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旗鼓，改组内阁。

    突然任命德姆维尔取代蓬皮杜总理职务。

    执意要就社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公决，结果惨败，被迫退场。

    戴高乐虽在1968年5月风暴中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但此后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蓬皮杜毫不隐讳地对身边人所说：“将军在位的日子不长了，5月事件搞得他威信扫地，该准备后事了。”然而，将军爬起来，仍要重振旗鼓，收拾风暴后的残局，继续前进。这就要求要调整一些部长的岗位，处理同总理蓬皮杜的关系，选举新议会，准备就包括地方和议院改革及实行“分利”制在内的社会改革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公决……

    6月7日，在接见一位他最喜爱的记者米歇尔·德莱伊时，戴高乐对自己5月29~30日的离奇行动解释说：“是的，5月29日我想到过辞职。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我离开，会爆发一场可怕的颠覆活动，共和国也将不复存在。”这一解释尽管有点笼统，但还差强人意。

    接着，他对政府里的几个部长进行了调整。让德勃雷与顾夫·德姆维尔工作对调，负责外交事务。任命加比唐担任设在总理职务前面的新部长。众所周知，加比唐自1942年在阿尔及利亚追随将军以来一直是将军的亲信，是将军“参与”公决方案最积极的支持者，是蓬皮杜难以接受的对手。

    至于将军对蓬皮杜的态度，这时还处在微妙阶段。将军在等待着更换总理的最佳时机。将军认为，蓬皮杜在处理五月风暴中的举措不当，导致学生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工人也不甘落后。他曾用几句刻薄的话否定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的工作说：“我非常同意说，蓬皮杜在5月里干得很好，就像瑟居安先生的山羊一样。这样一直干到29日。不过，5月30日，打死那只狼的是我。”

    但是，这时戴高乐在表面上对蓬皮杜还得表示支持，以使他心里保持一个仍受重用的幻觉。

    6月23日，举行第一轮全民投票，选举新议会。由于拥戴党派在5月危机后重振旗鼓，恢复活力，易名“保卫新共和联盟”，提出“保卫民主准则、谴责暴力行为”的口号深得民心，而左翼政党在5月事件中失去选民信赖，结果戴派大胜，反对派惨败。当天，投票者达选民总数的80％。戴派得46％选票，获压倒多数优势。这样，戴派所获选票比1962年前增加了179万张，而左翼党派所获票数锐减。一周后举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戴派在议会中获346席，而其他党派所获选票总共仅有117席。

    戴派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像不意味着是戴高乐的胜利，反而意味着是蓬皮杜的胜利。当戴派在为这一胜利狂欢时，人们几乎忘记了戴高乐。眼看，蓬皮杜的威望越来越高。人们推崇他，把他看作5月事件中正确的代表，认为他是未来总统的最佳候选人。可是，将军却不如此认为。他认为：第一，蓬皮杜掌权已6年，对出现5月灾难应负有责任；第二，蓬皮杜不应为学生、工人们起来反对对他进行辩护；第三，蓬皮杜本不该只会让步。因此，将军已下定决心要换总理。不过这要有步骤地进行。

    在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后，有一天，蓬皮杜向将军表示，因“感到极度疲劳”，想提出辞职。

    这时，因选举结果而得意洋洋的将军回答说：“这事回头再说吧。”

    第二轮投票后，7月1日，将军在爱丽舍宫会见蓬皮杜后，临送他出门时还问：“怎么样？您决定了吗？”

    当蓬皮杜又一次表示“想休息一下”的意愿时，戴高乐又说：“我觉得，在胜利时刻这样做，未免像打了败仗似的。如果您坚持己见，那就请您再考虑两天。反正我还需要您。”其实，这时将军早已胸有成竹，不过密而不宣而已。

    蓬皮杜对将军的话信以为真，经考虑后，于星期六早晨向爱丽舍宫给特里科打电话，请转告总统，他经过认真考虑，愿听从总统安排，准备继续留任总理。

    可是，不一会儿，特里科给蓬皮杜回电话说，他来的电话太晚了，昨天晚上顾夫·德姆维尔已被任命为总理了。

    由于事出意外，蓬皮杜感到受到了总统的耍弄，十分恼火。但是，他又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表示愿意愉快听从总统的安排。而总统在给蓬皮杜的回信中又说：“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您知道，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都打算同你保持特别密切的关系。最后，我希望你随时准备完成将来国家可能交给你的任何使命，并承担可能授予你的任何委托。”其实，这时蓬皮杜已被选为议会名誉议长。

    7月10日，戴高乐正式任命顾夫·德姆维尔接替蓬皮杜，出任新总理。在新政府里，埃德加·富尔任教育部长，雷蒙·马塞兰任内政部长；这两人负责处理“五月风暴”后的善后事宜。勒内·加比唐任司法部长，让·马赛尔·让纳任国防部长；这两人负责筹划下一步准备进行的改革计划。

    这时，由于暴乱已经平息，议会已经改选，政府已经改组，戴高乐下一步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就社会改革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公决。他想通过这次公决再检验一下国民对自己的信任，希望再次得到国民的支持，使自己能干到任期结束。

    戴高乐计划让公民投票表决的社会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两个内容。

    一是关于地区改革。建议在现有的省、市（镇）两级行政区之上，增设大区；大区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大区议会由省、市议员和社会各界专业团体指定的代表共同组成，拥有对大区经济和建设规划的决定权；全国设21个大区。

    二是关于参议院改革。建议把现有参议院改为协商参议院，负责对正式表决前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扩大参议院的组成，其成员应包括各级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社会各界团体指定的代表，其目的要让社会各界代表都参与国家大事。

    这一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反对。首先，戴派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长支持提案，总理则一再建议推迟投票公决。独立共和党领袖德斯坦坚决表示反对。多数党陷入分裂。反对党的反对立场更勿须再谈。

    鉴于阻力太大，形势不妙，投票几经延期。

    从6月议会改选到戴高乐最后退场共有8个月的时间。法国传记作家们把这一段时间称为他的临时“延缓期”。事实上，这在1968年5月早就给他判定了。

    在他的这个“延缓期”里，戴派的忠实信徒们都指望将军能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可是一直起色不大。当1968年8月法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后，有人指望他能在预定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持会上放一颗威力类同的政治原子弹。

    但是，在这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印象。虽然他也说“戴高乐主义是我们国家‘振奋’的现代表现；这种‘振奋’使我们的国家重又走向荣耀”，但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振奋”。他的含糊的计划未能使任何人感到鼓舞。甚至路易·瓦隆都说：“这同宣言相比，是后退了一步。”这次记者招待会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很多报纸都评价说，他这次讲话是“软弱无力的论断”，是“虎头蛇尾”。

    在整个“延缓期”内，戴高乐似乎有些动摇、怀疑，但仍像往常一样坚强不屈地履行总统的日常职责。可是，这时他面临了新的挑战。

    11月，金融界突发反对戴高乐的所谓“金融叛乱”。企业主想使他们因在5月给劳动者提高工资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戴高乐认为，货币稳定是他的主要成绩之一。但企业主认为，法郎贬值是使他们得到补偿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了不使自己受到任何损失，私有主纷纷抛售法郎，换取西德马克。8亿多美元几天内就从法国外流了。大家都说，声名狼藉的重法郎贬值已势不可免；而重法郎是将军的宠儿，曾使将军震荡美元的统治。针对这一情况，1968年11月24日，戴高乐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无论如何，法郎不将贬值！这一声明在世界金融交易所引起困惑和愤怒。但是，戴高乐由于波恩的帮助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不过，他要求作出牺牲的当然不是企业主，而是劳动者。这样，戴高乐执政的10年也像旧“政党”体制时期一样导致了财政的破产。戴高乐的威望遭到了沉重打击。

    戴高乐就“四将军叛乱”发表电视讲话（1961年4月23日）同月，议会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废除传统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以色列飞机野蛮袭击贝鲁特机场，炸毁停在那里的民用飞机。戴高乐未同任何人商议，立即决定严禁向以色列提供已经付款的“海市蜃楼”飞机，从而引起亲以色列势力的不满。这种不满也波及戴派政府的一些成员。于是，戴高乐从前在近东的独立方针引起了他们的愤怒。

    关于戴高乐的离职，谈起来似乎已成定局。1968年在阴郁的气氛中过去了。在新年献辞里，戴高乐枉然地号召要“埋葬去年折磨我们的恶魔”。《世界报》在评论戴高乐的讲话时指出：“一切热点问题依然如故，6月选举的胜利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铲除5月危机。”在政界，人们所谈的都只是由谁和如何取代戴高乐的问题了。1969年1月18日，蓬皮杜在罗马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戴高乐如果离职，他将是总统候选人。3天后，戴高乐声明，他将任总统至任期届满，即至1972年选举。但是，他这个意向是否已很坚定？一切都证明，他没有这种信心。然而，为了树立这种信心，他决定就“改革”问题、改组参议院和新的地方机构的具体问题，举行新的全民投票公决。他想通过公民投票或者能证明国家支持他，他将留任并认真实施“改革”计划；或者能证明他将离职。1969年2月2日，戴高乐宣布，将于1969年4月举行全民投票公决。戴高乐的几个最亲密的伙伴认为，没有必要举行这次公民投票，如要改革，通过议会比较简单。戴高乐同意这一点，但不愿放弃公民投票。而且他说，如果判定要他离职，他就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一个革新者离职，而不将作为一个陈腐特权的捍卫者离职。要知道，两年前他曾说：“我必须体面地卸任。我应当永远是无可责难的典范……只要法国人这样说，那我一天也不会迟延。我自己会选择时机，但我会走开。”

    在任期届满前，戴高乐本还可执政3年。但是，自1968年的“五月风暴”破坏了他的影响、政权和威望的基础以后，他面临的是晚霞、衰落。他不得不让步、随机应变和服从，他的朝代有可能在日益增长的敌视和蔑视的情况下完结。他特别害怕不可抗拒的衰老。要知道，按他的解释，贝当的命运之所以那么可悲，就是因为他在智力和体力上都已衰落。而此时，戴高乐可选择的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多方面的反对派有失体面地让步，或者自己卸任。但是，戴高乐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决定再次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指望在公民投票公决中得到全法国的支持后，仍像以往一样独立自主、不屈地顺利行动。他虽然没有胜利信心，但却要发起进攻。很多民意测验和不可争辩的标志显示了他失败的前景。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戴高乐自己的党都萎靡不振，对参加新的全民投票毫无热情。戴派人士无意再这样不必要地检验自己的力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只会玷污1968年6月的胜利。他们的恩人戴高乐现在显然成了他们的累赘。但是，在预见到不可免的失败时，戴高乐仍像有胜利信心似地指导运动。他两次发表电视讲话，坚决号召投“赞成”票，并警告说，如果大多数投“否决”票，他就卸任。而在这时，他的个人档案已从爱丽舍宫运往索尔菲里诺街他后来在巴黎的办事处。公民投票前3天，他亲笔写了两个文件交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贝尔纳·特里科保存，让他一直保存至接到特别命令为止。

    1969年3月底，戴高乐对社会事务部长莫里斯·舒曼明确表示：“公民投票势在必行，我没有别的办法……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法国人愿意改革，多数人投赞成票；……要么，法国人不再要我，也不愿改革。那么，我就辞职。”

    4月4日，政府公布了提案全文。全文有68条，若获得通过，将要修改宪法1／3。

    4月10日，戴高乐又在电视上说：“我将继续行使总统职责还是马上引退，显然将取决于全国人民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万一法国人民说“不”，倘若我不立即从中得出结论，那我这个人还成什么样子。”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去留，压在公民投票的结果上。看来，他已失去了理智，不能“知彼知己”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投票的结果将凶多吉少。难怪他的密友文化部长马尔罗直言说，这将是一次“自杀性投票”。可是，戴高乐虽然这时已经79岁高龄，已经不是过去的戴高乐了，但他仍壮心不已，总给自己找取胜的根据，来自我安慰。有一次，他对副官让·戴斯克里安说：“你知不知道，希腊神话作者索福克勒斯写《俄狄浦斯》这部剧本时已90岁高龄了；意大利画家提香95岁（应为86岁）画《莱庞特大战》，97岁（应为86岁）创作了名画《十字架的降落》；《浮士德》第二部脱稿时，德国歌德已83岁。法国作家雨果著《世纪传奇》史诗第二部时也已83岁……”言下之意，他并不服老。

    然而，4月14日，独立共和党领袖吉斯卡尔·德斯坦公开声明，他很遗憾，不会对这次公决投赞成票。要知道，这不是表明只德斯坦一人不去投赞成票，而是表明有10％的选民将不会投赞成票。这时，戴高乐才似乎如梦初醒。他对人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必败无疑。从吉斯卡尔·德斯坦声明他不赞成公民投票公决那时起，我确信败局已定。”可是，戴高乐现在已“骑虎难下”。

    4月23日，星期三，离公民投票还有3天了。戴高乐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大家就座前，他照例绕桌一周，同阁员们一一握手。谁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主持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了！会议气氛十分沉闷。当要宣布散会时，他对大家说：“我们下星期三再开会……否则，法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就此结束了。”令人闻之，不禁茫然。

    同日晚，戴高乐指示雅克·福卡尔当晚把应属总统个人的所有文件转移至戴高乐原在索尔菲里诺街5号的总部存放。这是为27日撤离爱丽舍宫做准备。总统嘱咐福卡尔说：“这一切必须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做了这些布置。”

    4月24日中午，戴高乐接见前总理、外交部长德勃雷时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骰子已经掷出去，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法国人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一走了之。”接着，他又说：“法国人希望我走开。但是，我将坚持到底，我要向他们发表最后一次讲话。”当晚，他又接见总理德姆维尔，对他说：“我要彻底引退，任何事情都不参与。”至此，总统已做好了引退的必要准备工作。当天，《费加罗报》发表了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结果：53％的选民反对总统的提案。

    4月25日，上午，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最后一次为他预定当晚要发表的讲话作了录像和录音。在这次工作完成后，他照例同广播技术人员一一握手，并说再见。这时，在场的人员无不意识到，这种场面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了。

    下午，戴高乐和夫人带上行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入主9年之久的爱丽舍宫，于4时半回到自己的家——科隆贝。当他的座车开进拉布瓦塞里寓所的大门时，女佣人夏洛特高兴地出来迎接。将军对她说：“这次我们可永远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4月27日，是全民投票的一天。中午，将军到乡政局投了自己的一票后，便回到家里等候全民投票的结果。虽然他明知失败已成定局，但他还是抱有一定幻想。晚上8时，特里科从爱丽舍宫打来电话，报告了投票的初步结果；10时又打来一次电话，报告了投票的最后结果：赞成票为47．58％；反对票为52．42％。一切都证实了戴高乐的失败。戴高乐二话未说，遂于当晚22时10分，用电话命令特里科把预先交给他的两个文件送给总理顾夫·德姆维尔。第一个文件是给总理个人的一封信，信中对总理和部长们表示了感谢之意，并向他们告别。第二个文件是要求立即公布的一个公告。

    28日零时11分，法新社经电台发布了这个只有两句话的国家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也没有回巴黎，戴高乐将军就以这两行字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请您同意，——戴高乐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这是最漂亮的出路。这是在历史面前最漂亮的出路，因为我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了‘改革’，这对法国的未来是主要的。这是我能为法国作出的最后贡献。”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