不惜任何代价，用各种各样危险巧妙的方法保证对我们的援助。我们公开地对千百万法国男女讲话，我们知道他们只是等候着我们前头部队的到来，拿出他们的洛林十字章，再次表示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生活着，他们是一个会突然地、胜利地复兴的伟大国家的儿女。
是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为了自己和别国必须继续保持伟大。但是，如果它的儿女都舍弃了它，它怎样继续保持伟大呢？如果它的战士不是它的荣誉象征、勇敢的泉源、希望的中心，它将怎样再建立它的统一，围绕着什么再建立它的统一呢？国家的统一只有在战斗、自尊和胜利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选择战斗、自尊和胜利的人说来，第一个目标就是用战斗来恢复国家的统一。
对法国帝国主权的任何侵犯都是要受到法国的仇恨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代表法国在我们所能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主权．．还代表法国对它的一切领土要求同样的主权。我们毫无保留地把帝国全部资源投入我们盟邦这一面的斗争，不管卖国贼怎样毁谤我们把法国所独有的东西交给别人，但是我们代表全国坚持帝国的统一。
如果法国用一切方法作战来解放自己，从而恢复自己的荣誉、统一和团结，它这样对本国对别国都是有利的。艾登先生曾说战争把世界变小了。实际情形确是这样。现代战争机器的速度、动力和航程要把世界变为单一的战场。同样，一国的国防也越来越密切地有赖于他国。在战略方面，这是使各国日益互相依赖的总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不管是安全、经济活动或交通问题，独立主义对于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法国很清楚，破坏它的联盟关系就是自己的末日。所以我们愿意法国生存的人，就要替它保持必不可少的正式的或自然的同盟。
继续战斗的法国希望胜利对每个法国人都有好处。它一旦恢复国家独立、安全和伟大之后，就要求对一切法国公民保证和保障社会自由、安全和尊严。
是的，两年来浪潮还在不停地冲击继续作战的法国。在国内，压迫、宣传和贫穷合起来制压它。在国外，它必须克服无数物质和精神的困难。可是战斗法国依然以无敌姿态在海上出现。当它再生的光芒照射到它在比尔哈希姆的士兵的血迹斑斑的眉额时，全世界都认识法国了。
我们知道这个考验绝对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力量和狡猾伎俩，自由保卫者还得过些时候才能展开全部的力量。但是因为法国已经宣布它争取胜利的决心，我们没有任何怀疑、疲惫或放弃的念头。我们团结起来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绝不罢休。那时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它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它服务的人以及在它永久的未来中为它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的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吧！
这次激动人心的讲话，使所有法兰西战士和人民都受到了莫大鼓舞。1942年夏初，英国和美国对戴高乐的态度变得异乎寻常地友好起来了。7月9日，美国国会转送戴高乐一份备忘录中还承诺，美国将向“法国抵抗运动象征”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提供军事援助。当然，这个相当模糊的备忘录没有很明确的内容。后来英国和苏联也相继发表声明和文件。但是，回眸不久的过去，应该看到这是一个重大进展。至于英国，4天后，发表了扩大法英合作宣言。7月14日，法国国庆节那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出席了法国阅兵式，而艾登在这天发表广播讲话宣称：“由于戴高乐将军的决定，法兰西从未离开过战场。”
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不惜花言巧语。但是，他们继续坚持认为，戴高乐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政府或政府的基础；他们拒绝其他方案。“战斗法国”迫切需要承认它有代表法国的巨大权力。但西方盟国因对戴高乐存有疑虑，拒绝这样做。
1942年夏，美国的陆、空、海军到不列颠群岛集结。戴高乐对这些军事准备一无所知。当他同英美代表会晤一提到未来军事行动时，英美代表就立即转移话题；他只有暗暗地保持沉默。他猜想美国可能已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根据美英对苏联的承诺，应该准备开辟第二战场了。他衷心拥护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7月，他就此向各同盟国提出自己的建议。戴高乐认为，开辟第二战场已经很现实，因为希特勒的基本兵力已被牵制在俄国。按照他的计算，甚至有50个师即足以顺利地在欧洲实施登陆。戴高乐提供了准确的资料，说明“战斗法国”可派出哪些兵力参加作战。7月初，他甚至为防万一曾下令所有法国部队处于紧急战斗状态。
他也得知美英要实施另一个计划，即计划限于在北非登陆。戴高乐回忆说：“我自然赞成在欧洲从大不列颠直接发起进攻战役。因为其他任何战役都不能解决问题。况且，对法国来说，最好的方案是，要能结束被占痛苦并把斗争引向殖民地所属国的土地。”
但是，更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英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共同尽快击溃法西斯不感兴趣，而准备自己在北非登陆。这些计划对戴高乐比对维希还保密。戴高乐对此非常愤怒。美英要向法属殖民地登陆但却不让他参加。他还发现美国的外交活动也令人值得怀疑。美国驻北非代表罗伯特·迈尔费举行了一次排除戴高乐参加的复杂演习。一切都证实了戴高乐的怀疑：美国在行动中，它如果说不是要排除戴高乐，那也是要千方百计地在解决法国问题时不让戴高乐参加。登陆北非意味着，解放法国的时间将被长期推延，而且戴高乐将与此无关。戴高乐难忍受到的愚弄，感到莫大不快。想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7月表示的那些虚伪的善意，他更感到屈辱难忍。原准备在与法国直接有关的行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现在却被完全排除在这一准备行动之外。这对戴高乐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因此，他于1942年8月5日，乘英国飞机由伦敦飞抵开罗，呆至9月底。其目的是企图抵制英军在法属殖民地的新动机。但是，不论伦敦的情况如何严重，还是需要返回伦敦。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回忆道：“诚然，这个国家是友好的，但毕竟是他乡异域，这里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说的话，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和就要说的话，这里的一切使我感到，我们手上很少的本钱与这场赌博是不相称的。”
9月29日，他在唐宁街与丘吉尔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解释性谈话。不列颠首相气愤地谈到戴高乐的独立行为，并拒绝他对叙利亚、黎巴嫩和马达加斯加的要求。在激烈的言辞交锋中，戴高乐声明，他不能允许损害法国的权益。丘吉尔咆哮地说：“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呀！我不承认你就是法兰西！”不列颠首相激动地接着说：“法兰西！它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及其部属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毫无疑问，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另一个政权，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立即打断他的话说：“如果你认为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了什么，又以什么权利来同我讨论法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呢？”
丘吉尔沉默不语。但是他仍同美国人一起一意孤行，而戴高乐则只能等待另一幕悲剧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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