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首次喊出：“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
萨朗等四将军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阴谋在混乱中杀死戴高乐，结果彻底失败。
1960年1月“街垒事件”风暴过后，戴高乐的威望空前提高。据1960年2月社会调查，戴高乐在全国的支持率达到74％。这更加坚定了他对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原则的决心。但是，由于一方面他自己指望尽量遏止阿尔及利亚独立，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考虑国内外令人不安的一些复杂情况，所以在实施自决政策的道路上时而停顿，甚至后退，但最终还是继续前进。
戴高乐放弃了一些犹如过眼烟云的幻想。他觉得，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支持他的希望破灭了。他所创建的国家完全不像他指望的那样成为执行他的政策的坚实而可靠的工具。在“街垒周”期间，他发现从部长到一般警察都对执行他的命令消极怠工。另一方面，不赞成新宪法政策的右翼政党，总使戴高乐感到不比“极端分子”更少令人担心。所以他利用平息叛乱的有利时机，要求国民议会于2月2日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的特权——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的权力。他想借此加强自己的阵地，因为他感到，风暴伊始，即已如此震荡，他有时甚至自己感到有“晕船”之苦……
2月5日，戴高乐改组了德勃雷内阁。苏斯戴尔和科尔尼-让蒂尔两位部长因反对戴高乐的自决政策而被解职。皮埃尔·吉约马因在“街垒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而改任负责科学、原子和空间事务的部长。曾在“自由法国”服役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接替吉约马的原职，出任武装力量部长。
2月20日，乔治·蓬皮杜奉戴高乐之命，飞往瑞士，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接触。他对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只要你们不让极端的穆斯林分子掌权，戴高乐总统愿意让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公决。”阿尔及利亚代表表示愿意进行谈判。这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无异意味着末日的来临。
最使戴高乐感到不安的是军队。他早在少年时代即向往军队。现在正是军队威胁着他恢复法国的伟大。3月初，他飞往阿尔及利亚，进行了所谓“军官食堂视察”。他视察了几天法国的战斗部队。他当时只同部队的首长交谈。这期间，他走遍阵地、营房、军官食堂，到处看望下级军官。他同他们交谈，细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他这次出访时未让记者跟随，并规定讲话不得见报。但是，他的讲话有的仍被一些媒体披露。实际上，近来的事件，戴高乐的声明，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阿尔及利亚这出戏已近尾声，和平很快就会来临。可是，将军告诉他们，这次战争时间太长，已到第5个年头，应把它打胜！不过，他仍像以往一样谈自决，他说阿尔及利亚人终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坚定不移地告诫他的贴身随员说：“我不认为，阿尔及利亚人会选择独立。法国不应该离开。它有权留在阿尔及利亚。它会留在这里。”
法国的报纸和社会公众，都对此感到困惑和愤怒。戴高乐真的想干什么呢？大家都试图猜测他的想法。有时有人恶毒怀疑他，说停战对戴高乐不利。要知道，授权给他是为了让他保证和平。而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他就已经不再为人需要，他又该被迫卸任了。他内心可能根本不想和平吗？
当然，在将军的讲话和行动里经常有不少模棱两可的思想和计谋。但是，怀疑他如此卑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早意识到必须把阿尔及利亚这个恶性肿瘤从法国躯体上除掉。为了做这样的手术，必须首先对军队、知识分子、企业主、工人等进行麻醉。但每个人需用的药量却应有区别。
戴高乐知道，他不得不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但他知道，还可能出现新的阴谋和叛乱，必须预防军队受那些发疯的极端分子的影响。说实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到军官食堂去视察。
戴高乐在那里所做的声明自然引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关注。该阵线的领导人指责戴高乐，说他“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其实，戴高乐并没有关闭同阿尔及利亚谈判的大门。他一直在通过以洛西尔银行职务为掩护的乔治·蓬皮杜秘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接触，寻求同他们谈判停火和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出路。经蓬皮杜从中牵线，戴高乐于1960年6月10日晚上，秘密接见了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两个军官——维拉亚第4军司令部西·萨拉赫和西·拉赫达尔上尉。陪同戴高乐接见的有总理军事秘书处的两位副官——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贝尔纳·特里科和马东上校。接见时，戴高乐只向阿方代表表示，阿尔及利亚人一定会自由决定自己的问题，同时他也排除了同在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这次接见没有实质性结果，但总给戴高乐带来了一些希望。
6月14日，戴高乐发表讲话，重新强调阿尔及利亚自决权，并在谈到“起义领导人”时说：“我向他们宣布，我们在这里等待他们，以便同他们研究体面结束战争的条件，调整两军态势，保证战士的命运。”这里没有暗示政治谈判，但民族解放阵线仍同意派代表前往法国。于是，6月25~29日，在距巴黎40公里的默伦举行了第一次法阿正式谈判。阿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阿里·布门杰勒和穆哈迈德·本·亚希阿。他们提出要求：由阿临时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同戴高乐总统直接谈判；释放本·贝拉；在谈判期间允许阿方在法国自由设置一个办事处。法方谈判代表是罗歇·莫里斯和加斯蒂纳将军；前者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后者是法国巴黎军区副司令。他们拒绝阿方的要求，明确表示只谈停火，不谈其他问题。法方代表态度傲慢，似乎把阿尔及利亚解放军看作一支打了败仗、要投降的军队。谈判持续了4天之后，未取得任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双方僵持了4个月之久。
在这4个月期间，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战争愈演愈烈。“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拥护者们对默伦谈判的失败感到高兴，对戴高乐不准备同民族解放阵线讨论阿尔及利亚的前途感到放心。在法国本土，德尔贝克、迪歇、拉科斯特等人明确提出反对自决政策，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并在本土设立了一个分部。一些军人在退休将军萨朗周围形成了一个集团。西班牙的马德里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
与此同时，一些反战人士虽对默伦谈判失败感到失望，但也增强了反战的决心。一个包括大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及西蒙娜·德·博瓦尔等在内的121名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战团体，发表了一个反战宣言，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开小差的法军官兵开脱。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直接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对他们追究司法责任。9月5日，巴黎法院以为民族解放阵线募集资金和帮助法军官兵逃跑罪，审判了16名被指控是所谓“让松联络网”的成员。
戴高乐知道此事后说：“发动社会舆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行。他们在演自己的角色，随他们便吧。这些人也不是第一次给政府制造麻烦了。”他回忆起左拉、罗兰，特别是伏尔泰。于是，他非正式要求司法机关停止审理这一案件。
可能，有人认为戴高乐觉得反战运动没有多大意义。其实，恰恰相反，反战运动的规模使他震惊。这也促使他加速考虑这出复杂的阿尔及利亚戏的新进程。就在这时，戴高乐定下了导致16个月后全面结束战争的决心。
1960年9月5日，戴高乐在一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现在“惟一的问题”是要使“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留在与法国保持密切关系的“联合体、友好联盟”中。由于第一次听到“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新提法，不少人一时难以接受，更激起了“极端分子”的狂怒。这也迫使他坚决采取进一步行动。
1960年11月4日，电台和电视都播发了戴高乐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有一个非常新的提法。戴高乐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他说：“这个共和国总有一天会产生，这个阿尔及利亚将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法律。”
评论家认为，这个声明是允诺事实上正式承认阿尔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一新的提法在政府里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也触怒了他的总理德勃雷。德勃雷愤怒地抗议说：“但是，要知道，这绝对不符合我看过的提纲！”戴高乐诚恳地回答说：“是的。我原未想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这是真的。可是，我说出了这话。最终这样做还是比较好，因为最后终将如此。”
当然，这也更加激怒了“极端分子”。他们同戴高乐的较量进入了公开摊牌阶段。一时间，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阵线”和设在法国本土的“保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阵线”相互配合，积极行动。11月11日，他们在阿尔及尔组织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抢劫了几幢大建筑物。与此同时，朱安元帅在巴黎宣称：“虽然我和戴高乐将军有50年的友谊，可是作为一个高级将领，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我要提出抗议，我反对抛弃我们阿尔及利亚兄弟的主张。”定居在西班牙的萨朗将军公开宣称：“我不赞成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另外，在法国本土的一些极端分子代表人物也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针对恶化的形势，戴高乐也加快了他实施自决政策的步伐。1960年11月16日，戴高乐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决定提出阿尔及利亚问题，预定1961年1月8日进行全民投票公决。为了确保这一决定的实施，戴高乐未通过总理而直接任命自己的战时伙伴、老外交家若克斯出任隶属总统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国务部长，任命让·莫兰接替德卢弗里埃，出任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
这几天恰值戴高乐70华诞。他在接受来宾的祝贺时说：“你们高兴看到我老了吧？”这时，他的内心充满悲观情绪。他的确已感觉到精力日衰，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他说：“我的生命正在渐渐消失。”他回想起过去“自由法国”的时代，说：“我在伦敦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鼓舞。而现在……”戴高乐力图保持“6月18日”人的形象，所以在公开场合不戴眼镜。但他看不清伙伴的脸盘，只能看到前面的一个影子。大约就在这时，在接见刚果共和国的天主教神父尤里别尔·尤拉时，他看到尤拉穿着长袍，就对他说：“夫人……”将军痛苦地讲述这个插曲，说明自己感到体力日衰，多么不快。可是在这里他的个性力量占了上风，他声称：“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在民族的生活中一样，常有绝望的时刻。但是意志坚强的人绝不会向绝望投降。”
形势又要求他要高度地镇静和自制。1960年12月8～13日，戴高乐最后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他想为下一步的国家自决准备军队和行政机构。那里的形势依然紧张，欧洲居民愤怒不已。他不是在1958年自己一去就把那里的叛乱平息了吗？那时，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欢迎他，见到他热烈欢呼，而现在那些人见到他却是另一副面孔。萨朗将军的间谍专程从西班牙来到阿尔及利亚，想组织游行示威，甚至发动新的叛乱。他们甚至设想在混乱中把戴高乐杀掉，让萨朗执政，以保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事业的胜利。在戴高乐这次抵达阿尔及尔前夜，当地宣布总罢工，极端分子号召居民游行示威。在这时专门印发的传单中，有的说“要对戴高乐说‘不’”，有的说“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明天将太迟了”。12月9日，戴高乐会见了大批集聚的人群；他们对戴高乐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戴高乐过去历次的访问。欧洲人对戴高乐公然持敌对态度，他们高呼：“阿尔及利亚足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拯救阿尔及利亚！”而戴高乐会见的阿拉伯人则高喊：“戴高乐万岁！”“阿尔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的居民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戴高乐仍像平常一样，极力保持冷静，掩饰着因同胞们的表现而愤怒的心情。他常常直接走进人群，同人们握手，好像没有听到法国人敌意的喊叫一样。情况非常紧张。第二天，又有游行示威。穆斯林打着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白绿色旗帜上街，高喊：“民族解放阵线万岁！”顿时发生了冲突，枪声频传。“极端分子”向穆斯林发起攻击，到处发生巷战，伞兵对阿拉伯人群开火，街上有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戴高乐乘直升飞机在阿尔及尔和奥兰上空看到了这一切景象。但他没有失去自制力，依然保持镇静。
“极端分子”发动血腥冲突，企图瘫痪自决政策，但又得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戴高乐从此得出结论，决不能允许谈判再继续拖延，当然要考虑到对法国最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一精神，全民投票公决，在1961年1月如期举行。在全民投票公决中，有75％的选民对戴高乐投了赞成票。虽然投票人数比1958年少，但表明他得到了新的信任。
1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领袖通过瑞典政府转告，他们准备派人同戴高乐私人全权代表预先秘密会晤。将军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当时担任洛希尔银行总裁的蓬皮杜。蓬皮杜以“参加冬季运动”为由在银行请了假，于2月19日到达瑞典，在卢塞恩同阿尔及利亚人会面。蓬皮杜返回巴黎，又重去“溜冰”。3月30日，法国发表正式公报称，不久将在埃维昂正式举行法阿谈判。次日，在这个边境疗养小城埃维昂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市长哈米尔·布朗被炸身亡。接着，全法国发生连环性暴炸事件，在波旁宫也有一颗炸弹爆炸。
事情是这样，3月初，军政界“极端分子”在瑞典举行代表大会，成立“秘密军队组织”，其领导人是萨朗将军。他决定，为反对阿尔及利亚和平，应组织多处爆炸，以使法国陷入惊惶失措、混乱不堪、政治动乱之中。“极端分子”下决心，要铤而走险，同戴高乐展开一场血战。
在1961年1月全民投票公决后，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正式谈判的道路终于打通。3月30日，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定于4月7日双方代表在埃维昂会晤。
4月21日夜，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震惊全法国的四将军政变。4月22日晨，阿尔及利亚电台发布消息说，到达阿尔及利亚的夏尔、儒奥、泽勒将军已秘密夺取政权。原来，他们于当日凌晨派出几个伞兵团，迅速夺占了首都阿尔及利亚的所有重要设施，并逮捕了戴高乐派驻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总司令、警察总监和正在那里视察的公共工程部长。夏尔任命自己为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并宣布自己“有权”把这一行动扩大至本土。事发后飞抵阿尔及尔的萨朗将军与上述3将军会合，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们夺取了奥兰和君士坦丁的政权，并声言要派伞兵空降巴黎。22日上午9时，四位将军宣布一项命令：实施戒严；成立军事法庭；逮捕一切参与放弃阿尔及利亚的人员；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反抗……
这时在巴黎，惊惶笼罩了“马蒂尼翁大厦”。伞兵向巴黎空降着陆的威胁使德勃雷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到电台广播，号召居民愤起抵抗：“一听到汽笛声，你们就赶快步行或坐汽车到机场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总喜欢开玩笑的法国人说：“为什不叫人骑马去呢？”
戴高乐将军显然与部长们那样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不同。“他们怎么胆敢如此？”——他喊道。在得知阿尔及利亚的事件后，他立即采取对军事叛乱进行镇压的方针，尽管要实现这个方针并不那么简单。这时，他的命令一般难以按要求下达军队，因为他的军事办公厅主任博福尔是叛乱分子的同谋。但是，戴高乐对4个将军冒险成功的可能性没有估计过高。他甚至没有改变当天的作息日程。他很了解领导叛乱的这几个人的情况，对他们的勇气和能力了如指掌。对夏尔将军将率伞兵来巴黎的警告，戴高乐回答说：“如果这是费德尔·卡斯特罗，那是可能的。但不是夏尔。”4月23日夜，戴高乐带讽刺意味地问惊慌失措的部长们：“怎么回事，怎么他们还不来空降？”他认为，军队的大多数不会支持那几个将军。实际上，跟着他们跑的只有1．5万个伞兵。开始的时候，戴高乐甚至不想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但是，4月23日晚8时，他还是身穿军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尖锐地谴责了叛乱后，说：“为了法国，我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强调——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我禁止任何法国人——首先是士兵执行他们的命令……法国男女公民们，帮助我吧！”
戴高乐的这一席讲话起了神秘作用。24日，叛乱气焰减弱，参加叛乱的中下级军官开始动摇，形势急转直下。25日晚，泽勒换上便衣逃跑。26日上午，夏尔投降。未几，泽勒被捕，并立即与夏尔一道被宪兵押送巴黎。而萨朗和儒奥则乘卡车逃跑，转入地下参与“秘密军队”策划谋杀戴高乐的阴谋活动。
至此，四将军叛乱犹如升空爆竹，发生一声巨响后，便烟消云散，被戴高乐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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