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共和国崩溃，戴高乐看到了复出重新掌权的绿灯。

    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暴乱后，戴高乐说：“我已经做好重新掌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科蒂总统要求戴高乐出山组阁，担任政府总理。

    1957年，阿尔及利亚的这出戏显然已近剧终。无底的战争没有使任何人满意。但是，结局应该怎样呢？在什么地方，又怎么才能找到出路呢？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答案，其中反映出许多令人想不到的、相互矛盾的意愿、兴趣和妄想。归纳起来，这些答案主要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坚持认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主张必须尽最大的力量镇压起义，然后实现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一体化”。这一计划显然是幻想。这一倾向是极端殖民主义倾向，其代表是受法国国内一些人支持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欧洲居民中的上层人士。

    第二种倾向是，希望某种和解，想使所有人——包括争取解放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殖民主义者极右势力——都感到满意。这一倾向的代表是法国广大的社会舆论界。

    第三种倾向是，主张必须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初，很少有人愿意听到这种意见。但是，这一正确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同意这种意见的法国人越来越多了。这是最现实最有远见的一种倾向。

    然而，这三种基本倾向在人们的意识里犬牙交错，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交织，使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在议会里、各政党的代表大会上、报刊上、私人谈话里，无处不在讨论这个热门话题。甚至在家庭里和小餐馆的餐桌上也会就此发生可怕的争吵。要知道，这次战争比在印度支那的不幸战争付出了4倍的代价，但现在看来，其有害后果却要大很多倍。人们提出走出困境的出路太多，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类似从前发生“德雷福斯案件”的那次道义和政治危机，阿尔及利亚这场戏使得为求真理而争吵的人们的良心和智慧为之震撼。可是，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问题一直沉默不语，从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戴高乐认为：时机未到。

    1957年5月，居伊·摩勒政府垮台。6月12日，组成以右翼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为首的政府。由于继续推行上届政府的错误和动摇不定的政策，布尔热·莫努里在任仅2．5个月，其间国会休假1．5个月，延长了他的一点任期。到9月30日，在苏斯戴尔参加攻击下，布尔热·莫努里政府被推翻，开始了第四共和国历史上第18次政府危机。这一危机持续了35天。这是一次空前复杂而紧张的危机。其间先有居伊·摩勒，后有普利文、比内、舒曼，后又有居伊·摩勒曾试图组织新内阁。但最后只是由于害怕大规模罢工运动，才迫使由9个政党代表组成以费利克斯·加亚尔为首的政府。加亚尔是右翼激进党人，年仅38岁，是法国战后最年轻的一个总理。他在阿尔及利亚和经济等基本问题上，推行更保守、更冒险的政策，导致第四共和国的威信急剧下降。

    如果说从前盎格鲁撒克逊大国蔑视法国，那么现在他们公然把法国视为二等国家。美国则利用法国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紧张之机来加强他们在北非和近东的阵地。1957年11月，由于美国和英国向突尼斯提供武器，法国的“极端分子”疯狂号叫说，这些武器落入了阿尔及利亚人之手，而原为法国殖民地的突尼斯这时已转由美国托管。加亚尔试图迫使美国和英国放弃对法国利益范围的干预，但无结果。法国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迫使加亚尔不得不服从华盛顿的指示。1957年底，加亚尔得到美国6．5亿美元贷款。为此，他不得不同意在法国领土上设立美国火箭基地。

    但是，加亚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利还只是刚刚开始。主要的事件发生在1958年2月8日以后。这天白天，法国轰炸机野蛮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这次空袭的原因是，不久前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在该村附近击毙了6名法军，法军为此要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惩罚。为了报仇，法军指挥部决定消灭似有阿尔及利亚人在那里隐蔽的这个突尼斯村庄。结果，炸弹和机枪火力使75名无辜的突尼斯人丧生，其中包括21名儿童。实际上，在这个村庄里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也没有。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激怒了全世界。突尼斯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这时，美国人出场，同英国人一起提出，他们愿为调解法突冲突进行“斡旋”。受命处理此事的是罗伯特·墨菲，此人在前面涉及1943年阿尔及利亚事件时曾经提及。这一“斡旋”可解释为美国对法国事务的直接干涉。这就不难想像出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这种“斡旋”活动的反映。戴高乐的拥护者们马上利用这一新的危机，大力展开对加亚尔政府的攻击。

    1958年4月15日，国民议会中断休假，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亚尔政府的政策。戴高乐的拥护者苏斯戴尔同“独立派”领袖罗热·迪舍、人民共和运动名誉主席乔治·皮杜尔及右翼激进党领袖安德烈·莫里斯结成联盟，带头对加亚尔政府发难。他强烈地指出，英美“斡旋”的目的是要取消法国在北非的领地，而在幕后活动的是企图夺取撒哈拉石油的美国。继而他说，他代表一切决定不再让步的人声明：法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必须推翻屈辱让步的政策。结果，经议会辩论后，实为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的加亚尔政府倒台，第四共和国开始彻底崩溃，从而使戴高乐看到了复出掌权的绿灯。

    戴高乐相信，自己复出的时机已经临近。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了不少教训。在1958年走向政治舞台时他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不像战争时期那样不可调和、目空一切、尖锐刻薄，甚至同丘吉尔本人激烈争吵；不像1946年1月卸任时那样把门一关，一走了之，对一切都采取毫不妥协的蔑视态度。在战争年代常同将军有联系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8年见过戴高乐后，对一位部长说：“我发现戴高乐变了，变得非常彬彬有礼了。在他身上，像战争时期那样同丘吉尔争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在关键的这几个星期里接近和常关注戴高乐的让·雷蒙·图尔努在《秘密政治笔记》一书里写道：“真的，戴高乐变了。身体变化不大。头发变白了一些，声音开始有些发颤。身材显得发胖了。但是，这一切都很自然。比较令人吃惊的是他待人的新作风。他开朗、爱说爱笑，充满毫不动摇的诱人魔力。当然，只要情况需要，戴高乐已不再蔑视任何东西了。”

    加亚尔辞职后，政府陷入危机。开始，皮杜尔试图组织一个有苏斯戴尔和莫里斯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但是，甚至连他自己的党——人民共和运动也不支持他。下一个总理候选人是普利文，他想组成一个形式稍缓和的极端殖民主义的政府。但他因未能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便于1958年5月5日放弃组阁尝试。可见，议会不支持“极端分子”无限拖延甚至扩大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方针。

    世界政治和经济上发生的巨变，使得在法国政界出现徘徊思潮。形势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旧形式的殖民体系必然灭亡，一切想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企图都是荒唐的。在阿尔及利亚显然必须妥协，因为法国面临新的任务：如果不摆脱由于战争引起的极有害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是不可能完成这些新任务的。当前“共同市场”的开放，要求动员一切力量来抵制外国经济竞争的空前压力。法国必须整顿财政秩序，消除由于殖民战争引起的极度通货膨胀；必须采取经济措施，以提高法国工业的竞争能力。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这时法国的不少名流坚持认为，必须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革。1958年春举行的修改宪法的大讨论，普遍不满意第四共和国形式的议会民主。但是这时，阿尔及利亚悲剧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往往倾向于第三条道路——把政权交给戴高乐。1958年4月，莫里斯·迪维尔热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反映了这些情况。文章说：“人们认为，戴高乐应否掌权，已无问题；这问题看来已经解决。真正的问题在于，戴高乐的第二个政府何时开始运转。”

    可是，这时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的策略是很神秘的。他对自己的忠诚拥护者也守口如瓶，很少吐露自己的意向。他想利用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的混乱和危机来扭转时局，使之有利于建立他的政权。

    4月中旬起，戴高乐分子开始活跃起来。4月26日，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由退伍军人协会组织，有数千拥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举行示威游行，公开要求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作为救国政府，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国内政治危机。青年组织的首领拉加亚尔德声言：“如果议会不理解我们，我们将不惜一切。”同日，在巴黎和法国45个省同时出现了20万张大标语：“邀请戴高乐出来，法国将成其为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一点不露声色。这似乎令人感到有些难解，其实只是因为局势还未明朗。

    5月5日，普利文试图组阁失败之际，科蒂总统派他的卫队长加内瓦尔将军去秘密会见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奥利维埃·吉夏尔和副官长雅克·福卡尔，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如果被邀请组阁，将军会提出什么条件。他们很快回复总统说，将军认为，组建政府的一般程序对他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不准备一定去拜访总统和议会主席，要求有一个不由议会讨论政府编制和他的纲领的非常程序。他已决定不准备亲自去参加在波旁宫的议会讨论。这一回答决不意味着他对议会不友好，而是意味着他要拖延时间，等待时机，他认为将发生的事件一定会迫使议会代表投票拥护他。

    这些事件终于发生了。5月8日，阿尔及利亚总督罗伯尔·拉戈斯特奉调离任。他在给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授予军功章的仪式上，面对全体将领和军官说，军队要提防巴黎策划“外交上的奠边府”。同日，在巴黎科蒂总统要人民共和运动领袖弗林姆兰组建新政府。弗林姆兰的纲领是：在内政方面，要大力巩固政权，在经济上要采取非常措施，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有些妥协倾向。他甚至允许进行和谈。这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拥护者当中引起了爆炸，促使在阿尔及利亚的戴派集团迅即行动。

    5月9日至10日的夜间，科蒂总统接到萨朗及阿尔及尔兵团司令阿拉尔、空军总司令儒奥和第10伞兵师师长马絮等4位将军的一封最后通牒信。信中说：“目前的痛苦危机表明，各政党之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新闻报道，政府拟要求通过外交程序（这一程序从开始‘停火谈判’已经开始）实现放弃阿尔及利亚……整个法国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民族财产，我们将深感耻辱。绝不可指望在绝望中它会同意那样做。”

    这封电报意味着，军队不仅要走上政治舞台，而且还要对国家施加压力。这是一次要发动军事暴动的公开威胁。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在这封电报里没有提及戴高乐的名字。当晚，总统对他们表示理解。

    但是，不日有新闻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了3名法国士兵。于是，军队刚稳定下来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5月13日，在阿尔及尔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军事暴乱，总督府被军队占领。当晚，由负责当地治安的马絮将军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与此同时，骚乱波及奥芒、君士坦丁，直至巴黎。晚上6时，在巴黎有数千人从凯旋门到波旁宫举行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后只留下在建筑物墙壁上的一些大标语：“请戴高乐出来，法国将重新是法国。”

    同日，巴黎国民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弗林姆兰组阁问题。14日凌晨，弗林姆兰刚组成新政府，三军总参谋长当天就宣布辞职。这表明军界已不再支持政府了。

    14日，在巴黎大街上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别组织的示威游行。一派高呼：“绞死马絮！”另一派则高呼：“让马絮掌权！”

    而阿尔及尔，5月14日整整一天都处于混乱中，在军人和政界“极端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军人们宣布，他们不是叛乱者。至于对待戴高乐，只有萨朗在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中说，要求“承认民族的仲裁者”，但未提他的名字。萨朗还要求科蒂总统相信他的忠诚，相信他会竭尽全力控制叛乱。

    5月15日，萨朗在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的阳台上对重新集聚在福鲁姆的广大群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他高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接着，他离开了麦克风。可是，站在他背后的德尔贝克忽然抓住他，大声对着他的耳朵提醒他：“请您喊‘戴高乐万岁！’”萨朗几乎是机械地回到麦克风前，高呼：“戴高乐万岁！”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5月14日，戴高乐将军像往常每周星期三一样，从科隆贝去巴黎，住在拉佩鲁兹饭店。的确，这天他取消了与几个人预定的会见，但仍接见了3个来访者：原部长乔治·博内、出版商奥朗戈、“自由法国”时期的老友皮埃尔·克洛斯特曼。这时，戴高乐对自己的复出机遇持怀疑态度。他说，各政党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只剩下了一个人。他陷入沉思，显然在考虑：体制动摇的程度如何？他应该何时行动？如果行动过早，他有被视同叛乱分子的危险；如果行动过迟，则政府和政党有可能找到出路，他可能被置之一旁。现在他特别需要什么呢？那就是情报。要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有马絮要求他掌权的那封信。他要部下吉夏尔和福卡尔首先弄清两个问题：戴高乐分子在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如何？将军们对戴高乐的态度如何？

    在同萨朗在巴黎的代表取得联系并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戴高乐写了一个声明提纲交给秘书保存，就于当晚由巴黎返回了科隆贝。

    5月15日晚6时许，他向媒体正式发表了这个声明。声明说：

    “国家的衰萎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里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化问题上他只作了一次影射，就是谈到了“联合”。戴高乐决不降低身分，也不受任何约束。但是，他的干预使阿尔及利亚叛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戴高乐将军给历史家作为遗产留下了无数的声明和号召。但是，这个声明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因为，这是最“戴高乐主义”的文件。在该文件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将军的作风和方法：“扼要和深沉”。将军认为，没有神秘性就没有威望，所以他在5月15日关于阿尔及利亚这个最主要的问题，甚至只字未提。他没有指责叛乱，但也没有支持叛乱。诚然，他以自己的声明把叛乱从完全失败中拯救了出来，给了它现实的政治前景。

    有一点是清楚的：戴高乐要掌权。他没有任何具体纲领，而代替纲领的是一个崇高的抽象概念——“拯救”国家。他没向任何人做任何具体许诺，同时却向所有的人做了一切许诺。他没有一个什么计划把自己的手过早地捆起来。他很自信。这一信心的神秘色彩更加强了他的信念。

    戴高乐将军不愿充当叛乱的领袖，而愿通过合法的道路掌权。但是，他对有权决定一切的政治家、政党、议会没有做任何许诺。相反，他重又无条件地指责他们的“体制”。

    5月19日下午，戴高乐在有5000警察警卫的“奥赛宫”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这是他自1955年以来第一次面对800名记者的目光发表讲话。他的话流露出信心、友善和亲切。总之，他笑容可掬，不像军人，穿的是普通西装。

    “我孤身一人，——戴高乐说，——同任何政党或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我这个人不属于任何人，但属于所有的人。”

    在这些话里蕴藏着将军的策略的本质。根据他一贯的路线，他似要联合全民族，而不是分裂全民族。实际上，他在各种最不同的力量中总有支柱。如果说他同“极端分子”没有“联系”，那应如何理解他同戴高乐主义者如德尔贝克或苏斯戴尔的很多关系呢？况且，他曾又多次拒绝谴责叛乱分子。他曾说：“政府没有谴责叛乱。为什么并不是政府的我却要谴责它呢？”事实上，叛乱是对他有用的一个重要工具，他怎么能谴责它呢？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已经知道，有几个伞兵军官已从阿尔及尔来到巴黎，准备转到本土行动。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1943年6月）当回答有人担心戴高乐有独裁的意向时，他愤怒地说：“难道你们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在67岁这把年纪开始我的独裁生涯呢？”但历史证明，也许越老往往越贪权。

    接着，他认真列举了战后他采取的一些进步改革。忽然，惊异的记者们发现，严肃的将军突然转向对议会选举起举足轻重作用的议会活动家。他开始对社会党人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众所周知，过去他对社会党人多么蔑视，但现在他看到社会党人掌握着通往议会的锁钥。

    他称原阿尔及利亚总督、社会党人罗伯尔·拉科斯特是“自己的朋友”。他对居伊·摩勒的态度特别亲切，他说：“我很尊敬居伊·摩勒。在战争时期，他不顾任何危险，为法兰西进行过斗争。他是我的伙伴……”

    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戴高乐仍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招待会结束时，他说：“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我将返回我的村庄，留在那里等候国家的召唤。”

    5月22日，预先会见过总统科蒂和总理弗林姆兰的右翼“独立党”领袖安托万·佩内来到科隆贝，对戴高乐说：“将军，我要告诉你我内心所想的一切，即使因此被赶出门，我也在所不惜。”戴高乐很亲切与他会见，同他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们讨论了把政权交给戴高乐的形式问题。戴高乐拒绝履行议会“仪式”。他们还讨论了一些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

    佩内回到巴黎后，立即到“马蒂尼翁饭店”向弗林姆兰总理汇报与戴高乐谈话的情况，按他的意见，必须“启用”戴高乐。他这样传达对戴高乐的印象，说：“我发现，他不是路易十四，而是一个很彬彬有礼、很有人道、很关心民族利益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法国人。”

    5月24日，当弗林姆兰政府正对阿尔及利亚骚乱采用强硬高压政策，矛头直指与骚乱有关的领导人之际，根据苏斯戴尔的倡议，萨朗派出的伞兵部队夺取了科西嘉，政府派出的警察部队也倒向叛乱者。与此同时，在巴黎谣言四起，盛传萨朗将派伞兵空降巴黎，企图夺取政权。一时间，政府混乱不堪，但弗林姆兰仍不愿立即把政权交给戴高乐，借口是对交权形式感到不安。

    5月26日，弗林姆兰总理收到戴高乐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必须会晤，而且会晤应该是秘密地在当天晚上举行。如果政府拒绝这次会晤，他有权把这一情况公诸全国。几个小时后，弗林姆兰的汽车在几辆摩托车的护送下从“马蒂尼翁饭店”开出，与此同时，戴高乐的一辆不显眼的汽车从拉布瓦塞里的车库悄悄开出。他们两人到达圣克拉乌德——曾出现过雾月18日拿破仑政变的最富戏剧性的地方举行会晤。在开始谈判政权问题之前，弗林姆兰总理要求戴高乐先谴责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和夺取科西嘉岛的行为。戴高乐拒绝了，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5月27日晨5时，戴高乐返回科隆贝。过了6小时后，他向自己在巴黎的秘书打电话，口述他拟向媒体发表的新声明：“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政府。”关于公共秩序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他在声明中警告说：“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不能表示支持。”戴高乐还号召在阿尔及利亚的武装力量听从司令官的指挥，并说他已向其司令官表明，他信任他们，并答应与他们保持联络。就在这天，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阿尔及利亚伞兵预定当日在巴黎空降着陆，但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有些部长认为，戴高乐的新举动预防了这次威胁。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戴高乐预防了内战，除了戴高乐而外，任何人都不能从这一灾难中把法国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他好像以此履行了几个政党领袖提出的条件，间接谴责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叛乱。

    5月28日，弗林姆兰总理被迫辞职。

    5月29日9时30分，科蒂总统给戴高乐的副官博内瓦尔上校打电话（将军还在睡觉）通知说，他已决定向国民议会提交咨文，要求批准授权仪式，即同意成立戴高乐政府。他还要求戴高乐到爱丽舍宫进行私人会晤。戴高乐于当晚7时驱车由德马利尼街的侧门进入爱丽舍宫。

    5月30日晨3时，科蒂总统在波旁宫向国民议会宣读咨文。咨文中强调，议会必须正视国家面临的内战危险，吁请议会同意戴高乐出任总理。总统在结束讲话时警告说，如果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戴高乐出任总理，他就辞去总统职务。

    5月31日，戴高乐根据蓬皮杜的建议，接待了26名议员领袖，目的是消除他们的怀疑，克服他们的动摇。他审慎、殷勤，不时微笑。这时，蓬皮杜在隔壁的房间拟定政府人员名单，决定吸收所有拥护戴高乐的各政党领袖入阁。

    6月1日，星期日，戴高乐自194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被他称为“影子剧院”的波旁宫会议大厅。他登上讲台，宣读了一个例行的声明后，旋即离去，没有参加辩论。

    在议会投票表决时，除共产党人外，还有近一半社会党人及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左翼激进分子都不同意授权戴高乐组阁。孟戴斯·弗朗斯说：“不论我过去同戴高乐感情如何，我不赞成授权戴高乐组阁。我不承认在武装叛乱和军事政变威胁下举行投票表决。这次要通过的决议不是自由投票通过而是被迫通过的。”言外之意，有人怀疑戴高乐插手军事暴乱，企图借助军事暴乱对政府施压，以达到乘机夺权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戴高乐自己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辩解道：“我和当地的暴乱、军人的骚动以及挑起危机的政治策划丝毫没有关联，和我们在当地的骚乱分子或巴黎的部长也没有任何联系……的确，有两三位过去在我从政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鲁莽人物留驻阿尔及利亚，他们鼓吹将来有朝一日应该让我出来负起救国的责任，但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得到我的支持，甚至也没有同我商量过。”另外，在此后的多年内，那些曾参与军事暴乱的戴高乐分子也一直否认戴高乐曾参与此事，甚至说戴高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

    但是，不管怎样，这次议会最终以329票对250票通过了要戴高乐接任总理、组织新内阁的提案，并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政府6个月特权；授予政府制定新宪法并提交公民投票表决的权力。

    这样，戴高乐在苦苦等待了12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东山再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重握法国权柄。尽管他曾不无伤感地说：“我来晚了10年……如果我有望再活10年……”他不止一次对人说，人过花甲，不宜再就重任，而自己已经67岁高龄了。年龄并没有带走他的聪明才智，反而增加了他的才智，提高了他的威望。他要为振兴法兰西创造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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