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问题上，戴高乐说：“必须奋勇前进，要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自己。”

    极端分子疯狂反对“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在阿尔及尔发动春天“街垒周”事件，狂叫：“绞死戴高乐！”

    密戴高乐胸有成竹，果断处置，终于成功平息阿尔及尔的春天“街垒周”事件。

    戴高乐本来是一个典型殖民主义者。他怎能轻易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呢？他先是一方面抛出“君士坦丁”计划，说是要在5年内消除阿尔及利亚的贫困，企图以此笼络阿尔及利亚民心，另一方面又强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地的进攻，企图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恩威兼施的政策连连受挫后，他审时度势，适应变化，不得不认真考虑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但是，由于J怕被强硬派推翻，他又不便锋芒毕露、直言声张。因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讲话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捉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目的是使各个敌对派都觉得他的讲话是在支持自己，从而拖延时间，等待时机，最后摊牌。

    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位元老说，在解决阿尔及利亚这个棘手问题时，必须奋勇前进，“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自己”。如今，新宪法已经公布实施，自己已任新总统，新政府已经成立，第五共和国政体已经建立了，戴高乐可以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开始逐步大刀阔斧地来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了。

    不过，戴高乐在就任总统最初的日子里，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上进展不大，除军事行动有所加强外，没有任何重要举措。1959年1月8日，他在就职演说中只说，阿尔及利亚将有自己的“选择余地”。1月13日，法国政府为缓和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主动释放了一批在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并宣布对已判处死刑的阿尔及利亚在押犯暂缓执行。3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不应期望很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很多时间。4月29日，他在同《瓦赫兰回声报》社长谈话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人“决意要保住父辈的阿尔及利亚。但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谁不懂得这一点，一样也会死去”。可是，在戴高乐执政的第一年里，军人在阿尔及利亚阻止采取任何现实措施。甚至在他的政府里，当谈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时，也会遇到暗中反对。不仅苏斯戴尔，而且还有总理德勃雷本人，都仍然是“一体化”的拥护者。这样，就使他不能广泛推行对他来说总占主要地位的新的对外政策。

    当时，戴高乐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克服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反抗，而且，还不得不同自己作斗争，因为他自己也必须断然放弃这些一直被视为法国财产、法国势力的土地。诚然，他久已谈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但是，在私人谈话中所说的意见同负责任的决定，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他在现实和幻想之间进退维谷。他说：“最困难的，就是说服自己。”有一次，他意识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自己的一位部长说：“在我这种年龄，根据我的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来看，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我定下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不得不勉强自己，尽管并不是甘心情愿。”戴高乐下了决心，在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上开始了第一个重大的转折。

    1959年8月26日，他第一次把阿尔及利亚问题提请部长会议讨论。

    说实在话，这甚至不是讨论，因为戴高乐只沉默地倾听政府成员们轮流发言。米歇尔·德勃雷第一个发言，他声称，不可能谈到什么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必须坚决维护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根本利益。苏斯戴尔则更尖锐地坚持这一立场。很多内阁成员以缓和的态度支持这一立场。只有马尔罗、米什莱、巴孔发言同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大家都发言后，戴高乐最后做结论说：“先生们，我谢谢大家……在当今情势下，必须前进，否则就是死亡。我选择了前进……”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面对数百万观众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庄严承认阿尔及利亚居民的自决权。他申明，阿尔及利亚人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他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分离和完全独立，这意味着脱离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将军认为，阿尔及利亚将是混乱、贫困，最终“军阀专政”。而法国将不惜一切力量保住撒哈拉石油，并保障仍愿作为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新权益。这是分裂国家的明显威胁。第二条路是：实现法国化，这意味着扩大阿尔及利亚居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使之同法国人同等。这条路符合“一体化”的思想。但戴高乐认为这条路不现实。第三条路是：联合。戴高乐认为这条路最理想，并为之勾画了这样一幅蓝图：“阿尔及利亚人的政府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依靠法国的帮助，在经济、教育、防务和外交领域同法国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盟。”

    但是，将军声明，这三个自决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不能立即实施。决定阿尔及利亚命运的投票需在停火4年后进行。在戴高乐的讲话里有很多半吞半吐的话和矛盾的地方。他不愿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和他们建立的政府为阿尔及利亚的惟一代表，只同意同他们谈判停火，不同意同他们进行政治谈判。

    戴高乐在戈尔塞勒海滩（1944年6月14日）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对承认自决权给予肯定的评价，但要求举行政治谈判。他们委派早于1956年被法国逮捕并关在法国监狱里的几个领袖进行谈判。但是，戴高乐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只能同现在在打仗的人进行谈判。不过，不管怎样，围绕阿尔及利亚问题出现了新气氛。在法国内外绝大多的反映是肯定的。

    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戴高乐大胆的讲话引起了法国极端分子的狂怒。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中，在早已不掩饰自己不满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军官和将军们中，出现一片愤怒和混乱。皮杜尔及其他极端派领袖对总统发起攻击。他们扬言要成立“争取法属阿尔及利亚联合会”，原在“5·13”事件中为冲击阿尔及尔政府大厦带头人和现任国民议会议员的皮埃尔·拉加亚尔德在议会走廊大发雷霆，狂叫道：“必须在戴高乐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之间做出抉择！”而为戴高乐东山再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德尔贝克也扬言：“流血已势不可免。我决不支持戴高乐。”法国资深元帅朱安也公开站到反对派一边，指责戴高乐说：“自决政策燃起了叛乱阵营的希望。”原来曾向戴高乐表忠心的夏尔总司令公然对阿尔及尔各界人士宣称：军队仍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时间，反戴烈火愈燃愈烈，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一批反戴的急先锋军政要员竟制定了一个名为“婆婆纳”的反戴阴谋计划。阴谋迫使戴高乐或者放弃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或者下台。为此，他们预定于10月13日国民议会辩论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那天上午，将有40多名戴派议员宣布集体退出戴派保卫新共和联盟，而国民议会副议长布瓦朗克将在议会讲坛上当场把荣誉勋章摘下掷向议长，以此表示抗议，从而把会场搞乱。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在巴黎和阿尔及尔制造事端，抢占几座重要公共建筑物，刺杀几个戴派人物，借以制造声势，进行配合。他们企图利用议会内外的紧张局势，由极端分子强迫议会通过一个新决议……讨论对阿尔及利亚新政策，从而迫使德勃雷政府辞职下台，由当年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乔治·皮杜尔出任总理，把内阁成员全部换上拥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分子，其中有右翼顽固派罗歇·迪歇、安德烈·莫里斯，现任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瓦朗坦、陆军参谋长泽勒将军，以及积极参加阿尔及尔军事暴乱的苏斯戴尔和德尔贝克等人。

    但是，戴高乐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先发制人，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撤掉了泽勒将军的陆军参谋长职务，从而打乱了反对派的阵脚。结果，在10月13日的议会会场上，在保卫新共和联盟的206名议员中，只有8人退出该党议会党团，弗朗索瓦见势不妙，未敢妄动。在国民议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一体化”的拥护者们遭到惨败。15日，德勃雷内阁获得议会绝大多数的支持，议会以441票对23票通过了戴高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权的新政策。

    然而，“一体化”拥护者们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恼羞成怒，更加同戴高乐对立，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一点，到当天晚上对立已经安全公开化，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代表吕西安、纳维尔斯在给报刊的声明中披露了“极端分子”反对政府的阴谋：“必须立即做好准备。戏可能明天就要开场……可能发生兄弟内部自相残杀的冲突。”

    在纳维尔斯发表这一威胁性声明的同时，听说在巴黎中心有人对著名左翼活动家米特朗的汽车开枪射击。在首都流传着最可怕的谣言。但是，反对派的图谋未能得逞。不过，纳维尔斯的声明毕竟是个警告信号。这一信号迫使戴高乐更加坚定不移地行动。11月1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坚决肯定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方针，正式宣布愿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就自决权问题进行谈判，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样一来，戴高乐要放弃阿尔及利亚，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策已很明朗。虽然在法国本土大多数人对戴高乐的这一决策表示赞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这些反对力量中，有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乔治·皮杜尔、苏斯戴尔、科尔尼-让蒂尔等人；有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高级将帅，如朱安元帅及马絮、夏尔、萨朗、儒奥、泽勒等将军；有80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黑脚”）。他们深恐失去在阿尔及利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更加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原来，他们阴谋明年春天举行暴动，后因形势紧迫，便提前加紧行动。这就出现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

    为了领导有组织的叛乱活动，在阿尔及利亚有个酒店老板奥底兹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阵线”，在法国本土上，由皮杜尔组织了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联盟”。极端分子的反戴活动日益激烈。他们开始到处组织集会、游行、发传单，煽动反戴情绪。皮杜尔于12月亲往阿尔及利亚发表一系列演说，鼓动军事叛乱。这时，连魏刚将军也跳出来加入反戴队伍。

    1月18日，《南德志报》发表了马絮将军轰动一时的访谈。5月13日的叛乱英雄马絮宣称，军队支持戴高乐重新上台也许是犯了错误，将来军队可能拒绝服从总统。他反映军界的广泛意见时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一旦形势需要，军队将进行干预。军队正促使阿尔及利亚白人成立准军事组织，并向他们提供武器。”

    戴高乐见此火冒三丈，当即于1月22日下令把马絮从阿尔及利亚召回并解除他在军队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同马絮同机飞往巴黎的有总司令夏尔将军；他是来参加预定1月22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会议的。在会上，夏尔向戴高乐提出了类似的最后通牒。他要求停止“政治动摇”，处决已逮捕的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并采取其他一些讨伐措施，等等。总统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并要求他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遵循自决方针。

    夏尔将军因怕引起暴乱，还要求批准马絮同他一道返回阿尔及尔。“马絮将军不能再回阿尔及尔了。”——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回答。就在这天晚上，夏尔司令官只得只身返回阿尔及尔。

    马絮被撤职这一事件更加激怒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他们于1月24日举行示威游行，强占重要建筑物，破坏道路，设置路障，高呼“绞死戴高乐！”的口号。临近傍晚，大规模游行示威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刚从巴黎返回阿尔及利亚的现议员拉加亚尔德，身着伞兵服，重显当年“5·13”事件中带头冲击总督大楼的威风，带领一帮人抢占了阿尔及利亚大学的主楼，下令在校园附近修筑工事，准备顽抗，并宣布“谁敢靠近30米就杀死谁！”，声言要把这所大学变成“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基地。．与此同时，奥底兹和絮西尼也配合拉加亚尔德积极行动。极端分子在市中心筑起街垒，准备进行抵抗，并发誓要抵抗到马絮返回阿尔及尔来。

    警察成散兵线接近街垒。叛乱者从掩蔽部开始射击，警察还击。结果，2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伤亡者基本是警察。当局派伞兵前往援助警察，但伞兵们拒绝开枪，显然同情叛乱者。通过伞兵的散兵线可自由往叛乱兵营运送一切——粮食和武器。这样，在阿尔及尔出现了一个“街垒周”。

    鉴于形势紧迫，原在科隆贝度周末的戴高乐急忙回到巴黎，连夜召集总理、内政部长和部队负责人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先由戴高乐出面劝说，要先礼后兵，如叛乱者一意孤行，再以武力镇压。据此，戴高乐于25日凌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街垒事件”是对法国的沉重打击，希望叛乱分子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叛乱，“恢复国家秩序”。但是，叛乱分子气焰嚣张，疯狂之至，对戴高乐的讲话置若罔闻，反政府的活动有增无减，继续扩大事态。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在巴黎召集内阁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对策。在会上，戴高乐耐心地告诫那些同他形合神离的部长们说：“我面对的人中有一些人不愿忍受晕船之苦，他们可能想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下船。我坦率地说，任何人都不会被强迫留在政府里。”然后，他让部长们讲话。安德烈·马尔罗因叛乱非常气愤。他说：“从戴高乐将军复出掌权的时刻起，我们就着手复兴法兰西。现在我们遇到了反对法兰西复兴的最严重的冲击。”他要求不惜任何力量镇压叛乱。而雅克·苏斯戴尔则企图保护叛乱分子，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他认为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是叛乱的原因。他反对对叛乱分子动用武力，并建议同他们进行谈判……

    戴高乐针对苏斯戴尔的发言，坚决指责暴乱分子是“愚蠢和犯罪”。他坚决声明：“举枪反对国家的人绝不会被证明是对的……国家不能后退，既定政策不会改变。建议同暴乱分子接触吗？毫无意义！……负责人员必须停止动摇。如果夏尔不采取果断行动，将革他的职。叛乱将遭镇压。我不会放弃我承担的最高责任。我于1946年卸任，因为我那时认为法国没有我也行。现在我应完成这个特殊使命。”

    在“街垒周”疯狂的日子里，戴高乐看到一些在负责岗位上的亲密助手和老戴派人物（如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德卢弗里埃等）动摇和胆怯。有人企图对总统尽可能地施加压力，呼求他的仁慈。戴高乐惟一的老同学朱安元帅要求接见他。“您不理解他们，——他对戴高乐说，——您不应该下令开枪。这是发狂。”

    “我捍卫国家，——总统回答说。——我总相信，阿尔及利亚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未来问题。我不能允许这样的起义。我要粉碎它。”谈话的声调变得越来越高。双方开始用军队行话讲话，甚至能听到在办公室里的大骂声。这几天，将军同德勃雷及马絮将军就是这样高声交谈的。后来，甚至副官还吓得去叫警卫……

    这次特别的内阁会议之后，戴高乐立即派德勃雷带上总统手谕前往阿尔及尔，要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军政当局要“平息骚乱”，“惩办肇事人员”。同时，他以电话命令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德卢弗里埃，要他必须于次日肃清街垒，恢复社会秩序。

    可是，德勃雷抵阿尔及利亚后处处碰壁。当地军政当局一致表示不能动用武力来镇压叛乱者。夏尔总司令不仅无意肃清街垒，反而让固守街垒的叛乱者同自由外界联系，默许甚至纵容其闹事。在违抗总理要求的军官中有个上校叫阿尔古，他竟狂妄地对德勃雷声称：“我们不再信任戴高乐了。戴高乐必须收回自决政策。否则，我们除搞军事政变外，别无选择。”

    德勃雷被迫空手而归。他向戴高乐提出辞职。戴高乐没有同意，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您就留在我身边吧。必要时，我们可一道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迎接伞兵来降。”

    1月26日，朱安元帅直言不讳地对戴高乐说：“您无权下令对闹事者开枪。如果你真这样做，我就公开反对您。”戴高乐则忿然地对朱安说：“可我无权任人践踏我们的国家，我必须粉碎叛乱。我决不会对暴乱让步，更不会投降。”

    5天来，在阿尔及尔，街垒依然屹立未动，暴乱分子更加猖獗，全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总司令夏尔和总代表德卢弗里埃无可奈何，都跑到城外3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去躲风。而在巴黎，则盛传已由12名军人和3名文人组成了一个以勒孔特为首的地下政府。爱丽舍宫外面戒备森严，门可罗雀，里面充满惊慌和不安。有些部长甚至酝酿成立危机内阁，准备必要时逃往比利时。这时，什么政治体制，什么宪法，连同那犹豫不决、四分五裂的政府，统统都不存在了。第五共和国体制濒临瘫痪。巴黎局势令人担忧。

    1960年1月29日8时，法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看着戴高乐。他说，今天他穿军装，为的是强调一个事实，他不仅是作为国家元首讲话，而且还作为戴高乐将军讲话。首先，他强调了阿尔及利亚自决的原则。他指责叛乱者，称他们是“撒谎者和阴谋分子”。他要求军队牢记自己的天职，禁止任何士兵因害怕严厉惩罚“甚至消极”倒向阴谋分子。他要军人用一切手段恢复秩序。他对军队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他说他如何“尊敬和爱护军队的战士”，他如何“珍惜军人们的功绩”。在结束讲话时，他说：“由于人民对我的重托和20年来我体现的国家正统，我请所有的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支持我。”

    果然，戴高乐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这时，他一面对暴乱分子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一面急派步兵到阿尔及尔接替宪兵，增强兵力，准备以武力清除街垒，恢复秩序。

    1月30日，克雷潘遵照戴高乐的命令，正式下令阿尔及尔地区指挥官格拉西厄派兵清除街垒。步兵立即对街垒进行封锁、包围。叛乱头目感到政治孤立，又失去军队支持，被迫于1月31日接受谈判。叛乱分子随之全部撤出街垒。主犯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人被捕，押往巴黎受审。奥底兹乘一商船逃往西班牙。至此，持续一周的街垒事件终于平息。

    平息叛乱后，戴高乐下令由与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无联系的克雷潘将军取代夏尔，担任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夏尔、儒奥3将军退职。其他人，如马絮，则调出阿尔及利亚。对军政界的顽固极端分子拉加亚尔德、絮西尼、德·塞利尼等人，则坚决逮捕；禁止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继续组织活动，解散“本土部队”，关闭一些报社。2月5日，苏斯戴尔被迫放弃国务部长职位，不久又被开除出保卫新共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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