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剜掉阿尔及利亚这个脓疱、经过震惊世界的勒泊蒂一克拉马暗杀事件之后，政府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加强戴高乐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而总统所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如何继续“走自己的路”——进一步完善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政府之所以考虑这一突出问题，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国内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主要政党和政客并不甘心戴高乐继续执政。原来他们支持戴高乐复出，那是因为时局所迫，需要他，不得已而为之，是权宜之计。现在法国政局渐趋稳定，他们怕戴高乐继续执政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便转而反对戴高乐，想逼戴高乐下台，甚至想支持“秘密军队”把戴高乐干掉，最终恢复他们梦寐以求的第四共和国。
戴高乐之所以考虑这一突出问题，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推进法兰西的复兴。在戴高乐看来，虽然他本人是按照第五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由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的，但是，这种选举制度仍容易受制于政党势力的影响。为了长治久安，确保法国的复兴，必须修改宪法，把由选举团选举总统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然而，议员们一想起当年路易·波拿巴经普选当选总统后一跃而成为终身皇帝时，莫不心有余悸，总怕戴高乐会进一步削弱议员的权力，因而奋力反对戴高乐修改宪法的想法。当时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于1962年2月指示参议院说，若要修改宪法必需经议会同意。甚至有人叫嚷：“全民普选！——政变！——绝对君主化。”
这样一来，形势更加复杂。戴高乐决定：排除万难，“走自己的路”。但他每走一步仍要遇到不少险阻，真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至于戴高乐的个人安全问题，他自己一向重视不足。塞纳河桥边暗杀事件发生后，内政部长弗雷为了加强总统的安全起见，专门调来一辆灰色高级防弹车，想把总统那辆黑色的“雪铁龙”牌轿车换下来。但总统执意拒绝这一精心安排，仍坚持使用自己原用的那辆轿车。勒泊蒂一克拉马事件后，政府宣布，今后总统的安全问题，由内政部长直接负完全责任。但总统外出时，往往不通报弗雷；到外地视察时，仍喜爱“群众海洋”，喜欢到群众中间和群众握手，根本不重视这样做可能出现的危险。
幸亏，“全国抵抗委员会”曾决定：在戴高乐同旧政党领导人就修改宪法进行斗争尚无结果期间，。暂停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显然，他们指望旧政党可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从而迫使戴高乐下台。可是，他们还是失算了。
这时，戴高乐深信，必须利用继阿尔及利亚独立、勒泊蒂-克拉马暗杀破产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大好形势，加速推进修改宪法的步伐。戴高乐认为，要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全民公决，让人民直接投票，直接授权，而不是让议会投票，让议会授权。实行全民投票公决，既能反映出广大选民对一些重大决策的看法，更能反映出广大选民对共和国总统的信任程度。凡属重大政策，都必须根据宪法授权，让人民直接投票表决，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这也是戴高乐在1962年五次运用全民公决取胜的经验之谈。戴高乐认为：“国家政权需要有个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使国家有一个领袖。”有些人据此攻击他，说他有独裁野心。他则断然反驳说，他决不做独裁者，但要有实权。他每每以反法西斯胜利后不久自请引退而把权力还给共和国的事实，说明自己从来无意实行独裁统治。他说，如果他有独裁之念，那当时完全可以不必辞职。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不论从国家利益的需要考虑，或者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考虑，都必须加强总统的权力。
有人说，按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应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并未提出国家元首应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现在戴高乐提出，要规定总统应由公民普选产生，这是完全违反宪法的。戴高乐也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引用宪法第13条：“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来行使国家主权。”他还多次讲话，希望所有选民投他一票，并且明确表明，如果不能达到他的愿望，他的“任务很快就会结束”。
经过深思熟虑后，戴高乐于1962年8月29日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连续性。”这一通知使部长们困惑不解和惶恐不安。虽然部长中只有1人要求辞职，但几乎所有部长都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一危险想法。蓬皮杜总理及其前任德勃雷、立宪会议及立宪会议主席诺埃里、各部部长、两院主席及爱丽舍宫办公厅同事，都不同程度地想促使戴高乐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不用说各政党了，面对总统的计划，他们极度不满，叫道：“人民公决！政变！绝对君主化！”一些传统政党组成了一个所谓说“不”的拥护者卡特尔。原总统科蒂也指责戴高乐。原来，几乎所有政府成员都指望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能出现一个稳定、缓和时期，不愿意再动荡了；现在，他们希望政局不要再出现风波——不要再修改宪法。
但是，这些希望如今都化为泡影。因为戴高乐的意图总往往令人难以捉摸。他是一位伟大而富有胆略的政治家，其所见往往独特。他针对众人不同的意见说，要知道，议会的每个代表只能代表一个人数不多的选举范围，而总统一个人将代表全国，并成为人民主权的体现。戴高乐说，近一个世纪来，共和制的法国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躯体”。总统应成为这个脑袋。但与正式发表讲话不同，他在私人谈话中毫不掩饰自己思想里的君主主义实质。“总统的作用，——他说，——应带有君主性。”按他的话说：“法国需要君主政体，但不是继承以神权为基础的君主政体，而是由选举产生的政体。现在，我来为法国而执行君主的职能。”将军最终不愧为自己父亲的儿子；他父亲自称为“怀旧的君主主义者”。儿子是“获得胜利的君主主义者”。他的行动不顾法国共和制的一切传统。有人认为，他试图把18世纪的国家机构强加给20世纪中期的法国。法学教授莫里斯·杜维尔热写道：“总统的普选——这同旧君主政体在兰斯的加冕仪式别无二致。”
9月12日，政府发表公报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产生。”据此，政府决定就普选总统举行公民投票。
9月20日，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明确说了进行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他说：“总统必须明确得到全国的信任，才能有效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那些针对我的阴谋和暗杀，使我有义务尽我所能保证在我身后有一个巩固的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共和国要有牢靠的最高领导。”他还说：“对于那些在我之后继任总统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全国威望……为了使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全面担负起最高责任，不管这个责任何等沉重，为了使共和国在还存在分裂阴谋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巩固，卓有成效和深得人心，他们必须直接得到全体公民的信任。”
关于此举的意图，戴高乐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说得更清楚。显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目的不只是为扩大他个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限制那些常在国家生活中制造麻烦的各政党的影响，从而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他在《希望回忆录》里说道：“将来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去之后，除非继任的国家元首拥有全体人民授予的惟一最高权力，否则这些政党就会千方百计地恢复过去的制度……我的举措如能取得成功，将使它们要我不久就下台的希望迟迟不能实现。特别是，如果我的提议获得通过，它们重返老路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10月3日，国民议会开始就宪法修改方案进行讨论。带头对修改方案进攻的是雷诺。此人过去曾支持戴高乐主张建立坦克军，现在领导“独立者”右翼党。除保卫新共和联盟而外，其他各政党领袖都反对改革。
戴高乐在巴黎蒙特帕纳斯火车站（1944年8月25日）10月5日，除保卫新共和联盟外，各政党联合对政府提出弹劾案，指出：“鉴于共和国总统绕过议会两院修宪的做法违反了他本应捍卫的宪法义务，他的这一行动打开了一个缺口，有朝一日，一个冒险家可能通过这条途径推翻共和国并取消自由权利，所以决定弹劾政府。”结果，经过一场激烈辩论后，弹劾案以250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议会对政府通过了不信任案。这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政府是第一次被议会推翻。
次日，蓬皮杜向戴高乐提交内阁辞职声明。戴高乐随即决定解散国民议会。10月28日举行全民公决，之后重新举行大选。
争票斗争由此开始了。戴高乐几次通过电台和电视发表讲话。他的敌人展开反攻。他们有不少可信的理由和可能进行斗争。在巴黎的12家政治日报中，只有一家无条件支持戴高乐，两家中立，两家有保留，7家绝对反对改革。
在投票前，戴高乐对其周围亲近的人说，如果支持他的人少于法国人一半，他就辞职。他说：“如果不能通过最重要的决议，我就不可能仍领导国家。”他幻想有70％的人投他的赞成票。但是，在参加投票的人中只有62％的人投他的赞成票。
不管怎样，戴高乐的修宪提案终于在全民投票中获得多数通过。戴高乐胜利了。
11月7日，戴高乐又一次发表公开讲话，严厉谴责其他一切政党，说它们是违反民族利益的“个人利益”的代表，同时号召选民们在选举议会的活动中支持保卫新共和联盟。结果，戴高乐又如愿以偿。在11月18～25日的新议会选举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由过去的165席猛增至233席。这在法国议会史上首次出现一党占多数席位的局面。戴高乐为保卫新共和联盟取得的这一胜利感到高兴。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自己公开支持保卫新共和联盟的候选人，竟由一个仲裁人变成了一个右翼政党的领袖，失去了作为民意代表的身分。然而，他毕竟走出了自造的危机，成了胜利者。不过，有人说，他只是因为敌人内乱而争得了一个延缓期。
戴高乐深为1962年公民投票的结果而感到满意。他在这年新年献词中强调了两个最重要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了和平，国家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虽已73岁高龄，但仍精力充沛，对国家的前景满怀信心。事实也是如此。经1962年11月大选产生的第二届蓬皮杜政府显示出内政管理的卓越才能。法国在经历了1959年的货币贬值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冻结之后，现在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复苏，法郎坚挺，国际地位也得到提高，形势一片美好。看来，总统满可以指望在任职满5周年时自我喜庆一番。
但是，由于戴高乐取得上述种种胜利，“秘密军队”组织的种种希望一一落空，“秘密军队”又开始了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在“秘密军”眼里，戴高乐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既然在公民投票中未能把他赶下台，就必须以暗杀手段把他除掉。
1963年2月15日，戴高乐照例去军事学院视察。不料，在出发前夕，即2月14日，当局根据最新情报破获一起谋刺戴高乐案件，捉获该院一名女英语教师和多名疑犯，缴获两支装有瞄准具的自动步枪。那位英语教师名叫乔治·瓦担，是原居阿尔及利亚的“黑脚”，在军事学院从教多年，和该院的许多官兵都很熟，曾参与勒泊蒂一克拉马等多次暗杀戴高乐的罪恶活动。她原来准备同其他疑犯一起，待戴高乐走进校园时，临时选择一个有利位置对他开枪，完成计划后，顺着该院迷宫般的走廊和楼梯逃走。不巧，有个参与密谋的士官因临阵害怕，主动投案自首，使该案提前被破。这样，戴高乐又一次免遭不测。
1963年初春，一天，保安部门在一个停车场发现一辆被弃置的可疑汽车，经检查发现，车里装着有遥控点火装置的30公斤炸药及可用作弹片的60多公斤废钢铁。显然，当戴高乐的专车接近该车时，完全可以从远处用便携式发射器引爆，把戴高乐炸死。但是，不知为何这辆炸弹车被放在停车场未用呢？据事后调查，有人说因戴高乐的车没有进入伏击圈，从另一条路上走了，因此凶手临时放弃了原来的谋杀计划。不然，戴高乐可能难免遇难。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达成建交协议。本来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法国政府曾明确表示，若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经过同盟国协商，必须与西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对中国逐渐形成明智、客观、全面的认识。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和中法关系时，有几段精彩的表述：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入口最多的民族。几千年来，他们这个民族以个人的耐心、辛劳和勤恳的能力勉强弥补了他们的集体在方法上和团结上的缺陷，建立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是并不划一，从小亚细亚和欧洲边界伸展到漫长的太平洋海岸，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伸展到印度和东京的热带区。这个国家的历史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它一直坚决要保持独立，不断努力进行中央集权，它从本能上倾向于闭关自守，而且蔑视外国人，但是它意识到它是永恒不变的，并以此自豪。
的确，在亚洲无论是关于柬埔寨、老挝、越南，或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或是关于苏俄，还是关于日本等国的任何一个政治现实情况，都不会不关系到中国，涉及到中国。在这个大陆上，特别不可能想像有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和和平。因此，撇开中国，就绝对不可能设想签订一项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
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由于这一切原因，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
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基于以上认识，具有战略家头脑的戴高乐把视线投向了中国。他深信加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决定不顾西方国家的压力，要采取行动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他于1963年8月急召在瑞士避暑的前总理富尔速回巴黎，并交给他一封亲笔授权书，让他作为总统的代表，秘密通过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接触，进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一切都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富尔肩负这一秘密使命，于1963年10月22日下午秘密飞抵北京，10月23日上午和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华厅，10月3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同中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三轮谈判。11月1日下午，富尔夫妇又飞抵上海，同中国领导人继续会谈，并签署中法建交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一文件，法国又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舍于12月上旬前往瑞士同李清泉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到1964年1月27日，终于达成中法建交协议，从而翻开了中法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具有勇敢精神和历史眼光的戴高乐又完成了在他光辉事业中的一篇伟大杰作。这在世界上无疑引起了巨大震动。
美国总统约翰逊看到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叫道：“没想到戴高乐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来！”
1964年3月，戴高乐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他一直忍受着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巨大痛苦。从墨西哥回国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前列腺增生症必须及早做手术治疗，千万不能再拖延下去，免得失去最佳治疗时机。遵照医嘱，他于1964年4月16日刚结束一次讲话，便进入爱琴医院，等候次日晨8时接受手术治疗。这时，他已预先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准备手术成功后发表的一个声明；另一份可以说是个“遗嘱”。他把“遗嘱”装入一个密封信封，交给总统办公厅秘书长罗乔埃。信封外面上写道：“在我死后打开。如果如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请于后天还给我。”
关于戴高乐要做手术治疗的消息，当时是绝对保密的。除他的家人和最亲近的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及蓬皮杜总理而外，谁都不知道。甚至连一旦手术失败将接替他出任总统的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还是在戴高乐手术宣布成功之后才得知此事的。戴高乐于4月27日出院，到6月份已经康复。
1964年8月15日，戴高乐赴土伦视察，主要目的是去参加修建在那里法龙山顶的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他的专车到土伦后开进石碑所在的普罗旺斯公园，在一条直通纪念碑的石头阶梯旁边停下。阶梯周围树木成荫，花草繁茂。在第一层阶级两侧的草坪上，各摆有一盆植有“魔瓜”树的陶瓷坛，显得特别雅致。不一会，总统下车后，由公园的一位负责人让·圣德尼陪同，沿着阶梯径直爬上法龙山顶，走到石碑前剪彩。剪彩仪式结束后，总统登车去土伦机场转乘飞机飞回巴黎。一路上，总统平安无事。
殊不知，总统这次又逃过了敌人的一次暗算。原来“秘密军”早在总统到来之前，在那石阶两侧摆放的两个陶瓷坛里的树下埋了两个炸弹。但在戴高乐到达该地的时候，杀手们未及引爆。直到8月28日，即在戴高乐访问两周后，炸弹可能因高温自动燃烧爆炸。如果在戴高乐在那个石阶旁停留时引爆这两颗炸弹，那戴高乐必然在劫难逃。这多令人感到后怕！
当戴高乐于1963年11月22日获悉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时，他曾不无伤感地说：“他的遭遇与我相似。约翰·肯尼迪死于非命，我也险遭不测。美国总统在达拉斯惨遭暗杀，法国总统在1960年、1962年，在阿尔及尔或在巴黎本会落得同样下场。”但是，戴高乐在凶手们一系列的暗杀活动中，却一次又一次脱险，屡屡挫败谋刺阴谋，真是死里逃生。这里虽有几分天意，但主要是保安人员为他的安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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