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晴空万里，春意盎然。

    骤起“五月风暴”，戴高乐自陷自设的陷阱。

    总统“失踪”，取得最后一次胜利。

    1968年5月，戴高乐东山再出，重新执政已满10年。在这10年里，他凭着他那超人的才智和胆略，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复杂问题，多次使局势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独立外交政策连连取胜；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内局势稳定，经济繁荣，黄金外汇储备充裕，法郎坚挺，人口负增长的形势也得到有效的扭转。总理蓬皮杜定于5月2～11日访问伊朗和阿富汗，去扩展法国石油政策对美、英取得的战果。总统本人定于5月14日出访罗马尼亚。美国和越南已酝酿和谈，法国首都准备作为和平首都来接待美、越将前来和谈的使者。种种迹象显示，法兰西似乎晴空万里，巴黎一片春色。难怪戴高乐得意洋洋地于4月28日对副官弗洛伊克海军上校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

    然而，谁能料到，天有不测风云。戴高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未得到全体国人的理解和支持。先是巴黎大学生闹事，继而工人、政客和阴谋家相继行动，形成“五月风暴”。一时间，巴黎失控，一片混乱，暴乱分子频频与警察冲突，并高喊“绞死戴高乐！”的口号。面对危局，政府的部长们个个心急如焚，束手无策，而总统则竟演出“总统失踪”36小时的闹剧来。幸而，最后戴高乐还是以其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才智和独有的魅力，在这强烈的风暴中赢得了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胜利。

    有人说，“五月风暴”是突如其来的，其实并不尽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法国国内的诸多潜在激化的结果。

    首先，正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总裁正式参加总统竞选、越南拒绝同美国代表在河内会晤及捷克出现杜布切克登台的一些重大国际新闻之际，法国大学生由于对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和受性解放浪潮的冲击，纷纷要求彻底改革教育和给予性自由。

    面对大学生的要求，当局采取了一些并不全面的举措，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规定：男生无论成年与否，均可于晚11时前在房间内会客；达到法定成年的女生，可随其所爱，自由行动；如到未成年的女生房间访问，必须得到女生父母的同意。可是，当这些规定正在讨论之际，学潮就开始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席卷全国。

    首先发难的是位于巴黎西郊的农泰尔文学院（现巴黎第十大学）的学生。1967年11月，该院大学生首先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疑问和指责，强烈要求改革考试制度、允许参加学校管理，并纷纷成立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扩大讨论议题，逐渐表明各自的政治倾向。这时，西方国家的许多首都的学潮也风起云涌，大有波及巴黎之势。农泰尔学院不禁惊慌万状，在当局支持下，暗中整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并请求动用警察加强戒备，以致更加激化了与学生的矛盾。

    1968年2月，位于巴黎西郊最荒凉地区的农泰尔文学院校园，到处充斥着摇滚乐、汉堡包及性革命，已成为戴高乐主义者所极端厌恶的法国青年的“乐园”之一。当月中旬，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到该院为一个室内游泳池竣工发表讲话。忽然，一个红发德国留学生尼埃尔·科恩·本迪跳出来打断他的讲话，放肆地要求结束男女生宿舍隔离的做法，同时有一帮同伴为他呐喊助威。米索夫为避免引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理会他的要求。可是，科恩·本迪仍不肯罢休，于3月22日，先是闯入女生宿舍，后又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学校叫来警察，捉了几个学生。结果，引起学生更强烈的抗议。学生们由科恩·本迪带头占领学校，静坐示威。最后，经过激烈谈判，学生才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但要求学校把他们的不满如实上报有关领导。同日，科恩·本迪率领一帮人，占领学院办公大楼，遭到警方干预。4月，学生运动波及其他一些省区。26日，科恩·本迪在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时遭拘捕，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宅。

    1968年3月，巴黎大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6人被捕。

    1968年4月3日，戴高乐在内阁会议上倾听了此事的报告。他说，男女生同居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接着，他决定对大学入学程序进行改革，取消“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者均可自动升入大学”的规定，并制定了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些举措反而更引起了农泰尔学院学生的不满。这年4月，整个农泰尔学院完全被无政府主义笼罩了。

    5月1日，巴黎相对平静，天下着雨。多少年来，法国第一次出现未出任何事故的“五一”节游行示威。然而，就在这天，农泰尔学院学生继续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发生冲突。还是在这天，已获释的科恩·本迪因煽动学生占领校园而被该院纪律委员会召去警告。

    5月2日，巴黎大学生的活动引起普遍的关注：在以札克卢为首的“忿激派”举行了一次新的游行示威后，学潮不断扩大。鉴于局势失控，巴黎学监宣布农泰尔学院无限期停课，直至恢复平静。这实际上意味着宣布该院关闭。

    同日，总理蓬皮杜和外长顾夫·德姆维尔仍按原计划出访伊朗和阿富汗。临行前，他们宣布由司法部长若克斯代行总理职务，主管国家大事。实际上，内阁由总统直接掌管，真正的大事，若克斯并无权做主。

    农泰尔学院被关闭的消息不仅没有平息日益此起彼伏的学潮，反而使学潮扩大到巴黎中心的索邦大学（巴黎大学本部）。5月3日，科恩·本迪等8名带头闹事的农泰尔学院学生到巴黎大学本部接受纪律委员会传讯时，集聚在校园的几百名学生一哄而起，起来反对当局关闭农泰尔学院和传讯闹事学生，一些极右翼团体的学生甚至还筑起了防御工事。形势十分危急。索邦大学校长罗什提出要求，经教育部长同内政部紧急磋商，决定出动警察到索邦大学校园控制局势。警察首次包围索邦大学，开进校园，以棍棒和催泪弹驱散学生，并把一些学生押上警车，把其中的4名学生关进桑地监狱。索邦大学也被宣布关闭。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府首次进入索邦大学的领地对学生动武。这时，在群众看来，法国的“自由”、“民主”已荡然无存，都成了空话。于是，闹事的学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当晚，在以文化教育闻名遐迩的拉丁区也发生了骚乱，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5个小时之久。骚乱者仿效法国革命的传统战法，撬起铺路石，筑起街垒，与警察抗争。结果，20多名学生受伤，400名学生被捕。

    5月6日，不少青年被投入监狱，拉丁区又发生多起骚乱。圣米歇尔大街及其附近已成了战场。到了晚上，巴黎的登费罗歇罗和圣日尔曼两个区又发生严重骚乱。学生们匆忙用铁栅和门板设置路障，把汽车推翻焚毁。当局从科西嘉调来增援的警察用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则用石块同警察搏斗，街上一片混乱。到午夜时分，约400余名学生和200余名警察受伤，422人被捕。

    这时，暴乱的范围已经不限于巴黎。从格勒诺布尔、波尔多、克莱蒙费朗、普罗旺斯、鲁昂、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南特和第戎等地，都传来了骚乱的消息。

    随着事态的发展，目睹警察的镇压，巴黎市民开始支持学生。5月7日，约有2万名学生及群众，手挥红旗，高唱歌曲，来到凯旋门，闹哄了一阵，又返回拉丁区。街上混乱不堪，巴黎面临崩溃。

    然而，戴高乐将军并未感到特别不安。他说，骚乱是稚气的表现，那都是些怕考试的学生干的。同日，将军接见一个议员小组，对他们说：“高等学校应当改革，实现现代化。这一点我深信不移。但是绝不能允许敌人呆在大学里，不能允许在街上暴力横行。”他对学生破坏秩序的行为感到愤怒。斗殴、纵火、街垒，这一切使他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向部长们宣布：“这意味着对力量的考验。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恢复秩序……这些混蛋学生不想复课了。他们想搞中国文化大革命。毫无道理！谈不上让步的问题。”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1959年至1969年）这时，蓬皮杜总理正在伊朗、阿富汗访问、游览。开始，由于从巴黎传来的情报简短，他未能完全意识到国内形势的严重性，对国内形势未给予足够重视。后来，他到喀布尔后得知部长们对形势难以招架时，便急忙给若克斯拍电报，要他顶住。

    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费特和内务部长克利斯蒂安-富歇像他们的官员们一样，都张慌失措。他们一会儿答应让步，一会儿又进行威胁。大学的领导同学生谈判没有结果，混乱和惊慌情况加剧。

    5月10日傍晚，情况特别紧张。谈判毫无结果。大学生在埃德蒙·罗斯丹广场构筑了60个街垒。有的街垒高达2米，街垒上方有黑和红色旗帜飘扬。有几千名警察围在周围等候命令，还未对街垒采取干涉行动。大学生们以混合汽油瓶和鹅蛋石为武器，准备抵抗。总之，一切都带有戏剧性。本来，大学生们没有火器，要消除街垒很容易，只要有几辆推土机就够了。当局下令警察不准开枪。警察虽有毒气手榴弹、粗棍子和防石头的大防盾，也无济于事。富歇和佩雷费特没决定采取任何措施。晚10时，戴高乐上床睡觉，谁也不敢叫他。最后，当局于夜2时下令清除街垒，恢复秩序。毒气手榴弹频频爆炸，许多汽车和房子燃起了燃烧大火。一队队警察手持防盾向街垒发起进攻，开始残酷屠杀学生。激战持续了5个小时。结果，367人受伤，其中重伤32人；460人被捕；188辆汽车被焚毁。大学生四散逃跑。

    11日晨一大早，胜利者佩雷费特、富歇、若克斯（副总理）及其他几个部长来到爱丽舍宫，几乎开了一整天会。有人建议接受大学生的要求。“不能，不能，还是不能，——戴高乐说，——在暴乱面前不能投降。国家不能投降。”然而，劳工总联合会和其他工会组织通过决议，定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总罢工，以抗议当局的镇压。形势日益紧张。

    5月11日晚，总理蓬皮杜出访阿富汗和伊朗回到巴黎。他立即召开政府会议，并建议采取新的方针，因为他个人还未同事件有牵连。他建议。在星期一，即5月13日，开放过邦大学，答应大学生的要求。有的部长反对，说这样会给人造成一种当局软弱无力的印象，并鼓舞造反的学生。但戴高乐将军同意退却，并让总理对政府的策略负责。

    5月13日，劳工组织按原决定，开始总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近百万劳动者的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向丹费尔一罗舍罗走来，其规模和组织性都令人震惊。游行示威表示抗议镇压大学生。但是，示威者的口号具有新的、更重要的政治意义。示威者高喊：“10年——这足够了！”“戴高乐进档案馆！”“戴高乐进养老院！”“再见，戴高乐！”这次游行示威正逢阿尔及利亚暴乱10周年纪念日；那次暴乱导致戴高乐掌权。很多人举着讽刺标语：“1958年5月13日~1968年5月13日。幸福的周年纪念，我的将军！”在大队行进的路上没有出现警察。可是，工会组织人维持秩序。游行示威者得到指示：到达丹费尔一罗舍罗后各自解散回家。可是，有些大学生组织号召继续前进，并要攻占爱丽舍宫！当然，这些人为数不多。他们的冒险主义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同情大学生的激情开始冷却。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大学的改革了，而是更重要的问题了。即铲除专横体制，恢复民主，满足劳动者的迫切需要。这一天，在法国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很多游行示威。

    按预定计划，戴高乐应于5月14日晨一大早出访罗马尼亚。可是，前夕深夜他犹豫不决。内务部长富歇建议他推迟出访，他也已同意。但总理和外交部长劝他照旧出访。由于戴高乐总把外交政策放在首位考虑，所以最后他还是按时飞往罗马尼亚。

    这时，法国的局势依旧。警察放弃了索邦大学。那批顽抗的学生盘踞在讲堂里。不过，他们已为数不多，只有几百人了。此时，这里是个“危急的”和“自由的”大学。他们宣布要建立“大学生政权”，要求复课。群众集会日夜举行，演讲者不断互相更迭。有一小撮人号召走向无政府主义；另有一些人要求完全性自由。自然，也讨论一些大学的问题。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和必修大纲及一些课程，解除所有旧教授职务。甚至有的要求改造整个社会。但是如何改造，又用什么来代替呢？谁也不知道，说不出道理。后来有些学生占领了不远的“歌咏堂”，试图同罢工的工人接触，但是工人对这伙人的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不许他们进工厂。

    工厂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原宣布总罢工为24小时，但24小时后，罢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扩大了范围。这时，劳动者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工人占领了企业。5月14日，开始占领南特附近的南方飞机工厂。后两天，占领扩大到国家“雷诺”汽车公司。最后，罢工官员占领了法国企业主的民族委员会府邸，公共交通和通信中断，电台和电视台人员罢工。5月20日前，法国完全陷入瘫痪，罢工人数达到1000万人。

    工厂的工人们也开群众大会。但是，他们提出的要求与索邦大学不同。他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使工资更合理。

    当法国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戴高乐仍在国外继续访问，部长们在国内不知所措。德勃雷和富歇向布加勒斯特给将军打电话，请将军停止访问回国。最后，经总理同将军长时间电话谈话后，戴高乐才缩短在罗马尼亚逗留的时间12小时，于星期天，即5月18日晚很晚返回巴黎。

    政府的成员们去接他，向他报告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狂怒起来，冷讽热嘲地斥责他们。他愤怒地说：“戴高乐一离开，一切就要倒塌！”回到爱丽舍宫后，将军断然宣布：“必须停止这一切。不是他们胜，就是我们胜……对，——改革可以，胡闹不行。”

    部长会议在戴高乐主持下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究竟应采取什么措施。将军面色苍白，显得很疲倦，很老了，两肩下垂，有时头明显地颤抖。部长们广泛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戴高乐建议进行新的全民公决，准备在5月24日的广播电视讲话中向全国通告。有的部长建议最好提前进行议会选举。总统有些动摇，但仍选择了惯用的手段——全民公决。

    5月24日，戴高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了6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可能是在许多次讲话中最平凡的、最萎靡不振的、最空洞无物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与形势完全不相适应。

    他承认“瘫痪威胁着国家”，并说，要防止国家“由于内战而陷入最令人厌恶和最受害的冒险行动”。怎么办呢？就是要全民投票公决，拥护授予“国家，首先是国家元首全权，以保证改革”。至于这种改革的性质，则令人很难判断，因为将军的话很笼统。戴高乐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不言而喻，我就干不下去了。”

    法国人都问，他在过去许多讲话中的伟大和勇气，他的坚决、强硬和自信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呢？他的健谈、信念和激情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不，他已经不是那个传奇般强有力的人了。他的讲话反映出失望、无能和愤慨。很多人都说：“这是滑铁卢！”这次讲话的前夜，他征求过部长们的意见。比奥特说，公众希望他的讲话能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戴高乐”。讲话应使人相信“我们能毁掉保守主义的一切巴士底狱”。任何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与此相反，大部分报纸对他讲话的评价是：他承认失败，已无能为力。《人道报》社论说：“这一次，魔法彻底破灭了。这个神人威望扫地了。执政的10年把他改变了。此时，他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家，他随机应变，只不过是为了延缓失败的时日。”他告诉国民，如果全民公决的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放弃国务活动。他已感到有些沮丧。他意识到，他的讲话对仍朝危险方向发展的事态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果然，当天在巴黎又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几十万人在街上边走边喊：“要人民政府！”“戴高乐退休！”夜里，警察在拉丁区又施放了毒气弹，又有数百人受伤和被捕。在各省也爆发了愤怒的浪潮。

    戴高乐一生中还从未如此感到无力而绝望。他过去的一切失败、危机和考验都未曾使他陷入如此惊慌失措之中。图尔努在《我的将军》一书中描写那些天的详情时，作结论说：“他痛心的程度达到了顶点。他的全部法兰西自豪感是想竭力阻止民族再沦为欧洲病夫。”

    甚至有一次在同不得不接见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将军意外地说出令人深思的和吃惊的话：“将来不决定于我们。将来决定于上帝。”

    戴高乐以往从未相信过这一点。5月24日发表讲话前，他指望全民公决能为摆脱困境找到出路。但是，反应是否定的，全民公决成了讥笑和蔑视的靶子。“我没打中目标”——戴高乐在给自己做总结时这样说。他说，他构划了一个错误的进程，现在自己陷入了自设的陷阱。

    戴高乐另有一个大的策略企图：争取工人停止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蓬皮杜和企业主同总工会谈判了25个小时。他们做了罕见的让步，同意大幅度提高工资及其他优惠；给低收入者提高工资35％，中等收入者提高15％。但是，工人们根据过去沉痛的经验知道，同政府和主人达成的协议往往是一纸空文。他们蔑视和反对这种协议，决定继续罢工。

    局势不给戴高乐喘息的时机。5月28日，星期二，中午，原1965年将军竞选总统时的对手左翼联盟领袖米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将军在1958年快要再度出山时，于5月19日，也曾在这个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米特朗选定在这里举行这次招待会，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这次招待会上宣称，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公决失败，他愿负责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并可能依法委任孟戴斯一弗朗斯担任总理。同时，他还宣布，他将成为总统候选人。

    这个消息使戴高乐不胜震惊。这时，戴高乐政权的危机已到顶峰。国家似要垮台，政府机关也很混乱。虽然戴高乐对米特朗和孟戴斯一弗朗斯冷嘲热讽地反驳说，他们“被认为是废品的政治家”，但他不能不记得米特朗在1965年的选举中曾获得1500万张选票。这时，在政府里人们互相低语：“惟一的决定是让戴高乐下野。”戴高乐此时所处的情况同科蒂总统10年前所处的情况一样。甚至戴高乐自己也开始对部长们谈到自己的下野了。他叹道：“法国人不愿再要戴高乐了。”因此，大家都期待次日（5月29日）在预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情况能够明朗。

    预定5月2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定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可是在开会前45分钟，即9时15分，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接到戴高乐的指示说，让他从爱丽舍宫打电话通知蓬皮杜总理：原定29日10时召开的内阁会议推迟到30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戴高乐将偕夫人到科隆贝去休息一天，睡一天觉。

    蓬皮杜得到这一通知后感到大惑不解。为了弄清戴高乐此举意图，蓬皮杜请特里科转告戴高乐，希望戴高乐临行前一定能接见他一次。特里科听了蓬皮杜的这话后，吞吞吐吐，未置可否，就挂上了电话。这时，蓬皮杜非常着急，因为他不知道戴高乐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一去科隆贝是否还会回来。

    当蓬皮杜正在纳闷的时候，大约在特里科给他打电话后10分钟，戴高乐亲自从爱丽舍宫向马蒂尼翁大厦给蓬皮杜打来了电话。

    戴高乐在电话里很平静地对蓬皮杜说：“听着，亲爱的朋友，我离开一会儿。我感到累了，需要休息。我要独自呆着，不想会客。我也需要睡点觉。看来，这儿是睡不成了。我明天下午3点回来。”

    蓬皮杜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急切想弄明白戴高乐是否真的还会回来。

    戴高乐懒洋洋地说：“不，您不必担心那个。不管怎样，还是有前途的，您还是有前途的。我老了，即使我不回来了……您还年轻，有希望的。不过我会回来的。我明天下午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最后，戴高乐用了一句不寻常的告别话说：“我拥抱您。”这也许意味着戴高乐当时已决定让蓬皮杜做自己的接班人了。蓬皮杜对戴高乐的意图模模糊糊有了一点底。

    但是，此事未及通知许多部长。他们都按时到爱丽舍宫开会，只是到了以后才知道，总统出人意外地离开首都，并带着档案箱走了。大家对此都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他们都记得路易十六如何逃往瓦雷纳，1871年3月18日梯耶尔如何去凡尔赛……政府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垂头丧气。一个老戴派人物说：“唉，我们绝对相信，他要下野。”接着，他又补充说：“多么遗憾，将军不在1965年下野1

    14时30分，总理接见政府多数人的一个代表团。他向代表们转达了早晨他听到戴高乐在电话里说的话：“我现在疲惫不堪，已6个晚上没睡觉了。我需要24小时安静和休息，以便定下决心。我现在去科隆贝睡觉！”接着，总理说：“现在必须要等将军的决定。但是，根据他这几天的精神状况，我觉得不能排除他会卸任。”然而，时不待人，就在这几分钟内，工人们在巴黎又按劳工总联合会的号召开始了新的示威游行。近百万人上街，他们打的标语是：建立人民政府。于是，当局惊慌失措中在首都集中了65个省区的警察和其他部队，其中包括伞兵部队和坦克部队，准备进行“内战”。其次，戴派领导人还急忙准备5月30日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戴高乐。

    正在最紧张的时刻，大约5月29日下午2时，特里科惊慌失措地跑到马蒂尼翁大厦总理府，向吃惊的部长们宣布：“不好了！总统失踪了。他乘的直升飞机没有到达科隆贝！”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总理和部长们都在震惊中胡乱猜测。他们想，总统未到科隆贝会到哪里去呢？飞机会失事吗？谁也猜不出总统的下落。有一位部长大声道：“总统神经失常了，我们都陷入了历史悲剧！”

    最后，于5月29日16时，国防部长通知蓬皮杜说，防空机关发现了将军的踪迹：他的直升飞机飞往西德去了！蓬皮杜等人向巴登一巴登驻德法军司令部给马絮将军打电话询问。马絮通知说，戴高乐在他那里，一切正常。这时，马蒂尼翁大厦才松了一口气。蓬皮杜说：“我有两个小时心慌意乱。”晚6时，戴高乐从科隆贝给他打电话说，明天，即5月30日，他将回巴黎，按时召开预定的内阁会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怎样解释将军在5月事件最危急的日子里丢下首都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呢？

    当然，总统已疲惫不堪，并感觉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他惊恐不已。后来，于1969年12月，在同马尔罗谈话时，他说：“在1968年5月我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不能再指望我自己的政府了。”的确，他的体力和精力都需要调整。人们都记得，在1940年由于远征达喀尔失败他感到多么震惊。但要知道，那时他还比较年轻。28年过去了，他变老了。而年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就是崩溃。如果把他的表述逐字译出，“这是船的沉没”。

    当他出人意外地离开巴黎时，他没有任何确定的行动计划。在将军这一最不寻常的恶作剧中，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行动是即兴作，是出人意外的。他飞往巴登一巴登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家属去了，还专门叫他的儿子菲利普也到了巴登一巴登去。他带去了最重要的物品和文件。而当他从莱茵区回来时，他是从机场乘一辆临时警车去科隆贝的。因此可见，将军真考虑过卸任。总之，在他的特性里，常出现模棱两可的言行。他原则上不认为必须一定坚持既定计划。我们都记得他的军事“学说”，他对贝格森的深情向往，他在直观、感觉、激情影响下的行动。他还常常认为自己的行动应带神秘色彩，令人不可捉摸。当然，这都说明，将军当时的行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将军的行动在法国已被普遍认为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在无数分析这一行动的尝试中，有很多都是对戴高乐意向的假定。有很多人说，他的企图甚至在自己的拥护者中也引起了心理震荡。去巴登一巴登同马絮的会见似乎表明他对军队的信任，想以自己的威望吓唬一下，令人看出已出现了内战的阴影。人们都把戴高乐出人意外的离开巴黎同劳动者预定在5月2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联系在一起。很难说，戴高乐是否真担心示威者会在大学生联合会头目影响下进攻爱丽舍宫。无论如何，他出人意外的出走暗示有这种可能。要知道，在法国历史上已有过这样的情况，统治者在革命进攻时撤离首都，以便在外面行动，而后把首都夺回来。归根结底，这是将军的策略。

    5月30日14时30分，将军真的回到了爱丽舍宫。他出现在部长们面前时显得坚定、果断，好像变得年轻了。“我已决定，要留下。”——他在讨论下步行动计划的会议上这样宣布。戴高乐决定把5月24日宣布的全民公决推迟举行，而改为提前选举议会。要知道，全民公决的失败有可能导致总统下台，而提前选举议会的失败却不会妨碍他以后继续斗争。尤其他现在决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月30日16时30分，法国人都收听戴高乐广播讲话。同他在5月24日不成功的讲话相比，这次讲话声音比较响亮，铿锵有力。将军又开始了严肃而坚决的战斗。他说：“作为国家和共和法制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这样，戴高乐又回到了自我，重新恢复了元气，走出了“五月风暴”这场恶梦。

    发表广播讲话一小时后，戴高乐出现在爱丽舍宫的阳台上。戴高乐默默地听着戴派组织的示威游行群众发出的呼叫声和口号：“戴高乐万岁！”站在在他身旁的副官对他说：“我的将军，这是我们多大的成功！”戴高乐回答说：“这只能说是我的……”是的，这是他的，是他的胜利。不过，这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一次胜利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