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扶植达尔朗海军上将出任维希政权北非事务高级专员。
达尔朗在北非遇刺身亡。
英、美两国领导人于1942年6月17日和7月20～25日背着戴高乐，先后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议，研究1942年两国的联合军事行动。经精心策划，双方决定放弃一个月前才接受的庄严义务，取消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法国作战的计划，改为执行进攻法属北非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代号是“火炬”。“火炬”战役的目的是夺取由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由美军与在埃及和利比亚作战的英国第8集团军协同动作，歼灭非洲大陆上的德、意军队。按照丘吉尔的想法，“火炬”战役不仅应照亮通往北非之路，而且应照亮通往巴尔干之路。实际上，他打算尔后在巴尔干打进一个“把欧洲和苏俄隔开的楔子”，以巩固英国在地中海的阵地，保住它对近东的控制。
1942年11月7日，在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波戈莫洛夫为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长捉住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普利文的胳膊肘，轻轻对他说：“在今天夜里……”
就在这时，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指挥下，有200艘军舰和120艘运输船为实施“火炬”战役抵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沿岸。12万美英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三个地域同时开始向法属殖民地登陆。
英国政府于当夜打电话把英美的这一登陆行动通知在“卡尔登花园”的“战斗法国”办公室值班员比奥特上校。上校于次日晨6时去见戴高乐。戴高乐穿着睡衣和拖鞋接见他。听了他的报告，戴高乐脸色苍白。“真希望，——戴高乐吼道，——维希分子把他们都赶下大海去！靠着撬锁盗窃进不了法兰西！”
戴高乐本来知道一定会进行这次战役。但是，直至最后一分钟，他还指望同盟国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战斗法国”参加这一战役。尽管他预先表示过，但英方没有理睬他，使他受到屈辱。当天早晨，他在接见亲密战友苏斯戴尔时，抑郁不欢地说：“只有老天知道，这些事件会对法国有什么后果。最好我们不要参与……”
戴高乐感到失去了立脚点。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阶段之一。他好像重又回到了1940年6月的境地，那时他深感自己是单独一个人在汪洋大海里，一切都被剥夺了，发表“6·18”号召，按他自己的话说，只引来一些“讽刺、怜悯和眼泪”。但是，他那时的希望也使他感到鼓舞和温暖。而且事实上，与这一次相反，他取得了许多成就。而眼前，一切都落空了……但是，正如众所周知，一个强有力的天才人物最善于在最不利的环境下放射光芒。他能以奋勇而紧张的工作战胜为命运而愤慨的痛苦。他不张惶失措，不走歪门邪道。他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和耐心，开始同罗斯福、丘吉尔这些经验丰富和强大的对手展开了一场最复杂的政治赌博，而且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斗争后，成了赢家。与自负的对手不同，他能深谋远虑，巧妙抓住机遇，最终战而胜之。戴高乐的生涯中开始了一个最奇妙的阶段。
11月8日下午，戴高乐应邀到唐宁街。丘吉尔和艾登接见他时，表示出友好、同情，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戴高乐像往日一样冷静沉着地同他们交谈。
丘吉尔解释说，美国人要求一定排除戴高乐参加“火炬”战役。丘吉尔声明说：“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但是，请您放心，我们决不会背弃同您签订的协定……您曾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同我们站在一起。现在，时局已开始明朗，我们决不会把您抛弃。”
戴高乐不无满意地得知，美国人虽向维希将军们暗送秋波，也未能避免同他们交战。他们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20万维希的法军几乎到处进行抵抗。戴高乐知道，美国人已用潜水艇把吉罗将军从法国接出来了。吉罗将军是戴高乐的熟人，戴高乐对他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他于1940年5月被德军俘虏，1942年4月逃出德国监狱。他现在被控制在直布罗陀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里备用。而原隐藏在法国土伦的法国舰队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此时已在阿尔及尔。他是维希政府在北非的最高官员。在公众眼里，尽管赖伐尔是总理，但达尔朗的地位仅次于贝当元帅。按照美国人的打算，如果争取不到吉罗，那就可以考虑让达尔朗出任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副总司令。
关于达尔朗的问题，戴高乐于“火炬”战役实施当天的午宴上，曾对丘吉尔明确表示：“如果让达尔朗掌管北非，‘战斗法国’将不会同他达成任何协议。”11月9日到达伦敦的吉罗将军也向丘吉尔表明了同样的立场。
戴高乐从军事上着眼，冷静地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劝告。戴高乐感到非常惊异的是，美国人在战役计划中没有考虑到德军可能向突尼斯的大军港比塞大投入增援部队，以致未计划首先把矛头指向突尼斯的军事基地比塞大港。顺便提一下，后来德军确实曾向该地派出增援部队。戴高乐不失时机地给英国人上了一课。他说：“我真不理解，你们英国人在这样有关欧洲的重大事件中，竟然袖手旁观。”最后他说：“无论如何，目前最重要的是先停止争论。以后再说。”
当晚8时，戴高乐在广播电台向北非的法国人、士兵和军官，向在这里的100多万法国居民发出呼吁。他讲话时，没有任何受委屈和傲慢的神色，也没有任何不满意的表示。他把个人的恩怨都丢到了一旁。讲话表明，他是一位政治家，对他来说，对希特勒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不把个人自尊心看得高于一切。他的讲话没有抱怨美国人闯入了法国的领地。在盛赞英军和苏军在各自战场上的重大胜利后，他向北非的法国人大声疾呼：“起来吧！要帮助我们的盟国！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不要考虑什么名义和形式，前进吧！这是伟大的时刻。正是表现理智和勇敢的时刻……北非的法国人，让我们一道重返战争的前沿。胜利属于法兰西。”
但是，这时美国人仍一意孤行。正巧，11月8日，罗斯福在华盛顿接见了一个月前来访问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菲利普和一位律师。原来，菲利普奉派访问华盛顿的目的是想消除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的成见。他作为“战斗法国”的特使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戴高乐将军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戴高乐婉言申述了自己无可辩驳的意图，同时反驳了罗斯福的一些武断的看法。他写道：“在法国被占领几年后，有人荒诞地认为，似乎在法国可能引进和实施个人专权。这不是荒诞吗？”这封信送给罗斯福后，未得到答复，菲利普被迫整整等了一个月，直至美军在北非登陆第二天（11月8日）才被允进入白宫椭圆形大厅受到接见。
罗斯福在这次接见菲利普和那位律师时，公开阐明了美国的政策。他说：“我认为，在政治上法兰西是不存在的，在未选出它的代表以前……”菲利普问道：“那进行选举以前由谁代表法国呢？由谁组织选举呢？……”罗斯福说：“我们将准备一批社会党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会保证管理法国，以期恢复民主……我不是像威尔逊那样的幻想家。我感兴趣的首先是实效，我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谁能帮我解决那些问题，我就认为谁行。今天，达尔朗把阿尔及利亚给我，我就喊达尔朗万岁！……如果赖伐尔明天把巴黎给我，那我会喊：赖伐尔万岁！”
正是根据这一方针，美军统帅部于11月10日中午同海军上将达尔朗达成停战协议，达尔朗当上了北非高级专员。归附达尔朗的有属法兰西帝国的几个总督，如诺盖斯、沙戴尔、伯尔日莱、布伊松等。这些附敌分子和维希分子见风使舵，积极为美国人效劳。而天真地想当盟军（即美军）最高总司令的吉罗将军这时被留作储备。他渐渐归附了达尔朗，达尔朗派他担任北非法军司令。11月15日，达尔朗以贝当的名义宣布建立新的政权！
而此时希特勒已占领法国全部，包括南方。在土伦的法国大舰队也将覆没。11月25日，德军装甲部队突破土伦防线，土伦舰队的177艘舰船在海军上将拉博德的指挥下被一一自行炸毁。贝当政体彻底陷入悲惨境地。这时，同盟国却不顾法国人把它们视为解放者。期待着它们的时候，竟把北非政权出卖给维希分子！美国人庇护最令人厌恶的、卖身附敌的专政，同时出于私心而排斥戴高乐。但是，戴高乐有着爱国者的崇高声望，在法国人的眼里，他在道义上威信日益提高。罗斯福得到了几个维希分子，却失去了法兰西！这几天，戴高乐就北非事件写信给卡特鲁说：“这一切都是不体面的。我想，过一些时间，这一切都会被推倒，我们将成为惟一纯洁和富有效力的组织……”
戴高乐检阅“自由法国”战士11月1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表公告。戴高乐及其委员在公告中坚决声明，对于北非与维希政权代表正举行的谈判，他们既不参加，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这些谈判所作出的决定是在北非保持维希政权，那么“战斗法国”当然不能接受。这个言简意赅的公告是要表明，戴高乐只是在遵照法国人民的意志和尊严行动。因此，这个公告自然受到了反法西斯分子和爱国者的欢迎。
从此以后，戴高乐的策略路线在新条件下更加明确了。所谓新条件就是，有人借口军事利益在北非建立一个美国化的维希体制，同时照旧拒绝承认戴高乐有全权代表法国。丘吉尔一面消极支持这一政策，但同时又一直肯定其对“战斗法国”的义务。
戴高乐力图取代维希分子在北非的地位，并促使美国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惟一的代表。他在华盛顿面前得到了丘吉尔更积极的支持，支持其维护“战斗法国”的权利。关于戴高乐在新条件下的策略思想，在1942年11月16日戴高乐同丘吉尔的谈话中反映得淋漓尽致。戴高乐谈到了在北非利用维希分子的短见和危险，谈到了这一急功近利政策的危险后果。他声称：“我们不是处在腓特烈向维也纳朝廷行贿夺取西里西亚的18世纪，也不是处在利用米兰的奸细和佛罗伦萨的刺客的意大利复兴时期。况且，也没有人选他们出来充当解放了的人民的领袖。我们是以人民的鲜血和生命进行战争的。您看从法国拍来的电报，这些电报说明法国已陷入震惊之中。你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如果法国一旦看到盟国所认为的解放就是达尔朗，那么，在军事方面你们可以打胜，但在道义方面你们是要吃败仗的。”
丘吉尔对戴高乐说：“至于英国政府的立场，从前是怎样，今天还是怎样，英国政府和您缔结的一切协定依旧有效。艾森豪威尔将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暂时性质的，对将来没有任何约束力……目前的条件丝毫不影响将来。”
但是，戴高乐认为，他的责任是向全法国表示他不承认这些阴谋。当时，不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战斗法国”的统一，而且还必须千方百计地巩固“战斗法国”，并扩大它的影响。诚然，戴高乐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因受到美国人的控制而不能没有阻碍地使用英国广播电台了。然而，“战斗法国”在暴风雨中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前进了。1942年底，转向“战斗法国”政权的有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后又有索马里。“战斗法国”的军队在利比亚作战获胜，占领了可保障突尼斯与赤道非洲联系的要点费赞。
戴高乐特别关注在北非发生的一切。他成功地派遣自己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北非，但该代表团遭达尔朗驱逐。这更加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不久，达尔朗被20岁的斐尔南·包尼埃·德·拉萨伯尔刺杀身亡。戴高乐认为这一意外的凶杀案件“仿佛符合事情的严酷逻辑”。凶手当天即被起诉，判处死刑，于第二天上午7时30分被执行枪决，没有任何人干预。这一段秘史有很多传闻。有人说，德·拉萨伯尔是保皇党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戴高乐分子。
不论事实如何，戴高乐正向北非法属领地的最高权力，以及后来法国的最高权力迈进。他在1942年12月26日致在阿克拉的卡特鲁的电报中称，达尔朗的“消失”使北非局势呈现，出光明。这反映出了他在达尔朗被刺后对法国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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