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作镇静，苦度余生。

    撰写《希望回忆录》，出访爱尔兰和西班牙，接待佃户。

    猝死寓所，后事悉遵遗嘱。

    戴高乐在1969年4月28日的这次引退绝不同于1946年的那次引退。现在他已79岁高龄。这是他最后一次从法国政治舞台上退场。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事前曾对儿子、海军少将菲利普说过，为了避免陷于贝当同样的下场，无论如何，他要在1969年11月22日过79岁生日那天宣布退休。当菲利普提醒他宣布此时退休可能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时，他又改口说，可把声明推迟到1969年年底，在满80岁以前在例行年终讲话时宣布。传记作家克罗泽说：“戴高乐宁愿在一次有声有色的失败后立即辞职，也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的这种选择确实有点英雄气概。这正是他的本色。甚至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却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面临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壮丽的”。然而，他的这次引退，不论是既定方针也好，还是勇敢而壮丽的政治自杀也好，这毕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是一个悲剧。将军虽故作镇静，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惊悉失败后，不禁哀叹道：“国家不再要我了！法国人不想再当法国人了！法兰西不愿再成为法兰西了！”他的儿子菲利普则说：“这是莫大的悲哀，这是莫大的忧伤。”如果有人对他的这种悲哀和忧伤还有异议的话，不妨听听他对身边的人有过这样一番话：“我在1968年5月负了伤。而现在，他们把我结果了，我现在已经死了。”

    将军这次就是带着这种凄凉的心情回到故乡科隆贝拉布瓦塞里寓所的。他在《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中写道：“拉布瓦塞里是我的家，在宦海沉浮和世界变迁中，我曾向往清静的生活。现在，拉布瓦塞里是我的家。当一个人在历史面前碰壁以后，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满意的呢？”这是将军第一次归隐时的自白。不过，那时他可凭借拉布瓦塞里伺机东山再起，而今他却要永远留在拉布瓦塞里苦度余生了。

    不过，如今将军在拉布瓦塞里这个家里还得装得若无其事，安然自得。他对私人秘书主任德博兰古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也该下台了，并且要善于下台！你得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完成了一次很好的退场。”

    在戴高乐这样正式退场后，1969年4月28日中午，资深的中间派人士、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按照宪法规定，进入爱丽舍宫代理总统职务。原戴高乐任内的总理德姆维尔及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只有司法部长执意辞职。他说，无论如何也不愿在波埃手下工作。让纳内接任司法部代理部长。原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部秘书长雅克·福卡尔被免职，因对此预有准备，他早把自己秘密活动的所有证据随着将军的档案转移到设在索尔菲里诺街的戴派总部去了。另外，他也没有及时向代总统报告使用法国核打击力量的程序。这都使得波埃非常恼火。

    戴高乐在哀伤沉默之际，在宣布停止履行总统职权48小时后，即4月30日，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宣布要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竞选总统。此事，蓬皮杜事先没有征求戴派人士的意见，但于4月28日却给戴高乐本人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意思是希望老头子同意他的行动，不要干预其事；另外，他还表示他决心使戴高乐主义长存不衰。戴高乐看信后，先是冷冷一笑，后来还是给他写了一封淡漠的回信。信中不满地表示说：“如果你不过早地在几周前就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情况当然会更好些。你竞选总统将与我毫不相干。希望你特别注意对你4月28日的来信和我今天的回信要保密，不得外传。”当然，信中也说：“我热切希望您获得成功。”不过，从全信内容看，言外之意，是要蓬皮杜莫想得到他的公开支持。与这一情况相反，当加比唐声称要代表“左翼戴高乐派”参加竞选总统，有人想请将军出面劝阻时，将军断然拒绝了。

    将军从“停止执行总统职务”那一刻起，就决意“彻底退休”，做“局外人”，决不再出头露面过问政治，决不再接见政府成员。他引退后接见的第一位客人是他的妻舅雅克·旺德鲁。他对妻舅说：“我不愿再同官方的任何事情发生关系，我同他们一刀两断，我把他们当作陌路人。”他还常喜欢对人说：“我已没有部长们在我身旁了。只有云彩、树木和书籍与我为伴。”

    戴高乐逐一接见了他最亲近的助手，请特里科、福卡尔、谢瓦勒里和拉朗德将军到科隆贝吃过饭。当接见福卡尔时，福卡尔一谈到某一政治新闻时，他就马上打断福卡尔的话，说：“不，这与我无关。关于此事您不要同我谈……”同他只能谈些有关原伙伴命运安排和将军巴黎私人办公室组织的纯技术性问题。

    自从副官弗洛伊海军上校离开将军前去就任“圣女贞德号”舰长后，将军的全班人马就只有一个厨师、一个女佣和一个司机丰特尼尔了。在经济问题上，他决定拒绝领取原总统应领取的丰厚年金和立宪会议成员应领的薪金。将军的助手们自然不能同他提起一些有关他的感受和情绪等有失分寸的问题。而他自己则冷静、沉着，令人难以猜测。大家都本能地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他在科隆贝接见过的一个助手对朋友们谈到将军当时给他的印象时，说：“您不能想像出这是多么伤心、平静和伟大。但我看不出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将军有未来的计划，他立即决定着手写回忆录。5月4日，他要求给收集一些有关1958年他重新掌权的文件。他说：“我现在将用这些文件写作，可能我还会为法兰西作出巨大贡献。”

    但是，他内心是不是就是像他要表现的那样平静呢？虽然他已预见到事件的进程，但这仍是他伤心的日子。最使他激动的是，他的卸任是否够伟大？历史会怎样评价呢？要知道，他在1946年是自愿离职的。那时，在形式上他不是被某种投票结果否定的。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他是被迫卸任的；法国投票反对他；1200万法国人，一半以上的投票人投了他的“反对”票！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因为法国马上要重选新总统，国家好像把他全忘了。

    想到这里，他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为了表明他与蓬皮杜竞选总统无关，同时也不让蓬皮杜为难，他决定在国内选举总统期间偕夫人到与母亲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爱尔兰旅游。

    5月10日，星期六，经谢瓦勒里周密安排，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将军偕夫人乘坐德姆维尔总理给派的一架“神秘-20号”专机飞往爱尔兰。当日清晨，将军夫妇飞抵爱尔兰的科克机场降落。爱尔兰总理约翰·林奇在机场迎接。当局为将军夫妇在西南海岸克里郡的斯尼姆，神秘地包下了拥有12间客房的“苍鹭湾饭店”。他们在那里可以观看海景，将军有时谈起他的爱尔兰祖先。在这新的孤独生活里，将军竟奇妙地感到十分自如。驼背的将军不时拄着拐杖，身着黑大衣，偕夫人到海边散步。虽然他们的行动十分保密，但是不久，这位法国巨人和不爱出头露面的夫人散步时的照片就在许多国家见报了。

    将军夫妇在“苍鹭湾饭店”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其间，将军还抓紧时间写《希望回忆录》，不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关于1958年5月他再度出山、重新执政的第一章的初稿；而夫人则利用闲暇时间编织毛衣。但是，他们在这里休息了还不满两个星期，便按爱尔兰当局的安排，于5月23日晨8时启程，搬至北方科奈马拉郡的卡舍湾一家更舒适、环境更迷人的饭店。6月3日，将军夫妇又返回克里郡一处属于凯末尔地产公司的别墅。克里郡人对将军夫妇迁回克里郡感到自豪。不过，这里虽然美丽、安静，但却寒冷、潮湿。

    1969年6月14日，法国总统竞选结果揭晓，蓬皮杜当选总统。将军得知，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有很多人弃权，蓬皮杜所得的选票仅占全部选票的37％，这低于他本人在公决中所得的47％的选票。接着，他给当时在谢瓦莱里的蓬皮杜打电话，冷淡地表示祝贺，说：“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既然国内总统选举已经结束，现在将军该回家了。但是，将军还有意要避开在国内庆祝他发出“6·18”号召29周年的这个纪念日，要使国家在“6·18”英雄缺席的情况下纪念“6·18”29周年。

    1969年6月18日，戴高乐偕夫人在爱尔兰都柏林应邀到法国大使馆参加达尔古大使举行的午宴。达尔古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战争中失去了右腿，是戴高乐反法西斯的老战友。戴高乐给达尔古佩带了荣誉军团指挥官的绶带。当达尔古举杯缅怀“6·18”这个光辉的日子时，戴高乐不无动情地说：“你在这一天感到光荣，因为你是达尔古，而且你是在向戴高乐致词。我也感到光荣，因为，我是戴高乐，而你是达尔古。”当达尔古要求戴高乐在一本《战争回忆录》上签字留念时，戴高乐为其写下了几句尼采的格言：“一切都毫无价值。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什么事都遇到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还有圣·奥古斯特的一句话：“从这本书里你们将了解我，那就为我祈祷吧！”

    1969年6月19日，戴高乐按计划回到科隆贝。他在科隆贝离群索居，完全回到了过去。因为他全力投入了撰写《希望回忆录》的工作，重温1958年以来自己的历史。他计划这部回忆录要写3卷：《复兴》、《努力》、《目标》。结果只写完了第1卷《复兴》和第2卷《努力》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部《希望回忆录》的风格和特点类似《战争回忆录》。书中仍反映出将军思维清晰，富有文学天才。但在这部未竟之作中，缺乏像《战争回忆录》里那样浪漫主义的紧张情节。只有写对外政策的那两章还流露出对法国的伟大仍怀有信心。在内政方面，他自然力证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

    《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于1970年10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其主要内容是叙述戴高乐在1958～1962年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活动，包括戴高乐是如何重新上台和当选总统，怎么解决法国的内政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怎样克服压在心头的痛苦，实行法国海外属地的“非殖民化”，并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法国为什么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戴高乐同苏、美、英等国首脑会谈的情况，反映了他对世界形势和苏美两霸的基本看法。

    《希望回忆录》第二卷《努力》（头两章），于1971年3月由巴黎普隆出版社出版法文本，1973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一章主要写戴高乐如何通过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以此来削弱议会和政党的作用，扩大总统的权力，以及围绕着这个问题戴高乐政府同各政党的矛盾和斗争。第二章是写戴高乐政府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罢工、财政、就业、行政制度和国民教育制度等问题。

    这期间，很少有客人来打搅将军。1969年12月11日安德烈·马尔罗来访。他发现，戴高乐虽不执政得到了休息，但他的情绪忧郁，令人伤感。马尔罗看着他，想道：“他多么深刻地体现了法国的过去！……”两位从1944年起关系一直亲密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畅谈了4个小时。他们都记得过去互相常说的一些含混话和玩笑。在这次动情的谈话中，将军有这样一段话：“当我走时，可能说这是年龄的影响。但是要记住，我同法兰西有契约。事情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国家同我在一起……法国人再没有民族志向了。他们不要为法兰西再做什么了……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完全不是我的愿望。这不是别的……愿有一个伟大的终结。”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机场检阅部队（1961年4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位离职而被人遗忘的人的痛苦。这表明戴高乐对现实的不满和无能为力！他同马尔罗大谈过去，谈到思想、生活和死。

    还是为了躲避在国内纪念“6·18”号召这个纪念日，在“6·18”号召30周年来临的前几天，1970年6月3日，戴高乐夫妇动身去西班牙旅游。其间，他们受到佛朗哥的热情接待，在西班牙13个地方度过了平静的25天，在胡阿那尔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客店”过了“6·18”这个纪念日。

    1970年6月29日，将军返回科隆贝家中，继续按计划工作：撰写《希望回忆录》，准备出版《戴高乐言论集》，还计划1971年出访中国。

    11月2日，将军夫妇由长女伊丽莎白和女婿陪同，去幼女安娜的墓前默哀。这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这就是我将来安葬的地方。”谁也不敢想像，此后不几天他的这句话竞变成了无情的现实。也许他对自己的这一天早有预感了。

    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很早起身。一小时后，他穿上黑色西装，戴着灰领带，走下木板楼梯，进入自己的工作室。透过塔楼的窗子，他看到外面下着蒙蒙细雨。今天，他决定整理自己的来往书信。吃早饭时，他几乎什么话也没说，戴高乐夫人也像往常一样，默默无语。屋里寒冷、潮湿。早饭后，将军回到工作室。下午2时半，租戴高乐地的那个佃户农民勒内·皮奥来访。戴高乐请他在桌子左边的转椅上坐下，然后招待他吸雪茄烟。皮奥请将军考虑，他们是否需要续签租赁合同。将军不想再把地租出去了，但他让皮奥继续耕作，并准备收获。他什么钱也不要，只要求必须注意保持土地整洁。皮奥回答说：“是，我的将军。我非常感谢您。您给了我这个礼物。”戴高乐还提出一些其他要求。然后，像平常送走部长、议员、将军等客人一样，戴高乐把皮奥送至门口。抬头看看灰色的天空，戴高乐说：“今年的秋天好像一下子就来了。”接着他补充说：“很快又到冬天了。”

    戴高乐送走客人，回到工作室坐下写《回忆录》。他着手写1963年令人惊慌的事件。然后，他到花园散步。林间小道上布满了落叶。下午5时，他到图书室喝茶。他向巴黎打电话，要求给打印一封信并送些材料来。谈话很快结束，因为他不爱多打电话。电话机设在前室楼梯下面。工作室里没有电话。后来，戴高乐重又回到工作室工作至6时半。然后，他关上灯，走向与餐厅并排的图书室。这时，女佣夏尔洛已在餐厅摆桌准备晚餐。在图书室有一台电视机放在一角。将军是位热心的电视观众，此刻他等着7时开播的当地新闻。为了消磨时间，他坐到牌桌旁的转椅上玩牌。夫人在旁边打毛线。忽然，纸牌从他的手上落下，他微微抬起身子，慌忙用手捶胸，发出嘶哑的叫声：“呀，好痛！在后背……”疼痛闪电般地如同利剑把他击中，他失去了知觉，侧身倒下，双膝发软，一只手无力地抓住转椅，眼镜掉在地板上。戴高乐夫人呼救，对女佣喊：“医生！”女佣跑去打电话。这时是晚7时零3分。

    将军对妻子说，如果他不行了该怎么办。妻子记得女儿安娜死时他又是怎么办的。“拿床垫来！”——她喊。女佣夏尔洛马上把将军一个孙子的床垫和枕头拿来。她们吃力地把将军抬到床垫上……

    19时零8分。将军的司机马鲁给将军解下领带，解开衣领。戴高乐夫人喊司机去请神父，司机向汽车奔去。19时22分。青年医生居·拉舍尼同天主教牧师若热同时来到。神父在一旁等候，医生扑向病人。症状明显——主动脉衰竭，在这种情况下不超过30分钟就会死亡。医生仍给打吗啡针，但将军已无任何感觉。于是，神父轻轻地走过来，在将军身体另一边跪下，从长袍里取出圣礼书和圣水瓶。他以颤抖的声调唱出最后的圣餐礼辞：“我的儿子夏尔，这里为您举行神圣的敷油仪式，主宽恕您过去的一切罪。阿门。”

    戴高乐与世长辞了！

    戴高乐去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全国。蓬皮杜得知这一噩耗后于11月10日下午，怀着复杂的心情，做了如下广播演说：

    法国的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了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法国的今天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强大的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谢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的教诲。

    愿戴高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此同时，蓬皮杜还按戴高乐生前要求，公布了他在1952年写下的一份遗嘱：

    戴高乐的遗嘱（1952年1月16日）

    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为我举行葬礼。

    如果我在他地去世，应将我的遗体运回我家，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

    我的墓地就是已经安葬了我女儿安娜的那块墓地，我妻子将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

    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什么都不要。

    仪式将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必使之极简单。

    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

    只有法国军队可以军队的身分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应该很少。不要音乐，不要乐队，不要吹吹打打。

    在教堂里和别的地方，都不要发表讲话。

    在议会里，不念悼词。

    举行仪式时，

    除了给我的家属，

    给我的那些曾经荣获解放勋章的战友，

    给科隆贝镇议会留出席位外，不留其他任何席位。

    法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男女，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我的遗体护送到我的墓地，以此作为对我的纪念。

    但是，我希望在安静的气氛中把我的遗体送到我的墓地。

    我事先声明，拒绝接受法国或外国的勋章、晋升、称号、表彰和声明。

    无论授予我什么，都是违背我的遗愿的。

    夏尔·戴高乐

    1970年11月12日，根据将军的意愿，戴高乐被埋葬于科隆贝的墓地。参加葬礼的只有密友和亲属。他的灵柩上面盖有一面国旗，由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拉布瓦塞里”运往教堂。然后，由科隆贝镇长派出的10个年龄在18～20岁的青年抬着。仪仗队是圣西尔军校的学员。

    这天下午，全国各地有4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赶来为将军送行。同日中午，巴黎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将军主持盛大的安灵弥撒。一时间，法国4万多个教堂钟声齐鸣。圣母院外，有50多万巴黎市民，在凄风苦雨中，从爱丽舍田园大街，经爱丽舍宫，来到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伫立在26年前举行巴黎解放盛典的这个地方。与此同时，在巴黎圣母院内，除有法国总统蓬皮杜、政府成员、议会领袖参加吊唁仪式外，还有世界各地的63位国王、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前来吊唁。这一天，不仅法国全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从华盛顿到伦敦、从莫斯科到北京、从非洲之角到加勒比海湾，都可见到降半旗的三色法兰西旗帜在寒风中为戴高乐这颗巨星殒落而痛惜。在纽约，还专为纪念戴高乐举行了联合国大会。总之，这一天，到处都对将军表达了应有的怀念。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戴高乐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可同拿破仑相提并论，而他的作用则比克莱蒙梭大得多。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历史巨人。他的去世犹如一颗巨星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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