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连任总统。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1964年7月2日，戴高乐正式访问波恩，9月20日出访拉美十国。在访问拉美期间，他大谈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同拉丁美洲国家的传统文化联系，并毫不掩饰地表明对美国的敌意。这受到拉美各国的热烈欢迎，同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因为美国一向把南美洲和中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不愿意任何别人插手那里的事务。难怪《纽约时报》曾这样写道：“戴高乐总统在6个月内第二次访问拉丁美洲，却拒绝访问华盛顿，这会使法美关系继续恶化。”
1964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科隆贝家里平淡地度过了他74岁生日。同日，他还风尘仆仆地赶到斯特拉斯堡，去参加庆祝这座城市解放20周年，并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求结束国家汇率和“美元的霸权地位”。这再次激起美国人的愤怒，不少美国人甚至走上街头，举行反法游行示威，野蛮地把法国酒倒入阴沟，把法国酒瓶砸烂。尤有甚者，戴高乐还向越南胡志明主席发去一封信，公然表示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内政。
不仅如此，1965年9月9日，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于1969年后不再接受北约的“一体化”，并声称他非常重视“法俄关系中所出现的新趋向”。接着，顾夫·德姆维尔告知联合国，法国将倡议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时，戴高乐环视世界，踌躇满志。看到美国总统约翰逊陷于越南冲突不能自拔，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迫下台，英国新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议会险些未得到半数支持，他感到无比自豪。丘吉尔去世后，他觉得世界上已无第二位伟人可同他相提并论了。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伟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没有真正竞争对手了，已没有真正棘手要解决的问题了。
但是，将军仍不免遇到新的挑战。他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1965年12月，法国将首次按照新宪法以公民普选的方式选举总统，将军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参加这次总统竞选。可是，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却并非易事。
早在两年前，政界和媒体就开始讨论这次选举的前景。戴高乐会不会参加这届任期7年的总统竞选呢？众人对此颇为关注。可是，在1962年全民投票公决前夕，他告诉人说，他不会参加这次竞选。至于这一表态是否出自他的内心，是否作数，谁也不得而知。1964年初，加斯东·德费尔宣布，他将参加这次竞选，并随即展开竞选活动。不久，上议院议员、激进党人安德烈·科尔尼又宣布要竞选这届总统。同时，媒体还报导说，如果戴高乐任总统届满卸任，蓬皮杜也有意参加竞选。这时，一本布隆别尔的书《蓬皮杜的秘密命运》出版了，作者在书中把蓬皮杜描写成了一个“太子”。
将军长时保持沉默．不断在亲人面前埋怨自己年老了。的确，他这时视力很差，可能他自己害怕会变成另一个老态龙钟的贝当。他的夫人伊冯娜也愿意同他一道回科隆贝的拉布瓦塞里去安度晚年。但他举棋不定，于6月9日召集几个亲信到爱丽舍宫共商大计。到场的共4人，有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德勃雷和蓬皮杜。他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马尔罗表示同意伊冯娜的想法，认为将军最好急流勇退，不再参选，以免再连任7年会影响自己原来的崇高形象。蓬皮杜发言比较谨慎，婉言同意伊冯娜的意见。而帕莱夫斯基则对将军健康状况持乐观态度，对将军过人才智非常钦佩，坚决不同意将军退休。至于德勃雷，他的态度更为坚决，坚决反对将军退休，他希望将军应继续领导法国人民前进，直到自认为非退休不可为止。当时，将军对大家的意见未置可否，只是说待他想好后再告诉大家。
实际上，将军这时内心充满矛盾，很难立即下定决心，即使下定了决心，他也不轻易透露。实际上，他内心觉得他还未完成既定的使命，还应继续为巩固法国的威望、荣誉和伟大继续做贡献。直至1965年9月一天，他才告诉蓬皮杜说，他已决定竞选，希望为他保密。甚至9月9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还谎称尚未做出决定。
这时，总统竞选活动已经展开，竞争相当激烈。虽然马赛市长、社会党人加斯东·德费尔及科尔尼早已退出竞选，但将军还有5个竞争对手：小工厂主马塞尔·巴尔比，他有一个小纲领《反官僚主义的斗士》；大企业主代表皮埃尔·马尔西拉希，身高201厘米，比总统高9厘米；蒂克西埃·维尼扬古尔，与原“秘密军队”关系密切；保卫新共和联盟主席让·勒卡纽埃，坚信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反对总统的独立外交政策；左派政党支持的弗朗索瓦·米特朗，他提出了一个新纲领，要以“全民的共和国取代个人专权”。在这五个竞争对手中，密特朗和勒卡纽埃两人堪称“一表人才”，影响较大。但对总统来说，威胁最大的对手还是米特朗。
对戴高乐这次竞选还有一个更不利的情况。1965年春天，民意测验表明，对将军支持者占60％，反对者占27％。这一支持率比以前显然降低了。到这年11月，对将军的支持率又急剧下降了20％以上。总之，到1965年最后三四个月，形势转而不利于戴高乐了。
然而，戴高乐像不少上了年纪的公众人物一样，不愿轻易放弃领导职位，而且他的个性也决定他不能拒绝米特朗的挑战。1965年11月4日，戴高乐终于发表竞选演说，开始竞选活动。他在这次演说时只是神情略显忧郁地说：“愿广大选民踊跃投票让我继续留任。只有这样，新共和国的未来才会有保证。否则，新共和国的未来无疑将会落空，法国将陷入无可救药的、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混乱之中。”有些人觉得他的这话有些绝对。竞选对他越来越不顺利。
接着，戴高乐又于11月30日出场，对竞争对手猛烈攻击了一场，但自己却未提出令人鼓舞的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12月4日，星期六，戴高乐离开爱丽舍宫返回科隆贝的拉布瓦塞里寓所度周末。其实，他这一次主要是回来等待第二天公民正式投票选举结果的。所以他这次回家后一直显得很紧张，也不像往常那样到林间散步了，而是一直躲在书房里，一会儿静思，一会儿踱步，连电话也不接。伊冯娜有时去陪他喝喝茶。两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法国人民对他最后的裁决。
1965年12月5日，上午8时，公民投票选举的结果终于陆续传来。但结果令人失望。在选民中，有43．37％的人投了戴高乐的票，32．2％的人投了米特朗的票，16％的人投了让·勒卡纽埃的票。米特朗得票在24个地区领先于戴高乐。戴高乐比1962年公民投票中得票数失去2．50万张选票，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显而易见，这就意味着还要进行第二轮投票选举，才能从戴高乐和米特朗之间选出下届总统。
将军一时情绪非常低落。他对这次失意悔恨不已，时而迁怒于人，时而自我批评。蓬皮杜、若克斯和佩雷菲特等人都帮助将军分析情况，劝将军奋力再战。他们说，从两方面看，将军参加第二轮竞选获胜的把握很大。一方面将军过去采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和外交独立政策仍得到广泛的赞赏和拥护。另一方面，米特朗的得票数与将军相差很大，难以追上将军，加之投勒卡纽埃票的人都不是反对将军而是反对米特朗的。将军从他们的分析中受到了鼓舞，但只说考虑考虑再说。
考虑了两天之后，戴高乐宣布将参加第二轮竞选。他离群索居，谁也不接见。让·图尔努写道：“这几天在爱丽舍宫，人们都可以听到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共和国总统在踱步。他走过去，走回来，走了不知多少步。只有阴郁的思维伴随着他。宫外平静异常，而宫内一片沉默，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吉之兆。感到危机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步。烦恼的戴高乐面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参加第二届7年任期的总统竞选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他对自己的决定有点后悔了。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战斗将进行到底！
接着，总统宣布“总动员”。蓬皮杜立即召集政府中的议会代表，要求他们分赴各自的选区，去帮总统竞选。马尔罗、莫里斯·舒曼、弗朗西斯·莫里斯都参加了为总统助选的战斗。女作家弗朗瓦扎·萨购冈极力鼓动拥护总统。当然，总统自身也不甘示弱。他同意接受采访，多次讲话。
出现了一种印象，好像第一轮选举的失败使总统恢复了活力，更年轻了。他从冷静威胁的战术开始转向做说服工作。“共和国，——投票前夕他说，——有自己的总统。这就是我。我不说我卓越，也不说我年纪大。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看到，必须有众多的继任人……”他回忆了他过去同法国人民一道取得的成功。他说：“同你们在一起，我明天将给我们的事业以新的动力。所以我决心重新履行国家最高职责。”竞选充满浓厚的火药味。
1965年12月19日，星期六傍晚，选举总统的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宣布了。戴高乐赢得了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多数中年人选票，而米特朗则赢得了卢瓦尔河南部大部青年人的选票。戴高乐的总得票率为55．2％，而米特朗的总得票率则为44．8％。戴高乐最终奇迹般地连任总统。
米特朗对自己所得的票数感到满意，甚至自豪。而戴高乐的心情却远非如此，因为他只是以微弱多数当选并连任总统的。当然，在美国常有占微弱优势者成为总统，但这不能作为安慰，因为两国的政治条件不同。戴高乐本来总以为，一般说来在法国没有他的对手；而这次看到自己的竞选对手、左翼力量的候选人米特朗获得44．8％的选票，他感到震惊。
戴高乐对在总统竞选中“半败”感到非常痛苦。1966年2月21日，这是总统选举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集聚在爱丽舍宫礼堂的记者们，一般都对戴高乐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已经不是1958年那时的戴高乐了。”记者招待会的盛况依旧。稍稍化装的戴高乐显得令人吃惊地年轻了一些，他出现在电视和摄影的夺目的灯光下，坐在一张小桌前的转椅上，面对着麦克风，以严厉的目光扫视着金碧辉煌的大厅，紧紧地被上千个记者围着。在他的右边台下分别就座的是“王室”成员——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据《世界报》弗杨松一彭泰观察所得的印象是，像往常一样，这是“一次体制的庆祝弥撒，一次充满节日气氛、伴有钟声的盛典”。
但是，招待会一改以往的调子。《人道报》的记者路易·刘克第二天写道：“戴高乐在退却；他不那么傲慢了，不那么自信了，给人的印象是老了。”将军对这次竞选做了总结。但是，不管怎样，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影响在削弱，无法把这次选举同1958年的全民公决进行比较；那次全民公决时，他获得了80％的选票。
戴高乐后来在其只写了两章的《希望回忆录》第2卷中说，在法国繁荣、革新，极美好的1962年以后，他遇到了不理解和敌意。但是，他痛苦地写道，无论如何他也不明白，民族的救星不能避免受到指责，不能避免在选举中失败。而在后来1969年底和1970年初的一些私人谈话里，他又痛苦地谈到他如何感到在1965年选举时“他同法国的关系破裂了”。像往常一样，他说“同法国”，而不是“同法国人”破裂，这充分反映了他在政治失意时的一种心情。
大选结束以后，戴高乐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在爱丽舍宫接见了仍以蓬皮杜为首的政府各部部长，同他们一一握手，频频表示谢意。这时，人们发现戴高乐已不再是从前的戴高乐了：他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精神焕发了，头发更白了，背更驼了。似乎真成了一个老人。
然而，戴高乐毕竟取得了最后胜利，得以连任任期7年的共和国总统。既然如此，他虽已早逾古稀之年，但仍要抖擞精神，继续引导法国人民为复兴法国、铸造法国的伟大而前进。
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很少为国内事务烦恼，主要精力多用于国外事务，在国际大舞台上奔波。因为，这时法国国内形势相当稳定，1966年经济开始复苏，1967年经济增长加速，工业稳定发展，由蓬皮杜和德勃雷分别掌管国内事务和金融政策，国家事业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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