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舍宫的诉说。

    戴高乐入主爱丽舍宫后，生活上依然简朴、守时、有规律，反对铺张浪费和以权谋私。

    第五共和国的新政体开始运转，戴高乐登台表演。

    如前所述，戴高乐向往已久的新宪法，于1958年9月28日在法国举行公民投票中，以法国本土79．2％的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并于10月5日正式公布，从而宣告取代第四共和国的第五共和国由此诞生。接着，戴高乐于12月21日，在全国7．6万名各级议员投票中，获得78％的选票，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随后，戴高乐于1959年1月8日上午11时，庄严宣誓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入主爱丽舍宫。

    爱丽舍宫，原来并不是一座皇家宫殿，而是由一位富豪兼投机商埃夫勒在18世纪建于圣·奥诺雷区的一座大厦，最初被命名为埃夫勒大厦。埃夫勒死后，大厦被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侯爵夫人买下，蓬巴杜侯爵夫人死后，大厦为国王路易十五接收，并于1773年被卖给一位名叫博让的金融家。1786年，大厦被路易十六买回，归侄女波旁公爵夫人使用，改称波旁大厦。法国大革命后，大厦几经转手，最后改名爱丽舍宫。拿破仑的妹夫缪拉元帅于1805年买下该宫；他被封为（意大利南部）那不勒国王后，将其赠予拿破仑。拿破仑同约瑟芬曾于此居住。

    1815年滑铁卢之战失败后，拿破仑曾退避此宫，在此宣告最终退位。1848年，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后入主此宫。其间，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翌年建立第二帝国称帝，把爱丽舍宫改为皇宫。1873年，麦克纳马拉担任第三共和国总统后把爱丽舍宫改为总统府。从此，爱丽舍宫便成为传统的法国总统府。19世纪90年代末，第三共和国第六任总统弗利克斯·富尔在此宫死于情妇斯丹爱尔夫人的怀里。在戴高乐之前，已有15位法国总统把府邸设在该宫。

    实际上，爱丽舍宫只是一座前有庭院、后有花园、四周围墙环绕的大楼，原是一座乡间别墅，后来渐渐成了巴黎的中心。宫前没有壮观的广场和景物。宫的正门对着狭窄而繁华的圣·奥诺雷大街。宫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终年有鸭子在水里游荡。从前，它与香榭丽舍之间仅有一道木栅相隔。如今，香榭丽舍周围的森林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加布里埃大街。

    爱丽舍宫的历史、位置和环境，对戴高乐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戴高乐从中追忆不起法国真正的光荣；相反，他因斯丹爱尔夫人的丑闻而把爱丽舍宫称为“淫乱的宫殿”。对拿破仑一世在此弃位和拿破仑三世在此发动12月2日政变，他都持蔑视态度，认为这两起事件都不值得效仿。

    戴高乐认为，爱丽舍宫的建筑和布局，既不适宜于作总统府，也不适于作官邸。因为爱丽舍宫几经扩建，具有旧式住宅所具有的一切缺点：面积狭小，结构不合理。其特点是：楼梯多，小客厅多；有个大得罕见的礼堂，但办公环境不佳。

    凡此种种，都与戴高乐所希望的总统府条件有天壤之别。总之，戴高乐并不喜欢把爱丽舍宫作为自己的总统府。他曾说：“（爱丽舍宫所在的）巴黎第8区是创造不出历史来的。”

    因此，戴高乐曾考虑可否把总统府设在别处。他曾考虑去凡尔赛宫，但他认为那里“太大了！”、太豪华了；他曾考虑去原先皇后住过的特里阿农宫，但那座建筑有倒塌的危险；他曾考虑去枫丹白露和布朗依埃，但那里离首都太远了；他曾考虑去巴黎近郊的圣克卢宫，但那里被普鲁士人烧毁了；他曾考虑去罗丹博物馆（比隆大厦），但他因深知历史建筑物的价值，认为“把共和国设在从圣心会的修女那里抢来的大楼，那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他曾认真地考虑去巴黎东南郊万塞纳城堡，因为那里造型朴素、场地宽广，在历史上起过重要军事作用，而且位于通往戴高乐家乡的路上，有不少难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标志。但是，由于考虑在宫内的军史局保管人员的不安，特别是考虑到该宫当时正在大举整修，若要把它改建成总统府，其耗资太大，需时太长，最后他放弃了总统府易地的打算，还是甘心把自己“禁闭”在爱丽舍宫。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那天上午11时许，原总统勒内·科蒂在爱丽舍宫台阶上迎接戴高乐。当时共和国卫队整齐列队两旁，他们两人都按礼仪穿着礼服，慢步步入礼堂，科蒂赞扬戴高乐说，戴高乐“现在成了法国第一人”。就职仪式开始后，由荣誉勋位管委会总裁把荣誉勋位勋章庄严地授予给新总统。原总统科蒂和新总统戴高乐先后在仪式上照例致词。戴高乐在致词中说：

    “将近一千年前在巴黎，

    法国有了自己的名字，国家有了自己的职责。

    从此以后，……”

    这话无疑宣称：法国将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法国历史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就职仪式结束后，戴高乐设午宴招待科蒂。午宴后，两位总统并肩乘坐总统专车穿过爱丽舍大街前往凯旋门的无名英雄墓敬献花圈致敬。途中，群众夹道欢迎，不少人高呼：“谢谢科蒂”和“戴高乐！”欢呼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当时陪同总统前往凯旋门的有参议院议长加斯东·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马以及可望被任命为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向英雄墓致敬后，戴高乐同科蒂分道扬镳：科蒂前往夏约宫专供他住的那套房子，而戴高乐则由跟他近14年、当他内阁办公厅主任半年的蓬皮杜陪同回到爱丽舍宫，由此开始了爱丽舍宫主人的生涯。

    不过，对这种生涯，戴高乐从未感到过惬意。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爱丽舍宫的“有点不太时髦”的古雅，而是因为他一进宫就有一种被囚禁之感。他不同于以往历届总统的是，他在巴黎没有其他官邸可供公务之余休闲之用。因此，他仍把科隆贝的拉布瓦塞里看作自己的家，经常回科隆贝度周末。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那里可以“凝视远处的地平线或辽阔的天空……心情恢复宁静”，借以考虑一些大的方针和重要决策。另外，他还把拉布瓦塞里看作一个“避风良港”，借以躲避一些不必要的公务纠缠。

    戴高乐的办公室设在爱丽舍宫大楼二楼当中的正房里。这是第二帝国式的客厅，通称金色大厅或音乐厅。正南面有3个大窗，屋里显得非常亮堂。大窗前面就是花园，终年树木葱郁，风景宜人。室内天花板四周饰有蓬巴杜夫人留下的纪念……反映神话故事的金色浮雕。正中悬挂着一个带有水晶坠子的枝形大吊灯。

    门的上方有几个“N”和“E”的字母交错在一起，象征着拿破仑第三和欧也妮皇后的爱情。在后面的壁炉上，两边各有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缪斯在护壁上飞翔。整个室内显得富丽堂皇，古朴典雅。室内的家具古色古香，颇为高雅：3把安乐椅，一个长沙发，6把帝国时代的镀金木椅，一张用黄铜镶嵌的桃花心圆木桌。地板铺着两块法国皇家地毯厂生产的地毯，写字台是路易十五时代的红木家具，摆在窗边。正面墙上挂着一个根据画家夏尔·科伊贝尔的图样反映堂·吉诃德趣事的大壁毯。写字台后，在白色大理石的壁炉上，装饰着路易十六时代的一座大挂钟及两个枝形大铜烛台。左边是一个有三脚支架的地球仪，是戴高乐的最可靠密友米歇尔-德勃雷、奥利维埃·吉夏尔、雅克·福卡尔和皮埃尔·勒弗朗为祝贺他当选总统而送给他的礼物。在戴高乐的私人物品中，除这个地球仪外，还有个布代尔“解放”纪念会馆的模型；这标志着“6·18”英雄居住在这里。

    在戴高乐办公室的东西两侧分别是总统府秘书长和副官的办公室。在副官办公室的北面是内庭院。在内庭院两侧，各有一幢建于第二帝国的二层楼。东侧楼的二层是电话员和电传打字员的办公室。西侧楼的二层是外交顾问及外事人员的办公室。这些房间都很简陋，也很狭窄，如外交顾问勒内·德·圣一莱热的办公室采光很差，面积特小，每次只能接见两位客人，简直就像一问大学生宿舍。

    戴高乐的那套起居室设在东侧二楼。从这套起居室到总统办公室需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旁有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沿着这条走廊，走到大楼主楼东南角，穿过欧也妮皇后浴室便是戴高乐的这套住房。住房中，首先是一个小接待室，有卫兵在那里把守。从这小客厅开始又是一条通往卧室的走廊；走廊右边的两间专供接待亲友之用；左边几间是衣帽室。走廊顶头有几个与大楼侧楼宽度相当的房间，一边对着花园，一边对着爱丽舍大街。在走廊顶头的这几个房间中，首先是一个客厅，里面摆放有一台电视机、一张写字台、一个长沙发和几把安乐椅。紧靠这个客厅的是一个小客厅，也是总统夫人的办公室，里面陈设简陋，家具陈旧，还有一张专供打牌用的桌子，戴高乐很喜欢在这里玩纸牌占卜。戴高乐的卧室是在最后一间屋子，其两面都对着花园，显得舒适宜人，但不很宽敞，里面放有两张普通沙发床，窗上挂着绿色的缎子窗帘。

    总统在爱丽舍宫的生活依然相当简朴，依然像过去一样守时、有规律、反对铺张浪费和讲究排场。每当总统套房需要进行整修时，他总是宁可要粉刷，也不要贴墙纸；宁可要窗帘翻面使用，也不要更换新的。每离开房间时，他总不忘随手关灯，非常注意节电。

    总之，戴高乐在各方面都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他的年薪仅有7．5万法郎；这不仅低于国家其他主要官员的年薪，甚至同他的厨师的收入也相差无几。但是，他从未想过要增加薪金，而且总按全部薪金缴纳所得税，不像其他官员一般按一半薪金缴纳所得税。还有，他对公款绝对廉洁，从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在总统府开支中报销像服装费等个人费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只要外出，即使是出国正式访问也不例外，总随身带着自己的支票本，以便随时交付个人费用。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戴高乐请国家家具管理人员给做了一个书柜送到他在科隆贝的拉布瓦塞里寓所。一接货，他就给工作人员开了一张个人支票。但工作人员迟迟不愿去兑现这张支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在支票上的亲笔署名要比这笔款更有价值得多，他想把戴高乐亲笔签名的那张支票当作永久的纪念品珍藏起来。

    戴高乐对其属下要求也很严格。按他要求，总统府的汽车配额比政府各部都少，除4个主要官员给配专车外，其余官员因公外出时都必须预先申请，然后由车管人员派车。戴高乐提倡官员们乘地铁或骑脚踏车上下班，以节约公费开支。

    戴高乐对部下要求如此严格，但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心悦诚服。这一方面因为戴高乐自己以身作则，令人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所有官员和职工都很尊重，关怀备至。每逢新年佳节，他总要邀请所有员工，包括临时工、锅炉工一起联欢，使得每个员工都感到总统的温暖。有一次，他出宫公干，回宫后得知侍卫长洛朗上校的岳母不幸去世的噩耗时，连衣服也未换，就带上夫人去慰问洛朗夫妇，并向死者鞠躬志哀。这不仅使洛朗夫妇深为感动，同时也使所有员工都深为感动。

    戴高乐对自己的亲属也是如此。他从不徇私，从不允许子女们借他的名义牟取私利。他不仅不让儿子参加议员竞选，甚至不让儿女子孙们抛头露面，以免记者偷拍镜头。有一次，他听说16岁的孙子小夏尔·戴高乐在露天咖啡座陪一位法国红歌星喝茶时被一位记者偷拍了一个镜头，他立即把小夏尔叫到副官室严厉训斥了一顿。

    戴高乐和夫人伊冯娜都要求子女“要自食其力，堂堂正正做人，不得靠父母作威作福”。伊冯娜常说：“明智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娇生惯养的。若让子女躺在父母的身上，无疑于使他们像离开大树的藤萝，永远站立不起来。”

    戴高乐在入住爱丽舍宫后还非常注意同法国全国民众保持联系，经常到各地视察访问，不时深入工厂、井下和田间，同工人、农民亲切交谈，深受全国民众的欢迎。据有关媒体后来统计，他曾在法国本土访问过96个省份，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同1200万法国人见面。此外，他还极为重视同群众保持书信联系，总是亲笔用私人信笺给群众回信。据统计，他每年给群众的亲笔回信有1万封之多。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期间工作上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喜欢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来发布重大决策。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通常每年举行两次，每次都有惊人之举。

    在每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高乐总要认真准备，斟酌思考，拟出讲稿，反复修正，最后把讲稿一字一句地背下来。他总力求自己讲话完美无缺，无懈可击。

    与此同时，他令总统府新闻处给法国各媒体记者、各国驻巴黎记者和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官员发请柬。每次应邀与会的客人上千人，爱丽舍宫往往座无虚席，盛况非凡。

    通常，招待会一开始后，他先请记者提问题。然后，他按预先熟背的腹稿，滔滔不绝，如同行云流水般地发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讲话中，他总是海阔天空，纵论古今，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起伏有序，扣人心弦；有时令人震惊，有时又令人难以捉摸。当临时有人向他提问题时，他总是似乎听而不见，不予理睬。实际上，这不是因为他缺乏随机应变、巧妙应对的艺术，而是因为他时刻牢记，他是在以法国的名义讲话，决不愿兴之所至，信口开河。

    当然，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时也会即席发言。当一些对他不怀好意的记者提问时，他也会脱口而出，说几句幽默话，把对方顶回去，弄得大家前伏后仰。有一次，反对派《震旦报》记者似乎关心总统的健康似地问道：“总统的身体如何？”他当即答道：“谢谢您的关心。

    我的身体很好。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请您放心，我也免不了要归西天的。”还有一次，他对着一位记者提出的类似问题回答说：“人总是要死的。戴高乐也不例外，也许今天晚上，或者半年后，或者一年后，我就会死。不过，如果我要使某些人高兴而某些人难受，我应该说，我还能活10年、15年。”他的回答往往使得提问者一时啼笑皆非。

    以上是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就职仪式、办公和居住，以及独特风格的一些概述。下面看看戴高乐入住爱丽舍宫的组阁情况。

    戴高乐在就职那天，1959年1月8日，从凯旋门把前任总统送往住所后，一回到爱丽舍宫，就于下午召见米歇尔·德勃雷，要他就组阁问题提出建议。1月9日下午，戴高乐即任命德勃雷为第五共和国首届政府总理，并批准德勃雷建议的政府机构和各部部长名单。与以往相比，组建内阁的程序大大简化了。戴高乐想让民主党领袖居伊·摩勒照旧参加政府。但摩勒因担心自己的党彻底分裂而未就此任。这届政府的成员基本上源自第四共和国末届政府，共有27人。其中，18人是议会多数派成员，包括保卫新共和同盟、独立党、人民共和党和激进党的成员。政府的纲领得到509个代表中453个代表的同意而获得通过。就这样，第五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机构得以建立起来。新议会、新总统和新政府的产生，使得戴高乐的新政治体制已初见规模，从此第五共和国的机器开始运转了。戴高乐利用这部机器在爱丽舍宫这个大舞台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威武壮观的活剧。在这些活剧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排除千难万险，结束困扰法国多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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